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周恩來總理對我的教誨

1945年作者與鄧穎超在延安周副主席辦公的窯洞前合影。

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幾十年了，他對我的諄諄教導和人格魅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
　　

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

我出身於一個四川的資產階級家庭，抗戰初期，在學校黨組織的影響和教育下，我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1938年夏天，經組織同意，我不顧家庭反對，偷偷離開家，經歷了千辛萬苦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在延安我先后在抗大、中央黨校和延安女大鍛煉、學習。由於不願意讓家裡人找到我，我將名字改成了岱沙，連姓也不用了。

　　1939年夏季，指導員找到我說，有一位首長要見你。當時我就緊張起來了，怎麼會有首長要見我呢？帶著幾分疑惑，我來到女大校門外的延河邊。經介紹我才知道，來的人是鄧穎超大姐。她拉著我的手，在延河邊一邊散步一邊交談。慢慢地我緊張的心情逐漸平靜了下來。鄧大姐聽到我和家裡鬧僵來到延安的事情后說，你走后，你母親因為牽挂你生病臥床，你父親托恩來同志把你送回去，你看怎麼辦好？我說:我想到前方去抗戰，不想回四川。大姐又說:你留在延安學習、工作或到前方去都很好，但你想想你回四川工作不是更具備有利條件嗎？大姐又給我講了許多道理，臨走時又囑咐我要同家裡建立通訊聯系。

　　抗戰時期的大后方，特別是陪都重慶雲集了國民黨大批黨、政、軍要員、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金融大亨和大資本家等。我家是四川著名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父輩四人均留學日本。大伯父康心孚曾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並在北大任過教授，當時和李大釗很要好。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曾被稱為四川金融巨子，是當時的重慶市參議會議長。我父親康心之主持銀行、礦山、地產以及出資辦《國民公報》等。父親交游甚廣，社會關系也很復雜。於右任、邵力子等國民黨元老常年住在我家，周恩來同志間或到我家去探望於先生和邵先生。1941年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就是在我家成立的。當時我家是黨的統戰工作的一個點。我的叔父康心遠擅長經商，經營銀行和桐油、豬鬃等出口業務。我嬸母王棣華是鄧大姐在天津河北女師的同窗好友。
　　

組織決定我隨周恩來同志回重慶

1940年春的一天，接到通知讓我去見周副主席。我走在去楊家嶺的路上，一面走一面想，反正我已經同父親談崩了，最好爭取不回家。到了周副主席的駐地，很快就進入了談話的主題。周副主席問:你學過統戰課嗎？國統區工作很重要，組織上決定你回去，是對你的信任。我說:我非常厭惡資產階級家庭的生活方式，憎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我不願意回四川，我要到前方去。他耐心地開導我說:做一個剝削階級家庭的叛逆者誠然可貴，但既然革命，就要服從革命需要。何況你回重慶有著良好的條件，在那個環境裡鍛煉不也是很重要的嗎？同時他又語重心長地說:要重視剝削階級家庭的烙印、資產階級學校教育的影響，以及社會關系帶給你的影響。但反過來說，這樣的環境也能使你更加自覺地加強鍛煉、改造世界觀，這不是很好嗎？周恩來同志通過講道理說服了我，我終於同意回到重慶工作了。

　　回到重慶后，我先在紅岩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休整了兩三天，周副主席抽出時間幫助我對家裡的主要成員、重要社會關系、以及某些統戰對象進行了具體的分析，教我如何區別地對待工作。他還特別叮囑我，不能向任何人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甚至包括我的父母，如果一旦暴露，就會產生無窮的問題。他說:這次你回去，可以爭取你父親送你到美國讀書。不行的話就爭取考上國內的大學。

　　兩天后，我穿著辦事處為我趕制的旗袍，由周總理和鄧大姐親自把我送回家，交給我父母。他同我父母寒暄了幾句，就告辭了。由於父親當時對我尚待“觀察”，沒有同意我去美國留學。不久，父親就任省糧食局和糧食儲運局局長，帶著全家遷到成都。我按照周副主席的第二套計劃，於1941年考上了成都光華大學經濟系。

　　1943年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共產國際宣告解散，國民黨特務到處抓捕共產黨員。6月中旬，我被捕了。在獄中我按照周副主席的叮囑，死也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后來經家裡的親戚營救，我被保釋。

　　這一年的冬天，突然有一天組織上通知我趕快進城，准備送我去延安。我馬不停蹄地趕回城裡的家，並准備很快回延安。我給父親寫了一封短信，告訴他我的處境不好，有可能再次被捕。我將很快回延安，請雙親放心。回到延安后，我詳細地寫了在獄中的經過和在出獄后的對敵斗爭情況報告。先由原南方局組織部長孔原和我談話，進行審查，周副主席在百忙中又同我進行了一次長談，以陳潭秋烈士的犧牲為例，深刻地闡述了共產黨員威武不屈的節操。
　　

做於右任先生的工作

我家的人都知道於右任先生一向對國民黨上層爭權奪利、貪污腐化是很不滿意的。他任監察院院長多年，有意做一些澄清吏治的工作，一直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抗戰期間，於右任長期在我家居住，有一天他突然離開我們重慶的家，遷居成都，住在一個陝西同鄉家裡。后來我才知道，在上世紀40年代初，監察院揭發出了一件很大的貪污案，被彈劾的人涉及蔣介石身邊的要員。於先生堅持執行監察權力進行彈劾，而蔣介石執意庇護。於是於先生憤而辭職，離開重慶遷居成都。周副主席得知這個消息后，馬上囑咐於的女婿屈武代表他前去慰問，並要屈武去成都陪伴和照顧老人的生活，幫助老人解除一些心理上的苦悶。周副主席囑咐屈武對於先生說，他的這一舉動大得人心，請於老先生不要悲觀。

　　解放前夕，於老先生被脅迫去了台灣。他一直懷念著祖國大陸，眷戀著家鄉的親人。1961年3月，章士釗先生寫信向周總理反映，香港有位吳先生傳來有關於右任的消息，於右任說:“今年是我老伴的80壽辰，可惜我不在大陸，今年她的生日一定會很冷落，不會有人理睬她的。想到這一點，我十分傷心。”周總理得知后，囑咐屈武以女婿的名義為於老夫人做壽。屈武攜兒子屈北大、兒媳梅汶君和於老先生的外甥周伯敏等同赴西安，所有於老先生在西安的故舊、陝西知名人士和省委統戰部負責人共二十余人，設宴為於老夫人祝壽。宴會自始至終洋溢著歡慶的氣氛。

　　過后，屈武在寫給於老先生的信中，談到了鮮為人知而於老先生知道的周總理的別名，連同祝壽場面的照片等，由香港的吳先生轉交給於老先生。后來吳先生在寫給屈武的信中說:“於先生收到我的信和照片等，高興到了極點，真是喜出望外。特別是周總理對他的關懷，他非常地感動。他要我告訴你，向周總理表達他誠摯的謝意。”屈武向周總理報告了來信的內容后，總理很高興地說:“隻要於先生高興，我們也就心安了。”

　　記得上世紀40年代，有一次我向周副主席匯報工作，談起新認識的一個出身顯赫的留美學生，據了解他還是我的一個遠房親戚。周副主席說:“和各界人士交往是在國統區的一種必要的特殊方式，不僅是個人之間的友誼，而是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交流思想，提高認識，促進工作……”通過周恩來同志的教誨，我更深地理解了做統戰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的真諦。
　　

解放后，陪周總理去南方

解放后，我調到外交部工作。1961年4月初的一天，外交部辦公廳通知我到章漢夫副部長辦公室去。漢夫同志對我說，總理要到外地去，由於他剛動完手術，醫生不讓他參加更多的活動，讓我一路上照應總理，設法讓他多休息。我們乘的專列在武漢停留幾天后，4月9日到達了廣西憑祥。到達的當天，總理便就有關老撾問題同越南領導人會談。下午4點多鐘，總理要張茜和我送胡志明主席乘車“出關”。胡主席坐在轎車后座中間，張茜和我一左一右坐在他兩旁。在駛向友誼關的路上，胡主席左手拿著一個大口罩，很快罩在胡須上面，這是因為胡主席做過多年的地下工作，比較謹慎，不願意被人認出來。車子很快到了友誼關，我們就和胡主席告別了。

　　4月11日，周總理到達昆明后開始了與緬甸總理吳努會談。在相互通報關於老撾問題的消息時，周總理說，如果美國要在那裡打局部戰爭，那麼對美國來說，那將是一場比朝鮮戰爭更加錯誤的時間、更加錯誤的地點和更加錯誤的戰爭。隻要美國不干涉老撾問題，老撾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老撾國內的和平是有希望的。4月16日，根據中緬雙方達成的共識，中緬兩國總理發表了聯合公報。在中緬雙方會談的幾天裡，周總理還兩次抽空到中科院熱帶、亞熱帶植物研究所，關心著我國橡膠種植業的發展。同時向當地干部了解中緬邊境地區易貨貿易的集貿市場和農業發展情況。當周總理了解到當地農民務農不施肥，也不搞水利，習慣於靠天吃飯時，周總理說:種地不施肥怎麼行？他囑咐當地的干部說，西雙版納在東南亞的影響是比較大的，一定要把它建設好。

　　西雙版納的氣候炎熱，蚊子多而且個頭又大，我和同行的卞大夫一再提醒總理要多休息，但總理白天要秘書和北京通電話，詢問情況，晚上要處理國內外大事，當時我們作為隨行人員都感到很疲勞，但周總理似乎沒有感到勞累，他隻要有空總要抓緊時間體察民情。整個南下的時間不超過一個月，但他所到之處，給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想到此，也讓我們心中充滿了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