回憶周總理對建立和平共處國際關系的卓越貢獻

在紀念周恩來總理誕辰之際，我們情不自禁地回顧起他一生對中國人民的事業所樹立的豐功偉績！同時也想到這位杰出的無產階級外交家在國際舞台上叱咤風雲的歲月，想起他為締造和平共處的國際關系所作的卓越貢獻。正如有的國際人士所指出的那樣，周恩來在外交上的戰略思想，歸根結底是著眼於全世界人民利益的，他大力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矢志不移地為實現這一理想的國際關系准則付出自己的心血、智慧和才華，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因此，周恩來不僅是中國的偉人，也是屬於世界的一代英豪。

我們作為新中國的外交工作者，有幸在周總理的領導下做過一些具體工作，受過他耳提面命的教育，親身感受到他無與倫比的外交才能，體會到他的外交思想的英明正確。這裡，我們僅就周總理為建立和平共處的國際關系所作的巨大貢獻，作些歷史的回顧，以紀念這位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代偉人，並激勵自己進取新知。

從時代特點出發，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系准則的倡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形勢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相對峙的局面。在這兩大陣營之間有一個廣大的中間地帶，主要是亞非拉地區的國家。這些長期被壓迫的民族，有的雖然經過艱苦斗爭取得了獨立，但在政治上、經濟上仍未完全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甚至在有些國家的領土上還有帝國主義的軍事基地﹔還有些民族正在爭取獨立的斗爭中，對帝國主義的種種壓制和盤剝，進行著劇烈的反抗。

帝國主義對於廣大中間地帶已經取得獨立的國家仍千方百計地採取干涉、顛覆、滲透等等陰謀手段，妄圖在那裡恢復其失去的統治，或建立其新殖民主義的控制。它們還狡猾地在奉行不同制度的國家間制造矛盾，經常以反共為口號進行煽惑。甚至對制度和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也利用彼此間所存在的糾葛進行挑撥，以達其各個擊破的目的。

當時在整個國際形勢中，一個令人矚目的變化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終於站起來了！一個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國屹立於東方，大大加強了世界的進步力量，同時對廣大中間地帶爭取獨立的民族運動，必然產生巨大的鼓舞作用。這使帝國主義無比恐懼。於是美帝國主義一方面利用侵朝戰爭，妄圖以朝鮮為跳板，把戰火引向我國，直接顛覆新中國，另一方面帶頭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糾集所謂防共條約組織，層層包圍中國，妄圖從政治經濟上扼殺新中國。同時又利用各種輿論工具和渠道，對新中國猖狂地進行惡毒的攻擊和誹謗。用欺騙宣傳蒙蔽廣大中間地帶不明真相的各國人民。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也乘機興風作浪。但廣大的正義輿論對新中國光明磊落的主張和行為深表同情和支持，對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進行揭露和抨擊。

面對當時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偉大的馬列主義者和杰出的無產階級外交家周恩來總理，審時度勢，深謀遠慮，根據列寧關於兩種制度並存的論斷，與上述現實國際形勢的特點相結合，醞釀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它的主要內容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有的放矢地歸納為五項原則，旨在推動國際形勢向著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周恩來把和平共處的要求具體化為五項原則，是對馬列主義創造性的發展。

1953年12月31日，周總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團的談話中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本內容﹔后來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下旬，周總理應邀訪問了印度、緬甸，在中印和中緬會談聯合聲明中，中印、中緬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如旭日東升，光芒四射！博得了國際輿論的贊頌，成為指導國與國關系的重要准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反映了廣大中間地帶徹底擺脫殖民主義枷鎖的要求，也表達了世界各國人民愛好和平的良好願望，所以它大得人心勢所必然。我駐外使館曾收到不少的信件，對周總理表示衷心的欽佩和尊敬，感情十分動人！隻有那些妄想繼續騎在別國脖子上的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才攻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共產黨的陰謀”，力圖加以破壞。

自中印、中緬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后，新中國的國際威望有了明顯的提高，許多國家相繼同我國建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影響在不斷擴大。

在萬隆會議上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促進亞非國家團結

我國雖然不是萬隆會議的發起者，但同發起者--科倫坡會議五國（印度、印尼、緬甸、錫蘭、巴基斯坦）都具有友好關系，對其發起萬隆會議的構想和籌備，我國積極支持和贊助，特別同東道國印尼就會議主題應體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周總理同蘇加諾總統，和阿裡·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總理，通過外交途徑較為充分地交換了意見。

萬隆會議是歷史上第一次隻有亞非國家首腦參加的盛會，它將西方國家首腦排除在外，性質非同尋常。這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其走卒的恐慌，他們妄圖搗亂和破壞。台灣特務制造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曾引起一陣混亂，使人們心頭浮現一片烏雲。在這關鍵時刻，為了發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促進亞非各國的團結，敬愛的周總理，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按原定日程准時趕到萬隆出席會議。

周總理決定后，外交部在午夜12時用特急電指示我駐緬甸大使姚仲明，與緬方商談，周總理翌日經仰光赴雅加達，並在仰光稍事停留，請緬方協助。仲明連夜約見吳努總理。講明來意后，吳努總理出於關心周總理的安全考慮，善意勸阻。仲明說明，周總理考慮到萬隆會議關系重大，一定要按時趕到，參加會議。吳努總理遂愉快地說：“周總理胸懷的高尚，實在感人！我們要趕快准備歡迎周總理取道仰光去印尼。”事后得知，緬甸政府為了保証周總理的安全，當總理的飛機飛入緬甸領空后，緬甸空軍盡最大努力完成了護航的任務。

周總理到達仰光后，同緬甸總理吳努、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阿富汗副總理兼外長納伊姆、越南總理范文同，舉行了一次六國領導人參加的小型會談。會上，周總理針對當時國際的議論中所出現的某些泄氣情緒，著重闡明了召開亞非會議的有利因素。他指出，帝國主義對會議搞這種示威性的破壞，並不表明它們強大，恰恰說明它們的虛弱﹔過去亞非國家絕大多數都遭受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大家有共同的遭遇和經歷，而今又都面臨著建設自己國家的任務，隻要我們充分發揮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巨大的推動和指導作用，我們就一定能擊敗帝國主義的挑撥，並粉碎他們的陰謀破壞，增強亞非國家的團結，使大會圓滿成功。與會者大都表示同意周總理的見解，認定隻要我們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就會得到世界一切愛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其影響將是深遠的，應決心為促進亞非會議的勝利召開而准備付出代價。事實証明，這次小會是周總理在亞非會議序幕中採取的一個富有建設性的步驟。

周總理乘飛機離開仰光，飛抵雅加達上空時遇雷雨，飛機無法降落。周總理採納了飛機駕駛組的建議轉到鄰近的新加坡著陸加油，等候天氣的好轉。當時我國與新加坡尚無外交關系。出乎意料之外，英國駐新加坡高級專員麥克唐納閣下到機場歡迎周總理並設午宴招待。周總理即席扼要地敘述了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重要性。麥克唐納從此成為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好友。

萬隆會議開始前，周總理多次向我國代表團和使館的同志們指出：這次會議在歷史上，應是亞非反殖民主義力量團結起來，努力實現和平共處局面的新起點，一定不能辜負這一神聖使命，要做好調查研究，力爭把會開好。會議之初，周總理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情況，以利於穩妥地掌握政策，做好工作。會上，認真聽各國代表的發言，注意其主導意見和含蓄的弦音。會后，主動進行拜訪活動，謙虛、坦率地同對方接觸、交談，探明對方所關心的問題並交換意見。

經過這樣認真仔細的調查研究，周總理洞察到亞非各國態度的復雜性，其根源主要是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針對這一情況，他向我們指出：有關情勢表明，必須開展廣泛而深入的接觸，在交流意見中有針對性地去解開一些認識上的結子，消除隔膜十分必要。當某些國家的代表，或因受帝國主義歪曲直傳的影響，或因對新中國抱有偏見，或因不明真相而在會議發言中對我國做了一些公開的和影射的低毀性指責時，他以無產階級外交家博大胸懷，高瞻遠矚地做了一個扣人心弦的精彩發言。他首先聲明：“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接著他光明磊落地闡明，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他指出，應該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他還說，中國政府本來可以在會上提出台灣問題和聯合國對中國合法席位的不公正待遇問題，但是為了不挑起爭論，我們不打算這樣做。他還就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問題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談了看法，強調都不應該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他以心平氣和的態度，通情達理地講出了鐵一般的事實，回答了那些無理攻擊。通篇發言閃耀著真理的光輝，洋溢著誠摯的感情，顯示著正義的力量。話音一落，全場立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歡呼聲，許多代表離開座位和總理握手、擁抱，甚至有些在會議上攻擊過我國的代表也前來握手，有的還深表懊悔和歉意。

在會議進程中，有人表示擔心中國會利用華僑和鄰邦相同的少數民族進行顛覆活動。周總理針對這類疑慮，立即同有關國家代表深入地交換意見。一面指出華僑雙重國籍這類現象的存在，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它不應影響雙方的和平共處關系，某些不利於雙方團結的說法和揣測，是根本不符合事實的﹔另一方面表明，中國政府隨時准備和有關國家政府談判解決這類問題。就在亞非會議期間，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毫不遲延地同印尼簽訂了“關於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這一行動使有關國家大大地消除了疑慮。有人說，這証明中國言行一致，解決問題的決心是可信的。這對帝國主義的挑撥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會議后期，有的代表提出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問題，其矛頭直指某社會主義國家，又一次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的記者歸納為：參加西方條約組織的國家為一方，主張保持中立主義的國家為另一方。當這場辯論的發展，幾乎已成僵局的時候，周總理再次挺身而出，就整個會議所面對的問題，發表引導會議走向勝利的講話。他說：我相信每個參加會議的人都是要求和平的，雖然信仰的意識形態和承擔的國際義務不同，但是共同的目標應當是尋求世界和平和進行合作的某種共同基礎。周總理針對有人不喜歡用“和平共處”的字眼，他提出就用聯合國憲章中的“和平相處”一詞吧！他說：我們並不堅持一定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措詞，我們同意對五項原則有所增減。他接著提出了七點和平宣言，供大家參考。這一講話使會議發生了轉折。有的記者說，周恩來先生的發言“再次給會議帶來高潮”。此后大家都為周恩來的和解精神和以理服人的態度所折服，於是共同致力於推敲公報的條款和文字，力求能表達出共同的願望，和能為各方所接受的觀點。最后制定出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部內容的十項原則宣言。它標志著萬隆會議為亞非團結反帝反殖、爭取和維護各國的獨立，開辟了光明的前景，取得了極不尋常的勝利。

周總理在萬隆會議期間為實現和平共處的國際關系所付出的心血，贏得了國際公正輿論和進步人士的盛贊。有位國家的總理當眾講要祝賀萬隆會議的成功，首先應向周恩來鞠躬。一位著名的美國記者說：周恩來的外交才能“登峰造極”，“幾乎達到爐火純青，無懈可擊的地步！”他在萬隆會議上，並沒有爭取任何人信仰共產主義，也沒有在會上動員任何人支持共產黨的宣傳，也沒有鼓勵別人做激烈反美和反西方帶頭建立條約組織的發言，但他卻使許多代表信服他是一個心懷善意，通情達理而真摯誠懇的人，相信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國際關系准則，是公平合理的，也是大有前途的。

通過開展重大國際活動，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向廣度和深度發展

60年代初期，亞非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涌，不少國家掙脫了殖民主義枷鎖，取得了獨立自主的權利。當時最受歡迎的口號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相繼取得獨立的國家，都熱心於追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國際關系。這種趨勢和意志，體現了國際形勢中的光明面。但是帝國主義並沒有放棄施展各種陰謀手段進行破壞。為鞏固和發展和平共處的國際關系，周總理及時而有針對性地採取了高屋建瓴的措施。即通過我國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活動，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深化到解決一些有關的實際問題，並使之擴大到更廣闊的地區和領域中去，以導致形勢向著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方向發展。

第一，著手解決我國與鄰國的邊界問題

根據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有步驟的、公平合理的同鄰國協商解決邊界問題，是符合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緬甸是我們的友好鄰邦。然而歷史遺留下來的中緬邊界問題，卻極為復雜。兩國之間既有已定界，又有未定界﹔既有多年形成的習慣線，又有帝國主義為實現其擴張政策，片面散布的謊言﹔且有同一民族居民的騎線寨和犬牙交錯的過耕地。周總理同當時緬甸總理奈溫閣下商定，由雙方組成解決邊界問題的委員會，對中緬邊界先進行全線勘察，然后根據實際情況協商談判劃界方案。周總理響亮地提出“互讓互諒”精神作為指南，照顧雙方的具體困難和實際需要，從全線來考慮進行必要的調整，做到各有得失的平衡。這一指導思想體現了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原則，是解決諸多難題的鑰匙，它使中緬邊界順利而迅速地得到了解決。

當時姚仲明擔任解決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中方的首席代表，親身參加了全過程，深深體會到周總理在解決中緬邊界問題時的深思熟慮，周到細致。他不僅對每一個重大環節都曾及時給予啟發、指示，甚至對每一個足以產生后果的具體細節，都有明確叮囑。例如對界樁的樹立和邊界線走向的敘述，為不致事后產生不同理解，必須用科學而准確的語言表達。周總理經常要我方勘界人員向他當面匯報情況，並給予詳細指示。用電報、電話指示，則更為頻繁。到后期，周總理提出為有利於貫徹和平共處精神，必須重視兩大問題，即：首先，條約內容要力求體現出兩國政府以合作的精神結束了帝國主義遺留的邊界麻煩。本著尊重領土主權完整、平等互利原則，公平合理地劃定了新邊界﹔其次，在雙方政府簽訂條約前后，盡可能的組織邊民進行聯歡，互贈紀念品，開展邊民和睦相處的教育活動。這兩項都得到了較圓滿的實現。中緬邊界問題如此解決，雙方上上下下都甚感高興，這對帝國主義利用邊界問題挑撥關系，無疑是個釜底抽薪的反擊。

繼中緬邊界解決之后，在周總理的領導下，我國又先后同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鮮逐一地通過協商談判解決了邊界問題，大大地發揚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進一步提高了我國在世界的威望。

第二，同友好國家進一步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

周總理一向重視對華僑的政策，既強調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又鼓勵華僑同居留國人民和睦相處，尊重對方的法律和習慣。他每次到東南亞國家訪問，總是擠出時間接見華僑各界代表性人物，一再囑咐，切不可有大國沙文主義情緒，要珍惜華僑同居留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斗爭中，共過患難的光榮歷史，要發揚與居留國人民在經濟和文化建設中，並肩努力，共歷甘苦的優良傳統，這對發展兩國的和平共處的友好關系，都是重要的積極因素。周總理的這些論斷，曾使有關國家領導人感動而敬佩。

本來萬隆會議期間，周總理與印尼政府曾達成了妥善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協議，並已公布於世。但是，帝國主義為了陰謀破壞和平共處關系的發展，煽動不明真相的人，跟隨少數別有用心的家伙，掀起了一股排華的惡浪，造成了親者痛仇者快的某些事件。華僑居留國的人民對此多表憎惡，又多苦於處境的困難，不便出面仗義執言。周總理為疏導形勢向好的方向發展，力主一面揭露陰謀的制造者，抗議這種卑鄙行徑，一面同駐在國政府談判，以早在萬隆會議時我方同印尼所達成的協定為基礎，經雙方進一步商定，期望盡快地簽訂有關解決華僑雙重國籍條約的實施步驟，以利和睦共處。一，根據自願選擇國籍的原則，凡願選擇駐在國國籍者，應享受駐在國公民應有的權利和應有的法律保護，即不再具有華僑身份﹔二，凡願保持中國國籍者，應恪守駐在國的法令和習慣，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享受中國政府對華僑正當權益的保護﹔三，凡不願繼續留居駐在國者，可遷回中國，如有困難，中國可派船接運。

這些措施先在印尼實施起來，接著在緬甸等國，根據實際情況，也採取了相應的步驟。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原來的緊張氣氛逐漸乎息，粉碎了搗亂分子所制造的障礙，使我們與這些國家的和平共處關系更加發展了。

第三，加強文化、經濟交流，推動和平共處關系的發展

周總理曾強調指出：文化、經濟交流是外交的兩翼。他曾以建國后的初步經驗說明文化交流對消除隔膜、增進彼此了解是最好的途徑之一。因為藝術團、體育團等出訪，易被對方接受，且為廣大群眾所歡迎﹔對尚未同我建交的國家，它可以起開路先鋒的作用，對已同我建交的國家，它可以起充實友好內容的作用。由於周總理的大力倡導和具體指示，我文化使節對亞非國家的友好訪問，逐漸頻繁起來，還根據對方的願望陸續地派出了一些醫療隊。當時派到非洲的醫療隊就有105個之多。另外還派出了一些雜技和乒乓球教練，接收了亞非國家派來的一些留學生等。也有不少國家的文化使者來中國訪問。這一系列的友好往來確實增進了相互的了解，促進了彼此之間和平共處關系的發展。

周總理於萬隆會議之前，曾在仰光的一次宴會上闡述過他對經濟交流的看法，大意是：一個國家若沒有經濟上的獨立，很難保証其在政治上已取得的獨立。這就要求長期受過壓迫，業已翻了身的民族同友好國家之間，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進行經濟交流，建立互相支援，發展同舟共濟的關系。這一論述博得了高度的評價。

50年代初期，帝國主義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拋售剩余橡膠，使錫蘭的橡膠賣不出去。若按壓價出售，又將造成其橡膠園的破產，大量橡膠工人面臨失業之憂，而賣不出橡膠就沒有外匯來購買大米，無法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當時錫蘭同我國尚未建交。錫蘭駐緬甸公使方錫加，向我國大使進行試探，希望中國能購買錫蘭的橡膠，並向錫蘭提供急需的大米。公使還申明：錫蘭政府將不管別人對中國禁運的規定如何嚴厲，而重視錫蘭人民的意志和求生存的呼聲。我駐緬使館馬上向國內發電報請示。周總理很快回電，同意錫蘭政府速派人直接來北京談判。談判的結果是：我國以稍高於國際市場的價格進口錫蘭橡膠，又以稍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向對方提供大米。這樣既挽救了錫蘭的橡膠業，解決了錫蘭人民的生活急需，又打破了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封鎖禁運。不久錫蘭就與我國建交了，並一直保持著深厚友誼。當年在緊急關頭的互相幫助，在兩國人民中一直傳為佳話。周總理曾說，中錫間這一互助的成功，表明了形勢的發展，也說明實行和平共處、聯合反帝反殖是非常必要的。

又例如，緬甸是個產棉國，可是美國為緬援建的紡織廠，卻不能使用緬甸的棉花。每年需用大量外匯進口美棉，大大增加了財政的困難。另外每當機器發生大小故障，必須停工等待美國派技術人員來修理。這對緬甸發展民族經濟是極大的束縛。為了從這種狀況擺脫出來，他們希望我國為緬甸再建立一個紡織廠，且同美國援建廠擺在同一場地，形成對台戲，以供對照、比較。周總理很重視此事，指示有關部門先用兩噸緬棉在我國紡織廠試紡，並根據緬棉的特點為他們專門設計紡織機件。經我國試紡証明緬棉可以紡出二十幾支的紗。緬方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認為有了出路，有了希望。一旦工廠建成，既可提高緬棉的用途和價值，又可節省大量外匯。緬甸政府對周總理如此周到的關懷甚為感激。我們在建設這個紡織廠的同時，又為他們培訓了一批技術人員，不但能熟練地操縱機器，還能自己進行維修。對此，緬甸的工人和政府的有關官員一致認為這是對他們的無私援助。

1963年12月，周總理訪問非洲十國時，又提出了我國對外提供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這些原則，不僅為非洲國家所歡迎，而且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受到熱烈歡迎。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們還克服了重重困難，承擔了援建坦贊鐵路的任務，並為他們培訓了鐵路運輸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援助非洲國家修建了18個體育場、12個體育館，受到非洲各國人民的稱贊。這些真誠合作，互相支援，充分體現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大大鞏固和發展了我國與非洲各國的友誼。

第四，擴大國際交往，拓展和平共處的陣地

周總理為了使萬隆會議精神更加發揚光大，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向更加廣闊的國際領域，曾經設想促成亞非拉會議。為此，他分別與亞非拉一些國家領導人交換過意見，得到積極的反應。為推進這一趨勢，周總理有步驟地進行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

60年代初期，一些國家提出舉行第二次亞非會議的要求，一些國家要在印度召開不結盟國家會議。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力主先開第二次亞非會議，有聲有色地支持亞非的民族運動，並研究解決亞非國家在建設中所遇到的實際困難，並征詢周總理的意見。周總理從發展和平共處的國際關系，促進各國人民廣泛團結的大局出發，精辟地分析了兩個會議的關系。他指出，兩個會議基本上有相同的積極目的，但有地區性與非地區性的分別。二者可以互相配合，互相促進，互相彌補，相輔相成，有利而無弊。如採取不協作的措施，就容易被帝國主義利用，乘機進行挑撥離間。他認為應積極參加不結盟會議，闡明自己的進步主張和高尚理想，必然為多數與會者所擁護。同時他又提出：二次亞非會議尚未籌備妥當，為照顧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可請蘇加諾總統考慮，能否在舉行不結盟會議之前，先在印尼舉行慶祝萬隆會議十周年的活動，邀請亞非國家首腦參加，也可酌情邀請拉美人士參加。屆時請蘇加諾總統針對形勢中的問題，發表有說服力的演說，可能會收到多方面的良好效果。后來蘇加諾總統頗為贊同周總理的這一構想，並贊譽周總理是“世人共知的大戰略家，真是名實相符”。表示屆時一定請周總理親自來參加慶祝萬隆會議十周年。

第二次亞非會議，如果仍在萬隆舉行，那裡早有成套的會議設施，自然籌備容易，所以有人主張在萬隆開。周總理則考慮到非洲形勢的發展勢頭，認為如能選擇一個非洲國家做東道主，必將產生更積極的影響，對亞非團結也很有意義。他向蘇加諾總統提出這個建議並得到誠懇的贊同。經亞非國家商定，由阿爾及利亞主辦，首次籌備會議在印尼舉行。這一切商定后，又發生了蘇聯能否參加會議的爭論。周總理對這一爭論早有所料，曾囑咐出席籌備會的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要以擺事實、講道理的高姿態，闡明我國政府的嚴正立場，支持與會者公正合理的反對主張，防止出現無理糾纏而影響會議的順利進行。陳毅同志在會上心平氣和地說：在第一次亞非會議時，我國同蘇聯的關系很密切，我們贊同不邀請其參加的主張，因為它是歐洲國家。而今我國同蘇聯關系變壞了，我們依然不贊成讓它參加亞非會議，不能因兩國關系的好壞而改變我們的態度，因為我們決不能拿原則做交易。如果說蘇聯領土有亞洲部分，那麼我們也可以考慮讓其位於亞洲的加盟共和國來參加亞非會議。這番話說得坦率、磊落，以理服人，顯示了這位無產階級外交家的氣概和風度。得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贊賞，從而結束了爭論。

1965年，正當第二次亞非會議召開的前夕，各國代表已開始赴會，阿爾及利亞突然發生了政變，本貝拉下台，阿局勢一時尚未恢復平靜。第二次亞非會議能否如期舉行，揣測紛紜。我方已到阿爾及爾的代表團部分人員，有的對有關形勢的估計較樂觀，主張“既來之則開之”，力爭能夠將會開成。當時，周總理及其隨行人員正在開羅停留，隨時同納賽爾總統、蘇加諾總統交換意見。聽到東道國發生政變的消息后，密切注視有關事態的發展，獲悉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多按兵未動，遲遲不去阿爾及爾，東道國新當局忙於內政的安頓。有些亞非國家代表團對是否去阿爾及爾，尚在猶疑中。周總理根據種種情勢，認為與其開一個殘缺不全的會，不如暫且不開以待時機。他當機立斷地作出建議停止舉行的決策，並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總理向我國代表團的同志們闡明：開會的目的是要增進亞非的大團結，加強反帝反殖斗爭，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促進國際關系的發展，開拓新局面。顯然目前出現的事態，不宜於馬上召開這樣的會議，如急於求成，反而會造成不利於形勢發展的因素。為了防止有人借暫不開會吹冷風、搞離間，周總理同蘇加諾總統、納賽爾總統和阿尤布·汗總統商定，聯名發表一聲明，指出，第二次亞非會議暫不舉行，對亞非團結並不是一個挫折。事后的事實証明，亞非人民的事業仍本著萬隆會議精神在繼續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

總之，大量的事實表明，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文革”前）這段時間，周總理在國際舞台上，充分顯示了無與倫比的外交才能。他在處理一系列重大國際事務過程中，通過卓越的外交活動，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國際關系的作用，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發展了，已經開始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共同遵循的准則。表明他為建立和平共處的國際關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已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這些成果不僅對當年國際形勢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對后來的國際形勢變化也有深遠的影響。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堅持和捍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從60年代到70年代周總理去世前的這段時期裡，雖然由於“文革”造成的十年動亂，曾使我國正常的外交活動受到了嚴重影響，但總的對外關系依然出現了較大的發展，我國的國際地位越來越高，同我建交國家越來越多，一系列國家同我國簽訂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思想的友好合作條約，我們的朋友滿天下。

隨著形勢的發展，諸多的新情況表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被世界公認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准則，對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系同樣是適用的。但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執行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首先，必須擊敗美帝國主義的搗亂和破壞。美帝國主義盡管在朝鮮和越南先后遭到了慘敗，但它仍以世界的霸主自居，仍不放棄侵略和干涉別國的野心。它不僅阻撓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公然侵佔我國領土台灣，而且猖狂反對我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主張。它到處散布謠言，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共產黨的陰謀圈套，同時運用各種控制手段阻止某些國家的響應和友好交往。面對當時的形勢，周總理一方面堅決支持一切受美國欺侮的國家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積極而穩步地開展了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工作，沖破了美帝對有關國際事務的粗野把持﹔另一方面基於對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珍視和為了展開新的外交格局，又適時地開展了所謂“乒乓外交”等活動，又經過多渠道的努力，終於導致了中美“聯合公報”的簽署，為兩國關系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局面。

同時，要與蘇聯的霸權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蘇聯從赫魯曉夫時代起，一方面宣揚美蘇共同主宰世界，說什麼隻要美蘇兩家坐在一起，別的國家休想輕舉妄動。並通過報刊大肆宣傳，胡說什麼美蘇兩國首腦一握手，國際關系就出現了新紀元。這種令人驚異的夢囈，同我國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水火不容的﹔另一方面，他們片面撕毀大批經濟技術合作合同，並迅速撤回在中國的全部專家，給我國的經濟造成巨大損失。后來，他們進一步發展到公然出兵侵入別國領土長期佔領拒不撤兵，並熱衷於與美國大搞軍備競賽，威脅世界和平。這種種行徑表明，他們所謂的“和乎共處”隻能是一種“騎馬者與馬的和平共處”。

最后，還要與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搗亂和破壞進行斗爭。十年動亂期間林彪、康生、“四人幫”及其同伙，為達其篡黨奪權，並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更張的罪惡目的，他們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對建國以來黨的外交路線和方針，大肆攻擊和誣蔑，把周總理親自領導的以貫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主旨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誣蔑為“三降一滅的修正主義外交”，攻擊外交部是“賣國部”，駐外大使多是“崇洋媚外，裡通外國”分子﹔攻擊正確而必要的外事紀律是“管、卡、壓”的專制手段。他們一方面對內集中火力攻陳毅外長，妄圖以此為突破口，進而打倒周總理，篡奪全部外交大權﹔另一方面，對外利用造反派搞“三砸一火燒”，制造外交糾紛圖謀使外交失控，亂中奪權。面對這種混亂局面，周總理力撐危局。他一面在毛澤東同志的支持下緊緊掌握外交大權，竭盡全力排除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干擾和破壞，繼續保持整個外事系統的運轉，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參加國際事務，與各國人民發展和平友好的關系。另一方面，他駁斥了林彪、“四人幫”制造的各種荒謬理論，批判他們煽動的極左思潮，堅持和捍衛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一系列正確的外交方針和政策。

敬愛的周總理，離開我們了，但一提到他，我們仿佛又站在他的面前，心中感到無比親切和溫暖，不禁涌起兩方面的思念：

其一，目前，國際反霸斗爭蓬勃發展，各國人民反對擴軍備戰的潮流勢不可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日益深入人心，已經成為一切反對侵略和壓迫的國家和民族手中的有力武器，成為一切愛好和平、正義的國家和人民共同遵循的國際關系准則。今天的大好局面，正是周總理當年付出那麼多心血和智慧所結下的豐碩成果，我們腳下這條通向未來的道路，它的起點正是周總理當年辛勤開拓的啊！

其二，我們惰不自禁地回憶起同總理一起工作時，所受到的“春風化雨”般的哺育。那是多麼令人難忘的日日夜夜啊！在那熟悉的西華廳和外交部大廳，總理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我們分析形勢，闡釋戰略，講解政策和策略，叮嚀紀律……，每次會后走出總理的辦公室，總好象登上了一座新的高峰，眼前展開了更加廣闊的視野，腳步邁得更加勇敢堅定，渾身充滿了力量﹔每當我們參加一次重要國際活動前，周總理總是詳細詢問各方面准備得如何，周到地幫助我們設想可能發生的新情況，叮囑我們應當注意的細節。而每當我們在工作中出了差錯時，總理耐心地幫助我們分析原因，總結教訓，有時還以自身的經歷啟發我們……每當想起這些，我們總覺得，隻要總理這些優良作風得到充分發揚，那麼，黨內的官僚主義、不正之風，就一定可以克服，黨的戰斗力就一定可以增強，我們的偉大事業就一定能發展得更快。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