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
2019年04月23日15:42 來源:人民網
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是在周恩來逝世以后一步步開展起來的。周恩來研究無論從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我回顧、歸納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編輯出版了《周恩來選集》上下卷,周恩來關於經濟、外交、軍事、統戰、文化、教育等方面論述的專題文選以及《周恩來書信選集》、《周恩來早期文集》、《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等﹔二是撰寫出版了反映周恩來一生的《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三是出版了不少回憶周恩來的書籍﹔四是出版、發表了許多專題性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信息中心統計:1976一1997年出版的有關周恩來的著作約500多種,各類紀念和研究周恩來的文章約6000多篇。這是很大的成績。
我想就周恩來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談點個人的看法。
怎樣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學地認識周恩來
通過多年來的研究,人們對周恩來的認識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學了。從我自己的體會來說,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我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7年,對他的認識也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在他身邊工作時,他給我留下的最難忘的印象是:工作極端繁忙,精力過人,才華橫溢,對事情處理得非常細致周到,有條不紊。后來,我離開西花廳,做了更多的實際工作,經驗逐步增多以后,用更加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對周恩來的認識和理解又有所加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到了專門研究黨的領袖人物的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看了大量的文獻檔案,聯系到本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走過的歷程來思考,對周恩來的認識和理解就更加深化了。他在我心目中已不僅僅是負責政府運轉的一個出色的“大管家”,更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好人。今天,我覺得應該用這樣幾句話來概括,周恩來是民族英雄、黨的領袖、開國元勛、人民公仆、世界偉人。綜觀建國前后周恩來的經歷、業績和貢獻,這樣的評價對他來說,是當之無愧的。
周恩來是杰出的民族英雄。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苦難越來越深重。這使每個熱愛自己祖國的人都不能不感到痛心。中國人面對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周恩來自青年時代起,為此奮斗了整整一生,建立了不朽功勛。他從小就立下“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壯志。投身革命后,他始終戰斗在中華民族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鎖,抵抗帝國主義壓迫和侵略的斗爭第一線,並作出特殊貢獻。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周恩來積極參與倡導並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這是中華民族打敗日本侵略者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條件。其中突出的就是大家熟知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在西安事變后的那種險惡復雜、一觸即發的局勢中,試想,如果沒有周恩來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當機立斷的巨大魄力,沒有周恩來那種善於解決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沒有周恩來那種善於把各種不同思想的人凝聚到一起的品格和魁力,稍一不慎,西安事變就很有可能演化為一場在民族大敵當前時的大規模內戰,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建國后,周恩來更是為維護民族的獨立和尊嚴,為把中華民族引上富強之路而嘔心瀝血。他作為開國總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長,在毛主席支持下,領導新中國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結束了舊中國歷屆政府100年來跪在地上辦外交的屈辱歷史。尤其在抗美援朝中,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克服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困難,最終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使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這以后,為了從根本上改變中華民族過去被欺壓、被侵略的歷史命運,周恩來多次在庄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把中國建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奮斗目標,並為之堅持不懈地奮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直接領導我國的國防尖端事業的建設,在短時間內使我國擁有了原子彈和氫彈,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當時的法國總理蓬皮杜得知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感嘆說:頃刻之間,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周恩來還為香港、澳門的回歸,為祖國的完全統一,做了很多“播種”、“開路”的工作,為民族統一大業作出了獨特的歷史性貢獻。可以這樣說,周恩來的一生,體現了本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實現民族獨立、解放、統一、富強而前赴后繼、奮斗不息的民族之魂。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的卓越領袖。1921年,周恩來在法國參與組建了創立中國共產黨的8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黨員和創建人之一。從1927年起,他就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為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直到去世,長達整整半個世紀,從來沒有中斷過。六大以后,在一段時間內,周恩來實際上是黨的主要負責人。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后,周恩來一直是毛澤東難以離開的親密助手。在中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中,在多次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的歷史轉折關頭,為挽救黨,為黨的事業的繼續和發展,周恩來總是顧全大局,沉著堅定,起了極為重要、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例如,1930年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的“左”傾錯誤、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挽救黨中央機關、1935年遵義會議的召開及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50年代末60年代初扭轉“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困難局面、在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苦撐危局等。作為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前后半個世紀,周恩來參與過黨中央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幾乎所有重大決策,而且是實施這些決策的重要組織者和指揮者。他思想深邃,善於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他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統戰、科技、教育和文藝等方面提出的許多觀點,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像周恩來這樣長期擔任黨中央核心領導的職務,時間之長,工作范圍之廣,在我們黨的領導人中間是罕見的。他一生走過的道路,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縮影。
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他為中國人民推翻國內外敵人的反動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創立新中國,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是當之無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之一。毛澤東在總結現代中國革命歷史經驗時曾指出:“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周恩來是我黨最早認識到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並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之一。1927年5月,周恩來擔任黨中央軍事部部長。不久,組織領導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創建了人民軍隊,朱德、賀龍、劉伯承、聶榮臻、陳毅、林彪這6個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元帥當時都聚集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此后,周恩來先后擔任過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長期處於黨中央對軍隊的領導指揮核心。黨的六大以后,他為指導各地農村游擊戰爭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斗爭的開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紅軍長征中,參與指揮紅軍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勝利完成戰略轉移。抗戰勝利以后,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在轉戰陝北的日子裡,他不僅參與領導陝北戰場的作戰,而且,參與了各個戰略區的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的決策。毛澤東曾說:“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后,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裡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后來他又協助毛澤東指揮了徹底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大決戰。三年解放戰爭,消滅由美國武裝起來的幾百萬國民黨軍隊,迎來了中華民族解放史上的最大盛事——新中國的誕生。新近出版的四卷本《周恩來軍事文選》,生動地記載了周恩來在中國革命主要戰線上的歷史功績。為了創建新中國,除主要靠武裝斗爭以外,還需要有其他各種非武裝斗爭形式的配合。從這方面看,無論是土地革命初期的上海地下斗爭,還是抗戰時期的國民黨統治區的斗爭以及解放戰爭時期的第二條戰線,周恩來作為主要領導人,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在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時,周恩來又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籌劃組織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擔任總理達26年之久。
周恩來是人民公仆。李先念曾說過:“我們常講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什麼是全心全意?我看恩來同志就是我們的榜樣。”的確,周恩來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把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他生前常說:“要為人民服務而死”,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這樣說,也這樣做,真正做到了心系人民,克己為民,急人民所急,憂人民所憂。周恩來一生心底無私,廉潔奉公。雖身居高位,卻永遠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兵,凡是要求黨員和公民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從不搞特殊化,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過半點私利。他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從不順從遷就,絕不允許他們有“沾光”的思想。他歷來任人唯賢,從不搞小圈子、小集團。他說:“隻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裡任職。”即使是生活中的小事,他也總是率先垂范。陳毅元帥感嘆地說:“廉潔奉公,以正治國者,周恩來也。”周恩來一生隻求奉獻,不思回報,他把為革命出生入死,為國家和人民建功立業,看作是共產黨人應盡的責任,從不把功勞和貢獻當作向人民索取的“資本”。到了晚年,周恩來的胸前總是別著一枚“為人民服務”的徽章。就在逝世前,他還交待說:“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上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后也要為人民服務。”一個人在自己將要離開人世時還想到要為人民服務,這是一種何等的境界!周恩來的一生完全超越了“自我”,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真正的人民公仆。
周恩來是世界偉人。他對20世紀世界的和平與進步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在當代產生了廣泛影響,而且給世界留下了寶貴精神遺產,是舉世公認的偉大政治家。他倡導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求同存異”的方針,被國際社會廣泛承認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准則。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以他的卓越才智和個人魁力,為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促進亞非團結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萬隆會議是世界上第一次召開的沒有帝國主義者參加的會議。為了制止新的世界大戰的發生,實現世界和平,周恩來提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其中包括:支持和平運動,團結廣大地區的國家,組成最廣泛的反戰和平統一戰線,等等。他十多次出訪亞非歐國家,其中,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曾三次大出訪,對維護國際和平,增進同各國人民的友誼,促進經濟、文化交流,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支持亞非拉國家爭取與維護政治經濟獨立的斗爭,使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視中國為他們的真正朋友,在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斗爭中同我們並肩戰斗。周恩來一貫主張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國際經濟合作,以求得世界的共同發展與繁榮。1964年,他提出了我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成為當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先聲。作為世界性的偉大外交家,周恩來那種以理服人而不強加於人,落落大方、不亢不卑,實事求是、說話算數,以誠待人、肝膽相照的外交才干和外交風格,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和崇敬。周恩來逝世后,聯合國為他下半旗致哀。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說:周恩來總理的逝世,對全世界是一個巨大的損失。美國前總統尼克鬆也指出:周恩來是一位偉人,本世紀罕見的偉人。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
周恩來的最后歲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中度過的。在黨和人民陷於深重災難的日子裡,周恩來以常人難以想像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犧牲精神,面對極端復雜的特殊環境,忍辱負重,砥柱中流,盡力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撐危局。
現在的青年朋友也許已很難想像“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景,甚至認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議的。往往有人提出:周恩來為什麼不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周恩來要執行一些明明是錯誤的東西?等等。
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一定要歷史地來考察斗爭形式的問題,而不能脫離歷史的具體環境來研究問題,這是辯証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用這樣的觀點來看,許多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了。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一直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他在黨內外享有極高的權威。他對自己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決不讓步和妥協,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實現它。對他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也好,其他領導人也好,在當時情況下都難以反對。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現象,是釀成“文化大革命”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歷史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永遠記取。
人們對“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包括周恩來在內,盡管最初對有些做法感到難以理解,可是仍以為它的目的是發動群眾,消除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某些陰暗面。后來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人們最初的預料。在廣大群眾、特別是一大批青年當中,已經形成一股狂熱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潮,來勢凶猛。周恩來曾試圖糾正青少年中的某些過火行為,但他深知這絕非輕而易舉能奏效的,隻能根據條件和可能,採取獨特的、如魯迅所說的韌性的不屈不撓的斗爭方式。“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不止一次地強調對群眾運動必須“因勢利導”。可以肯定,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后所選擇的方針。而要做到這一點,又是非常困難的,需要高超的領導藝術和豐富的斗爭經驗,需要原則性和靈活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一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專家在對大量史料作了詳盡的考察之后,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眾場合批評各種錯誤做法最多的黨內高層領導人,當屬周恩來。這也正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一開始就把周恩來視為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的緣由所在。此后,無論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還是在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周恩來都堅定地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表現出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
縱觀“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周恩來同毛澤東在不少問題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別的,有時甚至是很大的差別。就周恩來而言,他一方面必須處處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適時地、恰當地對毛澤東的指示作出全面解釋、補充修訂,或者在執行過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時機,提出正確的口號、措施和意見,見縫插針地、千方百計地加以貫徹。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但是人民諒解他。畢竟歷史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周恩來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這種情況,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這裡需要著重指出:立黨為公、相忍為黨,這是周恩來畢生所恪守的信念。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都始終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在“文化大革命”這種特殊環境下,黨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維護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統一,在這個前提下,努力減少損失,為撥亂反正創造條件。如果黨分裂了,國家分裂了,軍隊分裂了,后果將不堪想像。鄧小平說過,“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因為當時黨還起作用,國家權力還起作用。在周恩來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誠,竭盡全力地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這對於我們歷盡坎坷卻依然存在和發展壯大的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和軍隊來說,又是多麼難能可貴、多麼重要和幸運啊!
周恩來自從青年時代投身革命,一直處在斗爭前沿、政治旋渦的中心,歷盡千難萬險。而“文化大革命”的10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難、最艱險、步步充滿荊棘的歲月,以至他自己也隨時准備著什麼時候被突然打倒。但是,身為黨中央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國務院總理,他還擔負著保障七八億人民衣食住行和維系整個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難以想像的重任。此外,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人民共和國仍須保持她獨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權和尊嚴。面對這樣的局面,這樣的重擔,周恩來沒有逃避,沒有退縮,而是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樣一種崇高且不無悲壯的信念,挺身而出,拼死一搏。正是這種純潔、堅定、明確的內心動力,驅使這位年逾古稀、身患絕症的戰士無私無畏,為黨為國,奮斗不息。
葉劍英元帥講:“最艱難處顯奇才。”周恩來置身“文化大革命”之中,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這場內亂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損失,他忍辱負重,義無反顧,巧妙斗爭,起到了他人絕難替代的歷史作用,正可謂“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回顧這段不尋常的歷史,更使人感到陳雲所說的“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這個評價是多麼公正和深刻。試想,沒有周恩來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做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幫”就有可能篡奪並把持黨和國家更多的權力,大批老干部將難有出頭之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局面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單就保護和“解放”廣大老干部這一問題來說,周恩來的歷史功績便難以估量。至於其他方面,如經濟、國防、外交、統戰、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項事業的發展沒有浸透周恩來的心血?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這種別人無法替代的歷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不僅對歷史,對現實也有密切關系。歷史都是相聯系的。隻有深刻了解昨天,才能懂得今天,把握明天。要研究“文化大革命”,離不開研究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研究,現在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還很不夠,需要繼續加強。
研究周恩來的現實意義
對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就周恩來留下的豐富的精神遺產而言,研究任務仍是長期而又艱巨的。在周恩來誕辰90周年時,我說過,研究周恩來,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現在,我還是這樣認為。今天,我們研究周恩來,不僅僅是緬懷他的業績和品德,更重要的,是對我們搞好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
歷史不能割斷。今天的中國是前天和昨天的中國發展而來的。新的理論概括離不開對以往實踐經驗的總結。正確總結和科學認識過去的歷史,有助於理解和解決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種種問題,有利於正確決策的形成和執行。周恩來長期處於黨和國家的核心領導層,他的一生是黨史和國史的縮影。尤其是建國后,他在擔任26年的政府總理期間,為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把中國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行了不懈的探索,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思想遺產。例如:要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把經濟建設放在國家工作的首位﹔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實現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要大力發展教育、培養人才,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經濟工作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社會主義建設要正確處理好自力更生與開展國際合作的關系,包括吸收與利用外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領導文化建設工作﹔如何解決港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等等。至於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就更不用說了。這些都為后來黨中央、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理論、思想和經驗。當然,周恩來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遇到過一些問題,對他從沒有經歷過的事情不可能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如同每個人一樣,他也會有自己的弱點和歷史局限。我們在研究中,需要深入地進行挖掘,研究他在探索革命和建設的歷程中,遇到過哪些復雜而棘手的問題,他當時是如何思考和處理這些問題的,為什麼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又為什麼會出現某些失誤。隻有這樣來研究周恩來,才有利於我們深入地了解中國國情和黨的歷史,增長我們的智慧,避免過去走過的一些彎路﹔也才有利於我們正確理解和堅持鄧小平理論,更有成效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周恩來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繼承者。他的品德、人格、風范、情懷為中華民族樹立了一座精神豐碑。他那種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那種艱苦朴素、嚴於律己、心底無私、一心為公的清廉精神﹔那種顧全大局,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不計較個人榮辱得失的犧牲精神﹔那種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求實精神﹔那種言行一致、說到做到的磊落精神﹔那種對黨、對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責任感,工作一絲不苟、周密細致的嚴細精神,正是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所迫切需要發揚光大的。周恩來的這些精神,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激勵炎黃子孫把中華民族不斷推向前進的強大精神動力。研究周恩來,就是要不斷挖掘並理直氣壯地宣傳、學習周恩來的精神,使它更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總之,研究周恩來,學習周恩來,是時代賦予我們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更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推向前進的現實需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