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拒禮”的藝術

　　江蘇淮安周恩來故居中，陳列著1961年1月16日周恩來指示辦公室同志寫給淮安縣委的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你縣送給周總理和鄧大姐的藕粉、蓮子、馓子、工藝品以及針織品都已收到了。你們對周總理的熱愛和關懷，他們是知道的，但是周總理和鄧大姐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還這樣做是不對的。現在總理和鄧大姐從他們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給你們，作為償付藕粉、蓮子、馓子、工藝品的價款，其他的一些針織品等以后有便人帶給你們。總理並指示將中央關於不准請客送禮的通知寄給你們一份，請仔細研究，並望嚴格執行。”

　　信不足二百字，卻意味深長。除了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來、鄧穎超的清廉風格值得我們稱道和提倡之外，信的字裡行間體現出來的“拒禮”的藝術，也值得我們細細咀嚼和品味。這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語氣的把握。周恩來指示秘書寫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向淮安縣委指出他們的做法“不對”，同時表明他反對這種做法的鮮明態度。雖然如此，信中卻沒有過多的批評，而是語氣和緩、娓娓道來，先是對淮安縣委和人民對周恩來、鄧穎超的熱愛和關懷表示理解，然后才表明態度，接著又講到對送來的土特產的處理辦法，還表達了對淮安縣委認真處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語氣和緩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慮到家鄉人民的深情厚意，又鮮明地表達了寫信人的態度。

　　再者是對禮品的處理方法。明朝有一則“懸鵝示眾”的故事：一個叫周新的人擔任司法按察使后，有人給他送來一隻烤鵝。他堅決不受，但送禮人已經留下烤鵝搶先出門了。於是，周新叫家人把烤鵝挂在屋子后面，以后凡送禮者，他就讓家人領著去看那隻已經風干了的烤鵝。從此，再沒有人來周家送禮了。周新的清廉之舉固然令人欽佩，然而，他對禮品的處理考慮得並不十分周全，難道隻有扔掉，使其壞掉一法嗎？

　　相比之下，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做法就顯得比那位周新高明多了。這體現在兩處細節上。一是根據禮品的特質區別對待，留下容易在運輸過程中變質的食物以及容易損壞的工藝品，並變價以錢償付﹔而比較容易保存也不易損壞的針織品則原封不動退回，這就避免了浪費。二是從自己工資中拿出100元寄給淮安縣委，用以償付藕粉、蓮子、馓子、工藝品的費用。這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大約佔到周恩來工資（404.80元）的四分之一。為什麼這麼做？周恩來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給出過答案。一次，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后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的龍飛虎送來一筐新鮮橘子。周恩來知道后說： “我不需要。”他讓秘書了解到這筐橘子價值25元，便囑咐說： “給他寄50元錢去。”秘書說： “是25元，寄去50元，多余的他會退回來的。”他說： “多余的讓他處理，不這樣做就制止不了他，這樣以后他就不再送來了。”這兩處細節令人不得不贊嘆周恩來處理問題之細膩。

　　最后，周恩來囑咐秘書將中共中央關於不准請客送禮的通知隨信寄一份，要求淮安縣委“仔細研究”並“嚴格執行”，此舉更加耐人尋味。

　　隨信寄的通知是《中共中央關於不准請客送禮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通知》的制訂有著非同尋常的背景。1960年，全國各地普遍出現糧食緊張的局面，能否公正合理地調配有限的糧食資源，使最需要糧食的地區得到補給，事關社會穩定的大局。但就在糧食調運最緊張的時候，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給他們調進糧食，一方面又給中央送來五萬斤魚。周恩來知道后十分生氣，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對此提出嚴厲批評：“送中央五萬斤魚，簡直胡鬧。為什麼要中央調糧又送魚？”“全國從今以后，不許送中央一針一線一條魚，要做全面通報，嚴格禁止。”會后，周恩來指定負責國務院日常工作的習仲勛、齊燕銘等起草了這份《通知》。《通知》共有五條規定，其中前兩條是：一切單位都不准向任何單位和個人贈送禮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義變相送禮﹔各廠礦、企業、人民公社試制成功的新產品，除對其直接主管部門可以送一份樣品外，不許以獻禮或其他名義贈送給上級機關或其他單位和個人。

　　中央《通知》是1960年10月發出的，周恩來辦公室給淮安縣委的信寫於1961年1月16日，淮安縣委的做法顯然違反了這兩條規定。周恩來囑秘書隨寄《通知》並要求“仔細研究”、“嚴格執行”，就是希望他們認真學習《通知》精神，認真體會中央制訂該通知的深刻原因，並對照他們送禮之舉，認清和改正錯誤。

　　從親情和鄉情出發，家鄉人民送些土特產表達一份心意，本來也不算什麼出格之事，周恩來卻退回或者償付了。是周恩來沒有人情味嗎？顯然不是。周恩來對淮安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十分關心家鄉建設，曾就建設新淮安作出過多次指示。在周恩來看來，請客送禮不僅會加重人民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助長一種腐敗的社會風氣。正如《論語?子路》中所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在中央已明確下發了關於不准請客送禮的禁令的情況下，淮安縣委的同志，仍送來禮品，違反了中央的禁令不說，還會起到不良的社會影響。一旦各地領導干部效仿此法，請客送禮之風漸起，在全國人民生活還極其困難的時期，將會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后果。周恩來的擔心也正在於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淮安縣委和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周恩來的做法又何嘗不是一種更大的人情味呢？

　　言有盡而意無窮。這封短短的“拒禮”信值得人們長久品味。

　　〔作者常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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