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決物資供需“缺口” 周總理這樣說

　　1953年到1960年，我先后在國家計委、國家經委擔任副主任，分管物資工作。這段時間我有幸與周總理有過不少接觸，多次聆聽他對物資工作的指示和教誨，至今言猶在耳，記憶猶新。

　　一

　　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一個邊學習、邊工作、邊修改、邊總結經驗的過程。在實際工作中，先有一個“一五”計劃的輪廓設想（叫控制數字），按照這個設想制定年度計劃，通過年度計劃的執行來充實和完善五年計劃。重大建設項目的確定，也是從幾十個，到最后形成156項的。因此，“一五”計劃是1955年才定下來的。現在看來，“一五”計劃基本上是正確的，計劃指標提前完成，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基礎，成績很大，但在執行中教訓也不少。1953年“小冒”了一下，正如周總理指出的，有些部門和地方，基本建設到處鋪攤、百廢俱興、不顧條件，盲目冒進，影響了國家重點建設，造成財力、物力的浪費。為了糾正這些過高的速度，到1955年計劃指標又定得偏低，到年底出現過多的財政結余，重要物資也剩余過多（積壓），各部門都叫計劃定低了保守了。但 19 5 6年又“冒”進了一下，主要表現在基建規模過大，引起財政緊張，重要建設材料嚴重不足，採購人員滿天飛，出現了黑市。

　　周總理對計劃中出現的這些偏向非常重視，曾多次強調必須加強物資的綜合平衡與管理工作。有一天晚上，總理把賈拓夫和我找去，要我們匯報物資的平衡和分配情況。從生產、建設、市場、進出口、援外到國家儲備、當年准備，一項項問得很細。周總理的記憶力很強，我們匯報的數字同過去的情況稍有出入，就被指出來了。周總理這種不失時機的調查研究，掌握情況，總結經驗，及時提出措施的嚴謹細致作風，使我們深受教育。

　　周總理還在不同場合多次指示，計劃工作要實事求是地安排好各項發展指標，促使國民經濟穩步均衡地向前發展。在物資分配的順序上，首先是安排好日用必需品生產和簡單再生產，然后再安排擴大再生產。基本建設規模要同物資供應能力進行適當的平衡，要同國力財力相適應。隨著國民經濟迅速發展，情況變化很快，不斷出現新問題，在錯綜復雜的情況下，要頭腦冷靜，主動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掌握有利條件，盡力做好物資供應工作。

　　周總理非常關心人民生活。他常說，象鐵絲、圓釘、頭發卡子一類小商品，用料不多，影響很大，一定要解決好。對那些確實上不去的基建項目，就不要勉強，否則把別的都擠掉了，錢浪費了，最后還得退下來，切不可操之過急。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一五”期間我們著重抓了物資綜合平衡和分配，制訂物資消耗定額，開展增產、節約、代用、利用庫存﹔逐步建立物資儲備制度﹔開展廢舊物資的回收和再生利用等等，可以說物資部門對“一五”計劃的順利完成盡了自己的力量。

　　1956年9月，周總理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用較大的篇幅總結了“一五”期間的經驗和教訓，其中特別談到了健全物資儲備制度問題。他說：“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不平衡的現象是經常會出現的，這就必須保持必要的物資、財政、礦產資源、生產能力等后備力量，特別要增加國家的物資儲備，以保証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年度計劃的順利執行，並且應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難。”總理的這一指示，對我們做物資工作的同志是極大的支持和鼓舞，為不斷地加強和健全國家物資儲備和制訂年度計劃時的當年准儲制度（即從物資分配方面稍留一點機動數），指明了方向，端正了思想，增強了我們搞好物資工作的信心。

　　二

　　第二個五年計劃，起初指標訂得高，大的基本建設項目多，物資“缺口”也比較大，這些指標在反冒進中進行了壓縮。后來在周總理主持下編制的“二五”計劃，比較切合實際。如果按這個計劃去做，國民經濟會比較均衡地發展，將比“一五”取得更大的成果。可惜“二五”的第一年就受到“大躍進”的嚴重沖擊，頭腦發熱，爭放“衛星”，浮夸成風，已談不上什麼計劃經濟了。

　　在“大躍進”形勢下，物資工作首當其沖，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為此，周總理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對策。一次會議上，周總理問我物資“缺口”怎麼解決。我當時根據“一五”的經驗說，看來在物資總的短缺、品種規格不夠齊全的條件下，制訂出沒有“缺口”的計劃是不可能的，但“缺口”太大了也不行，應按不同產品要有不同的機動比例。如煤炭的“缺口”一般說不超過5％，是可以的，因為這些笨重物資的生產，運輸堆放都有很大困難，缺口大了各方面都來不及應付，勢必造成流通過程的混亂。鋼材和有色金屬的“缺口”不能超過10％。這些預留的“缺口”可以通過增產節約、清倉利廢和代用來彌補，不致影響年度計劃的平衡。如果“缺口”的比例再大就有困難了。我講了以后，總理說，物資工作應當做到積極平衡，不能算死帳，既積極又留有余地。“缺口”可以留一點，但要留在明處，在執行中再加以調整，不要給下邊造成過多的困難。周總理的這些教誨是很深刻的。

　　我從事物資工作多年，深深感到“中央集中”與“地方分權”是一個很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大躍進”后期，中央批評國家計委沒有做好綜合平衡工作。特別是批評物資供應工作，一會兒多了，一會兒少了，究竟是怎麼回事！同時批評我們管得太多、太死，責成國家計委立即下放對企業的管理權和對物資的管理權限。當時，我們組織力量從產品目錄到管理機構進行了研究，制定了下放方案並付諸實施。但放權以后又發現國家計委掌握的物資不能保証重點項目需要，出現了新的矛盾。1960年中央又指示收回一部分產品由國家計委統一管理。一放一收引起各方面的埋怨和指責，我特別感到壓力大，擔子重，不斷地叫困難。后來，在國務院召開的會議上，我對物資管理體制歸納了幾句話，就是：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周總理聽后說，這不是團團轉嗎？要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我說，這是根據幾年工作所走過路子提出來的，我只是說明這個矛盾，並沒有提出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先念同志插話說，應該是統而不死，活而不亂嘛。周總理接著說，物資管理是一項重要的新工作，隻要認真學習，不斷總結經驗，是可以創出一條路子來的。總理的教誨，我終生難忘。遺憾的是，后來我調離了物資工作崗位，因此我沒有機會能總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比較成熟的經驗，甚感內疚。

　　三

　　周總理關心干部、愛護干部，這是大家公認的。我也深有體會。1959年6、7月間，毛主席主持召開廬山會議。這次會議原定總結“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糾正“左”的偏向。中央指示要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部分同志列席會議。國家計委指派賈拓夫、宋平和我參加。會議開始時，毛主席將國內形勢概括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並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綜合平衡。根據毛主席講話精神，我在華北小組會議上發了個言，就大煉鋼鐵，到處建“小高爐”得不償失，“大躍進”沖垮了物資平衡生產資料分配計劃和市場非常混亂等問題，算了一筆細帳。我說有些地方動員幾十萬、上百萬人上山找礦、煉鐵，浪費了大量人力，浪費了大量煤炭，沒有煉出好鐵來﹔煉出來的鐵也不能用來煉鋼。大煉鋼鐵浪費的資金至少可以建設兩個“鞍鋼”。我的發言實際上是對“大躍進”、“大辦鋼鐵”特別是對到處建小高爐、小焦爐浪費了資源，進行了批評。

　　后來由於彭德懷同志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會議突然轉向，由反“左”轉為反右，氣氛驟然緊張起來。開始我的思想怎麼也轉不過彎子，接著顧慮很大，擔心被列為“軍事俱樂部”成員。有一天，我們幾個人去見周總理和富春同志。在總理面前，我們說在會上是講了“錯話”。總理當時沒有吭聲。隨后總理在一次會議上，針對我們這些說了“錯話”的人講了一段話。大意是，一些搞業務工作的同志，從搞業務工作的角度上看問題，講了些不該說的話，是屬於認識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不能見物不見人，要聯系政治思想觀察問題。這些事我們等回北京以后再說。現在密雲水庫告急，你們先回北京去處理水庫的事情。這樣我們一些搞業務工作的同志都被周總理保護下來，沒有受到沖擊。過了一段時間，周總理在國務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又一次批評我們這些人不能光從業務上看問題，要我們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從此這件事也就了結了。

　　1960年9月，我調到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在上海被“造反派”關了起來，再也見不到周總理，聽不到周總理的聲音了。我從“干校”出來以后，有的同志告訴我，周總理每次到上海都詢問我的情況，並一度提出讓我出來抓華東地區的工業生產。在當時的形勢下，周總理還惦念著我這樣一個從事經濟工作的干部，還想方設法關照和保護我。同時又聽說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採取各種辦法保護了很多老干部和各方面的人士。每想到這些，我的心情就很不平靜，非常激動，倍加思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