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冷西憶周恩來一次最嚴厲的批評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了。每當憶及這位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我國最杰出的國務活動家時，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為黨為國鞠躬盡瘁，他立下的豐功偉績以至舉止風范，這一切紛至沓來，思緒勢如潮涌，浮想聯翩，不能自已。即使是他對人民新聞事業的巨大貢獻，也非我筆墨所能記其萬一。這裡謹錄我印象最深的幾件事，以寄對周總理的悠悠思念。

　　第一次談話

　　周副主席（當時大家都習慣這樣稱呼他，因為他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次同我談話，是1948年9月間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

　　那是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同石西民同志（我們和范長江、梅益、陳克寒等新華總社的20多位同志，按照中央指示調到中央駐地來集訓），沿著村邊的滹淪河岸散步。周副主席迎面向我們走來，他先跟石西民同志打招呼，接著就問我叫什麼名字，在哪裡工作。石西民同志向他介紹后，周副主席就記起了一年前中央在陝北時曾給在太行的新華總社一個電報，指名要把我和梅益、張映吾、高揚文幾位同志抽出來專門搞評論工作。我至今還記得他當時把頭一仰就回憶這件事的神態，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周副主席的驚人的記憶力。

　　周副主席勉勵我們好好接受嚴格的訓練，並且要原來在解放區工作的同志和原來在國統區工作的同志很好合作，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他指出：這次集訓條件很好，由胡喬木同志帶領，由少奇同志親自掌握，重大宣傳問題都是由中央書記處議定的。這是為迎接全國解放新局面作准備。

　　周副主席還談到，從最近戰爭形勢看來，全國解放很快就要到來，比中央原先預料的要早得多。現在就得考慮如何籌備建立人民共和國和建國以后的許多新工作的方針政策。他說，你們搞新聞工作的，現在就要准備全國解放后如何進行宣傳報道的問題。有許多新的問題你們不熟悉，要認真對待，虛心學習。他特別提到經濟建設問題和外交問題。他還提到統一戰線工作在全國解放后將更加廣泛和更加深入，對各派民主人士的宣傳就要特別注意。

　　周副主席這些意見，雖然提得比較原則，但后來的事實証明，確是切中要害。我們在新聞工作中接連碰到了這些問題，有處理正確的經驗，也有處理錯誤的教訓，都經常得到周副主席的教誨和幫助。

　　周副主席在西柏坡的談話，是我平生第一次親聆他的教誨，至今記憶猶新，仿如昨日。

　　“助理總編輯”

　　北平解放以后，新華總社跟隨黨中央進了城，同中央辦公廳一起住在香山慈幼院舊址。我們的編輯部就在后來叫做香山飯店的由好多個四合院連成井字形的平房裡。周副主席和少奇同志住在連接這些四合院的靠東邊的兩座小樓裡，毛主席住在半山腰上的“雙清別墅”。

　　從這時候起，我接觸周副主席並聆聽他的教誨就越來越多了。盡管不久因為和談以及籌備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周副主席從香山搬到城裡中南海去了，他仍然非常關心新華社。新華社也有許多事情需要向他報告請示。

　　由於新華社是一個新聞機關，工作隨著地球24小時不停頓地轉動。許多重要稿件，經常需要到晚間甚至午夜以后才能定稿。而中央各部委的領導同志，這時一般都已經睡了，找他們商量問題就困難了。即使是中央領導同志，習慣於夜間工作的隻有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總理，除非特別重要的事情必須向毛主席、少奇同志報告請示外，通常都找周總理。這逐漸成了慣例。所以后來中央作出規定：新華社的領導關系，黨的領導歸中央宣傳部，行政領導歸國務院文教辦公室，臨時性的重要問題歸總理辦公室。由於許多“重要問題”都要在夜間決定，所以“臨時性”就變成“經常性”了。

　　當然，在黨的“八大”以后，成立了中央書記處，新華社以及《人民日報》的比較重要的問題的宣傳方針，大都由書記處會議決定，或者直接向鄧小平同志報告請示。盡管我們努力爭取能自己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能白天請示中央領導同志的問題也盡量白天解決，但夜間急需處理的事情仍得由周總理來決定。因此，我后來兼任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的領導工作后，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同周總理接觸最多。從重要評論和重要新聞稿件的最后審定，直到重要的版面安排，凡是需要在夜間拍板定案的，我總是向周總理請示，也都得到他的耐心而細致的指導和幫助。有幾次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我都成了你們的總編輯了。你們要學會自己走路，越少找我越好。我當助理總編輯就行了”。

　　的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麻煩周總理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他老人家確實成了我們的“總編輯”，特別是“夜班總編輯”，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每當深夜我向總理送審稿件或者打電話請示時，常常都懷著遲疑而愧歉的心情，但出於無奈，沒有別的辦法，隻好麻煩總理了。我至今仍感到這是無法彌補的遺憾。

　　入城以后的新課題

　　新華社進城后首先碰到陌生而又敏感的問題就是關於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宣傳問題。無論在籌備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和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以后，我們經常在這個問題上，不是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就是發生這樣那樣的疏忽。

　　我記得有兩件事周副主席特別生氣，很嚴厲地批評了我們。一件是九三學社在北平剛剛解放就發表一個對時局的宜言，擁護我黨主張，反對國民黨繼續打內戰。但新華社北平分社沒有報道。另一件是1949年8月5日前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發表起義通電，新華社華中總分社和第四野戰軍總分社都遲發了。周副主席先后多次把陳克寒同志（他先后任新華社總編輯、社長）和我找去，嚴肅地批評我們落在迅速變化的形勢后面，沒有及時重視這方面的報道。我記得最清楚的是4月間在香山的那一次批評。他諄諄告誡我們：新華社是黨的通訊社（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也是國家的通訊社），同時也是人民的通訊社。新華社的所有編輯、記者，都要明確認識新華社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這個根本性質，無論作報道或寫評論，都要記住新華社這個身份，要照顧各個方面，當前特別要照顧你們不熟悉的但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地位越來越重要的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你們的宣傳報道要充分體現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

　　周副主席這些告誡，不但在全國解放之初有重大意義，而且從我國長期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來看，更具有深遠的意義。但是，我們一來對黨的統戰政策領會不深，貫徹不力，二來對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相當陌生，因此報道經常出問題，錯誤一犯再犯。周副主席對此要求非常嚴格，又非常耐心地幫助我們改進。

　　就拿報道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活動來說，我們首先碰到的是報道時名單的取舍和排列，往往由於不熟悉，經常漏報了重要人士或者名單排得顛三倒四，沒有章法，以致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和混亂。新華社每出一次錯，周總理就要我們檢討一次，不管是否直接經手，每次都要陳克寒同志和我寫書面檢討並共同署名。有幾次我們寫了檢討之后，總理一再對我說，“我不是要你們成為檢討專家，只是希望你們認真對待每次錯誤，努力改進工作，避免以后重犯”。

　　我記得約在1950年11月一間一次政務院會議之后，周總理把我留下，並把齊燕銘同志（當時任政務院辦公廳主任）和徐冰同志（“文革”前他一直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找來，要他們幫助新華社熟悉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並訂出名單排列的先后次序。周總理說，這是一門學問，是處理我黨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關系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政治問題。新華社的領導人和編輯記者都要掌握這門學問。

　　后來我們就把這件事叫做“名單學”。在政務院辦公廳和中央統戰部同志們的幫助下，我們的記者逐漸認識和熟悉了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同他們交了朋友。不但文字記者這樣做，攝影記者也這樣做。這樣經過大約兩年的功夫，才把這個問題基本解決了。

　　還有一次總理批評我們，給我印象很深，那是1963年5月間，《人民日報》刊登了劉少奇主席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出訪印尼等四國歸來，受到熱烈歡迎的照片。這是人民日報社攝影記者自己拍的照片，但發表時又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並且用剪貼的辦法移動了歡迎的人站立的位置。對此周總理非常生氣。他指出，人民日報社沒採用新華社發的經過陳毅副總理看過的照片，而發表自己記者的沒有送陳毅同志或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看過的照片，而且錯誤百出。他說，這件事情不能隻從技術上來看，首先要從政治上看。因為這次少奇同志出訪四國意義重大，北京時的歡迎場面是我親自同中央有關同志商量安排的。去歡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並且特意組織一個“滿堂紅”的大合照，以充分體現對這次出訪成功的支持。人民日報社任意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就違背這種精神，缺乏政治敏感。這是第一。第二，人民日報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這是政治觀念薄弱，有大男子主義的味道。中央不久前決定要組織女同志參加外事活動，改變過去外事活動不帶夫人的習慣，以適應國際慣例。許多女同志不願當“夫人”，說服她們參加外事活動很不容易。《人民日報》發表的照片恰恰剪掉女同志，既是輕視婦女的表現，又違背中央精神。第三，人民日報社把原來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動，甚至把人頭像剪下來挪動拼貼，這是弄虛作假，“克裡空”作風。第四，新華社的照片是經陳毅同志看過的，並在照片背后特別注明，還寫了不得任意剪裁。人民日報社偏偏獨出心裁，這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第五，北京其他報紙都用了新華社發的照片，唯獨《人民日報》不用，隻用自己記者拍的照片，是否總覺得自己的好，或者是否覺得用新華社的照片不光彩，這是本位主義的思想，要注意克服。周總理后來見到我時還一再批評我，說我身兼《人民日報》總編輯和新華社社長，而這兩家新聞單位卻經常“打架”。這很不好。要互相通氣，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不要互不服氣。

　　周總理就是這樣具體入微地貫徹黨的政策，並且嚴格要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也這樣做。

　　每日必看《參考資料》

　　新華社在出版毛主席倡議創辦和擴大發行的《參考消息》的同時，還出版了一份內部的《參考資料》，它的內容比《參考消息》更加廣泛、豐富和詳盡，分上午版和下午版，一天兩大本（現在改為每天一大本）旭很少人知道這是周總理倡議這樣辦的。

　　周總理日理萬機，長期主持外交工作，深知掌握國際動態的重要。從建國之初開始，他就多次指示新華社盡最大努力收集國際公開情報。先是要求抄收所有主要的外國通訊社的電訊，后來又要求收集西方主要報刊與中國有關的評論，盡可能的全面、詳細和迅速，充分發揮“耳目”的作用。

　　周總理十分重視新華社收集來的這些公開材料。他曾多次對我們說，事情再忙，他每天也一定要看完兩本《參考資料》（毛主席也是這樣）。當我到他的辦公室參加會議或請他審定評論時，看到他的辦公桌上總是放著他看過的用毛筆畫了許多符號的《參考資料》。有時他還邊講話邊拿起《參考資料》來說明他的觀點的根據。為了及時了解情況，他還規定新華社建立24小時值班制度，規定新華社一收到外國通訊社發出的重大新聞，必須立即向總理辦公室報告（重大事件由總理親自告訴毛主席）﹔還規定《參考資料》開印並裝訂成本之前，先給總理辦公室和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總參謀部、中聯部等有關部門送出清樣。

　　從這裡，人們就不會感到奇怪，為什麼1970年3月西哈努克從莫斯科飛抵北京，一下飛機周總理就能告訴他朗諾在金邊發動政變的詳細經過﹔為什麼1971年7月基辛格作為美國總統特使秘密訪華，從巴基斯坦飛到北京時，周總理就能把尼克鬆總統剛在美國發表的演講要點告訴基辛格，爾后又把演講全文給他看。

　　由此，人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外國重要政治家會見周總理后，都為周總理對國際事務高瞻遠矚，明察秋毫，對應機敏，強記博識所折服。這裡，《參考資料》起了應有的作用。

　　也正是因為這樣，周總理對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關於國際問題的報道和評論，經常作出非常及時而具體的指點和幫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朝鮮停戰談判期間（1951年夏到1953年夏），為了配合板門店的斗爭，周總理幾乎每天都指示我們注意報道什麼方面的問題和要寫出針對美國方面什麼觀點的評論。這些指示，除少數是周總理夜間睡覺前交代他的值班秘書在第二天上午告訴我們以外，大多數是在晚上他看過志願軍代表團從開城發來的報告和《參考資料》上的有關材料以后告訴我們的，其中許多是要求我們必須在午夜以前寫好並印成清樣送給他親自審閱。這樣周總理審完稿件經常已到下半夜三、四點了。為了減輕總理的勞累，我們除了盡快寫出並盡力寫好稿子外，還多次建議周總理可以不看了，但多數情況下得到他的回答是一句話：“你們不要怕麻煩我。”

　　板門店談判進入戰俘問題，斗爭更緊張而復雜，我們的報道和評論也多起來了。有一天（大約是1953年5月間）周總理在一次會議后對我說，外國記者報道都用本人的姓名，阿蘭·惠靈頓和貝卻敵（這是當時在板門店採訪的對中國友好的兩位記者）也用本人的姓名報道，我們自己的記者是否也可以在報道中署名，我們也要培養自己的名記者。開始時不妨先用一個集體筆名，因為稿件是好幾個人寫的，一個名字用開了，以后就好辦。這就是新華社電訊中第一次出現本社特派記者“吳敏”（從開城發來的報道和評論用這個署名）和“江南”（在北京寫的述評和評論則用這個署名）的由來。

　　台灣海峽的兩次風浪

　　1958年夏秋，台灣海峽風急浪高，金門前線炮聲隆隆，周總理對《人民日報》的評論抓得很緊。在發表國防部長彭德懷《告台灣同胞書》（10月6日，這是毛主席寫的）之后，《人民日報》從10月11日起接連發表了幾篇社論：頭一篇的題目是《休談停火，走為上計》，這是根據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周總理的意見撰寫並經過他審定的。第二篇的題目是《且看他們怎樣動作》，這是根據又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主席的意見連夜趕寫出來並經他審閱的。毛主席在審定稿中隻修改了這篇社論的最后一段，並批了“此稿勉強可用”。我就用他修改的一句話作了社論的題目（由於題目比較特別，整篇社論曾被誤認為是毛主席的大手筆）。第三篇（10月21日）是報社編輯部自己寫的，評論杜勒斯到台灣，沒有送中央領導同志審閱。前兩篇都講到美蔣矛盾，並揭露美國力圖完全控制台灣。后一篇評論卻說美蔣唱的是雙簧戲。

　　周總理當天看了第三篇社論就提出批評，指出這樣評論不符合事實。第二天又把我和喬冠華同志找去，在他辦公室旁邊的飯廳裡，同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談如何看待杜勒斯訪問台灣。周總理分析，這次杜勒斯到台灣，是因為美國當局怕金門炮戰擴大化，以致把美國也卷進去。據說，美國曾要求蔣軍從金門、馬祖等島嶼撤出，既可避免被人民解放軍消滅，又免得蔣軍經常騷擾大陸引起我軍出擊而置美國於進退兩難的境地。而且，這樣美國就可以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杜勒斯訪台是對蔣介石施加壓力的。周總理列舉了杜勒斯幾次講話同蔣介石講話的微妙差別，台灣報紙評論和美國報紙評論的明顯不同，充分論証他的看法。我和喬冠華都贊成這樣的分析。周總理最后談到，台灣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統一祖國的問題，這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不能干涉﹔另一方面是美國侵佔台灣的問題，這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問題，我們堅決反對。《人民日報》要准備再發一篇社論，著重說明美國的陰謀和美蔣的爭吵，並且可以點明蔣介石也不贊成“兩個中國”。但要在彭老總發表第二個《告台灣同胞書》之后再發表。這就是后來在10月30日發表的第四篇社論。

　　如果說第一次（1958年）台灣海峽緊張局勢中，周總理密切關心《人民日報》的社論如何貫徹中央的方針，那末第二次（1962年）台灣海峽緊張局勢中，周總理為《人民日報》的版面安排出了好主意。

　　這次緊張局勢起因於蔣介石企圖乘我處於經濟困難時期“反攻大陸”，5、6月間蠢蠢欲動。當時中央認為，如果沒有美國當局同意並支持，蔣介石是不敢輕舉妄動的。為了摸清美國的態度，周總理要當時在國內休假的中美會談我方代表王炳南同志（當時任我國駐波蘭大使）馬上回華沙約見美方代表卡伯特（美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趕回華沙后，在同美方代表會見中對美國提出嚴重警告，指出美國政府必須對蔣介石的冒險行動和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后果負完全責任。美方代表極力聲明美國沒有也決不會支持蔣介石進攻中國大陸，並透露蔣介石對美國承擔了義務，未經美國同意，不得對中國大陸發動進攻。我方仍然要他將我國政府的警告報告華盛頓，他答應了並保証美方將盡力防止蔣介石的冒險。

　　四天以后，美國總統肯尼迪6月27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他避開當時台灣海峽因蔣介石准備“反攻大陸”而造成的緊張局勢不談，泛講美國反對在台灣地區使用武力，並重申美國軍事力量在海峽地區的目的是所謂“防御性的”。肯尼迪在回答記者追問時才說出：1954年美蔣條約簽訂時雙方交換過信件，國民黨當局在信件中保証未經美國同意不對大陸採取武力行動。肯尼迪還說，“我認為那封信仍然有效”。很明顯，肯尼迪的聲明和談話是對我國政府的警告作出的正式反應。美國當局的態度清楚了。

　　對於這樣一件很重要的新聞如何處理呢？具體說，新華社如何報道，《人民日報》如何刊出呢？新華社的報道比較好辦，把肯尼迪講的要點全面反映就是了。問題難在《人民日報》應在哪一版、什麼位置刊出這條新聞？當時我頗費斟酌，於是同編輯部的同志們商量，設想了三個方案：一是放在國際新聞版顯著地位，二是放在第一版的顯著地位（但不作頭條新聞），三是放在第一版的不顯著地位。我把這三個方案都向周總理報告了，並請他指示怎樣安排好。周總理要我逐個說明三個方案的理由，並問我傾向於哪一個方案（我當時回答傾向於第二個方案），然后才講了他的想法。他認為：這樣同我國直接有關的重大事件，放在國際新聞版顯然不妥，但也不必放在第一版顯著位置，因為肯尼迪的表態雖然很重要，但我們聽其言還要觀其行。象這樣很重要而不宜過分突出的新聞如何安排，過去也遇到過。他問我是否還記得過去處理特赦釋放戰爭罪犯、中印邊境糾紛等重要新聞時是如何安排的，並說現在對肯尼迪的表態也可以如法炮制，也把它刊登在第一版右下角。經過周總理的指點，我對於這類重要而又不宜過分突出的新聞，就有了一個比較有把握的處理辦法。如1962年10月美國宣布軍事封鎖古巴、1963年7月蘇共中央聲明、1964年3月我釋放全部日本戰犯等，《人民日報》都登在第一版右下角。

　　后來，在“文革”時期，我先被關進監獄（那時叫做“軍事監護”），4年后又被押送到人民日報社的干校（在河南葉縣）強制勞動改造時，有一天早上（1971年7月16日），中央電台廣播了基辛格訪華公告，一位印刷工人當時就對我說，你脫離工作多年，考考你能否猜到這個公告登在《人民日報》什麼地方。我認真想了一會，就告訴他：登在第一版右下角。第二天《人民日報》來了，果然是登在這個地方，大家非常驚訝。其實這沒有什麼奧秘，是有例可援的，而且我估計這次也是周總理刻意安排的。

　　一次最嚴厲的批評

　　1959年11月18日，總理找我到西花廳去談話，這是我一生中受到周總理的最嚴厲的批評之一。當我走進總理辦公室時，周總理正在批閱文件。他先把一封信給我看。這是李富春同志寫給小平同志並報周總理的信，內容是批評《人民日報》11月16日在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1月到10月全國工業生產情況，報道這十個月工業生產總值比1958年同期增長48．9％。富春同志認為，這篇報道嚴重違反中央規定。

　　周總理在我看完富春同志的信后，嚴肅地對我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這次捅了一個大漏子。中央從10月份起就一再強調宣傳要頭腦冷靜，要熱中有冷，防止重犯去年浮夸風的毛病。你們偏偏出了這樣的錯誤。

　　周總理接著耐心地分析這篇新聞報道的錯誤。他指出：

　　第一，新聞的根據是國家統計局的初步統計，這種統計是國務院各部門自報數字的匯總，並沒有核實，是隻供中央領導同志參考的內部材料，一般是不能公開發布的。其中許多數字需要逐項核實，還要到年終時才能調整好。而且這次初步統計，口徑與去年也不一樣。工業總產值中，去年沒有統計人民公社和管理區的工業，今年則增加了這部分，因此說今年頭十個月比去年同期增長48．9％是不科學的。你們把內部材料公開發表，實在不應該。以后再這樣搞，國務院就通知各部門通通不給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發材料。

　　第二，中央早就有這樣的打算，對今年各種產品的產量和總產值，不能下面報多少就算多少，不能滿打滿算，要留有余地。因此，將來公布一年統計數字時，肯定要比各地區和各部門報來的產值少一些。10月底到11月初舉行工交財貿戰線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期間，中央審定各部門的講話稿時把各種產品的估計產量都刪去了。這些你們都知道。現在《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發表頭十個月的統計，違反中央關於留有余地的精神，並造成工作上的被動。

　　第三，中央早有規定，凡全國性的數字，一定要經過中央批准才能發表。所謂經過中央批准，不是指中央某一個人，而是經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中央還指定李富春同志負責掌握全國性經濟數字如何公布。這些規定，你們也是知道的，但這次卻沒有按規定辦事。新聞稿雖然經一位中央負責同志看過，但沒有經過富春同志，更沒有提到中央會議上討論通過。

　　周總理強調指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這次公布十個月工業生產的數字，無論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錯誤的。他特別提到我既參加書記處和政治局的會議，又經常參加政治局常委的一些會議，對中央的精神應該是了解的，對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犯這樣的錯誤應負完全的責任。當時，我對這次錯誤的經過作了簡單的說明和扼要的檢討。周總理接著說，檢討不要匆匆忙忙做，回去后好好想想再說。重要的是認真總結經驗，接受教訓，避免重犯類似的錯誤，把工作做好。不能因為有廬山會議，反右傾，就又搞浮夸。

　　臨結束時，周總理特意要我回去宣布四點：

　　（一）中央重申，凡是全國性的數字（不論是工業、農業、基建、交通或財貿，也不論是綜合性的數字或單項數字）現在一律不發表，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再說。什麼時候公布、如何公布都要經過李富春同志和中央書記處。

　　（二）中央授權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兩個編輯部，對中央各部、委送來要公布的材料和新聞稿，凡有疑問的都可以扣留不發，請示中央決定。

　　（三）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要嚴格按中央的決定和精神辦事，不能自作主張。重大新聞和評論的發表，要嚴格遵守向中央報告請示的制度。

　　（四）中央責成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全體編輯、記者，接受去年“大躍進”宣傳中的經驗教訓，聯系這次錯誤，深入檢查，反對浮夸，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做到熱中有冷，把宣傳工作做得更好。

　　我從周總理那裡回來，馬上召開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的編委會，傳達和討論了周總理的指示。接著又召集兩個單位的全體編輯、記者大會，我作了傳達和初步檢討。鑒於這次教訓並為了把工作做好，人民日報社編委會寫了一個關於當前國內問題宣傳的請示報告，並得到中央的批准。

　　周總理這次批評，正發生在廬山會議后所謂“反右傾斗爭”的高潮中，使我們在那種形勢下保持頭腦冷靜，意義重大，對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在一段時間內避免在宣傳上重刮浮夸風，起了很大作用。可惜的是，宣傳上的這種冷靜沒有保持多久，就不斷受到“反右傾、鼓干勁”的浪潮的沖擊，1960年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復了1958年大刮“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的錯誤。

　　李宗仁的記者招待會

　　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先生，1965年6月離開長期居留的美國，取道歐洲（瑞士）返回祖國。

　　1965年9月中旬的一天，周總理要我和龔澎（當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張彥（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姚漾（中宣部副部長）三位同志到他的辦公室去。

　　周總理告訴我們：李宗仁先生要舉行記者招待會，請他推薦幾位同志做參謀或顧問，他決定推薦我們四人去當顧問。總理說，你們幾個人對中央的對內對外政策都比較了解，有兩位（指我和龔澎）還多次擔任過政府代表團的發言人，有舉行記者招待會的經驗，可以給李宗仁先生提供一些幫助。但是，你們的任務是當顧問，隻能從旁幫助，提供參考性意見，不能強加於人，不能強人所難，更不能喧賓奪主，一切均由李宗仁先生自己決定。這點你們一定要記住。

　　接著總理向我們談了李宗仁這次回國的前前后后。他談到：德鄰（李宗仁字德鄰）先生出國16載，這次毅然歸來，很不容易。德鄰先生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回國定居的。周總理還談到，李宗仁先生到達北京時曾發表一個聲明，說他以“待罪之身”從海外歸來，向人民交代他的兩大過錯：一是1949年和平談判時他沒有接受和平協議，“至今猶感愧疚”﹔二是他在居留美國期間搞“第三勢力”，“一誤再誤”。周總理說，這樣坦率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諒解。但是實際上這兩件事情也難完全怪他。總理接著詳盡地分析了這兩件事。他指出，當年李宗仁名為“代總統”，實則一無權、二無兵、三無錢，真是孤坐石頭城上，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一切都由下野后隱居在奉化溪口的蔣介石擺布。李受白崇禧的影響，也沒有接受和平協議的決心。至於搞“第三勢力”，想依靠外國來取得政權，這說明他對美國有幻想，同時也是舊中國政壇顯要的通病。

　　周總理說了這許多以后，強調我黨的方針是三句話，即：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來去自由。他說，李宗仁先生這次回國定居，我們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他接著算了一下，1948年我們曾經公布的43名首要戰爭罪犯中，程潛和傅作義都是起義將領，不但早已從戰犯名單中除名，而且同我們一起共事十多年了﹔翁文灝和衛立煌50年代回國定居，都是政協委員﹔杜幸明作戰中被俘，10年后受特赦，現在也是政協委員。愛國不分先后，我們一律以誠相待。他們可以到國外去，去了還可以回來，回來了還可以再出去，這叫做來去自由。總理說，這三句話對李德鄰先生都適用，對任何其他人都適用，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周總理說，他說了這些，無非是要我們對李宗仁先生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有一個正確的態度。這次去當顧問，一切都要尊重李宗仁先生。隻提供情況，如外國記者關心什麼問題，可能提出什麼問題。有疑難也可以坦誠相告。但他要講什麼，怎麼講，完全由他作主。講話稿不用我們起草，因為他身邊的程思遠先生能說會寫，曾長期當過他的秘書，文字表達會比我們更適合李宗仁先生的習慣和身份。

　　周總理最后向我們交代：如果李宗仁先生一定要聽聽我們對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講話的意見，可以請他考慮：一，過去的歷史舊帳可以不提﹔二，重點放在講講回國后，尤其是參觀東北后的觀感﹔三，中美關系可以談，但以少談為好﹔四，中蘇關系可以不談﹔五，對台灣方面以態度平和、留有余地為好﹔六，對記者當場提出的問題，可以據實回答，不必有什麼顧慮。

　　從周總理那裡出來后，我們就分頭作些准備。過了兩三天，李宗仁先生就叫我們到他住處去，商量如何准備舉行記者招待會。我們根據總理的指示，向他提供中外記者的情況和他們關心的問題。李宗仁先生也大致談了他的打算，隨后就要程思遠先生同我們一起交換意見。

　　9月26日，李宗仁先生舉行記者招待會，程思遠先生和劉仲容先生陪同他出席。到會的有中外記者和港澳記者共300多人，盛況空前。李宗仁先生先發表長篇講話，隨后又一一回答了記者們提出的問題，前后兩個多小時。會后李宗仁先生又舉行冷餐會招待記者，出席的除中外記者外還有蔡廷鍇、盧漢、劉文輝、邵力子、黃紹竑、翁文灝、杜幸明、宋希濂、范漢杰、廖耀湘等前國民黨軍政顯要，末代皇帝溥儀和溥杰也出席了。他們都是記者們有興趣採訪而又難得一起會見的新聞人物。結果皆大歡喜。這是周總理同李宗仁先生商量后具體安排的。

　　第一次核試驗

　　1964年10月15日下午，總理辦公室通知我，晚飯后同喬冠華和姚溱兩位同志一道到釣魚台六號樓去，周總理有事要我們辦。

　　當時我在釣魚台八號樓中央文稿起草小組，離六號樓不遠。晚飯后我同喬冠華、姚溱漫步十分鐘就到達周總理的住地。在六號樓門前，總理的秘書把我們帶到一個小餐廳，而不是帶到總理的辦公室或客廳。我們在小餐廳圍著小圓餐桌坐下來后，就感到情況有些特別，猜想可能要起草什麼東西，可能又得熬夜了。因為小圓桌正適合邊議論邊起草，吃夜宵也很方便。

　　不一會，周總理進來了。看來他剛吃過晚飯，他一邊用牙簽剔著牙，一邊在圓餐桌周圍來回走動，向我們交代任務。

　　周總理開始用平靜的語氣向我們宣布：明天將在羅布泊附近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把你們找來就是要起草一個公報和一個政府聲明，這都要在今晚搞好並送毛主席審定，到明天爆炸成功后發表。因為現在只是計劃明天爆炸，明天能否按時爆炸，爆炸是否成功，還是個未知數，因此此事現在是特級機密。你們起草時可以把時間空著。

　　周總理說，首次核試驗來得不易。他向我們追述十多年來我國開展核能研究和利用的大致過程。

　　50年代初，我國政府集中科學家開展原子能的研究。

　　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期間答應向我提供小型反應堆和加速器設備。

　　1955年1 月，毛主席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科學家、工程師們的匯報，決定研制原子彈。

　　1957年，蘇聯政府應允向我提供一個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為此簽訂了協定。

　　1959年6月，赫魯曉夫在訪美前3個月，單方面撕毀協定，拒絕向我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

　　1959年7月，中央決定自力更生搞原子彈，從頭做起，准備8年內搞出來。用毛主席當時的話來說，就是：原子彈一定要搞，也一定能搞出來，但隻能小搞，做到你有我也有，不能大搞，因花錢太多，大搞搞不起。

　　1962年11月，經科學家、工程師們的努力，並提出提前制成原子彈的可行性報告，中央決定：爭取在1964~1965年搞成原子彈，同時加快彈道導彈的研制工作（在一段時間內，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開會提到這兩彈時，都用“圓的”（原子彈）和“長的”（導彈）這兩個隱語來代替）。

　　周總理說，這次核試驗，如果成功，就可以說是提前完成計劃了。這個話要等到明天試驗成功才能說。但現在你們就得把政府聲明和公報准備好。

　　接著，周總理就提出他設想的政府聲明的要點：一，要全面闡明我國政府對核武器的政策，我們的目標是全面禁止、徹底銷毀核武器。二，要說明我國進行核試驗和發展核武器是被迫的，為了自衛的，是對付帝國主義的核威脅和核訛詐的。三，要宣布中國在任何情況下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四，要提出召開各國首腦會議的建議，首先要有核武器國家承擔不使用核武器的義務。

　　在總理談話過程中，他的外事秘書兼英文翻譯浦壽昌同志送來了我國政府對核武器的態度的有關資料，供我們起草時參閱。

　　周總理概述了他的意見后，就要我們在午夜前后把政府聲明起草出來。當時已是晚上八點鐘了。

　　我們三人趕緊議論如何體現總理的思想，並大體上擬出了聲明的布局。我們還作了分工，先由喬冠華說個大體的意思，然后由我遣詞造句，大家商定后再由姚溱執筆寫下來，起草工作進行得較順利。2000字不到的政府聲明在午夜過后不久就起草出來了。到寫完簡短的公報，大約是清晨兩點鐘。

　　周總理看過草稿后，又走到小餐廳來，帶著親切的微笑對我們說，稿子大體可用，個別字句我還要斟酌一下，就可以送毛主席審定了。你們這些秀才不愧為快手。現在慰勞你們，一人一碗雙黃蛋煮挂面。總理風趣地說，這雙黃蛋是我家鄉（淮安）的特產，拿來慰勞你們帶有象征意義，就是我們正在搞兩彈。

　　接著周總理又說明，明天爆炸的是一個核裝置，體積較大，還不是實戰型的原子彈。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正在研制小型化的，可以用飛機攜帶空投的和將來裝在彈道導彈上的原子彈。但無論如河，明天的試驗成功，將是我們自力更生掌握核武器的裡程碑（后來，第一次核試驗的半年后，1965年5月，我國第一次飛機空投原子彈成功﹔兩年后，1966年10月，我國首次彈道導彈發射成功）。

　　周總理最后向我們交代如何發表。他要我第二天上午在新華社等候，他將派人把政府聲明和公報送給我，由我組織好發表前的准備工作，但什麼時候發表要聽候他的通知。中英文的文字廣播和口語廣播要同時播出。英文稿由外交部翻譯，要喬冠華負責組織。這一切在公布前都要嚴格保密，保証杜絕一切可能泄密的漏洞。

　　10月16日上午，我清早來到新華社辦公室，先同朱穆之同志（當時是新華社副社長）商量一下，隨即通知廣播事業局、人民日報社和北京日報社的負責同志9點鐘到新華社來，還請梅益同志偕播音員一起來，以便拿到定稿后即作播音准備。

　　10時許，總理派趙煒同志專程把打印好的政府聲明和公報各三份送來了，並告訴我：總理交代，要等他的電話通知才能發表，在這之前必須嚴格保密。這時我才向等在我辦公室的同志們說明要發表的是關於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政府聲明和公報，並要求大家絕對保密。然后由梅益同志跟播音員一起研究如何播出，我同報社的同志研究如何出號外，但都在我的辦公室裡，誰也沒有離開，等候總理的通知。

　　我們從上午一直等到下午。3點過后，總理來電話說，爆炸已成功，兩個稿子中開頭空白的地方要填上“十六日十五時”（北京時間）。但毛主席說要等等看外國有什麼反應才公布。總理要我注意外國通訊社有什麼消息，隨時向他報告。他還說現在各人可以回自己單位去准備廣播和出號外，但什麼時候公布要等他通知，公布之前仍要保密，隻能讓有關人員知道。

　　在這以后，首先從東京，接著從華盛頓、斯德哥爾摩、倫敦、巴黎傳出了我國在西部地區進行了核試驗的消息，新華社迅速地、連續地向周總理報告。

　　晚上，周總理和毛主席、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一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大型歌舞《東方紅》演出人員時，才決定當晚10時公布這一震動世界的新聞。

　　周總理打電話通知我說，這次任務你們完成了。下一個任務是起草政府工作報告。你們先想想、議議，過幾天再找你們談。

　　這裡說的是周總理1964年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在總理親自主持下參加起草的最后一個政府工作報告。10年之后，1974年底，我又參加起草了周總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當時我們敬愛的總理已經身患絕症，臥病在床，隻能由鄧小平同志主持起草了。但是，到1月13日的大會上，周總理以驚人的頑強意志，打起精神，堅持把他一生中最后一個政府工作報告念完了。我在主席台上一面聽著他鏗鏘有力的聲音，一面看著他消瘦的臉龐，禁不住熱淚盈眶：真是我們的好總理啊！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