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最后一任秘書紀東追憶周總理

中國報道訊 ( 劉新成 報道 文圖 邵妙苗 袁志華 ) 有一個人，他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他為了中華民族的覺醒而奮斗;他看到了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了獨立、民主、強大;他經歷了中國的大變革，並為這種變革付出了畢生精力!他就是周恩來——一個永垂青史的名字。

他是一位偉人——20世紀最受人敬仰的偉人之一，他不僅在爭取民族獨立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也在為人民爭取自由中建立了非凡的功勛。同時他也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好人，他時時處處為人民著想，關心人民的飢寒。正是這些，才更顯得偉大，與不平凡!

“周總理”——人們都這樣親切地叫他。小時候，記憶裡最感人的課文是《十裡長街送總理》，每讀一次，痛哭一回。

我出生時，他已經走了八年。但當我長大時，卻感覺他仍在身邊，因為我旁邊的每一個人，都對他懷著深深的敬意。

紀東，1943年出生於河南商丘，1961年從西安市應征入伍，先后任中央警衛團戰士、班長、區隊長、指導員，並多次立功受獎。1968年擔任周恩來總理秘書直至1976年周總理逝世。1976年轉業到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擔任信息處長;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國務院辦公廳警衛處長。1987年調武警總部司令部任作戰勤務部長、辦公室主任。1994年任武警指揮學院副院長，授少將警銜。2002年退休。擔任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副會長、著有《非常歲月》等，書法愛好者。

一次偶然的機會，在朋友處看到一本名叫《難忘的八年》的回憶錄，作者是周總理的最后一任秘書紀東。由於一直以來對總理的崇敬，我一口氣把這本書讀完。當我讀到總理在醫院對秘書說:“你們來了，問家裡同志們好。我累了。”總理彌留之際的這句話，讓我再次熱淚盈眶，因為通過紀東的敘述，我深深地知道，總理是真的累了。

讀完這本書，我渴望馬上拜訪這位陪伴總理到最后的秘書紀東，這不僅僅是想再聽聽關於總理的真實故事，更期待分享紀東陪伴總理時的喜怒哀樂。感謝老天眷顧，在朋友的引薦下，在一個明朗的午后，我如願以償地見到了紀東將軍，聆聽了總理好多感人的故事，在場所有的人都為之動容。

怎一個“難”字了得

記者:紀將軍您好!您剛才講了那麼多關於周總理的故事，讓我更加崇敬他!您陪伴了敬愛的周總理最后八年，這八年，如果讓您用一個詞來形容，您會選擇哪個詞?

紀東:總理的晚年，用一個成語來概括非常貼切，那就是——忍辱負重。

記者:為什麼您會選擇這個詞語?

紀東:因為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總理晚年，苦撐危局，一個大國總理在精神上付出的代價，在政治上所冒的風險，非親眼所見，你根本想象不到。

“九一三”事件后，總理曾對國務院的幾位領導說:“中央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難啊!難的不僅是林彪。”總理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裡閃著淚光。

記者:總理也會叫“苦”叫“難”嗎?

紀東:總理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毫無保留地奉獻了一切。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槍林彈雨，指揮若定;國共統戰，深入虎穴;建國興邦，經天緯地;河決地裂，赴湯蹈火;國際交往，縱橫捭闔……老人家什麼時候怕過死?什麼時候叫過苦?什麼時候叫過難?然而，在“文革”的特殊時期，他說出了這個“難”字，其實，又何止一個“難”字了得!

我們這些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對總理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體和精神上的“苦”和“難”是深有體會的。這種“苦”和“難”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一是累，二是氣，三是憂，四是憤。

記者:周總理的“累”，我們是能夠想象的。一個大國的大事小事，都得他操心!他是那樣的操勞!小時候，課本上有一個形容總理的詞我印象特別深刻，叫“日理萬機”。

紀東:這個詞一點兒都不夸張。他的“累”，是因為中央日常具體工作毛主席平時很少管，林彪則根本不過問，而大量的事情由總理一人承擔。包括每周都要召開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也由總理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寫出報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確指示，中央的日常工作由總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總理主持，軍委的工作由葉帥主持，重大問題向總理報告。但實際上，總理的工作一點兒也沒有減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於身體長期超負荷透支運轉，總理的病情不斷加重，又不能及時治療，不斷便血，身體日漸虛弱，有時深夜開會回來，兩條腿邁得是那樣地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8天的中午12時，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聲音對我們真正說出了“我累了”這句話。他的累不僅是身體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種來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甚至難以想象的……

記者:對不起，是我的問題又讓您落淚了。您一直在總理身邊，您的感受才會如此真切!

紀東:總理的累，那個時候沒人能夠分擔啊!總理愛打乒乓球，你們知道嗎?

記者:總理關注乒乓球運動，那個時候的“乒乓外交”我也是知道的。不過，總理打乒乓球的水平，我就不知道了。

紀東:總理在延安時期就愛打乒乓球，有一定的基礎。文革時期，總理已經年過古稀，工作也更加繁忙，別的活動，諸如參加舞會、欣賞京劇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種難得的一種休息方式。每次在外面勞累一天回來，都會讓我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會兒球。

總理太累了，有次深夜回來，在我開車門扶他下車時，他順勢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我用右臂摟著他的腰部，攙扶著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沒勁兒了，連支撐自己身體的力氣都很勉強。他靠在我的身上，我們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這三十來米的距離，我們走得很慢很慢，我盡量讓老人家身體的重量往我身上傾斜……當然，這也是因為到自己家了，又是我這個西花廳最年輕的小伙子來扶他，不然，他是寧肯強打精神硬撐著，也不會這樣讓人攙著走的。

到了乒乓球室，總理打起精神，玩了幾下，驅趕了疲勞，然后又去辦公室批閱文件。不是眼見親歷，誰能想到那麼神採奕奕，那麼風度翩翩的總理能累成這個樣子，能累到這種程度!直到現在，每當想起這個情節，我仍然無法克制自己的感情……

記者:總理真的是累病的!

紀東:總理還是氣病的!他的“氣”，主要來自林彪、“四人幫”兩個集團的人發難、搗亂、找茬兒、誣陷!

林彪很少參加政治局日常工作會議，葉群大多是會議還沒有結束就離開。等會議結束，已是深夜時分，她就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問這問那，一打就是好長時間，讓總理連去衛生間的時間都沒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幫”更加張狂，不僅加快了奪權的步伐，還對總理百般刁難，有意地與總理斗氣。江青等人，遇到對他們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來是張春橋分管的工作，他說不懂，硬是把文件給總理退了回來。江青想見的外賓，中央不安排她接見，她非見不可;安排她見的，她卻稱病不見。他們從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壓，妄圖把總理置於死地而后快。

記者:實在可恨!有這些人搗亂，怎能不讓總理憂心忡忡!

紀東:總理的“憂”，主要是為國家的前途擔憂，為黨的團結擔憂，為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擔憂，也為保護老干部擔憂。他既要保護沒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們如何“避險”，有時還親自到現場坐鎮保護;又要為已被打倒的同志尋找機會、創造條件，把他們“解放”出來工作。那時，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麼時候能結束心裡也沒底，對國家什麼時候能消停下來也沒法預測，工作不知怎麼干才好。有時候也隻好搖頭、嘆氣而已。

總理的“憤”，表現在對林彪、江青一伙進行的多種形式的斗爭中。他曾批評陳伯達無組織無紀律;他曾指責江青誣陷護士害她，是胡鬧;他曾把批極左的材料憤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機飛越我國過境，至死不回頭后，他狠狠地扣下話機，說林彪是叛徒……

“忍”字頭上一把刀

記者:這麼多的苦、難、累、氣、憂、憤，周總理是如何承受下來的?

紀東:一個字:忍!

記者:可是，“忍”字頭上一把刀啊!

紀東:那也不能不忍!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總理幾乎能夠承受一切!

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來訪，總理與基辛格舉行了會談。這樣的會談，總理都是按照事前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確定的方針和幾經修改的方案進行發言的，沒有越雷池一步。但由於參與會談的有關人員認為:總理在會談中說錯了話，右了。毛主席誤信了這種反映，於是提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總理和葉帥在中美會談中的所謂右傾錯誤。在這次會議上，當受到江青等一伙人猖狂攻擊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無端的激烈批評時，總理向坐在他身邊的一位領導同志要了一支煙。他接過煙，卻不點燃，只是捏在手裡，不停地揉捻，直到把那支煙捻得粉碎!從不吸煙的周總理，要了這一支煙，他內心的郁悶和憤怒一定已經達到了極點。但他強忍著，把所有的郁悶和憤怒都像那支煙一樣，捻得粉碎……

記者:總理的意志力，真的很頑強!

紀東:是的。就是在這種苦和難的情況下，身體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時折磨著他。但總理還是努力地工作著，頑強地支撐著。甚至在受到極不公正的批判的時候，還寫信給有關部門，“建議”和“希望”他們盡快對某個國家發生的事變提出應對方案。作為總理，這本來是他職權范圍內的事，但由於他處在被錯誤批判的情況下，他的權力暫時被剝奪了，可他又不忍心看著這些事不管。當時總理還得把毛主席的報告和王洪文一起聯名簽署上報，就是這樣，他仍然堅守不懈，決不放棄手中人民給予的權力。放棄工作、放棄權力，是“四人幫”巴不得的事情。

記者:“四人幫”那樣折磨總理，不就是想奪總理的權嗎?

紀東:權力斗爭相當激烈!當時的中聯部部長耿飚曾經回憶過這樣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后的一個傍晚，他來到中南海西花廳總理的辦公室，向總理談起中聯部運動的情況，認為有人無中生有，借題發揮，江青在大會上點了他的名，他想辭職不干了。總理聽后說:“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趕你，不管他怎麼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麼整，你自己不要死。”這幾句話讓耿飚豁然開朗。實際上，這也是總理自己心聲的表露。

作為國家的總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黨的副主席，他所處的特殊位置，讓他集黨政軍日常工作於一身。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對上必須服從，對幾種力量必須平衡。在不同的時期，總理有時候隻能在“屈就”中去抗爭。為了不在斗爭中“崩盤”，有時就得忍，在忍中去尋找時機。林彪叛逃后，“四人幫”更加猖狂，公開向總理發難。這中間，還有黨內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們的狡詐和詭秘也很難防范。鑒於黨和人民利益所系，斗爭和大局的需要，總理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時也還不得不痛苦、違心地選擇。這才是總理說不出的“苦”和“難”。

在“文革”中，總理既要注意多種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們進行多種形式的斗爭，還要靈活策略地執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盡力維持國家政務和經濟工作的正常運轉，讓老百姓能夠吃飯穿衣，生產生活，真是費盡了心血，傾盡了智慧，有時真是左右為難。就是這樣，還不知什麼時候，就要受到“四個幫”的攻擊和毛主席因誤信“四人幫”的誣告而對他的批評。

記者:為什麼周總理不和毛主席直接溝通呢?您看電影電視裡面，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這些領導人之間的交流多隨意啊!

紀東:這個問題很好。以前也有人曾問過我，毛主席和周總理還有其他領導人，平時相互往來是不是很經常、很隨意，像串門、走親戚一樣?我到總理身邊工作后，感覺到毛主席與周總理之間的聯系溝通，大體上有這麼幾種方式:一是寫信，書面來往，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過聯絡員傳話，這種情況也不少;三是總理同毛主席處通電話(或寫信)，事先預約;四是利用陪毛主席會見外賓的機會報告請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會議或約見的時候。據了解情況的同志講，以往毛主席召開會議，總理都提前到一會兒，后來就逐漸變為政治局委員到齊后，總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進去了。這樣，領導人之間就不像戰爭年代那樣可以隨時進行交流了。當然，這與進城后，工作環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時間、生活習慣都發生了變化有關。加之，后來幾年毛主席身體也不太好，所以總理見主席並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麼隨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總理坐飛機到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兩人長談到深夜，這是難得的，也是少有的。我們聽說后，感到非常驚訝和興奮，兩位老人家能這樣促膝長談太好了。當時，我們心裡真的好像鬆了一口氣似的。

我們感到，總理有時候對毛主席的批評也弄不清是什麼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沒有和總理談，像“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等，總理開始也是一頭霧水。我看到總理有時真無奈，真不知怎麼做才好，怎麼做才對。有一次總理給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在接待一位國家元首時，有些事情沒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開的一頁紙，就是幾句話，說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問題。毛主席在上面用紅鉛筆批示:這是技術問題，要注意政治。我覺察總理看了這個批示，也有點莫名其妙。

總理的這種“苦”和“難”的處境，高層領導都能感覺得到，只是誰也不願說，不便說，也不能說。總理當然更不會說，也無處說，再苦再難，他也隻能忍著，隻能一個人獨自承受。在那左右為難、苦撐危局的日子裡，不是親身經歷、親眼所見，根本無法想象總理在精神和身體上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政治上又冒著多麼大的風險。相忍為黨，相忍為國，這個“忍”字的含義是多重的，意蘊是深刻的。

我曾經偶然看到了總理為了排解內心苦悶、艱難情感的一個側面。

那是1970年夏天廬山會議之前。一天下午，總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辦公室整理文件，無意中看到辦公桌上一張32開的白紙上，總理用鉛筆寫的幾句戲文:

不公與不干(西廂記)

做天難做二月天，

蠶要暖和參要寒。

種菜哥哥要落雨，

採桑娘子要晴干。

讀著它，我眼睛禁不住濕潤。那時獨自站在總理辦公室裡的心情，至今仍記憶猶新。對我來說，那是一件刻骨銘心的事。

記者:聽您講了這麼多，我也能夠體會您當時的心情了。

紀東:其實，在“文革”的特殊情況下，總理有多條道路可以選擇:一是唯命是從，完全按照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執行，對“文革”推波助瀾;二是公開與毛主席抗爭，阻止、抵制“文革”的發生、發展和錯誤;三是隨波趨勢，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同流合污;四是消極怠工，少做工作，減少精神和身體的壓力;五是退避三舍，養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這個國家帶出浩劫……選擇前五條中的任何一條路，都能夠很好地“保”住自己的身體、地位或名譽，但帶來的卻是是更多人的厄運、黨和國家更深重的災難。幾十年黨內斗爭錘煉和自我嚴格修養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堅強的黨性，使總理毫不猶豫、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最難走的一條路。總理曾經說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在“文革”期間，他在“地獄”和“苦海”中“履薄冰”、“臨深淵”，承受著無比的煎熬。為此，他歷盡了艱辛，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體。即使是在受到不公正的抨擊時，在毛主席連續批評，政治局會議嚴肅批判，“四人幫”瘋狂圍攻的艱難時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縮，而是忍辱負重，堅持斗爭。我同意有的人說的:“文革”中，多虧了有周總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撐著共和國的大廈，這是中國人民的幸運。

“忍辱負重”四個字是總理在“文革”中的真實寫照。他把一切“苦”和“難”都吞下，屈和辱都拋開，他忍住內心深處血與淚的交織、憤與怒的奔流，用生命拉“車”，昂著頭前行，就是挨著“鞭撻”，也一走到底，決不回頭，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沒有顧及人們會不會理解自己，怎樣理解自己;也沒有去向人們解釋自己，向歷史表白自己;他隻把對國家、對人民、對黨的忠誠留在了人間……

其實總理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經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內心的憤怒已經壓抑得無法再壓抑了。可是他仍在盡量地控制著自己，仍在忍著。但是總理的“忍”，不是軟弱，而是他的黨性修養，大局意識。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使他不得不“忍”。是肩上的責任，使他在一般人難以忍耐的情況下，仍然咬牙忍著，不然，在那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天下大亂的年代裡，沒有這個“忍”字，那個“忍辱負重”的“重”，他怎麼能擔負得起啊!

高尚品德 千古一人

記者:我終於明白了，人民之所以那麼熱愛周總理，周總理之所以在人民心中有那麼光輝的形象，是由於在國內國外的偉大人物中，就其高尚品德而言，周總理是千古一人!周總理的高尚品德首先表現在為了國家和人民真正做到了大公無私，把中華民族的傳統優秀品德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嶄新優秀品德集於一身，創建和形成了中國精神道德文明的最新高峰。

紀東:總理曾多次告誡國務院機關的同志，不要有衙門作風，要認真傾聽群眾的呼聲，關心群眾的疾苦，並說:“封建王朝的衙門口還挂一面鼓，老百姓可以擊鼓鳴冤，何況我們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對下邊的同志態度要和藹，不要盛氣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個例子教育我們，“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區檢查工作，看到一個地方的牆上寫著‘書記出巡，地動山搖’的標語。”總理邊說邊比劃著字的大小，“如果我們的干部作風都是這個樣子，怎麼得了啊!”我聽總理說完，便笑著說:“按照這種邏輯，總理您出巡的時候就該‘天翻地覆’了。”這本來是我想讓總理放鬆一下心情，隨意說的玩笑話。可總理沒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說:“干部一出門，就前呼后擁，怎麼能不脫離群眾?這樣做就把主人和公仆的關系搞顛倒了。”

總理是這樣教育我們的，他自己更是這樣做的。

在總理的辦公桌旁的茶幾上，有一部外線電話，經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為撥錯號碼打進來。總理每次接到這樣的電話，他總是非常和藹而耐心地告訴對方:“你是不是把電話號碼撥錯了?……也可能是串線了，請你重撥一次吧。”然后他輕輕地放下話機，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們秘書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線直撥電話。在“文革”中，這部電話一直對外聯系，號碼是公開的，因此有很多人知道這部電話的號碼，經常有人打進電話來，讓我們向總理反映情況，請求解決問題。為了減少干擾，我們就想換個號碼。總理知道后，不同意這樣做，並說:“改了號碼，群眾再有什麼事怎麼找我啊?”於是，這部電話一直保留下來了，始終沒有改號。

為了方便群眾交通，保証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總理對北京市的交通作出批示:東西長安街、市區環形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鬆向北至西郊機場岔口，都應將快慢車道標志加粗並標准化，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橫道標志也應清晰明了;長安街中間的“安全島”必須恢復起來。沒有平時的關心、留心，誰會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這麼詳細具體的意見呢!

總理對群眾交通安全的關心，也表現在對自己坐車的具體要求上。一次我隨總理從大會堂開完會回中南海，那天正下著雨，總理對司機楊金明說:“車子別開這麼快，行人看到會緊張。有的路段有積水，別濺到騎自行車人的身上，弄濕了他們的衣服。”

在1974年6月的一天，總理剛動完手術，就起身翻看我們給他挑選送閱的文件資料。在這些資料裡總理看到了一封群眾來信。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個山區的食鹽比城市貴一分錢。山區農民的生活本來就十分困難，鹽比城裡還貴，這怎麼行?總理深知這分錢對山區農民的分量，並且關系到城鄉物價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給李先念副總理打電話:“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一定讓山區群眾吃上鹽。”

這些事情，都很平凡細小，但卻都與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但正是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個偉大的周總理，一個把偉大蘊含在平凡之中的周總理。就像總理對自己所說的，“不能把我同群眾分開”，“我是你們中間的一個”。總理把滿腔的關愛、真城，具體地給予了人民;總理也得到了人民發自內心、久遠真誠的熱愛!

記者:“鞠躬盡瘁”這個詞，用在周總理身上，是那麼貼切!

紀東:是的。我這裡還有這樣一組枯燥的數字，在這些“枯燥”數字的背后，我們或許可以感悟出一些東西。從1974年6月1日總理住進北京305醫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這587天裡，總理做過大小手術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就是這樣，他還與中央負責同志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負責同志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次，召開會議40次……

你是否可以想象，一位身染沉疴的老人，在生命中的最后時光裡，竟是如此地在病榻上“折磨”自己!

你可能更加無法想象，總理是怎樣地在“住院”——接見外賓的同時，隔壁房間已做好了搶救的准備。

1976年1月8日，總理辦公桌上的日歷永遠停留在了這一天……

1月11日，總理遺體火化。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八寶山靈堂中成千上萬自發趕來的人們淚飛如雨;此生永不能忘鄧大姐撕心裂肺的哭訴:“恩來啊，我們永別了!讓我再看你一眼吧!你有許多心裡話要說，我也有許多心裡話要說……你就放心地去吧!”

採訪結束，在回去的路上，紀將軍的聲音始終縈繞在腦海中，讓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靜。我相信，周恩來總理的精神在神州大地上絕不會失傳，千百年后人們提起周總理，就會像我們現在提起諸葛亮並把他作為智慧的化身那樣，把周總理作為我們民族高尚精神的化身。周總理的精神必將在我國世世代代相傳，對此我堅信不移。周總理留下的，已經超越了一代偉人，而是一種永恆的精神，一種中華民族的精神沉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