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課，總理給我們上得好！

　　在50、60年代，昆明是我國通向國外的一個重要口岸。周恩來總理因出國訪問和接待外賓，多次到過雲南。那時候我在昆明軍區工作，有幸同總理有過一些接觸，雖然每次接觸的時間不長，但他那崇高的品質、優良的作風和對我們的親切教導，都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一

　　1961年1月，周總理出國訪問歸來，在昆明停留休息。當時我們國家正處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民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總理住在招待所，名為“休息”，實則仍然日夜在為國操勞。為了總理的健康，雲南省委和昆明軍區的領導同志想盡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都被他制止了。他一再叮囑我們不要讓他搞“特殊”，要嚴格執行生活標准規定。我們雖然感到過意不去，卻也沒有別的辦法，隻能一切從簡。

　　有一天，軍區開文娛晚會，我去請總理參加，他欣然同意了。離開招待所時，總理邀我和他同乘一輛車。汽車緩緩行駛。總理拉開窗帘，不時把目光投向車外，向我問這問那。當車子路過東風路時，路旁一座即將落成的建筑物映入總理眼帘。他問我：“這是什麼建筑？”我答：“是軍區新建的一個國防教育展覽館。”他又問：“你們修這個干什麼？”我說：“准備陳列戰爭年代的武器和戰斗英雄、模范的事跡材料，讓部隊參觀學習，加強國防觀念。”他蹙了蹙眉頭，態度忽然變得嚴肅起來，說：“北京已經有了軍事博物館，你們這裡就不要再搞這類建筑了嘛！現在國家經濟困難，還搞這麼多樓堂館所干什麼？你們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給閻紅彥吧。”閻紅彥同志是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總理要我們把這幢建筑交給他，也就是說要部隊把它交給地方。

　　當時，軍區和省裡的關系是很好的，但畢竟各有各的財產。而且，軍區修建這個展覽館，既沒有向國家要錢，也沒有向地方伸手，所花500萬元工程費，全部是自己勒緊褲帶節省下來的。要交給地方，我實在有點舍不得。

　　總理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沒等我開口，就加重語氣說：“全國一盤棋，要講大局嘛！交給地方，也是支援國家建設，比你們留著它用處大。你看怎麼樣？”

　　我聽到這裡，深感總理把道理講得很清楚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當即表示：“好，我們照總理的指示辦。”

　　第二天，軍區黨委召開常委會，我傳達了總理的指示。大家乍一聽，開始也多少有點想不通，舍不得。但大家畢竟受黨教育多年，懂得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局部利益必須服從全局利益，這是個原則問題，也是個組織紀律性問題。常委們經過短暫討論，一致表示：堅決執行總理指示，把展覽館無條件地交給地方。

　　總理的工作態度是那麼嚴肅和認真，作風是那樣細致和周密，在他行將離開昆明之前，當著我和閻紅彥同志的面，他又重提此事，並問我們商量的怎麼樣？幸虧軍區黨委及時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如實地作了匯報，閻紅彥同志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他問我：“你們真的舍得嗎？”我說：“有啥舍不得的，聽總理決定嘛。咱們過去打仗還不是這樣，一切行動聽指揮，執行命令，完成任務，不講價錢，不打折扣。”總理聽后滿意地笑了。

　　后來，我們軍區繼續負責把這個建筑面積達六千多平方米的工程全部搞完，做到善始善終，連同地皮一起無償地交給了地方。省裡用這個地方建立了“雲南省博物館”。

　　通過這件事，我和當時在昆明軍區工作的同志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凡事要識大體，顧大局，守紀律。這一課，總理給我們上得好！

　　二

　　雲南地處祖國西南邊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周總理十分關心邊疆建設，關懷各族人民的生活。他每次到昆明，不論時間多麼短促，也不顧個人多麼勞累，總是擠出時間，了解雲南的工作情況，諄諄教導我們，要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團結各族人民，把雲南建設好。他特別強調邊防部隊要協同地方做好民族工作，指出這是鞏固邊防的基礎。這就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邊防工作的方針和任務。

　　在雲南省委統一領導下，昆明軍區從1955年起，每年都抽出成千名優秀干部和戰士，組成若干個民族工作隊，分片包干邊沿一線的民族工作，幫助各兄弟民族疏通關系，加強團結，發展生產，防疫治病，興辦學校，逐步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從而建立起以軍隊為骨干，以群眾為基礎的人民防線，軍政、軍民關系日益親密。周總理每當聽到這些情況時，都表示很高興，勉勵部隊要長期堅持下去，多為邊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總理也身體力行，利用一切機會和群眾接觸，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關懷帶給邊疆各族人民。

　　1955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周總理從國外訪問歸來抵達昆明，聽說“五一”昆明要舉行群眾慶祝集會和游行，他便高興地表示要參加。公安保衛部門得知后既興奮又擔心，因為當時昆明的社會治安狀況還不大好。為了保衛總理的安全，他們馬上組織力量，連夜把已經搭好的主席台又向后挪了30米。

　　節日那天，當敬愛的周總理出現在主席台上時，全場歡聲雷動。盛大的游行開始了，人們懷著幸福和光榮的心情接受總理檢閱。總理也頻頻招手，向群眾致意。但遺憾的是，主席台與群眾游行隊伍的距離遠了些。

　　事后，總理得知原來是為了他的安全而往后挪了主席台，十分生氣，馬上找來有關同志，嚴厲批評說：我們來參加“五一”節，就是為了和雲南各族人民一起歡度節日，也是借這個機會，同群眾見見面，表達黨中央、毛主席對雲南各族人民的關懷。可你們把主席台往后挪，這擴大了我們和群眾的距離。共產黨要相信群眾嘛。你們可不要讓我們脫離群眾啊！

　　周總理時刻想著群眾，樂於和群眾在一起，和群眾打成一片，他的這種精神和作風隨處可見。

　　在昆明，總理有時參加我們組織的舞會。舞會上，姑娘們都以能和總理跳舞為榮。總理也充分理解她們的心情，每次舞會，他都要挨個地和所有的舞伴跳個遍，邊跳舞邊交談，從中了解到不少情況。有時眼看時間來不及了，他就在一支舞曲中，和這個姑娘跳幾分鐘，又轉身去邀請另一位舞伴，從不怠慢誰。每次舞會結束時，姑娘們都皆大歡喜。

　　在舞會上，文工團員們穿插表演些小節目，每個節目，總理都神情專注地觀看，合著樂曲擊掌為演員們助興。如果演唱的歌曲是他所熟悉的，他就跟著唱起來。60年代初，《洪湖水浪打浪》這支電影《洪湖赤衛隊》的插曲風靡全國，總理竟也學會了它。每當演員們演唱這支歌曲時，總理總要走到演員們中間，和他們一起唱。演員們高興極了，笑著，拍著，唱得更加起勁。

　　周總理平易近人，開朗瀟洒，具有一種讓群眾願意親近他的魅力，使得每次有他參加的晚會都充滿了極為親切、歡快的氣氛。這種氣氛，不是親身經歷者是很難體會到的。

　　總理對為他服務過的人員十分尊重。每次離開昆明前，他總要和招待所的廚師、汽車司機、服務員等一一握手致謝。這些同志常常是含著淚花和總理道別。

　　透過這些小事，我看到了普通勞動者在一位偉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懂得了周總理具有的魅力的內涵。

　　三

　　1960年10月1日，中國和緬甸的邊界條約在北京正式簽訂。這是中緬兩國政府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從珍視兩國人民傳統友誼出發，互諒互讓，反復協商的結果。這不僅為亞洲人民和睦相處樹立了一個榜樣，也為世界各國解決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創造了一個良好范例。因為雲南省和緬甸接壤，周總理特別強調，要我們嚴格遵守中緬邊界條約的有關規定，主動積極地做好睦鄰友好工作。

　　同年12月31日，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率領一個400人之多的大型代表團去緬甸進行友好訪問，參加緬甸獨立節和互換中緬邊界條約批准書的活動。我作為軍事代表團的成員也隨同前往。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幸跟隨周總理出國訪問，耳聞目睹，受到很多深刻的教育。

　　周總理為增進中緬“胞波”情誼，處處以身垂范，開創外交新風。在緬甸，他總是以熱情、友好、平等的態度出現在各種場合，從不以大國使者自居。有時我們認為是小事，他卻十分重視，親自把它安排處理好。記得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隨團訪問的我國足球隊要同緬甸足球隊開場比賽，引起了仰光足球愛好者們的極大興趣和關注。周總理找來我國足球隊的領隊，向他強調說：我們是來進行友好訪問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增進中緬“胞波”情誼，球賽也是一樣。所以，我希望這場球賽，你們要體現這個精神。為了實現總理的願望，足球隊認真地進行了討論。結果，這場球賽踢得很好，受到了包括緬甸總統在內的廣大觀眾的稱贊，都說這是一場體現了中緬友好的比賽。

　　1961年4月，緬甸總理吳努借夫人來我國雲南訪問。當時，周總理剛動過一次手術，醫生不讓他參加過多的活動，但他以國家利益為重，還是和陳毅副總理一道，從北京乘飛機趕到昆明，迎候吳努總理。兩國領導人又一次進行了親切會晤。

　　按照訪問日程，緬甸貴賓到昆明后，要去西雙版納參加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傳統節日--潑水節。吳努總理知道周總理剛動過手術，勸他不要去，誠懇地說：“為了總理閣下的健康，我們都要聽醫生的話。”但周總理執意要去，他說他去只是看一看，將不參加群眾的潑水活動。這樣，周總理乘汽車顛簸兩天，到了西雙版納首府景洪。我作為全程陪同貴賓的人員，也到了景洪。

　　4月，是西雙版納很熱的季節，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七、八度。潑水節那天，陽光洒滿景洪大地。當一群美麗的傣族姑娘向兩國領導人洒水祝福時，全場歡聲鼎沸。接著，在悠揚的樂曲聲中，群眾性的潑水活動開始了。起初，周總理還站在台上觀看陳毅陪著吳努和群眾互相潑水的熱鬧場景，可是不久，我們就發現周總理不在台上了，不知從啥時候起他也加入到了歡騰的人群中，向傣族男女老幼連連潑水，以示祝福。當他發現吳努和陳毅被好客的群眾包圍了起來，潑得渾身透濕時，便趕過去幫助他們解圍。誰知，這一來，他也被群眾潑得衣衫淋漓。中緬兩國領導人相互瞧著，不由得都會心地大笑起來。

　　事后，吳努總理非常感動，一再詢問周總理的身體情況。我們也都很關心總理的健康。可總理毫不在意，他又向大家回憶起一年前他和陳總在緬甸歡度潑水節的情景來，情深意濃，談笑風生。

　　歲月流逝，世事變遷。當我追思這些往事的時候，總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眼前。他的親切教誨我永志難忘。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