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取消盧緒章訪英 周總理批評我“氣盛”

　　一

　　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我奉派以新聞聯絡官的名義，負責新聞辦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務是：（1）協助發言人組織新聞發布會﹔（2）接待來訪記者。

　　首次舉行新聞發布會時，台灣國民黨中央社駐巴黎記者王家鬆要求參加，被我拒絕了。事后我報告總理，並建議同“新聞之家”交涉，追回王家鬆的記者証。周總理問我，為什麼？我說，中央社是台灣的官方機構，要警惕他在這裡制造“兩個中國”的假象。總理蹙了蹙眉頭說，不能抽象地講警惕，警惕要有事實根據，沒有事實根據的警惕是主觀主義，就會變成自己制造緊張，給工作造成損失。蔣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堅持一個中國，但他所堅持的是隻有一個“中華民國”。美國頑固支持蔣介石，一直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現在怎麼樣？瑞士早就同我們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們一起開會，這裡哪有“兩個中國”的影子？來了一個中央社記者，怎麼就會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呢？你應該了解蔣介石的為人。他對這次會議很不安，美國當然會向他通氣，但他信不過。他派個記者來，顯然是為了便於進行現場觀察，觀察我們，也觀察美國。讓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實情況，這對我們有什麼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門外，這於情理不合。你還准備讓“新聞之家”收回他的記者証，你有什麼理由？你能說他是國民黨的官方代表？要是這樣說，豈不是反而給人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

　　我說，總理批評得對，是我想錯了，我不經請示，就把人家拒之門外，這是組織性紀律性的錯誤。總理說，我是從政治角度提醒你，沒有說組織性紀律性的錯誤。當然，組織性紀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請示。那叫不負責任。重大的、沒有先例的問題應當事先請示。有時來不及請示，就需要當機立斷，但要斷得正確。要做到這一點，不隻靠水平和經驗，關鍵在於事前進行周密的考慮和認真的准備。代表團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設想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和問題，一一提出對策，經過討論批准作成預案。有了這種准備，我們就比較主動。當然，不可能事事都預先料到，那不是唯物主義。應當並且可能預料到的事而沒有預料到，就是失職。你也作了預案，但你沒有設想國民黨的記者到日內瓦來，你沒有想到，我也沒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責任。現在不是追究責任，工作中難免有失誤。有了失誤就追究責任，會弄得人人自危，不利於工作。但是，有了失誤就要認真吸取教訓。我要在碰頭會上講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訓。首先是聯系這幾天的實踐，檢查有沒有偏差，進一步設想還可能出現什麼新的情況和問題，擬出對策，這樣，繼續戰斗就更有把握。我說：我就召集新聞辦公室的同志開會，按照總理的指示，進行檢查和討論。總理說，你們開會，再增加一個內容。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反對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活動，這是必要的。現在看來，對這個問題缺少具體分析，你們先研究一下，區分幾種情況，分別提出處理辦法，寫出來送給我。

　　總理還關照我，在我們的記者中找一位便於同王家鬆接觸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釋，告訴他，今后如願參加我們的新聞發布會，我們歡迎，有什麼困難，我們可以酌情幫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觸，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過頭，要顧及他的處境，不要使他為難，更不能讓他丟掉飯碗。

　　二

　　1954年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中、蘇、美、英、法都派代表團參加，引起廣泛注意。在“新聞之家”登記的記者近千名，這在當時是破紀錄的。周總理規定，除新聞發布會外，外國記者同中國代表團接觸，一律通過新聞辦公室。

　　總理對接待外國記者的工作，作了五條原則指示：（1）來者不拒，區別對待﹔（2）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3）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經決定的，已經公布的，經過授權的事，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一時回答不了的，記下來，研究后再回答﹔（4）對於挑舋，據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問，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

　　新聞辦公室設在寶瑞華旅館，來訪的外國記者很多，有時應接不暇。他們著重詢問中國各方面的情況。總理對此早有預見，事先就讓有關部門編寫了介紹中國情況的材料。此外，還帶去了國內出版的外文書刊。有了這些材料做依據，對外國記者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都能回答。總理指定人進行了檢查，認為沒出差錯。總理聽了匯報后說，沒出差錯，隻能算勉強及格。你們接待外國記者的方式還太呆板，還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還不很大。可以為友好的記者舉行小型宴會，為一般的記者舉行大型冷餐招待會，請他們吸中國煙、喝中國酒、吃中國菜，邊吃邊談，讓人感到無拘無束，輕鬆活潑。這不是吃吃喝喝，是為了便於你們宣傳“自己”，了解對方，結交朋友。這三者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執行我們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來越多的西方記者詢問中國的外貿情況，我們原先准備的材料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總理說，讓雷任民（外貿部副部長）當代表團的顧問，就是為了這一點。總理要新聞辦公室為外國記者舉行一次中國外貿問題座談會，由雷任民主講並答問。

　　這些方式是其他國家的代表團所未採取的。外國記者反應很好。有的說，中國人熟悉西方記者的心理，事先准備周密，易於使人了解中國。有的說，雷任民的介紹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國並不拒絕外資，任何國家都沒有同中國貿易的優先權。有的說，從周恩來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自信、樂觀和組織能力，他們具有沒有大國架子的大國風度。有的說，嚴肅和熱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來和他的助手們身上，這兩種性格融洽地結合在一起，這真是奇跡。

　　總理及時了解這些反應。但他更注意對我敵視的反應。美國有個記者說：在日內瓦看不到共產黨統治下的幾億中國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們對共產黨專政的憎惡和仇恨。總理了解到這種反應后，讓我們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放映國慶節的紀錄片。他特別交代：要選好放映日期，不要在開會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請柬分成兩種，一種指名邀請，一種不寫名，就放在“新聞之家”，准備讓台灣、南越、南朝鮮以及不便邀請的美國記者自取。放映時根據中文解說詞，用英文通過擴音器作簡單說明。

　　按照總理的指示，我們放映了《1952年國慶節》，能容納350人的電影院座無虛席，還有人站著看。放映過程中，不時響起掌聲。放完后，掌聲雷動，觀眾紛紛向我們握手祝賀。普遍反應，印象深刻。有的說，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國了﹔有的說，美國不少記者也來看，不知他們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記者在報道中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過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贊嘆聲。”蘇聯代表團的新聞聯絡官說，這是個創舉，表示要向我們學習。

　　聽我們匯報了這些反應后，總理問，有沒有批評意見？我說，間接地聽到美國一個記者說，這部影片說明，中國在搞軍國主義。總理說，即使是個別人這樣說，也值得注意。再給他們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據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編拍的彩色戲曲片。當時剛剛拍出，我還沒有看過。為了便於向外國記者介紹，我們在旅館裡先行試映，旅館的一些瑞士職工聞訊也來看，但放映不久，他們就一個個地走掉了，顯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聽不懂唱詞。我想，讓外國人看這部電影，真是“對牛彈琴”。但還得盡力而為，便請懂越劇的同志將劇情介紹和主要唱段寫成一本十五六頁的說明書，准備譯成外文，發給外國記者。我先把劇名譯成英文，叫做“梁與祝的悲劇”。

　　我向總理匯報試映的情況以及所作的准備。不料總理批評我是在搞“黨八股”。他說，十幾頁的說明書，誰看？我要是記者，我就不看。

　　總理給我出主意說，隻要你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放映前用英語作個三分鐘的說明，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詞要有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電影，不再作其他解釋。你就這樣試試，我保証不會失敗。不信，可以打賭，如果失敗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錢。

　　我說，說明詞寫好后，請總理審定。總理說，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們照總理說的去辦。為了停車方便，租用了旅館的大餐廳。放映前10分鐘，250個位子坐得滿滿的，王家鬆也來了，后到的無處可站。放映過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場肅靜。我舉目四顧，都在聚精會神地觀看。演到“哭墳”、“化蝶”，我聽到啜泣聲。放映結束，電燈復明，觀眾還如醉如痴地坐著，沉默了大約1分鐘，才突然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他們久久不肯離去，紛紛發表觀感。普遍認為，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更感人。有的說，簡直忘了是看電影，仿佛置身於畫圖之中。有的說，想不到色彩這麼絢麗。友好的記者為電影的成功感到驕傲。一位印度記者說，中國在朝鮮戰爭和土地革命中拍出這樣的片子，說明中國的穩定，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之后，這部電影又在更大的范圍放映了幾次，許多社會名流稱贊色彩、音樂的美，說這是“東方式的細膩的演出”。一位美國教授不請自來，看后要求購買拷貝。他說，應當把這部電影拿到美國去，讓好萊塢那些隻會拍大腿片的人看看。總理還讓王卓如拿到卓別林家裡放映，這位電影大師也稱贊不已。

　　“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多麼貼切，多麼吸引人，這簡單的幾個字，蘊含著多麼豐富的知識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總理匯報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時，談了自己的感受。我說，這使我進一步懂得對外宣傳的重要。總理說，問題在於宣傳什麼，怎麼宜傳。--他告訴服務員，給我一瓶茅台酒，記他的賬。

　　三

　　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退出現役后，曾在1960年5月訪華5天。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會見了他。他印象頗深，但感到時間太短，要求1961年9月訪華3周，除會見我國領導人外，還要訪問幾個不對西方開放的城市。總理原則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組成接待小組，由國防體委主任李達上將率領，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馬利在陳毅副總理主持的歡迎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和平三原則”，即：一、都承認隻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二、都承認有兩個德國--東德和西德﹔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裝部隊都撤退到他們自己的國土上去。

　　總理認為蒙哥馬利很有政治頭腦。他要我以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名義，參加接待小組，陪蒙哥馬利去外地。總理指示，要放手讓他看，舊中國遺留下的貧窮落后和新中國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觀存在，讓他自己看了作出結論。結合參觀訪問，幫助他盡量從本質上了解新中國。

　　從9月9日起，蒙哥馬利先后訪問了包頭、太原、西安、延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時許，總理找我到西華廳向他匯報。

　　我的匯報較簡短，總理問得很仔細，對政治性問題問得特別細。匯報了兩個多小時。看來總理還滿意。我覺得總理該休息了，准備告辭。但總理不讓走，又問我，在各地看了些什麼文藝節目。我從包頭談起，談到在洛陽時，當地為蒙哥馬利准備專場文藝演出，他不看，晚飯后讓我們陪他到街上散步，走過一個小劇場，他闖了進去，演的是豫劇《穆桂英挂帥》，翻譯向他簡介了劇情。中間休息時，他走了，回到賓館他說，這出戲不好，怎麼讓女人當元帥。我說，這是中國的民間傳奇，群眾很愛看。他說，愛看女人當元帥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愛看女人當元帥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說，中國紅軍就有女戰士，現在解放軍有位女少將。他說：他對紅軍、解放軍一向很敬佩，不知道還有女少將，這有損解放軍的聲譽。我說，英國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們的體制，女王是英國國家元首和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這一來，他不吭聲了。

　　總理嚴肅地對我說，你講得太過分。你說這是民間傳奇就夠了。他有看法，何必駁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則，難能可貴。你搞了這些年外交工作，還不曉得求同存異？弄得人家無話可說，就算你勝利了？魯迅講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引伸一下，諷刺和挖苦決不是我們的外交。

　　總理的批評很尖銳，但使我心服，我很想聽他多批評幾句，但總理卻改了語氣和話題。問我：蒙哥馬利最喜歡什麼文藝節目，我答：雜技，特別是口技。總理問，他看了雜技《搶椅子》沒有？我說，沒有。總理從文件框裡取出為蒙哥馬利安排的文藝晚會的節目單，其中沒有雜技和口技，卻有一出折子戲《木蘭從軍》。總理說，又是一個女元帥，幸虧問了你，不然他會以為我們故意刺他。總理馬上打電話給俞沛文，要他從節目中撤掉《木蘭從軍》，加上口技、《搶椅子》和中國戲法，並指定了演員。

　　9月22日晚，總理在餞別蒙哥馬利的宴會上發表講話，稱贊蒙哥馬利提出的“三原則”是“抓住了解決國際重大問題的關鍵”，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總理還說，這次蒙“親眼看到中國人民正在辛勤勞動，從事和平建設”，但“我們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還要經過幾十年的長期努力，我們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馬利在講話中說，這次訪華“使我了解了整個國家解放以來獲得的進展”，“中國的命運現在已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62年，英國出版了蒙哥馬利所著的《三大洲》，書中詳述了他訪華的見聞和觀感，強調指出：“從長遠看來，世界和平的關鍵在中國，中國作為一大強國的興起是必然的，這符合人類總的利益，有助於締造一切國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這本書中，他還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搶椅子》的演出情況。

　　四

　　1962年8月，我到倫敦擔任駐英國代辦。9月間，英國貿易大臣埃儒爾通知我：英國政府邀請中國外貿部副部長盧緒章於當年12月訪英。我請示國內后，回答埃儒爾：中國政府感謝英國政府對盧的邀請，盧將如期訪英。埃儒爾非常高興。他說，這是英中關系中的一件大事。英國政府將於3天內發布消息，希望中國政府也同時發表消息。我說，副部長出國訪問，提前3個月發表消息，不符合中國的習慣作法。英方如何處理，由英方定。

　　第二天，英國政府宣布了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邊境挑起武裝沖突，我國被迫自衛還擊。英國一些政客和報刊借機反華。《蘇格蘭人報》稱，英國政府對中國外貿部副部長訪英事將另作考慮。我馬上往見埃儒爾，要他澄清。他說，這完全不是事實。英國政府對盧副部長的邀請以及訪英的日期不會改變。

　　過了幾天，埃儒爾緊急約見我。他說，英國政府決定無限期推遲盧的訪問，半小時后就正式宣布。他個人認為，這不是由於政治原因。

　　我竭力抑制憤怒的情緒，簡要回顧了前兩次同他談話的情況，指出：英國政府出爾反爾，使我驚訝。盧的訪問日期是英國政府提出，中國政府同意的。現在英國政府不同中國政府商量，單方面決定無限期推遲，而且馬上就要宣布，對這種不正常的作法，我個人表示遺憾。我將報告本國政府，並保留進一步評論的權利。

　　回到代辦處，我召集主要外交官開會。我說，對英國政府這種帝國主義的態度，應當予以打擊。根據我的意見，急電外交部和外貿部，說明埃儒爾同我談話的情況以及我的表態，並提出三點建議：（1）向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2）主動宣布取消盧緒章的訪問﹔（3）削減從英國的進口。

　　外交部復電同意我對埃儒爾的表態，並要我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進一步評論的權利。復電指出，三點建議不妥，不予採納，要我聯系我國總的外交政策和對英工作方針，進行研究考慮並復。這顯然是認為所提建議不符合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對英方針，讓我作檢討。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給外交部的復電中，我隻表示，所提建議僅供參考，現服從部裡決定，今后將在實際工作中加深對我國外交政策和對英方針的理解。

　　1963年春，盧緒章應邀訪英，訪問很成功。這年秋天，我回國休假。總理找我談話，提到此事。總理說，去年你提出三點建議，當時外交部和外貿部基本同意，到我這裡擋住了，我讓外交部給你潑了冷水，希望你考慮考慮。從你的電報看，你思想不通﹔我沒有再跟你打“電報官司”，現在我問你，當時提出這三點建議，出於什麼考慮？

　　我說，我本想當場對埃儒爾提出抗議，鑒於外交工作授權有限，我隻表示遺憾﹔我覺得不夠分量，應該用政府的名義提出抗議。英國雖已衰落，有時還有強烈的帝國主義氣焰。他們認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請盧緒章訪英﹔他們認為不利，就單方面宣布推遲，這有些“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味道。我們主動取消盧的訪問，可以表現我們的高姿態。我們以自力更生為主，對英國無所求。而英國的經濟很大程度上靠外貿，削減從英國的進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內部矛盾。對英國該拉就拉，該打就打，當時我覺得對這件事有必要給它沉重打擊，這是針鋒相對。

　　總理說：針鋒相對要看全局，美國對我們封鎖禁運，英國卻邀請我們外貿部副部長訪英，這就有區別，有矛盾，先要抓住這一點。印度是英聯邦的重要成員。中印發生武裝沖突，英國要是按原計劃邀盧緒章訪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們的態度有反復，說明內部有爭論，他們決定無限期推遲，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印沖突會持續多久。它只是推遲，留有余地，你為什麼要取消，把文章做絕呢？當然，英國的做法不大對頭，你向埃儒爾指出來，表示遺憾，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義口頭重申一下就夠了，何必小題大做提抗議？我們的建設以自力更生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發展對外貿易。這在開國的時候就宣布了。進口的東西都是我們需要的，我們是計劃經濟。突然削減進口，首先對我們不利。英國同我們做生意的都是私營企業，對我們的態度比較友好消削減訂貨，受損失的是他們，還會落下一個不遵守合同的壞名聲，你想到這些沒有？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我還是提一提，你有什麼意見？

　　我說，盧緒章訪英成功，証明我原來的想法和建議錯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總理從方針政策上作了具體分析，使我豁然開朗，對我是很大的教育。

　　總理說，我記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經不是少年，有時還那麼“氣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氣用事，要有全局觀點，從多方面考慮。我這樣講講，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於提出建議。

　　五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周總理讓我以他的助理名義參加會談。7月15日，中美雙方同時宣布，尼克鬆將於1972年5月以前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新聞震動了世界。

　　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來北京，為尼克鬆訪華作具體安排。總理主要同基辛格談判被稱為“上海公報”的內容，並商定尼克鬆訪華日期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鬆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宮發言人齊格勒）來華作技術安排。齊格勒提出，在尼克鬆訪華期間，隨行的大批記者將通過通訊衛星播發電視、圖片、電訊等，請中國政府給予方便。他著重指出，在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幾乎家家都有電視機，億萬人民渴望通過電視看到尼克鬆總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況，尼克鬆本人對此極為重視。

　　總理讓我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討論此事。會上，於會泳搶先發言。他說，我們絕對不能在中國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為尼克鬆進行電視宣傳，這也是“首長”的意見。與會的其他同志聽后，一言不發，大家都明白，於會泳的“首長”是江青一伙。

　　我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說，豈有此理！過去美國政府一直敵視中國，現在美國總統要來中國訪問，這是歷史性的轉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億萬人民通過電視看到尼克鬆訪華的情況，就會引起思考，增加對中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這是為尼克鬆做宣傳，還是為新中國做宣傳？

　　總理說，你告訴齊格勒，中國政府原則上同意他代表美國方面提出的這一要求。我們現在還沒有通訊衛星，請他幫助我們租用一個，在轉播技術方面，也請美方協助。對此，齊格勒表示，他沒有經手租用過通訊衛星，但料想租金一定很貴，尼克鬆訪華8天，8天的租金估計可能要100萬美元。中國政府不必花錢租用，因為美國政府已經准備了供美國記者使用的通訊衛星，隻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費用由美國承擔。我說，修建地面站的費用由中國政府支付，隻要美方技術協助。至於是否租用通訊衛星，我們再作考慮。

　　我向總理匯報，並說，既然美國政府已作了准備，我們不必花那麼多錢為美國記者租用通訊衛星。總理立即批評我，他說，讓你商談租用通訊衛星，你一聽100萬美元就想縮頭。這不是花多少錢的問題，這是涉及我們主權的問題，在主權問題上絕不能有絲毫含糊。你告訴齊格勒：第一，請他負責為中國政府租用一顆通訊衛星，租用期是北京時間1972年2月21日上午1時至2月28日24時﹔第二，在租用期間，這顆衛星的所有權屬於中國政府。美國方面事先向中國政府申請使用權，中國政府將予同意。中國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費﹔第三，租用費和使用費都要合理，要齊格勒提出具體數目。我們通過其他途徑了解國際上的一般價格，不做“冤大頭”。

　　我按總理的三點指示向齊格勒講了，他很驚訝，想了一會兒說，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談判對手。我完全接受中國政府提出的前兩點辦法。請放心，租用費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費和使用費是互相關聯的。我現在提不出具體數目，但我可以設想，這兩項費用之間將會劃個“等號”。我很佩服你們的精明，我更佩服你們處處注意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尊嚴。我將把這一深刻印象報告尼克鬆總統，並告訴我的同事和親友。我還要坦率地說，現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來總理是世界上罕見的、令人衷心敬佩的、偉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鐔德山、諶筱華記錄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