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我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

　　新中國成立以后，全國的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全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軍隊也不例外，在有了全國政權的政治基礎及經濟基礎的條件下，我軍建設即相應的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也就是向正規化、現代化邁進。在這個偉大轉變關頭，周恩來同志以政府首腦和軍委副主席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看准時機，抓住關鍵，領導我軍實現了這一偉大轉變，奠定了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基礎。這時期，我在他的領導下主持軍事訓練工作，耳聞目睹他為之付出的辛勞和取得的成就。

　　1950年2月我接到軍委命令，要我到北京出任軍委軍訓部部長。我交代了工作，離開了第四野戰軍，回到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向周總理及朱老總、聶帥請示。他們告訴我，中央已經決定要建設一支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不僅要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要有一個強大的海軍和強大的空軍。所有軍隊，要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訓練，統一的紀律。他們指示我立即辦三件大事，第一，辦各級各軍、兵種正規學校（有些學校已經建立或正在建立），大量訓練適應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干部。第二，制定軍隊共同條令，即隊列條令、內務條令和紀律條令，以統一全軍的軍事生活、紀律和制度。第三，抓好部隊訓練。因為這時新的海、空、炮、裝各軍兵種正在建立，都在設立編譯機構，編譯有關條令教材，並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制定訓練計劃，開始訓練了。

　　經過這次談話，我明確了工作方向，也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就奉令以軍委原四局--軍事出版局作為基礎，從華北軍大抽調了近百名干部，組成軍訓部，開始工作。軍訓部成立不幾天，軍委開了會議，由周恩來主持，討論軍隊辦學校問題。當即確定將戰爭年代各部隊辦的許多學校、教導團隊，改組為訓練現代戰爭的正規學校（其中一部分改為專業學校），沒有現成機構的組建了機構。並決定創辦一所陸軍大學（次年1月正式開學，改名軍事學院），我兼任籌備主任。陸軍大學將來的主持人，大家認為劉伯承老帥是最適當的人選。

　　確實，劉老帥這位中外聞名的軍事家，他的學問、道德和戰爭經驗，不僅能為人師表，而且他本人對訓練高級干部這個工作，也很熱心。夏秋之際，他來北京開會，當人們向他表示陸軍大學的人選他是“眾望所矚”的時候，他向周總理表示願從事這個工作。在籌備過程中，周恩來曾三次找他和負責籌備工作的其他同志談話，對成立軍事學院的重要意義、辦校方針原則、學院編制及主要領導干部配備和聘請蘇聯專家等一系列具體問題作了詳盡的指示。周總理特別強調並指出軍事學院的辦校方針，仍然是抗大的方針，要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總結我軍的經驗，繼承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光榮傳統，研究現代戰爭的特點，學習現代的科學技術，並希望在5年內把全軍師以上干部普訓一遍。周總理的這些指示不僅對軍事學院是極為重要的，而且對全軍的院校工作和部隊訓練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由於軍委對軍隊學校的建設有明確方針，僅二三年工夫，縱的方面由基層學校到最高學府，橫的方面從軍種到兵種，從合同戰術學校到專業學校，差不多都完備了。

　　在正規化方面，主要是制定各種條例、條令，以統一規章制度。1950年夏，我們組織班子，起草三部共同條令。起草之前，我寫了四條原則，主要是根據我軍光榮傳統並參考蘇聯紅軍經驗，並經過總理審定。12月伯承同志來北京，周總理立即指定由他審查。1951年初，由軍委將草案在全軍頒布試行。周恩來認為現代化軍兵種的戰斗行動，最重要的是協同動作，而協同動作，就要有計劃性、組織性、准確性和紀律性，要做到這幾點，就要制定各種條令條例。他曾形象地說，解放軍象一部大機器，這個齒輪和那個齒輪，必須准確地運行，才能真正協同動作。條令條例就是保証正規化的根本條件之一。他對個別高級干部在外事活動中不遵守內務條令的規定，進行嚴肅批評。他說：“你們頒布的條令，自己不遵守，迎賓尚未結束，我還沒有離開，你就懶散地走了，這樣影響多不好，軍隊還要條令干嗎！”他抓住典型事例對高級干部進行嚴格批評的原則態度，對我軍的正規化建設有很大作用。

　　對現代化建設，周恩來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改善軍隊的裝備技術，注意抓三個問題，第一，充分利用戰爭時所繳獲美制的武器裝備，指示我們在訓練中要多用這些彈藥，因為將來戰場上不一定用，儲藏久了會過時。第二，從社會主義國家進口艦艇、飛機、坦克及60個陸軍步兵師裝備，這些裝備很快就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發揮了作用。第三，先籌建現代化的常規武器的工業，繼則籌建原子彈、導彈等尖端武器工業。為了加速軍工建設又成立了中央兵工委員會，由他任主任，李富春、聶榮臻任副主任。他常說，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是一個軟骨動物。這樣就使抗美援朝的彈藥及常規武器，得到及時的補充﹔為原子彈及導彈工業，在完全空白的條件下發展打下基礎。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另一方面，是除了抓干部的學校訓練之外，又要抓部隊的訓練。部隊訓練，主要是抓准備參加抗美援朝的部隊，特別是新建的技術軍兵種。他對飛行員的挑選及訓練，直到油料供應，都很注意。甚至對駐南口新建的坦克師的訓練計劃及接交手續，都加以過問。

　　1950年11月上中旬，在周恩來、朱德的親自指導下，在北京召開全軍軍事院校及部隊訓練會議。會后起草了《關於軍事學校建設與軍隊訓練問題》的報告，請軍委審批。有一天，總理辦公室通知我晚飯后去開會。會議有國務院和中央一些部委的負責同志參加。按順序解決問題。輪到最后，已經11點多了，前面的人也陸續離開了，他就開始審閱我們的報告。他逐段逐段地讀，逐段琢磨，重要的地方，要反復幾次。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在他讀到“掌握新的技術，學會聯合作戰”兩句的時候，以同志式的討論態度同我研究。因為過去常說什麼現代化，什麼聯合兵種，這當然是對的。這次會議，我們進一步把現代技術與現代指揮結合起來，概括為明朗的兩句話，就更便於理解和記憶（劉伯承同志后來把聯合兵種這一詞改為諸兵種合同戰術，更為貼切）。總理再三斟酌后同意了。這份六七千字的報告，他修改完畢，已到次日4點了。他在修改時說，這是軍事學校和部隊訓練方針性的綜合文件。他很重視，所以不辭辛苦地認真修改，我在他的精神感召下，雖然已到雞鳴時刻，但根本不知道疲勞。在這大轉變時期，我作為一個部門的主管人，感到多麼高興啊！這時，抗美援朝十分緊張，國內百廢待興，國際風雲變幻，外交斗爭極度繁忙，周恩來日理萬機，但還給我們逐字逐句修改報告。他這種嚴肅認真負責的革命精神對我們是一次極深刻的教育。確實，這次會議后，在繼承與發揚我軍革命傳統的基礎上，確定以學會現代軍事技術與諸軍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作為我軍長期的訓練方針。這是新時代建軍的總要求。所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軍便能很順手地成為朝鮮戰場上抗擊高度現代化的美國侵略軍的新英雄。從軍事角度來說，就是及時實行了這種大轉變。1954年秋后，中央今葉劍英同志來主持領導全軍的訓練，軍隊的正規化、現代化程度，繼續得到加強。可惜的是，從50年代后期開始，我軍政治工作逐漸受到“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錯誤地開展反教條主義斗爭和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給我軍建設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損害。這是我軍解放以來前進中的大曲折，是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1952年夏季后，周總理不直接管軍隊日常工作了。一年后，抗美援朝結束了，但我國的戰略方針、國防建設、海陸邊防斗爭、軍隊的裝備供應，由常規武器到尖端武器，以及軍事部署、軍事訓練等，始終離不開他的指導﹔重要的軍事演習他去參觀﹔重大軍事建設項目，由他審查核定。林彪叛逃后，這時他雖然還是日理萬機，處境困難，身體也不如過去那樣健康了，但對軍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工作，仍然抓得很緊。在我由江西農林部五七干校調回北京解放軍軍政大學任職期間，他對軍大的整風、招生和訓練計劃，常有指導。最使我感動的是批林批孔初期，江青在一個單位，作了一篇亂軍發言，軍大有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甚至有個別黨委成員也被煽動。周恩來指示我們，不要亂傳未經中央審核的文件，要穩定軍政大學。這一次總理的處置是很不平常的。我們知道，批林批孔是黨在長期“左”的思想統治下，“四人幫”利用來亂黨亂軍的，對主持軍隊工作的葉帥和主持政府工作的總理，來個突然襲擊。周恩來等同志從容地處理黨內關系，機智地應付“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在我們為難的時候，周恩來支持我們，對全軍有很大影響。因為軍大有學員九百多人，多為各部隊團以上干部，和部隊有密切聯系，他們思想端正了，也能影響部隊的思想，從而保証了我軍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情況下的穩定和建設。

　　周恩來在長期軍事工作中，具有遠大的戰略眼光，在大革命時期，就參與創建國民革命軍的工作。國民黨叛變革命后，他領導南昌起義並組織許多地區的游擊戰爭。他是我黨初期在武裝斗爭理論方面最早的探索者之一，也是我黨最早搞軍事運動的領導人和政治工作的開拓者。戰爭時期他參加高層領導和指揮，和平時期抓國防建設和軍隊的建設工作。隻要他參加哪方面的工作，都善於把黨的方針和軍事工作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有所創新。周恩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和我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掌握軍事規律指導戰爭，領導我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又是著名的戰略家、軍事家，是我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我們永遠懷念他?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