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的成功經驗

《古田會議》（油畫） 趙艷秋　繪

　　一

　　1928年4月底，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勝利會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紅軍隊伍壯大了，戰斗力增強了，但隨之一些問題也顯露出來。由於隊伍構成、管理理念和地域差別等諸多不同，組成紅四軍的兩支主力——南昌起義部隊和秋收起義部隊在事關黨的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理解等重大問題上屢有分歧，爭論比較激烈。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陳毅帶領紅四軍主力3600多人，踏上轉戰贛南的艱難行程。

　　這是一次充滿了危險的征程。在進入贛南的半個多月裡，部隊連番遇襲，幾次陷圍，屢次受挫，幾至絕境。幾乎從不上戰場的毛澤東也提起槍帶著警衛排向敵軍陣地沖鋒，而朱德的妻子伍若蘭也為掩護朱德而被捕犧牲。直到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絕地反擊，贏得勝利，才徹底扭轉了被動局面。

　　最困難之時，2月3日紅四軍在尋烏縣項山羅福嶂村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此時的前委，全稱中共中央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是黨中央為領導紅四軍而專門設立的高級領導機關，毛澤東擔任書記，系中央指派。在前委之下，紅四軍還設有軍委，朱德擔任書記，主抓軍事工作。這種設置看似層級分明，在行軍突圍中卻增加了決策成本，帶來諸多弊端。為此，毛澤東在會上以前委的名義決定，暫停軍委這個重疊的機關，將權力集中於前委，以利於指揮的敏捷、機斷。沒有了前委和軍委的相互掣肘，毛澤東放開手腳，帶領紅四軍先是贏得了“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的大柏地戰斗，之后連番告捷，短短數月間，先奪長汀，后克龍岩、永定、上杭，創下了中央蘇區最初的版圖。

　　可是，巨大的暗流始終潛伏在勝利的進軍之中。

　　二

　　囿於當時思想認識水平，自羅福嶂會議以來，紅四軍內部就如何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等問題一直存在分歧。1929年5月，中共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也加入並推動了這場爭論，致使問題更加激化。5月底，紅四軍在湖雷召開前委擴大會議，主要針對黨到底要管什麼、管多大范圍、前委權力是否過於集中、有無書記專政或家長制傾向等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毛澤東反駁家長制的說法是“形式主義的觀察”，並以充分的事實說明“四軍黨內實際尋不出家長制”。

　　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不能被大多數人理解，被許多人說成“權太集中前委了”“黨管太多了”﹔甚至有人嘲笑說：“一支槍也要問過黨嗎？”“馬夫沒有飯吃也要黨去管嗎？”此刻，一些跟隨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的干部也對他表示不能理解，毛澤東面臨著被孤立的形勢。

　　更讓毛澤東警惕的是，劉安恭作為臨時軍委書記，在湖雷會議后居然召開臨時軍委會議，決定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這種下級黨委擅自規定上級的工作范圍、限制上級黨委職權的做法嚴重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毛澤東認為這是不正常的、前所未有的。在6月8日召開的白砂早康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取消臨時軍委。他的建議以36票對5票的優勢獲得通過。

　　但是，不正常的做法並沒有消亡。毛澤東很快發現，自己作為黨在紅四軍的最高領導，在實際工作中正在被架空：紅四軍給中央的報告不經自己簽字認可就上報﹔紅四軍在龍岩小池召開作戰會議，部署“三打龍岩”，竟然不通知他去參加……自己這個前委書記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須承擔責任，“不生不死”，尷尬無比。毛澤東索性向前委提出請求，要求辭去書記一職，離開紅四軍，“到莫斯科去留學兼休息一個時期”。

　　前委沒有接受毛澤東的請求。由於這一時期黨內爭論公開化，各級干部幾乎天天開會，反復討論，各種不同的思想反復交鋒，卻得不出一個令眾人都信服的結論，毛澤東和朱德的威信都受到削弱。在6月22日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而沒有任何思想准備的陳毅卻當選。

　　陳毅時年28歲，原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是當時紅四軍三位領導人中最年輕的一位。紅四軍黨的七大上，面對領導層不能平息的爭論，夾在中間的陳毅深感無奈。會議開完后，毛澤東因病離開了前委。而陳毅也於8月到達上海，向黨中央匯報紅四軍工作，尋求指示。

　　陳毅走后，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這期間，紅四軍領導三去其二，沒有了政治中心和有效的集中，前委會開成了“民主會”，很快變成了縱隊長“聯席會議”，凡事都進行民主討論，各縱隊長從自己縱隊的觀點、方向、立場出發，各抒己見，亂哄哄地無法決斷，更沒有結果。為了解決問題，朱德主持召開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會議開了三天，一無所獲。這種情況下，朱德和許多人一樣，都急切盼望陳毅帶著中央的指示盡快回來。

　　三

　　陳毅此刻正在上海向中央報告紅四軍情況。當時擔任中央領導人的周恩來、李立三非常重視陳毅反映的問題。在認真研判紅四軍發展歷史和黨內爭論的情況后，周恩來斷然選擇支持毛澤東。他不僅贊成毛澤東把權力集中在前委的正確做法，還批評其他人在軍隊集權和分權等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周恩來多次找陳毅談話，耐心做工作。最終，思想完全扭轉過來的陳毅帶著中央最新指示信，一身輕鬆地回到紅四軍。

　　中央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是陳毅遵照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央會議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並經周恩來審定的。信中對紅四軍黨內發生的爭論問題作出了明確的結論，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給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要求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干部戰士維護毛澤東、朱德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九月來信”統一了紅四軍上上下下的思想。12月28日至29日，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即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得以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成功召開。

　　古田會議，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勝利。縱觀紅四軍歷史，僅僅數月之前的6月和9月，才分別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七大和八大，七大近乎不歡而散，八大議而不決，為何3個月后就能召開“團結”“勝利”的九大呢？這中間原因很多，最為關鍵之處在於紅四軍領導層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中央“九月來信”的批評。

　　首先是陳毅。當他到達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時，的確滿心困惑，對紅四軍問題也有許多自己的看法。但當中央要求進行書面報告時，他本著客觀公正的態度，翔實地說明了紅四軍的歷史和爭論情況，既不歪曲事實，也不諱言自己的主張和處理方式，並向中央請辭前委書記之職，態度十分誠懇。當他完全接受中央意見復返紅四軍后，也不回避自己的責任，主動向朱德表示，毛澤東對他的批評是有道理的，“這次我回來，我向他作檢討，他一定會回來”。事實也是如此，毛澤東在連續收到陳毅和紅四軍前委來信后，重回前委書記的崗位。

　　而朱德也及時對照中央“九月來信”精神，重新審視自己的行動和理論，並且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先前爭論的那些分歧。中央特派員涂振農曾經向中央作過報告，反映朱德等人對中央指示的態度。他在報告中說：“朱德同志很坦白的（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議，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最終，毛澤東、朱德、陳毅一起，統一了思想和意見，共同投入到對紅四軍的整頓工作之中，團結一致地做好召開紅四軍黨的九大的工作。

　　四

　　古田會議，是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征求意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勝利。會議召開前毛澤東、朱德、陳毅在長汀、新泉、古田等地深入連隊廣泛調查研究，召開各級黨代表聯席會、官兵座談會，仔細了解情況，虛心聽取意見，這本身就是一次黨委集中指導下充分發揚民主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各單位召開黨支部會議，對照“九月來信”精神對本單位問題進行檢查，發動黨員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與會人員都能毫無顧慮發言，查找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理順各種關系。毛澤東正是在此基礎上，起草了古田會議決議。

　　古田會議，是民主集中制真正扎根中國的勝利。古田會議的決議確立了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的系列原則、制度，其中對民主集中制創造性地提出了許多思想和方法。例如，決議針對紅四軍黨內過去存在的“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等“極端民主化”現象進行了批評，要求“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盡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為條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黨的各級機關“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后，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會議總結出的這些經驗，對民主集中制進行了理論和制度創新，使這個由共產國際移植過來的制度得到真正的貫徹和確立，以后又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逐步得到推廣和完善，最終成為全黨最重要的組織原則和工作方法。（作者簡奕單位：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