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嚴守機密的光輝典范

回憶周恩來注重保密工作的光輝事跡，既是一種緬懷，更是一種學習和提高。繼承發揚周恩來優良的保密工作精神和實踐，對於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涉密人員強化保密意識、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恩愛情侶不知對方身份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從參加革命斗爭的初期起，就具有強烈的保密意識。他們入黨的時間不同，地點各異，建黨初期也沒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時候入黨的。戀愛期間，他們在通信中也從不涉及黨的機密，隻談理想和情感。直到1924年9月，周恩來自歐洲回國后，經過組織溝通，他們才知道對方都是共產黨員。1925年8月，兩人結婚后經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

1926年冬，黨中央決定周恩來去上海，組織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而鄧穎超仍留在廣州。行前，周恩來對去上海的任務守口如瓶。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起義取得勝利，鄧穎超才知道起義是由周恩來領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了開國總理。自1949年9月起，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廳工作和居住了26年。他的辦公室同時是一個小型會議室和保密室，除了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隨意進入。這間辦公室和保險櫃的鑰匙他始終帶在身上，睡覺時壓在枕頭下，有外出任務時，才把鑰匙密封好交給鄧穎超保管。有一次他走得匆忙，直到臨上飛機才發現鑰匙還在口袋裡，於是他把鑰匙封好讓一位同志轉交鄧穎超。而每次回來的時候，見到鄧穎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鑰匙取回來。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獲得成功。此前周恩來向主管負責人說：這次試驗，全體工程技術人員都要絕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隻准參加試驗的人員知道，不能告訴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屬和親友。他特別強調：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黨的中央委員，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有關系，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說。直到當晚10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我國首次核試驗成功的新聞公報，鄧穎超才知道此事。

周恩來身患癌症后，有一次對鄧穎超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回答：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他們知道最后的訣別即將到來，卻都把不該對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裡，體現出高度的保密意識和責任。

保密工作要為黨的中心任務服務

南昌起義之后，1927年8月7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要求全黨轉入秘密斗爭，提出“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都要做好保密工作”。此后黨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要領導的秘密工作委員會，由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條例》等保密工作文件，成為我黨最早的保密工作文獻之一。

1927年秋，為適應對敵斗爭需要，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特科，由軍委主席周恩來直接領導。當時特科的主要工作是為黨中央設立秘密辦公地點。為保証黨中央的安全，周恩來為特科制定了極其嚴格的保密紀律，如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單線聯系，一切活動內容必須嚴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任何人泄露。隨后，特科為黨中央建立了三個秘密工作點。黨中央機關遷到上海后召開的幾次中央全會，也是由特科布置的會場。

1940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背信棄義，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消息傳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大家都義憤填膺。與此同時，黨中央兩次急電，特別要求周恩來盡速離渝。周恩來慎重考慮后，向黨中央表示不能撤離。

1月17日，局勢進一步惡化，周恩來召集辦事處工作人員開會，他說：反動派搞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很大，他們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黨機密，如密碼、文件、地下黨員名單，破壞地下黨組織，打擊同情我們的愛國民主人士，我們決不能讓其得手。如果我們被抓起來，要堅持不泄露黨的機密。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辦事處立即成立了保密小組，制定保密條例，並立即嚴格執行。各部門迅速清理機密文件，全部焚毀﹔必須保存的密碼寫在薄紙上，可以隨時銷毀﹔辦事處內部配備報警裝置和石灰包、沙包，以便遇到突然襲擊時可以一面抵抗，一面發出警報，爭取時間燒毀文件。

由於周恩來始終把保密工作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在他的領導下，有力地維護了黨的機密，為黨奪取革命斗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要求秘書嚴守保密紀律

每個秘書到周恩來辦公室工作，他與秘書的第一次談話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學習外，特別強調的是遵守保密紀律。

他要求秘書這樣做，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平時涉及重要事項，他都用專線電話。他的辦公室和臥室都裝有專線電話和加密機，有時加密機出現故障，他仍然堅持加密后再通話。對涉密會議，周恩來都事先對參會人員、工作人員名單進行審查，並提出具體要求。如工作人員可否在場、服務人員是否可以進入會場倒水等細節作出明確交代。他每次參加會議均自己做記錄。去世后，他留下幾大皮箱手跡，其中屬於黨和國家秘密的，他都分門別類放在保險櫃裡。對密級高、時間緊的文件，他都要求專人專送專辦。

辦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書找到身邊親自交代，並要求及時向他匯報辦理結果。周恩來一直堅持不該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每次秘書跟隨他乘車外出，在車上他給秘書布置任務前，先按下電動按鈕，待玻璃隔斷升上來將前后座位隔開，這才向秘書布置任務，之后再按電鈕把隔斷放下去。他這樣做不是對司機和警衛人員不信任，而是盡量減少知悉者，縮小涉密范圍。

周恩來注重保密工作，但從不搞神秘化，而是實事求是。有一位公安部門的負責人，每次給周恩來報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寫上“親啟”“特急”“絕密”。有一次他啟封閱看后笑著對秘書說：“這位同志親自寫報告、寫信封是好的，字也寫得十分工整用心，但每次都注上‘特急’、‘絕密’也沒必要。如果沒有輕重緩急，都是急事也就不急了，都是絕密也就沒密了。”

保密精神令基辛格欽佩

1971年7月，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消息一經公布，世界為之震動。

周恩來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並採取了極為嚴格的保密措施，是基辛格秘密訪華成功的關鍵。在嚴格的保密措施下，1971年7月1日，基辛格一行從美國起程，途經西貢、曼谷、新德裡，8日抵達伊斯蘭堡，然后採取“遁身術”，於9日凌晨3時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飛機，在當天中午到達北京南苑機場。周恩來特別安排基辛格住到釣魚台國賓館，並親自檢查警衛、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做到周到有禮、萬無一失。

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時，周恩來與他舉行了6次總計17個小時的秘密會談。之后，基辛格才悄然離京，重返巴基斯坦並經巴黎回國。直到7月15日中美雙方才同時公開發表基辛格訪華公告，中美秘密接觸這一震驚世界的大事才公之於世。

后來，基辛格在回憶錄中表示對這次秘密訪華深感滿意，他對周恩來的過人才智、光輝品格、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改善中美關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為欽佩。

（摘自2008年第6期《秘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