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探源

（《福建黨史月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不久，黨中央組成有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以下簡稱“小組”），這“在當時是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因此，認真地研討“小組”，不僅對於准確認識遵義會議實現的偉大轉折所經歷的過程是必要的，而且對於正確認識遵義會議確立的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問題，總結歷史經驗，加強黨的建設，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僅就以下幾個問題略作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小組”成立的歷史背景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並在組織上作了部分的調整。正如毛澤東曾經指出的，1935年的遵義會議，則主要地是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爭環境的反映。由於在會議上“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即李德，下同）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會議最后作出下列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被選為常委，表明毛澤東從此開始進入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這在當時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尚未認識到中央政治上的錯誤的情況下，應該承認是難能可貴的，是一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轉折。但這一轉折同古今中外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偉大轉折一樣，也有一個逐步轉變的過程。

遵義會議前，“三人團（博、李、周）處理一切”。由於全黨全軍工作的全部重心完全是為了粉碎敵人的殘酷“圍剿”，因此，三人團即是黨、政、軍的領導核心和最高權力機構，對紅軍行使最高軍事指揮權。遵義會議著重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軍事領導上的錯誤，“A、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而李德、博古對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又缺乏應有的認識，因此會議最后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項決定說得很明白，會議恢復了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和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指揮軍事的權力，把被李德控制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拿了回來，不再允許李德對紅軍瞎指揮了﹔博古雖然在軍內僅是軍委委員，但他代表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會議決定不再讓他擁有對紅軍指揮的最后決定權，改由周恩來代表中央負責對軍委工作的領導。這時在黨中央負總責的仍是博古。

會議一結束，政治局常委即根據會議決定進行適當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很明顯，軍事指揮上的最終決定權仍屬代表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的周恩來，毛澤東是幫助者。

1935年1月19日，軍委縱隊離開遵義向赤水地域挺進。20日，軍委總部下達《渡江的作戰計劃》，明確紅軍實現北渡長江計劃的初步任務﹔同日晚11時，軍委又下達了具體行動命令，規定：“我野戰軍應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奪取渡過赤水為先機，在必要時並便於在赤水以東地域與追擊和截擊的敵人的一路進行決戰。”28日，紅軍在土城與川敵郭勛祺、廖澤旅一部遭遇，由於沒有摸清敵情，原來以為敵隻有4個團，實際超出一倍，同時低估了川軍的戰斗力，加上紅一軍團二師已北進抵達赤水復興場一帶，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致使這次戰斗未能得手，沒有達到預期的大量殲滅尾追之敵的目的。紅軍不得不放棄原定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赤化四川的計劃，於29日拂曉前與敵脫離接觸，在土城、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向雲南扎西（威信）前進。

2月5日，部隊行進到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小庄子，這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政治局常委在這裡開會，對常委分工再次進行了調整，決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至此，博古不僅在遵義會議被取消了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的權力，而且按照一貫的黨管軍隊原則，他在黨內負總責的權力也取消了，改任“紅軍野戰政治部主任”。

紅軍在扎西完成部隊整編后，中央決定改變建立川滇邊新蘇區的計劃，出敵不意，從扎西突然揮師東指，向敵人兵力較弱的黔北地域前進，以求在運動中尋機殲敵。2月19日，二渡赤水河，24日擊潰黔軍一部，重佔桐梓﹔25日，紅軍在婁山關下與增援桐梓之敵遭遇，殲其過半。紅軍猛打猛追，不給敵人喘息之機，一舉攻下婁山關，殲敵4個團，接著，乘勝直追，於27日再佔遵義。28日，蔣軍兩個師趕到遵義增援。紅軍連續作戰，與敵激戰於老鴉山、紅花崗一線，敵大部被殲，全線崩潰，倉皇南逃。這一仗共擊潰和殲滅敵軍兩個師又8個團，是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大勝利，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瘋狂氣焰，極大地振奮了紅軍士氣。這次勝利顯示出遵義會議調整軍事領導人和改變軍事戰略后紅軍的威力。這時的紅軍恢復了第四次反“圍剿”前的傳統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迅速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遵義戰役取得了輝煌戰果，然而由於軍事上的“左”傾冒險主義在較長的時間裡統治著紅軍，因此，要克服它、糾正它也不是靠會議的批評和個別領導人的調整就能完成的，同任何事物的轉化一樣，它也有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毋庸諱言，遵義會議后，中央政治局和軍委制定的“渡江作戰，赤化全川”、“以川滇黔邊為發展地區”、“以黔北為主要活動地區”等一系列戰略方針和戰役計劃中，屢屢出現“決戰”、“反攻”等忽視敵我實力的非實事求是的思想痕跡。正如陳雲在遵義戰役后向中央縱隊傳達遵義會議情況時所指出的：“如果今天來觀察這個決定，我們應該批評這個決議隻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件上來決定根據地。沒有具體的了解與估計敵情與可能，沒有講求達到這個目的具體步驟。而且個別同志對於四川敵人的兵力是過低的估計的，后來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沒有達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可見，要在實踐中糾正“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指導思想，確立符合實際的正確指導思想，並非易事，要有一個艱苦曲折的過程。

為了糾正上述不正確的軍事指導思想，繼續爭取紅軍更大的機動，使在強敵圍追堵截中的紅軍基干得以保存下來，軍委決定進一步加強對部隊的統一領導，於3月4日在遵義“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5日，朱德、毛澤東在前線鴨溪發布了作戰命令。從1932年寧都會議取消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一切職務后，這還是毛澤東第一次以明確的軍內職務簽署作戰命令。前敵司令部隸屬於軍委，不是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可是，毛澤東任前敵司令部政委卻表明他已取得對紅軍的公開的直接領導權。

前敵司令部發布作戰命令后，由於敵軍懾於遵義戰役的慘敗，不敢隨意輕進，也不主動與紅軍主力交戰，使紅軍擬在長干山尋敵作戰的計劃未能實現。1935年3月10日凌晨1時，一軍團林彪等發電報給軍委，建議：“野戰軍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即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這個建議，在中央負責同志開會討論時，“……大家一致要打駐守在打鼓新場的敵人。硬要去攻那個堡壘，隻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由於‘大家一致通過’，‘主席那個時候隻好服從’。會后，毛主席‘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周恩來，下同）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這樣，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樣指揮，還是成立幾個人的小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

正是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豐富的戰爭實踐經驗，縝密地分析和注意到打鼓新場四周不僅有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而且還有孫渡的4個旅，如果紅軍對駐守打鼓新場的黔軍實施攻擊，那麼面臨的敵軍將不只是黔軍，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進攻一開始就將有迅速被敵人圍困的危險。毛澤東以革命利益為重，又一次挺身而出，及時制止了這個幾乎葬送整個中央紅軍的冒險計劃，再次挽救了紅軍。

3月11日，軍委在苟壩向一、三、五軍團發出《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的電報，調回正向打鼓新場運動的部隊。

這時紅軍創建新根據地的計劃尚未實現。為了認真對待瞬息即變的戰爭情況，亟需有一個權威的、成熟的軍事指揮領導核心，來保証毛澤東實施正確的軍事指揮，也減少戰爭環境中頻繁的會議。經中央研究決定，才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小組”成立的時間和地點

根據上述林、聶向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的電報時間，是1935年3月10日凌晨1時，軍委復電取消進攻的命令，是3月11日下達的這個情況，“可以認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是在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的”。那麼，“小組”究竟是在什麼時間和地點成立的呢?從毛澤東、周恩來、洛甫、陳雲等主要當事人事后回憶的情況，都與撤消攻打打鼓新場計劃有關，因此，可以肯定“小組”不會在3月11日之前成立，隻會在11日之后。

據當時任紅三軍團參謀長的葉劍英談到當年成立“小組”的情景時說：“成立三人小組那個會我參加了，記得正在開會，敵人飛機來炸，我和毛主席還到一間茅草房去躲。”

經查閱伍雲甫長征日記，1935年3月12日曾記載：

敵機五架在附近擲彈。十七時出發，至青坑。六分隊留狗壩（即苟壩——作者注），工作至次日三時。自隨六分隊，次日七時許與隊伍會合在青坑，休半天。

伍雲甫是一個非常仔細的人。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他家鄉區委或縣委開會，到全國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他經常被選中擔任黨的重要會議的記錄員。“在長征期間，他是三局政委，有時也親自抄、發電報。從職務上講，對日期和時間是很注意的。而且他的日記都是當時對他所經歷的重要事件的客觀記述，既不是過后回憶的，也極少帶有主觀感情的成分”。因此，根據上述材料，可以認定“小組”是1935年3月12日成立的。

關於“小組”成立的地點，主要根據伍雲甫長征日記。伍雲甫領導的軍委三局，主管全軍通訊聯絡工作，與軍委縱隊一起行動，所以他們的行軍路線，也是大部分中央領導同志的行軍路線。現將伍雲甫1935年3月12日之前幾天的日記摘錄如下：

三月九日晴，十二時隨一分隊出發，經花苗田至狗坎（狗坎應是苟壩之誤——作者注）附近宿營……

三月十日陰雨，駐原地休息。

三月十一日晴，駐原地休息……

很明顯，軍委縱隊3月9日進駐苟壩后，為研究下一步的戰略行動，改變對紅軍的領導方式，12日下午5時才開始離開苟壩。伍雲甫3月12日這天的日記雖然是在青坑寫成，但記述的卻是在苟壩的事。如果上述“小組”成立時間是12日的結論是准確的，那麼，“小組”成立地點就應在苟壩，這就排除了“小組”在鴨溪成立的可能性。

“小組”的職責

從以上簡略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小組”的成立，是為了避免在緊急的軍事行動中召開政治局會議，減少失誤，以保証毛澤東實施正確的軍事領導。這個軍事領導集體，從它一成立起，許多材料証明，是以毛澤東為首﹔這樣毛澤東從遵義會議后常委分工，作為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周恩來的幫助者，成為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表明了毛澤東在新的中央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顯然，這時“小組”是黨中央委托的全權指揮軍事的權力機構﹔從此，確立了毛澤東在全軍的領導地位。

“小組”成立后不久，紅軍迅速向西北方向開進，三渡赤水河，尋求新的機動。蔣介石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調重兵增強長江防線，並且繼續堵截紅軍，妄圖殲滅紅軍於長江以南。正當敵人調兵遣將之際，毛澤東判斷敵軍已被調動，指揮紅軍主力突然回師東進，與正在赤水河北移動的敵軍背道而行，於二郎灘、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河，然后掉頭南下，南渡烏江。敵軍主力遠在江北，紅軍一部威逼蔣介石坐鎮的貴陽，蔣介石急令滇軍馳援。滇軍東下，雲南空虛。紅軍乘虛西進，連克惠水、長順、紫雲，勝利渡過北盤江，威逼昆明。雲南軍閥龍雲驚恐萬狀，慌忙收羅民團以死守昆明。紅軍則繞過昆明，向川西南前進。1935年5月初，紅軍在皎平渡勝利渡過金沙江，完全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實現了遵義會議決定渡江北上的偉大戰略部署。

中央紅軍在兩個多月的艱苦轉戰中，縱橫馳騁於數十萬敵軍的重重包圍之中，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聲東擊西，迷惑調動敵人，完全扭轉了過去被動挨打的局面，徹底打亂了蔣介石的反革命部署。這一光輝勝利，突出體現了紅軍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下的巨大威力。

同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這時，“小組”已沒有較大的戰役和戰斗可資指揮，卻面臨著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極其嚴重的新情況。由於兩個多月裡紅軍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徹底粉碎了繼敵人第五次“圍剿”以來的新的“圍剿”，才使全黨、全軍出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因而毛澤東不僅在紅軍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同時，得到黨中央更多的同志包括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評的同志的衷心擁護。當時在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實踐証明，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還是毛主席行”。所以，在與張國燾的斗爭中，毛澤東不但是正確的軍事領導的核心，而且是正確的政治領導核心，為后來毛澤東最高領袖地位的確立，打下了牢固基礎。這還可以從“小組”的原來名稱來說明。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說：長征途中，‘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二十余人的中央會議。洛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以后組成三人團（毛周王）領導’。”

“一九四三年，周恩來同志在談到當年撤消進攻打鼓新場敵據點的計劃時說：在鴨溪會議上，‘毛主席堅決反對那個軍事計劃，后來還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團……”

“洛甫同志在自述材料中也說：‘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志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

“博古在一九四三年政治局會議上講到遵義會議時說：‘……遵義會議……基本解決問題……以后組織三人團（毛、周、王）領導。’”

如前所述，遵義會議前的三人團（博、李、周）是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有處理一切的權力，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即取消了它處理一切的權力﹔毋庸置疑，遵義會議后成立的“小組”就是毛、周、洛、博在1943年所說的“三人團”，因此，毛、周、王組成的“三人團”也具有博、李、周三人團所擁有的權力。

至於“小組”這個名稱，據查，最初是周恩來1972年6月10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來的。自此之后，所有的回憶錄和文章也就沿用了“小組”這一名稱。但是，據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4位主要當事人1943年的回憶都說是“三人團”，事隔8年的回憶總比37年后的回憶准確，因此，“小組”還是以稱“三人團”為宜。這不僅是恢復歷史上的原稱呼問題，還便於對遵義會議后組成的“三人團”職責的理解。從名稱上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容易使人誤解為是單純的軍事領導機構。實際上毛、周、王“三人團”不僅具有最高軍事指揮權，而且和博、李、周三人團的職責一樣，“在當時是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可以處理一切黨、政、軍的重大問題。

參考文獻：

1.《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黨史通訊》1983年第19期。

2.《博古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3年11月13日），《中央檔案館復遵義會議紀念館函》（1980年7月），遵義會議紀念館館藏資料。

3.貴州省社科院、貴州省博物館編：《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內刊），1980年。

4.《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

5.《葉劍英1983年10月23日接見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葉帥傳記編寫組、遵義會議紀念館的同志的談話記錄》，《黨史通訊》1984年第5期。

6.《文史資料選輯》第72輯，中華書局出版社，1981年。

7.伍紹祖：《關於遵義會議時間問題的探討》，《黨史研究》1981年第5期。

8.《人民日報》1979年8月26日。

（本文作者系遵義會議紀念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