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懷念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偉大奠基人周恩來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同志為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建立了豐功偉績。在我國的科技事業中，同樣凝結著周恩來的辛勤勞動和卓越智慧，他是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偉大奠基人。

　　我於1950年春從美國回到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親身經歷了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歷程，並有幸在核工業技術領域接受周總理的直接領導，多次聆聽他的教誨，目睹他的風范，使我深受教益，終生難忘。他在科學技術事業方面的不朽功績永遠值得我們懷念，他的光輝思想和行為風范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關鍵作用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在醫治多年戰爭創傷的同時，還面臨著一場新的侵略戰爭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總理以其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敏銳地注意到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要作用。1963年1月，周恩來同志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指出了科學技術現代化在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關鍵作用。此后周總理多次重申“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到1975年1月，身患重病的周總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以無比頑強的意志，用激昂有力的聲音，再一次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要求。他在發展科學技術問題上的遠見卓識，令老一輩科學家敬佩不已。沒有周總理在科學技術事業上的這種高瞻遠矚，新中國前期的科學技術成就的取得，是不可設想的。

　　不斷排除各種干擾，制訂並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親自保護了一大批科學家，保証了我國科技事業的不斷發展

　　1956年1月，為加強黨對知識分子的領導，加強黨對於整個科學文化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同志在報告中指出，當前的根本問題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力量很不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急速發展的需要，而目前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某些不合理現象，特別是一部分同志對黨外知識分子的一些宗派主義情緒，更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知識分子現有力量的充分發揮。他提出，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在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對知識分子要給予信任和支持，使他們有職有權﹔要給高級知識分子配備助手，解決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問題﹔要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歷史問題﹔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注意方式方法，等等。

　　周總理的這個報告，實事求是地評價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而又循循善誘地開導知識分子，使我深受教育。有的老科學家讀過這個報告后激動得熱淚盈眶，使他們倍感親切，深受鼓舞，從而大大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

　　然而，事情常常會有反復。后來發生的反右派運動擴大化以及“大躍進”運動中，批判所謂“白專道路”、“拔白旗”等，又大大傷害了許多知識分子。

　　為了糾正這些錯誤，1962年2、3月間，在廣州召開全國科學工作、戲劇創作會議，周總理到會講話。他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壓在頭上是知識分子最大的精神負擔這個問題，明確指出：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受三座大山的統治和壓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參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數人從觀望、中立逐漸靠近革命。真正成為反動統治階級工具壓迫人民的只是少數。“我們歷來都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中。”“十二年來，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他還說：“現在大家肚裡有氣，是我們工作沒有做好，幫助不夠，要把這個扣子解開。”講話后他還不放心，又囑托陳毅副總理再到會上講話，這就是那篇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著名講話。陳毅說：“周總理前天動身回北京的時候對我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科學家們頓時歡欣鼓舞，反應強烈。

　　“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受到沖擊，一些知名科學家和有突出貢獻的科技人員甚至受迫害致死。周總理憂心如焚，他連夜給中國科學院、二機部、七機部等各有關單位的軍管會負責人打電話，要他們開列出需要加以保護的科學家名單，並親自一一交代和安排保護措施，使一大批科學家幸免於難。

　　親自領導和主持制定了《1956一1967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全面推進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

　　周總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響亮口號，並指示國家計委、中國科學院等有關部門，抓緊制定《1956—1967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簡稱12年科學規劃）。他對制定規劃的指導思想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指出：這個遠景規劃必須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學最先進的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來，把我國科學事業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根據世界科學已有的成就來安排和規劃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能夠接近世界先進水平。規劃確定了國家建設所需要的重要科學技術研究任務，既涵蓋了科學技術的許多領域，包括尖端技術、冶金、能源開發、長江黃河綜合治理開發、幾種主要疾病防治等等，又突出了國家急需的重點﹔這個規劃指明了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又勾畫出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藍圖，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到六十年代前半期，規劃中的許多目標提前實現，有的接近或達到當時世界的較好水平，為以后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12年科學規劃的制定和實施，是我國科技發展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周總理在制定規劃中的民主作風和高超的領導藝術，使科學家們尤為欽佩。在制定規劃的過程中有很多爭論，周總理、聶老總他們一方面在大的規劃原則上掌握方向，另一方面在具體項目上又放手讓科學家們去討論決定。關於規劃的原則，當時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是按任務來規劃，還是按學科來規劃。通過充分討論，中央決定“按任務帶學科”作為這次規劃的基本原則。這項原則雖然得到多數科學家的贊同，但仍有一部分科學家，特別是搞基礎理論研究的，還有不同意見。對於這少部分人的意見，周總理也十分重視，他細心聽取了大家的意見，決定增加“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干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一章，作為重點任務的第 12項，使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周總理的民主作風和善於集思廣益的領導藝術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組織領導“兩彈一星”的大規模科學技術攻堅中創造了成功經驗，樹立了光輝典范

　　周總理是我國“兩彈一星”事業的決策者之一，同時又是這項事業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對尖端技術事業的領導是高瞻遠矚和深入具體的。從方針、政策和基本原則的提出，到各級專門機構的組建，專業人才的調配﹔從發展規劃的提出和制定，重大項目的實施和攻關，到每次試驗任務的具體組織和部署，都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和智慧，創造了許多成功經驗，並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概括起來，有以下6點：

　　（1）對於關系國民經濟全局，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大規模系統工程，必須在國家頂層確定或成立一個有權威的組織協調機構，統一審議、決定各種重大問題。“兩彈一星”就是這樣的“大科學”、“巨型工程”，技術復雜，綜合性強，涉及的范圍廣、部門多。而各部門、各系統之間又需要緊密聯系，協調行動，因而強有力的領導、指揮工作非常重要。1962年11月成立的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簡稱中央專委）就是這樣的一個權力機構，它由總理、副總理和各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組成，周總理任主任。委員會下設有由司、局級干部組成的精干的辦公室。錢學森同志曾經說，周總理、聶老總他們就是按照解放戰爭時期組織大兵團作戰的辦法，把成千上萬的科技人員組織起來，攻克了一個個難關，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

　　（2）大力協同，聯合攻關，是這項事業取得成功的又一條重要經驗。1962年9月，二機部向中央報送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和試驗“兩年規劃”報告。10月底，羅瑞卿副總理向中共中央報告，建議同意二機部提出的力爭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計劃安排，並成立中央專委。11月初毛澤東主席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在 1964年10月我國首次原子彈裝置爆炸試驗之前的近兩年時間內，周總理主持召開了9次中央專委會議，討論解決了100多個重大問題。隨后，一直到70年代中期，在原子彈、氫彈、核潛艇、核電站和導彈、衛星事業發展中許多重大問題的研究討論、協調落實，全國各地方、各有關部門也都本著“大力協同”的原則給予配合，不提困難，不講條件，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3）處理好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的關系，也是“兩彈一星”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民引以自豪和驕傲的是，原子彈爆炸和衛星上天，主要是我們自己干出來的。然而也必須說明，在“兩彈”事業的起步階段，我們曾經得到當時蘇聯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周總理要求我們既不能放鬆對蘇聯和其他國家先進科學技術的學習，也不能無限期的依賴蘇聯專家。毛主席也告誡我們：對於蘇聯的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所以，在“兩彈”事業的初創時期，我們在學習蘇聯和其他國家先進科學技術的同時，並沒有放鬆我們自己尖端事業的建設和尖端技術人才的培養，十分注意發展壯大自己獨立的科學技術實力。因而，1959年6月蘇聯毀約停援時，我們能夠迅速組織實現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轉變，使我國的“兩彈”事業基本上沒有受到大的影響，走上健康發展之路。在處理好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的問題上，充分顯示了黨中央和毛主席、周總理的政治遠見。

　　（4）科研工作要實事求是，循序而進，堅持不懈，戒驕戒躁。中央專委會成立后，在1962年12月初召開的第三次專委會會議上，由劉杰、錢三強同志匯報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原子彈研制“兩年規劃”及進展情況，我作了補充。匯報完后，周總理作了重要講話，概括起來是科研工作要遵循的這4個要點，共16個字，即“實事求是，循序而進，堅持不懈，戒驕戒躁”。后來成為指導“兩彈一星”事業的一條重要原則。它雖然帶有一定時代烙印，但也揭示了科學研究工作的特點，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當時的中國，雖然在政治上糾正了“大躍進運動”不從實際出發、不尊重客觀規律、急躁冒進的錯誤，但在具體問題上人們仍怕犯右傾保守的錯誤，“左”的影響遠沒有消除。在這樣的背景下，周總理說：實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導原則。要認識客觀規律，也不能怕失敗。在科學實驗中，有時必須經過失敗，甚至多次反復，才能成功。要循序而進，想超越階段跳過去是不行的。還要堅持不懈，做任何事，總靠突擊是不行的，隻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時才能突擊。無論成功或失敗，都要戒驕戒躁。略有所成就驕傲起來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錯誤。

　　遵照總理的這四點要求，在核科技領域，從1964年10月開始，我們在原子彈裝置塔爆試驗和飛機空投核航彈爆炸試驗之后，又安排了導彈運載核彈頭爆炸試驗和氫彈原理塔爆試驗，到1966年底，一步接著一步地實現了我國核武器的所謂“三級跳”計劃。

　　（5）堅持質量第一，確保萬無一失。周總理作風嚴謹，歷來重視科研生產的質量和安全，強調質量第一是個政治問題。特別是1964—1965年進行我國第一、第二次核試驗期間，他對做好各項工作提出了嚴格要求，經整理、概括成為“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16字方針，並在后來成為歷次核試驗和各種重大科研試驗實施時必須遵循的方針。周總理不僅是要求大家這樣做，他自己首先身體力行。每次核試驗前聽匯報，他總是要仔細地詢問可能影響成敗的各個關鍵環節，而且要求我們把各種不利或意外情況考慮周到，並設想多種預案，做到萬無一失。他多次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搞試驗關系重大，絕對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馬虎，我們國家還很窮，做什麼事情，都要考慮周到，略有失誤，都會加重人民的負擔。

　　（6）科學技術工作的組織管理，也要實行民主集中制。錢學森同志常說，周總理、聶老總當年抓科技工作，管“兩彈一星”的經驗，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對此，許多老一輩科學家也都有切身感受。比如在“兩彈一星”事業發展的歲月裡，每次專委會開會，周總理總是囑咐多找一些人參加，以便全面聽取大家的意見。他還不時提出問題同大家討論。他尤其重視不同意見，隻要有一個人提出疑問或有道理的反對意見，而又難於下定論的，他都不馬上拍板，暫時休會，要求大家回去把問題搞清楚后再復會討論決定。隻要聽到不同意見，哪怕這個意見來自一位普通科技人員，他也會立即加以考慮，對照研究自己原來的決定。他曾不止一次當眾宣稱：“我批過的事，錯了也要改嘛！”總理的這種民主作風，使在場的科學家們都深為感動。當他們聽到總理把不同的意見巧妙地集中起來，得出比爭論各方更為高明的結論時，又甚為敬佩。

　　與此有關的讓大家深受教益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周總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知識淵博，但仍然十分重視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知識。他在抓尖端技術的過程中，總是力求弄懂一些關鍵技術問題，不厭其詳地聽取一些技術難點的講解。他還常常教育周圍的干部要虛心向科學家學習，應視科學家為國家的寶貴財富，不僅要在政治上信任他們，工作上支持他們，還要在生活上關心和愛護他們。總理在接見科學家們時，常常徑直走到站在后排的科學家中間，和他們熱烈握手，問寒問暖，關懷備至，令科學家們十分感動。

　　“兩彈一星”的成功，是周總理在我國科技事業上建立的不朽功績的光輝篇章。那些成功的經驗，都閃耀著他的智慧火花。他的一言一行，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

　　一貫重視基礎理論研究，認為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

　　早在1956年1月，周總理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時就指出：“為了有系統地提高我國科學水平，還必須打破近視的傾向，在理論工作和技術工作之間，在長遠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間，分配的力量應該保持適當的比例，並形成正確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廢。”“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他還特別指出：“目前的主要傾向，卻是對理論研究的忽視。”

　　然而，由於我國在發展科技和教育事業的投入有限，基礎理論研究又往往不能較快收到實際效果，與技術開發和應用研究相比，總是難於得到更多的支持。特別是十年動亂期間，基礎理論研究更是被批判為“理論脫離實際”、“經院式研究”、“理論至上”等等，使基礎理論研究遭到更為嚴重的破壞。這種狀況，許多科學家身處困境，一直是十分憂慮。

　　周恩來一貫重視基礎理論研究，非常理解科學家們的這種心情和處境。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后，周總理著手清理整頓、落實政策，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仍盡可能對科學家們的要求給予有力的支持。舉兩件事為例。一是 1972年 7月他在北京大學會見美籍華裔學者參觀團時，用巧妙的語言鼓勵北大校長周培源同志提倡一下理論研究。不久，周培源同志提出了《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建議》，周總理立即批示：要求“在科教組和中國科學院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了就忘了。”另一件是，1972年張文裕同志和我等18位科學家為要求加強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制研究工作上書周總理。9月11日，他在復信中批示：“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中國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制研究，應該成為科學院要抓的項目之一。”然而，在1972年8月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的后期，周總理的這些正確意見，卻遭到“四人幫”的批判，這次會議也被定性為“復舊回潮”的典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周總理在尖端技術開發研究和基礎理論研究，乃至整個科技事業領域的光輝思想，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得到了發揚光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的理論學說，大大推動了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

　　追昔撫今，使我們一方面感慨萬千，另一方面又倍受鼓舞。讓我們抓住歷史機遇，努力開創我國科技事業的新局面，以更大的成績迎接新世紀的到來！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