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撤走專家 周總理不為高壓屈服

　　1936年西安事變時，我就認識了周恩來同志﹔開國以后在我從事外事工作的日子裡，又多次受到總理的教誨﹔十年動亂中，又由於總理的及時關懷，我才得以少受摧殘和折磨，早日恢復自由。這些往事都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

　　一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了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張、楊兩將軍迅速派飛機到延安迎接以周恩來副主席為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前來西安，共商大計。當時，我是張學良將軍衛隊營副營長。聽說周副主席即將蒞臨西安，全國聯合抗日的局面指日可待，我非常高興。鑒於西安環境極其復雜，為了保証周副主席的絕對安全，張學良將軍特將其金家巷公館的第三幢樓房讓出來，供周副主席下榻，並命令我負責布置和安排周副主席的警衛工作。12月17日周副主席偕羅瑞卿、許建國等九人飛抵西安，住進金家巷公館。

　　由於奉命負責周副主席的警衛工作，使我得以直接與他接觸。周副主席那胸懷祖國、遠瞻世界的宏偉政治家氣魄和平易近人的風度，令我由衷的崇敬和欽佩。當他了解我們的身份后，親切地對我們說：“你們遵守張將軍的命令，我理解﹔但是在警衛工作上不要以我為重，你們要把精力集中於蔣介石、陳誠這些人，不要使他們發生意外，才有利於我們進行工作。”

　　我除負責周副主席的警衛工作外，還和王一平同志共同參加對被拘人員的宣傳教育工作。周副主席曾指點我們說，事事都要從大局出發，對於被拘留的陳誠等國民黨軍政大員，要善於進行政治宣傳，做好他們的工作，把他們不正確的觀點轉變過來，促其團結抗日。

　　周副主席在西安期間，日以繼夜地進行工作。他向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闡明中共中央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取得他們的密切合作。他還在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廣大官兵，和以西安為中心的廣大群眾中進行宣傳，使中共中央的方針成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從而為和平解決事變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12月下旬，經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端納的奔走，宋子文、宋美齡飛抵西安。周副主席不僅和張、楊兩將軍一起反復做宋氏兄妹的工作，而且還由張學良將軍陪同會見蔣介石，說服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宋氏兄妹經過周副主席深入細致的說服工作，也努力勸說蔣介石改弦更張，放棄“剿共”政策，採納聯合抗日的主張。蔣介石迫於內外強大的壓力，終於接受張、楊兩將軍團結抗日的要求，接受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從而結束了十年內戰的局面，走上了國共合作抗日的道路。

　　二

　　1949年12月中旬，毛主席以國家全權代表先期到達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東北局副書記李富春同志找我談話（我當時任東北貿易部副部長），說中央要我參加周總理率領的政府代表團，赴蘇談判關於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中蘇政府貿易條約的問題。富春同志還要葉季壯、呂東和我准備有關經濟建設項目貿易交往的資料，以備會談時參考。

　　1950年1月20日，我們隨周總理率領的政府代表團到達莫斯科。會談工作很快就開始了。周總理直接領導並親自動手對條約草案進行研究和修改，逐字逐句地推敲斟酌，非常認真、細致。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正式簽訂，同時簽訂的還有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歸還中國的協定，以及《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等文件。至於中蘇經濟貿易協定，因為其中關於貿易條件、價格、經濟建設項目、派遣專家、交貨進度以及各種交接手續等問題，還需進一步詳細商談，因此未能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簽字。

　　在談判過程中，為了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我們同蘇方代表發生過多次爭論，有時往往爭執不下。周總理總是耐心地向我們講解形勢，教育我們一切要從大局出發。他說：在國際問題上我們須一邊倒，這是毛主席的意見，即倒在蘇聯這一邊。因為帝國主義在封鎖我們，千方百計要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裡﹔但是在經濟貿易問題上，我們不能不講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具體問題必須採取具體解決的辦法。總之，要在中蘇友好的大前提下求得團結。

　　周總理因國事在身，於2月中旬先行回國。臨行前，他指示由李富春同志全面領導，葉季壯和我參加，代表中國政府就經濟貿易留下繼續同蘇聯商談和簽字，經過雙方會談，於3月下旬中蘇簽訂了《關於在新疆創辦中蘇石油股份公司協定》、《關於在新疆創辦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協定》、《關於創辦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協定》。

　　此次隨總理赴蘇聯談判，不論在日常工作上，還是在談判桌上，他那堅持原則的態度，遠大的戰略眼光和細致的工作作風，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三

　　1956年9月初，李富春同志通知我，周總理擬派我前去接替李強同志，擔任駐蘇聯大使館的首席商務參贊。並告訴我中央已經決定任命我為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以便和蘇方駐我國的經濟代表阿爾希波夫的副部長身份相對等，此事已通知葉季壯部長和李強副部長。臨行前總理又親自找我談話，向我布置了擔任首席商務參贊的重要任務。總理說：第一，對1949年12月以來開始談判的所有項目，從重工業到輕工業，包括軍事工業、運輸工業、化學工業、原子能工業和科學技術等，進行一次全面審查核定，然后我親自赴蘇簽字。第二，按人民幣和盧布的比價，搞清楚我們究竟欠蘇聯多少債，需多少年才能償還完。第三，把中蘇間真正友好平等的關系建立起來。總理還囑咐我：你這次赴蘇任務很重，對一切問題都要從全局出發，具體著手，和國內國外的關系都要協調，重大問題需向中央請示。

　　此項談判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在周總理親切關懷下，於1959年初最后核定為156項。周總理在1959年2月7日親自赴蘇在進一步擴大兩國間經濟合作的協定上簽了字。在談判過程中，總理既有對重要方針的明確指示，又有對具體工作方法細致周到的交代，正是由於有總理的卓越領導，我才完成了這項艱巨的任務。

　　1960年，蘇聯政府撕毀了協議，撤走了所有專家。周總理說，你要撤就撤，你撤了，我們自己搞。周總理還教導我們，我們不能看到一點小利就屈膝投降。我們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應有自己的風格、國格。周總理這種不為高壓屈服，勇於捍衛國家尊嚴、維護國家利益的精神和氣概，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

　　四

　　十年動亂期間，我擔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1967年初，我被機關的造反派打成“走資派”，停職反省靠邊站。但當時貿促會的外事活動並沒有完全停止。1967年3月，日本友好貿易團體來華訪問，5月份瑞士儀器鐘表業來華辦展覽會，都必須由我出面接待。所以1968年2月23、24日李先念與陳毅副總理根據貿促會和外貿部的報告，聯名批示撤銷造反派對我的靠邊站、停職反省的處分，重新主管貿促會的工作。

　　3月6日下午，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日本代表團，我陪同代表團前往。接見后，我剛回到辦公室，周總理便打電話給我，以非常關懷的口氣問我：誰叫你恢復工作的？我將原委匯報后，總理說：為什麼我不知道？我要問一問先念同志和陳老總。你不知道，現在情況很復雜，你有可能再被拉下馬靠邊站，到那時情況可能更加殘酷！放下電話，我的心很久無法平靜，想到總理工作那麼繁重，日理萬機，竟然還關心我個人的處境，使我激動萬分，熱淚奪眶而出。隨后，總理又讓秘書打來電話，問我一個人主持工作有無困難，如有困難，可再派一位同志來協助我工作。我表示歡迎來人協助工作，十分感謝總理的關懷，同時也反映了工作不好做，從形勢上看，我在貿促會最多還能主持半年工作的情況。但是我這種估計還是偏於樂觀了。形勢的發展果然不出總理所料，我的處境很快就惡化了。5月20日我主持瑞士儀器鐘表業來華展覽會之后不久，7月12日就被貿促會軍代表和造反派監禁在貿促會和外貿部大樓裡，一切待遇都和監獄囚犯一樣，時間長達兩年之久。后外貿部軍代表又串通國家公安部門，以特務嫌疑罪名將我逮捕，關進泰城監獄。

　　1972年初秋，我愛人曹宏恩給周總理寫信，請求尋找我的下落和了解我的問題性質。總理見信后，立即批示外貿部軍代表和負責人，應准予我愛人到監獄探視。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我愛人得以到獄中探視，她是醫生，經她給我體檢，發現我已患高血壓症，心律也不齊，並伴有輕度半身不遂，必須迅速出獄治療。於是她再次上書總理，說明病情，請求批准我出獄就醫。總理得悉后，非常氣憤，命令外貿部負責人和軍代表立即將我釋放出獄。經總理干預，1972年10月份我終於結束了前后長達四年半的牢獄生活。

　　在十年動亂中，敬愛的周總理想方設法保護許許多多老同志，使他們免遭迫害和殘酷折磨。尤其令人感動的是總理已身息重病，還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作為受到總理保護的幸存者之一，每當我回憶及此，感激之情，難以描述。唯有不斷鞭策自己，以周總理為榜樣，為黨為人民努力工作，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五

　　1976年總理逝世后，我於悲痛之余，賦詩一首，寄托我的哀思，詩中追述了總理光輝的一生，題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今錄於后，以紀念總理。

　　少年壯志，遠走天涯﹔

　　許將熱血，洒遍中華。

　　宏願濟世，東去扶桑﹔

　　尋求真理，西渡重洋。

　　北伐軍興，公為砥柱﹔

　　工人怒潮，威震湘滬。

　　南昌起義，紅旗高擎﹔

　　萬裡長征，指揮若定。

　　西安事變，一發千鈞﹔

　　逼蔣抗日，公建殊勛。

　　抗戰八載，風雲變幻﹔

　　身居虎穴，正氣凜然。

　　樽陽折沖，智勇絕倫﹔

　　日寇覆滅，又啟戰氛。

　　運籌帷幄，決勝疆場﹔

　　開國元勛，舉世景仰。

　　總攬國事，日理萬機﹔

　　深謀遠慮，巨細不遺。

　　光明磊落，忠心耿耿﹔

　　崇高形象，永照汗青。

　　嘔心瀝血，從不為己﹔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