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敬協助周恩來草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何思敬，中國哲學家，法學家，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家，紅色法學奠基人，國共重慶談判中共代表團唯一的法律顧問，參與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是新中國法律創始人之一。毛澤東稱何思敬為“全國第一流的法學家”，又說何思敬教授是“有正義感、有勇氣、有學問”的人。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宣傳運動，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時期蓬勃發展。隨著整風運動和大規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展開，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被翻譯介紹進來，形成20世紀“西學東漸”的又一個高潮。與此同時，有一批“紅色學者”涌現出來。何思敬就是其中一位。

　　“創造社”的“眼睛”

　　何思敬1896年生於浙江余杭，少時東渡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攻讀社會學，並學習德語。其間正值十月革命爆發，促使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日本知識界廣泛傳播。通過在日中國學者的介紹，又急速傳播到中國。何思敬對此極為關注，在異邦大量閱讀了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刊，尤其對黑格爾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先驅、經濟學家河上肇教授此時正在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學說，這對何思敬又產生了極大影響。經過一番研究，他逐漸接受了資本主義必將被社會主義取代的道理，也認識到中國必須經過徹底改造。於是，他有意識地閱讀馬、恩著作。1923年，他加入了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創立的文學團體“創造社”。當時，何思敬以思維聰敏、善於觀察和分析形勢被稱為“創造社”的“眼睛”﹔成仿吾因善於聯系和團結同人，被稱為“創造社”的“紐帶”﹔郭沫若則是“創造社”的“靈魂”﹔他們志趣相投，思想一致，彼此成為莫逆之交。

　　中山大學的“紅色教授”

　　1927年2月，何思敬學成回國，隨即被廣東革命政府聘為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不久，“四一二”政變爆發，廣東反共軍人也實行“清共”。面對血腥屠殺，何思敬利用講台進行揭露。國共內戰期間，大學裡的政治派別斗爭激烈，何思敬站在進步立場上，掩護中共地下黨員，又在課堂上公開講授馬克思主義，成為一位“紅色教授”，在中山大學執教十年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何思敬到上海參加“文化界抗日會”，負責宣傳工作，后又主持會務。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上海“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召開盟員大會，為支持上海軍民抗日活動發起募捐，何思敬傾囊捐獻，並撰文抨擊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鑒於其表現，他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對外則以無黨派人士面目出現。

　　不久后，何思敬重返中山大學，在課程中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頗有影響。這些課程往往是採取巧妙方式加以掩飾的，如課程表上安排的是“經濟學”，何思敬講的內容卻是《資本論》﹔“方法論”課，他講授的是唯物辯証法﹔他講“戰爭哲學”，話題從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談起，又聯系到日本侵略中國和中國抗戰的實際，運用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說明抗日的前途必然屬於中國﹔他還運用克勞塞維茨的軍事理論分析中國工農紅軍的戰略戰術，在南方學府宣傳紅軍以及長征。何思敬課余收集了兩廣政治、經濟、軍事的情況，寫成《關於紅軍西征的報告》，向黨組織反映廣東各階層對紅軍的認識和反響。

　　1935年，北京爆發“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傳到廣州，中山大學學生予以響應，掀起了廣州各界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何思敬更是鼎力參加。到了1936年1月9日，廣州上萬學生和市民舉行抗日宣傳大會和示威游行。廣東軍閥陳濟棠決定鎮壓。就在游行隊伍行至荔枝灣橋頭時，突遭所謂“廣州市民救國鋤奸團”的武裝襲擊，隨即陳濟棠宣布全市戒嚴，逮捕了一批學生骨干，其中兩人被秘密殺害，釀成了“荔枝灣慘案”。陳濟棠認定事件是何思敬等“紅色教授”“煽動”起來的，決定將之秘密逮捕，幸好這一消息事先為進步學生所知，何思敬遂緊急離開廣州，避居於香港。

　　間接在毛主席寫《論持久戰》這部光輝著作中出了一點力

　　抗戰全面爆發后，何思敬輾轉到達延安，當即受到毛澤東等的接見和歡迎。對於這位知名的法學家和翻譯家，毛澤東等中共領袖是早已“如雷貫耳、久聞大名”了。鑒於當時何思敬的妻兒仍滯留香港，生活困難，毛澤東親自批示每月匯寄生活費。到了1939年底，經過沿途中共各組織的精心安排，何思敬妻兒也平安地抵達延安。當何思敬見到夫人王艾英帶來的黑格爾原版《大邏輯》時，大喜過望：“現在，我可以研究我真正喜愛的哲學了。”於是，何思敬在延安的九年，可謂是如魚得水，期間從事翻譯馬列著作和研究、宣傳馬列主義的工作，曾擔任延安大學法律系主任及法學院院長等，培養了許多中共的政法干部和理論干部。

　　何思敬還受毛澤東的委托，將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翻譯出版。1938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親自主持了關於《戰爭論》的研討會。克勞塞維茨是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他的《戰爭論》對世界軍事理論有很大影響。其中提出的“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論點，被列寧認為是把“辯証法的基本原理運用在戰爭上”，是對戰爭“所下的定義”，是“一句至理名言”。因此，毛澤東很重視這部書。在研討會上，有數十名高級軍事干部參加，何思敬主講了這部書的主要內容。據參加過這次會議的莫文驊將軍回憶：這本大部頭，“毛主席指定何老根據德文原本譯出。每次開會介紹一章，並印發復寫譯文，來幫助討論……大約經過三個月，(總算) 把這本書基本讀完了……學完之后(也許在學習中) ，毛主席便寫《論持久戰》……何老在幫助毛主席理解克氏這部難讀的書，是有一定貢獻的，也是間接在毛主席寫《論持久戰》這部光輝著作中出了一點力。”

　　1946年，何思敬隨毛澤東、周恩來參加了重慶談判，任法律顧問，協助擬定談判原則和方案等。“雙十協定”簽訂后，何思敬隨周恩來等留在重慶，就未能達成協議的問題繼續與國民黨方面會談。這期間他數次應邀到陶行知辦的社會大學講課，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並多次接見《新華日報》記者，以法學家的身份，揭露國民黨當局協議墨跡未干即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事實，並在《解放日報》撰文揭露蔣介石推行“憲政”的欺騙性。

　　全面內戰爆發后，何思敬返回延安，以法律為武器，繼續抨擊國民黨。此后，土改運動大規模展開，l947年年初，何思敬赴山西參加土改工作。1948年春，中共中央機關遷至河北平山西柏坡，在那裡，何思敬協助周恩來草擬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為起草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作好了准備。毛澤東曾高度評價何思敬是一位“有正義感、有勇氣、有學問”的人，並稱贊他是“全國第一流的法學家”。（作者為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