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玉平：新中國成立后 4次見到總理和鄧大姐

　　長征結束后，周恩來的幾個警衛員都先后去上學，學好本領准備上前線。顧玉平也很想上前線打仗。

　　“因為老警衛員都走了，周副主席讓我暫時再搞一個時期。”顧玉平回憶說，后來，到了保安后，他又向周恩來提出上前線的要求，並纏著鄧穎超，要她在周恩來面前替自己說話，周恩來終於同意了。

　　“臨行前，鄧大姐握著我的手說：‘這兩年辛苦你了。希望你到新的崗位上，努力學習，立場堅定，為黨的事業奮斗一輩子。勝利以后，我們再見面吧！”

　　“上了前線后，我２０多年一直沒有與總理和鄧大姐通過音信。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央召開全國民兵代表會議，我作為四川代表之一，有幸到了北京，並見到了久違的鄧大姐。”顧玉平說，見面后，他把２０多年來的工作向鄧大姐作了匯報，她說，不容易呀，２０多年了，能走過來就不容易了。我們到處打聽你，還以為你早已犧牲了呢。

　　鄧穎超熱情地留顧玉平吃了飯，還帶著他到長安街參觀北京的夜景。遺憾的是，總理剛好到印度訪問去了。臨別時，鄧穎超送了顧玉平兩塊布和兩支筆。

　　令顧玉平深為感動的是，鄧穎超見他還沒戴表，后來還專門托人給他捎來一塊表。這塊表顧玉平一直戴了３０多年，沒怎麼壞過。

　　１９６２年春天，正在成都鳳凰山機場參加軍事演習的顧玉平，突然接軍區副司令韋杰傳來的命令，說總理到了昆明，叫他去接。

　　“這時天已經快黑了，哪兒可能啊。”顧玉平不相信。后來到了路上，韋杰才說，不是到昆明，總理已經來成都了，鄧大姐也來了。他們向軍區首長打聽你，問你在不在，要你去見見面。

　　原來是周恩來訪問亞非歐14國歸來后，經昆明到了成都。“見面后，總理問我多大年齡了，我說40多了。他揚了揚粗黑的眉毛，說：‘你有這麼大了？’”周恩來又詳細地問了顧玉平的工作和生活情況。臨別時，鄧穎超還給了顧玉平２００塊錢，說：“這是大姐的一番心意，你孩子多，怕應付不來。”還說，“有時間，寄張你的全家相來。”

　　顧玉平心頭一熱。上次見面后，她已經給自己寄過２００元錢了。

　　“后來，我專門照了一張全家相，寄給鄧大姐。只是當時匆忙，忘了把孩子們的名字寫上了。鄧大姐后來特地讓秘書來了一封信，叫把每個孩子的名字都寫上。”幾十年后，顧玉平仍然為鄧穎超這份細心的關懷而感動不已。

　　１９６９年９月，“文革”期間，中央首長准備在北京接見軍隊團以上干部。到北京后，又接到通知，說這次不接見了。這樣，顧玉平就有了點時間，又一次見到鄧穎超。

　　“見面后，她問了我四川的運動情況，感慨地說：‘我們革命幾十年了，想都沒想到。’她還叫我相信黨，相信群眾，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那天，總理正好在辦公室，鄧大姐帶我過去，見總理在伏案工作，她說：‘顧玉平同志來了，見見面吧！’總理向我了解了一些來北京開會的情況，桌子上的電話就響了，我跟鄧大姐就退出去了。”

　　顧玉平沒想到，這次匆匆的見面，竟是自己最后一次同總理見面。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去世。此時，顧玉平已經離休，回到老家——昔日的紅都江西瑞金。聽到噩耗，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再加上其他原因，他無法前往悼念。但是，戰友傳來的消息說，鄧大姐還一直關心著他，問到過他的近況。直到１９７７年秋天，顧玉平才有機會到北京，再一次見到了鄧穎超。

　　“鄧大姐說，時間過得很快，長征那陣你還是個小伙子，現在都說休息了，我們都老了，你可得注意身體呀！”“臨行前，鄧大姐還送給我一本中國歷史博物館贈送的《紀念周恩來總理文物選刊》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並說，你給做個留念吧。”

　　在揮別鄧大姐時，顧玉平意識到，這可能是自己與她最后的見面，眼眶裡不禁涌出淚花……

　　說到這裡，老人又喘了起來。“老了，睡覺不好，蠻苦！”

　　我們知道，採訪該結束了。但老人揮手攔住了我們，他顫巍巍地走進臥室，從櫃子裡拿出幾本書和一疊資料。“總理去世后，我問鄧大姐，讓不讓我們跟別人講總理的事，鄧大姐許可了，這都是我后來寫過的幾篇東西，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那些資料，都是老人回憶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