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的崇高風范

　　初次見到總理

　　周恩來這個名字，在我參加革命以前就以十分敬佩的心情銘記在心。但我親眼見到周恩來並有機會直接聆聽他的指示，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事。

　　建國初期，由於多年的戰爭破壞，國民經濟滿目瘡痍﹔國民黨統治留下的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更加劇了國家財政經濟的困難。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迅速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盡快統一管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制止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繁榮城鄉經濟，就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首先要解決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件關系全局的大事，主要由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同志負責統籌研究解決，但重大決策周總理也親自過問。

　　當時，我在財經委員會計劃局工作，由於工作的關系，開始有機會接觸周總理。1950年初的一天晚上，周總理召開會議討論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和穩定市場物價的問題，會前總理辦公室通知要整理一份京、津、滬等八大城市的主要物資庫存和主要商品價格等方面的材料。當時財經委員會分管這方面工作的中央財經計劃局局長宋劭文同志，把這件事交我來辦，並要我把材料整理好經他審核后直接送給周總理。

　　我接受這一任務后，心情很激動，既想很快見到周總理，又不知見到總理以后說什麼話好。當我把材料送到總理面前時，緊張的心情立即消失了。總理親切和藹的談話和詢問，平易近人的作風和對工作一絲不苟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動，深受教育。更使我難忘的是，總理還鼓勵我多做些有關物價問題的宣傳解釋工作。這是我第一次直接受到周總理的教育。1953年我調到國家統計局工作以后，總理經常使用和查問統計資料，我受到總理教育的機會也就更多了。

　　生活在群眾中

　　周總理始終生活在群眾之中，在國內是這樣，在國外也是如此。1956年11月，周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尼泊爾、阿富汗等東南亞七國時，我有幸作為代表團的工作人員隨同周總理出訪，接受總理交辦的工作，受到總理的身教言教。

　　總理這次出訪，是建國初期我國對外交往中的一次極為重要的外事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明確闡述了我國政府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了我國人民同這七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加強了相互間的了解和友好合作。總理的訪問，受到這些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非常熱烈的歡迎，得到了一致的好評。

　　這裡，我講一件當時受到印度人民熱烈稱贊同時也使我深受教育的小事情：總理結束對印度的友好訪問，在1956年12月9日晚上於加爾各答舉行完記者招待會以后，陪同總理訪問的印度記者和工作人員，要求同周總理一起照一張相留作紀念。總理欣然同意。當時，在准備合影的賓館大廳裡，事先擺好了6把坐椅，計劃安排周總理和陪同訪問的賀龍副總理、中國駐印度大使和夫人、印度駐中國大使和夫人坐著，其他人員站著合影。總理來到大廳以后，印度外交部的禮賓官說明了他們的安排意見，並請總理和賀龍副總理就座。總理沒有同意這種安排，笑容滿面地對禮賓官說：“請把椅子拿走，我們一起站著照吧。”總理的意見出乎禮賓官的意料，他不同意讓周總理站著照相，堅持請總理就座。正在“爭執”之中，總理和賀龍副總理笑呵呵地席地而坐，並要兩位大使和夫人坐在椅子上。總理這種打破常規、與普通工作人員平等相待的政治家風度，使在場的禮賓官、記者和工作人員不少人激動得流出了眼淚，再次請總理坐到椅子上，兩位大使和夫人也懇請總理就座，但總理還是不肯，並親自拉著兩位大使和他們的夫人就座，自己仍席地而坐。大家說服不了總理，也就隻好按照總理的安排合影留念了。

　　這件事，使參加合影的人都十分感動，在印度的輿論界引起很大反響。第二天印度的報紙刊登了中國總理、副總理坐在地毯上與記者和工作人員的合影照片，並發表了贊揚周總理親切接近普通工作人員的評論。周總理這種密切聯系群眾，始終生活在群眾之中的優良作風，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每當我看到這張保存至今的珍貴照片，都引起我對敬愛的周總理的無限思念。

　　一絲不苟的工作精神

　　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高指標”風，在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中仍然表現得很突出。這一計劃實施了半年，就明顯地暴露出很多問題，不能不進行調整。據此，中共中央於8月中旬提出了調整當年經濟計劃指標的建議，並要國務院研究后向二屆人大五次常委會提出報告，請求審批。

　　周總理於8月25日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建議和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意見，同時指示國家計委再提供兩張計劃調整表，作為報告的附件一並報送人大常委會審批。當天下午和晚上，總理再一次審查修改准備於26日上午向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報告稿。

　　總理辦公室的同志要我負責對總理報告中所用統計數字進行核對，看還有什麼差錯沒有。我於下午7時核對完畢后就回家了。回到家中不大一會兒，剛要准備吃晚飯，電話鈴嘟嘟地響起來了，我拿起話機一聽，是周總理親自打來的，隻聽電話裡講：“你是楊波嗎？我是周恩來，你們的數字怎麼算的，百分比都弄錯了。”我聽了總理的問話，心情頓時緊張起來，心想我校對了好幾遍，不至於出錯呀，故立即向總理報告說：“報告稿中的統計數字我都反復核對過，我馬上再去復核一遍。”總理說：“不是報告中的統計數字，是所附的計劃表中的計劃數字算錯了。”我一聽說是計劃數字，就向總理報告說：“我隻負責核對了統計數字，沒有看到計劃表，那是國家計委報送的，不是統計局提供的。”總理說：“不管統計數字、計劃數字，出了差錯我都找你，你吃了飯就通知計委的同志到我這裡來。”接完總理的電話，我顧不上吃飯，就去找計委的兩位有關負責同志，說明了剛才總理來電話的情況，並一同於當晚10時趕到西花廳，我們去了以后，總理因臨時有別的急事要處理，我們就在那裡等候。到11點多鐘，總理通知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進去以后，看到在總理辦公桌上擺著的那張計劃表上，每一行計劃數字的備注欄裡，總理都用紅藍兩色鉛筆計算了一個百分比數字，藍色的表示數字無誤，紅色的表示算錯了。總理見了我們，就指著那張計劃表提出了嚴肅的批評，說：“你們工作這樣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錯了也不核對，就往上送，只是劃圈，不負責任，這樣工作怎麼行呢！我如果不再仔細看一遍，就象你們那樣馬馬虎虎送到人大常委會去，明天一報告，公布出去，那不出大笑話嗎？！”我們聽了總理的批評，深感內疚，立即向總理作了檢討，並當場把表中的數字又全部復算一次，把總理發現的錯誤全部糾正過來。臨走時總理又親切地說：“你們作為富春同志的助手，要認真負起責來，對工作要一絲不苟，切實當好助手。”

　　我離開總理辦公室回到家中，已近凌晨1時，心情很不平靜，反復想著剛才總理的批評和教導，想著由於我們的工作沒有盡到責任，浪費了總理的寶貴時間和精力，實在太不應該了。同時，也深深感到，總理工作那麼忙，日理萬機，還親自用筆算核對計劃數字，糾正錯誤，這種對工作高度負責的精神，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倡導說真話鼓真勁

　　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我受到的周總理的教育，也是永生難忘的。“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給我國的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困難，也使我們黨的優良作風和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很大損害。為了糾正這種“左”的錯誤，總結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統一全黨思想，加強民主集中制，進一步貫徹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中共中央於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

　　當時，我在中央辦公廳工作，參加了大會的具體會務工作。周總理在這次大會上就國民經濟的調整問題，作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報告。為准備這個報告，總理提出了報告提綱，並請有關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和起草報告稿子的同志開了多次座談會，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意見。在起草報告的過程中，總理反復強調要實事求是，既要看到形勢好轉，又要把困難說夠，既要鼓真勁，樹立克服困難的信心，又要明確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和具體措施。在最后定稿的時候，總理又主持開會通讀一遍，一段一段地討論，一字一句地斟酌。這次討論，從晚上8時開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7時。工作結束時，喬冠華同志提出要總理請喝酒，總理欣然答應，立即叫身邊的工作人員回家拿來他自己的兩瓶茅台酒和一包花生米，“招待”參加作文字工作的同志。總理這種對黨、對人民事業的高度責任感，不知疲倦的忘我工作精神，以及對下屬干部的親切關懷，使我受到了一次既生動又具體的黨的優良傳統和民主作風的教育。

　　大會期間，總理一方面照常處理內政、外交等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盡量擠出時間參加地方同志的小組討論。總理在2月3日參加福建省的小組討論會時，當聽到下邊同志反映強迫命令、浮夸風、講假話等壞作風給工作和黨群關系造成的危害時，講了一篇切中時弊、感人肺腑的話。他說：“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夸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大家都說假話，看領導的顏色說話，那不就同舊社會的官場習氣一樣了嗎？你們反映的情況我聽起來覺得很痛心。你們說假話當然不對，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壓你們。從現在起，不要亂壓任務、亂戴帽子了。要提倡講真話，即使是講過了火的也要聽。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魏征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們是君臣關系，還能做到這樣，我們是同志關系，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接著，總理又強調指出，要提倡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反對強迫命令、形式主義的那一套東西。他說：“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一句成語，毛澤東同志做了新的解釋，它代表了毛澤東同志的一個根本思想。這四個字，話雖簡單，卻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如何做到實事求是？首先要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總理又說，要搞好調查研究，就要真正聯系群眾，要發揚民主，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因此，“我們要發揚民主，恢復和加強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黨章報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黨章報告，都講到黨內民主生活問題，但這幾年有的同志把它擱到一邊去了。”“我們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要盡快恢復起來，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要恢復起來，現在被擱在一邊的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通通都要恢復起來。黨內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實事求是，要按照黨章辦事。”

　　總理這一篇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講話，引起了到會各地同志的極大反響，一致認為說出了他們的心裡話，反映了他們的內心要求，表示堅決擁護。時隔27年，今天再來重溫周總理的這篇講話，仍感語重心長，意義深遠，值得我們銘記在心，身體力行。

　　民主作風的楷模

　　周總理一向提倡發揚民主，提倡“兼聽則明”，並且以身作則，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從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的13年中，因工作的關系與周總理接觸的機會比較多，受到這方面的教育也特別深刻。這裡，我講兩件事：

　　1956年12月中旬周總理訪問緬甸時，在兩國政府首腦會談中緬甸政府領導人提出，希望妥善解決兩國邊境的貨幣問題，亦即要求中國的人民幣不在緬甸邊境地區流通（注：當時中緬邊境貿易中，雙方商人和群眾願意用人民幣作為交換手段，致使緬甸與中國接壤的邊境地區流通著一部分人民幣）。總理聽了以后，表示要盡快把具體情況調查清楚，由雙方妥善加以解決。

　　會談結束以后，總理當即指示要我留下來，向我駐緬甸大使姚仲明同志和使館商務參贊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然后專程回國向雲南省委、省政府負責同志了解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再趕回北京向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匯報，並請李先念副總理考慮解決的辦法。

　　總理對這個問題的原則意見是：從發展兩國的睦鄰友好關系出發，要盡快想辦法不使人民幣出境，不在緬甸境內流通。但總理沒有作決定，而是先聽取有關方面負責同志的意見，把具體情況弄清楚以后，再由李先念副總理最后決定解決的具體措施。我直接經辦了這件事。這件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周總理在處理問題時“兼聽則明”的民主作風。

　　再一件事是，1961年在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周總理對我的教育。這次會議是總理主持的，議程中的一項內容是討論手工業產值的計算口徑和方法問題。“大躍進”中各地上報的工業統計數字，有相當大的虛偽部分，其中既有人為的浮夸成份，也有計算口徑不明確和計算方法不科學的因素。這方面手工業產值數字更為突出。鑒於此，總理指示在國民經濟調整中一定要把前幾年的統計數字認真核實，去偽存真﹔同時，要明確解決並統一手工業產值的計算口徑和科學方法，使統計資料和計劃工作能如實地反映客觀的真實情況。

　　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意見，財政部與國家統計局不完全一致。在這次國務院會議上，財政部的負責同志講了他們的意見以后，我即代表國家統計局發言，講了一些不同的意見。聽了雙方的發言，總理表示基本上同意財政部的意見，並對我的發言略有批評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結論。於是我又站起來發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財政部的意見。這時，總理即指示我們會后再商量一下，盡快把意見統一起來，早日作出明確的規定，通知各地照辦。

　　會議結束后，到會同志都留下來吃午飯。吃飯時我的心情有點不安，心想在總理講話后不應該再站起來講不同意見，所以我就坐在飯廳的西南角最邊的一個桌上。剛剛開始就餐，忽聽總理叫我的名字，我立即站來起答應，接著總理就叫我到他老人家就餐的飯桌那邊去，並要我坐在他的身邊，親切地對我說：“你為什麼坐得那麼遠？不要緊張，你敢於講不同的意見，這好嘛！我們討論問題就是要聽不同意見，不然還討論什麼！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就可以把要決定的問題考慮得更周到些。”這時，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深為總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風所感動。飯后回到家中，就把總理對我的教育、鼓勵講了﹔下午到機關又向與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照述一遍，大家都同聲稱贊總理是民主作風的楷模。

　　難忘的關懷

　　人們都說，1966年開始的那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沒有周總理這個中流砥柱，力挽狂瀾，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各種形式的斗爭，那我們黨和國家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結局，是很難想象的。我也一直是這樣認為的。

　　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在處境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忍辱負重，排除萬難，保護了一大批黨內外干部。他不僅為保護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血，也為保護中級干部和一般干部操盡了心。就連我這樣一個普通干部（當時我任國家計委研究室副主任），總理也挂在心上，為“解放”我說話。這是我當時怎麼也不敢想的事，卻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野心家、陰謀家陳伯達就點名批斗我，“罪名”是“反黨分子”、“田家英的高級情報員”、“黑線人物”，等等。陳伯達1962年兼國家計委副主任，分管計委研究室的工作，從這時起我與他接觸較多，我知道他不少反黨言論和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所以盡管他在1966年3月已正式宣布不再管計委研究室的工作，但他作賊心虛，“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利用“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淫威，點名審查我，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流言蜚語，妄圖堵住我的嘴，致我於死地。據我所知，陳伯達用這種卑鄙手段在“文革”中整死了不少了解他的反黨言行的好同志，包括一些領導干部，如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同志、馬列主義研究院秘書長柴沫同志等。我是1966年6月30日在國家計委第一個被挂上“反黨分子”的大牌子挨批斗的，直到1969年初，整整兩年半的時間，沒有斗出陳伯達所要求的能置我於死地的材料。但陳伯達仍不死心，還要繼續管制我。

　　敬愛的周總理在1969年春節期間接見國家計委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時，詢問了我的惰況，說：“楊波還可以工作吧！”總理的親切關懷，使我不久就被允許可以自由行動，隨后通知我參加機關辦的“學習班”（當時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並於1969年8月13日得到了“解放”。接著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勞動，直到1970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揭露了陳伯達的反黨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機會。

　　周總理接見國家計委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我沒有聽到傳達，而是幾位關心我的同志私下裡告訴我的。當我聽到總理親切關懷我的話，頓時淚如泉涌，思緒萬千，心情怎麼也平靜不下來，心想：“總理啊，總理！您老人家為國操勞，為黨分憂，嘔心瀝血，日理萬機，心裡還想著我這樣一個干部，我和我的全家怎麼能不感激萬分呢？！但我不能只是流著感激的淚水，要振奮精神，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導，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輩子。

　　敬愛的周總理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全部心血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為我們樹立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光輝榜樣，贏得了全國人民的無限愛戴。他將世世代代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