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什麼精神來建設國家 周恩來主張艱苦奮斗

　　新中國開國之初，周恩來不隻一次強調：不經過新民主主義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經過新民主主義、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當我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以后，周恩來敏銳地指出：我們隻有再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消滅了貧困，消滅了愚昧才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周恩來一生的最后２０年間，一直圍繞著以消滅貧困、消滅愚昧為中心任務，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這個基本問題而上下求索。１９６３年 １０月 １２日，他明確指出：“為建立起我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需要摸索出一條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套完整的、成功的經驗。”①他為解決這一歷史任務，逐步提出了社會主義全面建設和全面改革的理論構思以及一系列基本原則，成為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先導。

　　１９６１年９月，周恩來同蒙哥馬利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是指生產關系而言，同時也表現在生產力上。”②“現在中國很窮、很落后，離富強的要求還很遠，需要幾十年才能趕上去。因此我們黨和國家的政策和指導思想是一切為了有利生產關系的改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應該予以糾正。”③周恩來以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解和領導我國建設發展的實踐經驗為依據，精辟地提出：“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④這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始終以經濟建設為首位，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居於國家領導地位的無產階級政黨，是否始終把經濟建設擺在國家生活的首要地位，是否正確提出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這是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全局性的根本問題，也是關系黨、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的大事。建國伊始，周恩來善於駕馭錯綜復雜的社會，明確指出：“現在，全國的工作已經開始從軍事方面轉向建設方面。”⑤“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⑥他在１９５４年９月又鄭重地說：“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⑦１９５６年，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周恩來根據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在八大會上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充分體現了黨中央領導和組織全國人民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的宏偉藍圖，是推進黨的工作重點向經濟建設轉移的重要保証。但是，由於“左”傾錯誤開始抬頭，沒有真正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八大通過的這個建議報告難以實施，我國國民經濟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周恩來把握“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根本立場，１９６２年３月重新強調：“現在面臨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並努力使調整國民經濟在５年間擺在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然而，我國國民經濟剛走出困境，一場“文化大革命”又使全國陷入混亂狀態。周恩來對此十分焦慮，他意識到：這場“革命”越鬧越大，將會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產生比“大躍進”更為嚴重的后果。因此，他同一批在國務院一線工作的領導同志，呼吁“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在１９７１年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后，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經濟建設有了轉機。一方面抵制極左思潮，盡力消除一些破壞性后果﹔一方面使處於癱瘓的國民經濟逐步走向正常。接著，周恩來力薦和促成鄧小平復出，協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以大無畏的精神，進行了一場具有撥亂反正、探索新路意義的嘗試，即全面整頓的重大斗爭，以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中心，推動各條戰線的整頓。短短數月，國民經濟取得可喜的進展。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表明，周恩來關於經濟建設在國家生活居於首要地位的思想及其實踐，是正確認識和運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反映，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一直倡導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展路線的思想先導。

　　同時，周恩來還依據變化著的國際形勢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的經驗教訓，以及戰后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首先提出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和現代化國防”的思想，進而確立以實現現代化為中心內容的建設“工業、農業、科學、國防四個現代化”⑧的發展戰略。這實際上成為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即“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的先聲。

　　在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８日召開的二屆三次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寓意深長地說：過去我國人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經過長期的艱苦奮斗，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現在，在我國人民面前，還擺著經濟貧困和文化落后這兩座大山。我們要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再用幾十年的時間，把這兩座大山搬掉。我們一定能夠把這兩座大山搬掉。我們應該有這樣的信心。我們一定能夠用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比擬的速度，在我國建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系。英國和法國花費３００年時間所做的事情、美國花費２００年時間所做的事情，我們隻要花費１００年左右的時間，就一定能夠做到。這是周恩來對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富有遠見的構想，現在正逐步變成現實。為了實現這個戰略，周恩來特別闡明了四個現代化的內涵：

　　一是中國所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早在１９５９年底，周恩來就提出：“需要加快建設我們的國家，使我們國家更快地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⑨１９６３年初，他又提出：“我們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做保証。”10社會主義制度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和保証，實現四個現代化則是建設、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二是中國所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它有兩個重要原則：第一，中國是全方位實現現代化，包括少數民族落后地區。周恩來認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自治的地區都現代化。全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全面地發展起來。我們有這樣一個氣概，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愛的氣概。我們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如果讓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這就是不平等，就是錯誤。”１１第二，中國現代化的實現，要依靠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各民族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在共同發展的目標下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因為，“漢族人口多、經濟、文化比較發展，但是可開墾的土地已經不多，地下資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區豐富。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是祖國工業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還沒有開發，勞動力少，技術不夠，沒有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幫助，也不可能單獨發展。”12

　　三是中國所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包括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全方位的現代化基本要求。周恩來對四個現代化所要達到的目標提出了一系列有深遠意義的精辟論述，他認為，農業現代化，必須從各方面支援農業，有步驟地實現農業的機械化、水利化、化肥化、電氣化，還有良種化。工業現代化，主要是工業技術現代化，基本內容是工業生產機械化、自動化、電氣化和化學化，用世界最新的技術把工業的各方面裝備起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國防現代化，要搞尖端的國防，即原子、電子、導彈，航空要更快地搞起來，從而建立起現代化的國防工業和國防力量。其核心是建設一支掌握和運用尖端科學技術的強大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對於科學技術現代化，他強調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的關鍵，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主要要求是：實事求是、循序漸進、相互促進、迎頭趕上，努力用世界最新的科學技術成就把我國工業、農業和國防諸方面裝備起來，並逐步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科學技術現代化就是指掌握和運用原子、電子、導彈、超音速等現代的科學技術。

　　四是人才問題是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最終決定性的因素。早在１９５３年他就提出：“培養大批的建設人才，是我們現在最中心的問題。”13他說：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設想不產生廣大的建設人才，問題就在於我們抓好科學、教育這一環。所以，發展科學、教育，這是現在一個中心的任務。到了１９５９年他進一步指出：“搞獨立的經濟體系和尖端技術，沒有人才是不行的。要建立經濟體系，掌握尖端技術，關鍵在於人才。一個是自然科學方面的人才，一個是社會科學方面的人才。我們理論隊伍固然缺，科學技術隊伍也缺，兩方面都要加強，特別是科學技術隊伍需要量很大”14

　　周恩來這些善於在實踐中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思考，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寶貴的精神財富。

　　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周恩來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著眼於兩個方面：一是專政要繼續，二是民主要擴大。其目的就是為了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專政，保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順利推進。

　　周恩來指出：從國內來說，殘余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完全肅清，從國外來說，帝國主義還敵視著我們，因此，“我們的專政應該繼續。”15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也是消滅剝削階級的需要。他同時強調，專政要繼續，但絕不能擴大，“專政的權力雖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但這個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鑒。”１６這是一個具有根本性意義的新見解。

　　民主要擴大，是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他以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為根據，比較完善地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１９５７年８月，周恩來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政治上的制度要適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要改革，要改革成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意志。”１７

　　他高度重視人民群眾擁有廣泛的民主權利。第一，人民的選舉權。要隨著全國的經濟和文化水平的發展，逐步實行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選舉，產生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第二，人民的監督權。包括一是人民群眾對人民代表的監督﹔人民代表對人民政府的監督，允許“唱對台戲”，把所有人民代表的發言，包括批評政府工作的發言發表出來，在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中可以開展爭論。二是中央與地方的相互監督，“不要以為只是上面對下面監督，下面同樣要監督上面，起制約的作用。”“唱‘對台戲’就是從兩個方面看問題，來完成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18第三，人民代表不僅檢查政府工作，一直到檢查公安、司法工作，這是對前蘇聯公檢法機構置於蘇共中央管轄之下的領導體制的否定。前蘇聯公檢法機關擁有至高權力，不受來自群眾和人民代表的檢查監督，造成許多知法犯法，用專政手法對待群眾的嚴重錯誤。我們要引以為戒。第四，少數民族享有民族自治權利。“這樣的制度是史無前例的創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搞聯邦制，也不實行自治共和國制，“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分別情況，成立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或者民族鄉，使所有少數民族不論聚居或者雜居都能實行真正的自治。這就有利於少數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權利。也有利於民族之間的合作互助。”19周恩來特別強調：“在中國這個民族大家庭中，我們採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為了經過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發展、共同的繁榮。中國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們應當強調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對民族分裂、民族‘單干’。”２０第五，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１９６１年周恩來尖銳地批評指出：“幾年來有一種做法：別人的話說出來，就給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個框子，非要人家這樣說這樣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個主觀的框子就據以去抓辮子，一切從他的主觀主義、片面性、形而上學出發，也不經過調查，他主觀上以為‘右傾’，就斷定是‘右傾’。”２１要改變這種風氣，必須在學術界、文藝界、知識界造成民主風氣。他說：“民主作風必須從我們這些人做起，要允許批評，允許發表不同的意見。”22“在我們的工作中要允許別人提出不同意見，才能樹立好風氣”23。科學、文藝、教育都屬於精神生產，它是頭腦的產物，更帶有復雜性，更難掌握，它們同工農業生產一樣，都有各自的客觀發展規律，必須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自由討論、自由創作，要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才能出現科學、文化、教育的振興與繁榮。

　　他強調在未能實現消滅政黨的條件之前，發展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實際上也是擴大民主。

　　以發展教育科學為重點，進行社會主義精神建設

　　第一，急起直追，迅速擴大和提高我國科學文化力量。

　　周恩來早在１９５６年初就強調：“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２４他指出，年輕的新中國的科學文化力量同我們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的需要很不相稱。他敏銳地看到從四五十年代以來，世界科學技術有了特別巨大的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后面很遠。他預見到，隨著原子能利用給人類提供了無比強大的動力系統，給科學的各個部門開辟了革新的遠大前途。同時，由於電子學和其他科學的進步，大大提高了自動化技術水平。“這些最新成就，使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25周恩來面對現實，立足本國，放眼世界，高瞻遠矚提出：“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科學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長的時間裡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是我們黨和全國知識界、全國人民的一個偉大的戰斗任務。”26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精神建設的一項戰略性任務。

　　第二，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

　　正確對待知識分子，是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尤為突出。１９５６年，周恩來指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１９５７年后，黨內在對待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上，出現了“左”的錯誤，把知識分子作為剝削階級的一部分，認為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嚴重地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１９６２年，周恩來為糾正這種“左”的錯誤，作了巨大的努力。他於２月間，在廣州召開的科技會議和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申明知識分子是勞動者，屬於勞動階層，無產階級同知識分子聯盟與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是有根本區別的，強調“對知識分子的估計要以這個為綱”27。他充分肯定了建國１２年來我國知識分子的“根本的轉變和進步”。３月６日，陳毅受周恩來的囑托，在廣州會議上向科學家、劇作家講話中指出：周總理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28。同月，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第三次會議上鄭重指出：我國的知識分子的狀況，已經同解放初期有很大不同。“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29他指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30這就是說，建設社會主義“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31。這是代表我們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念。它正確地表述了社會主義國家中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由於“左”傾錯誤觀念和政策，使這一正確思想難以在實踐中貫徹下去。盡管如此，周恩來仍然堅持這個正確觀點，可惜他的正確意見未能為毛澤東接受並在全黨切實加以貫徹。同時，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啟發和教誨廣大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自覺改造世界觀，更好地為新社會服務，“‘自我改造是為了進步，是光榮的事情”。32明確提出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三條途徑，即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業務實踐，理論學習。

　　第三，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雙百”方針是毛澤東倡導和確立的。它是繁榮和發展我國科學文化的一個長期性的基本方針。周恩來為堅持這一方針，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突出貢獻是：是把正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同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聯系起來﹔是把堅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同四個現代化建設聯系起來，將貫徹“雙百”方針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統一在四化建設的實踐中﹔是把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同糾正黨在工作中的“左”的錯誤聯系起來。這些都是按客觀規律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必須遵循的原則。周恩來認為，我們黨適時地提出“雙百”方針，目的就是要多種多樣的出來，然后才能辨別，才能爭論，才能出真理，才能更豐富這個正確的。

　　努力開拓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新格局

　　周恩來為創造國內建設的國際環境，不僅在外交工作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貢獻﹔而且在對外經貿方面也為開拓新的格局作出歷史性的貢獻。周恩來縱觀近數十年世界發展歷程，反復強調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國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國際合作。”３３無論是我們中國和所有發展中國家乃至戰后日本、歐洲、美國都是如此。周恩來曾向緬甸領導人說：“今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關起門來進行建設，不同別國互通有無。”34周恩來還向墨西哥客人說過：“‘閉關自守’這在中世紀都不可能，何況現在。”35各國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對各國自身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周恩來有句名言：“人不能離群而生活，國家也不能沒有朋友。”周恩來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的典范，是我國和平經濟政策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他在長期領導對外經濟貿易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我國和平經濟政策和一系列方針。

　　第一，他堅持和平經濟政策是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周恩來指出：“我們對外是和平共處的政策，決不向外擴張。當然，如果人家攻來，最后我們還是要反擊的。我們的對外貿易也是這樣，不是向外擴張，我們的對外貿易政策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36

　　第二，周恩來“根據政治與經濟是不能分開的，基本上是不能分開的，但是，有時也可以分開”的原則，對不同的社會制度國家的外貿外經，提出了不同的具體方針。

　　第三，他本著與發展中國家友好合作的真誠願望制定、執行了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這些原則體現了援助、支持都是相互的、雙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國沙文主義、殖民主義形成了鮮明對照，為建立新型的國際關系開創了光輝范例。

　　第四，為了不斷地擴大經貿往來，更為了國家的信譽，周恩來提出了外貿工作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重質先於重量的原則。

　　第五，他以其超人的智慧和堅強的毅力，開通了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發展貿易的渠道，實現著他一貫主張的“外交發展了，外貿也要發展”的正確主張。

　　建國二十多年間，我國已先后同世界上數十個國家發展了經濟貿易的合作關系，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必要的條件。奠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基礎。周恩來一貫主張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把學習、利用、發展結合起來，強調在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方面，“我們落后於世界先進水平，但是我們有先進經驗可以學習，有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可以利用，這樣可以擴大我們的眼界，所以我們前進的步伐可以加快。”３７他強調把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吸收過來，為我所用。

　　從實際出發，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要長期奮斗

　　應當以什麼樣的精神來建設我們的國家，是周恩來經常強調並身體力行的一個問題。他深知自己祖國的國情，也洞察世界經濟發展全局，所以，他一貫主張“艱苦奮斗，建設國家”。這些科學思想，我們應當發揚光大。

　　一是大國窮國的建設比革命更艱難。早在１９５４年周恩來鄭重指出：“不能說建設比革命容易，當然革命成功是艱難的，但現在建設就更艱難。”我們也不能說社會主義國家好像困難就少了。在某一意義上說，建設比起萬裡長征來，可能是困難要多一些。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在我們這樣落后的經濟基礎、落后文化基礎上，我們的知識這麼有限，我們對於建設、對於科學的經驗這麼少、建設也許比革命更困難。”３８

　　二是周恩來這種估計是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的，他概括為八個大字：“國大、物博、人多、任重。”國大而耕地少﹔人多而素質不高﹔物博而人均佔有率低﹔任重道遠是千真萬確的。

　　三是必須牢固地樹立節約觀念。勤儉建國是我們的基本方針，作好長期艱苦奮斗的精神准備，應該有臨事而懼的態度，絲毫大意不得。現在，我們要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向２１世紀，特別需要繼承和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

　　建設、鞏固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是幾代人乃至十幾代人共同承擔的偉大工程。它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偉大人物。半個世紀以來，已經涌現了像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偉人。

　　周恩來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由於歷史條件和實踐的限制，並未能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因而不可能沒有缺陷，然而探索者的業績是永存的。我們從總體上看，鄧小平為黨創立科學的理論，制定正確的路線，開辟新的道路，同周恩來的貢獻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是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的。在周恩來和鄧小平之間，尋找和開辟新路的科學思想是相通的﹔實事求是的思路相通，社會主義要全面改革全面建設的思想相通，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目標也是相通的﹔還有不少方面是相互吸取和借鑒的。當然，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實踐經驗為基礎，作出了歷史性的新貢獻，對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有重大突破和創新。

　　鄧小平發展和完善了周恩來所堅持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尤其是，鄧小平把解放思想作為“一個重大政治問題。”39鄭重提出﹔又把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統一起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重大創新，也是實現中國偉大歷史轉折的關鍵，從此以后，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面貌為之一新，不斷開拓我們事業的新局面。

　　鄧小平發展和完善了周恩來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思想，逐步變成為現實，使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鄧小平成功地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並堅決徹底、始終如一地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鄧小平發展和完善了周恩來關於四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戰略，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並科學地提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的戰略部署﹔鄧小平發展和完善了周恩來“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的正確構想，確定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總目標，並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和基本政策，使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思想系統化、科學化，成為億萬人民跨世紀的行動綱領。

　　鄧小平發展和完善了周恩來所祈盼的社會主義全面改革的思想，並付諸實施，成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強大動力。鄧小平突破了計劃和市場是姓“資”姓“社”的禁錮，首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根基﹔鄧小平成功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推進了全國范圍的各個領域的全面改革，全方位開放的偉大事業，使社會主義事業充滿生機和活力。

　　這一切，既有億萬人民的共同奮斗和智慧，又有一代代偉人的心血和創造。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一生是為中華崛起與騰飛而奮斗的一生。他倆都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他倆的英名同我們的民族命運緊緊相連。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注 釋：

　　①《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５８６頁。

　　②、③《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第９８頁、第９９—１００頁。

　　④、⑧《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３９８頁、第４４７頁。

　　⑤、⑥、⑦、⑩、11、 12、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30、 31、 32、 37《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２頁、第４頁、第１３３頁、第４１３頁、第２６６頁、第２５２頁、第２０７頁、第２０７頁、第２６６—２６７頁、第２０９頁、第 ２６０頁、第２６１頁、第３２５—３２６頁、第 ３２５頁、第３２５頁、第１５９頁、第１８１頁、第１８０—１８１頁、第３５９頁、第１６０頁、第１６０頁、第 ３６８頁、第４１２—４１３頁。

　　⑧《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４４７頁。

　　⑨、13、 14、 36、 38《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０８頁、第１６0頁、第４０５頁、第３９５頁、第３４７—３４８頁。

　　28《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第１２２頁。

　　29《周恩來教育文選》第２０２頁。

　　33《周恩來外交文選》第４１３頁。

　　34、 35 《黨的文獻》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第４７頁、第４７頁。

　　39 《鄧小平文選》第２卷，第１４１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