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總理頂過兩次“牛”

　　敬愛的周總理離開我們了。盡管歲月流逝，世事變遷，但是總理一生為黨為人民的事業勤勤懇懇、嘔心瀝血的革命精神，光明磊落、無私無畏的高尚品德，平易近人、豁達大度的偉人風范卻永遠留在全國人民的心中。在我的心目中，總理德高望重，是最可敬、可親、可近的人，是中華民族的杰出代表，共產黨人的楷模。總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把一切都獻給了他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事業，獻給了中國人民，真正做到了他說過的“春蠶不死，吐絲不盡，我要象春蠶一樣，將最后一根絲吐出來，獻給人民”。因此，周總理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擁有崇高的威望，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愛戴。總理生前，我曾經多次聆聽他老人家的教誨。在十年動亂中，總理還多次直接關懷、過問我的情況。總理的音容笑貌和他同我談話的情景，時常縈繞心頭，歷歷如昨，猶在眼前。想起總理的親切教導和深情關懷，我的心情就難以平靜。謹獻上這篇短文，以寄托我對總理的無限崇敬和緬懷之情。

　　一

　　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是在1938年。當時，我們北平學生移動劇團南下到河南信陽、洛陽一帶，准備到延安去，由我先行到武漢找關系，辦手續。我來到漢口。一天，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同志，要在武昌開大會作報告，組織上通知我去參加。我就從漢口趕到武昌，第一次見到了恩來同志，聽了他的報告。后來到了延安，我進入馬列主義學院學習，又曾經幾次見過周恩來同志，聽到很多關於他的事跡。那時，他給我的印象是，辦事多謀善斷，待人和藹可親，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同許多從大城市到延安來的青年學生一樣，我對周恩來同志是非常尊敬和愛戴的。1939年，我離開延安，先到冀南后來到東北工作，直至全國解放，再也沒有見到恩來同志。

　　全國解放以后，我一直在東北工作。從1954年到“文革”以前，我擔任黑龍江省主管財貿工作的省委書記。由於工作的關系，在這個時期我同總理有過多次的接觸。有時是我來中央開會，有時是總理到黑龍江視察。因此，我對總理的領導才能和高尚品德有了親身的感受，總理對我也有了較深的了解。特別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我與總理的接觸更多一些，經常得到總理的諄諄教誨，耳提面命，所受教益頗深。總理那種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使我從思想上更堅定了對他的衷心擁戴。

　　1959年至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全國的經濟形勢異常惡劣，各地都程度不同地發生了飢荒，餓死了很多人。糧食成為當時最突出的問題。為了渡過難關，黨中央要求各地以大局為重，支持國家統一調撥糧食。周總理為了全國人民的生活安排，日夜操勞，親自與各省領導同志談話，做工作。那是在1962年，中央給黑龍江省下達了調撥28億斤糧食的任務。黑龍江雖說是全國重要的產糧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過一點，但當時的經濟狀況也已經十分困難，糧食非常緊張。人吃馬料，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腫，患肝炎的相當普遍。我主管財貿工作，負責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責任重大，也感到壓力很大。19 62年3月，總理到遼寧召集東北三省領導同志開會，調糧問題是一個主要議題。黑龍江省是歐陽欽同志和我參加的。會上，當總理向我提出要黑龍江省再增撥2億斤糧食支援外地時，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覺得黑龍江已經調出了不少糧食，為國家作出很大貢獻，再要多調出2憶斤糧食，實在困難太大，如果因為糧食出了問題，也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個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轉彎。因此，就同總理爭了起來，表示對再調撥2億斤糧食有意見，要求中央考慮黑龍江的實際困難。總理表現出高度民主的作風，他並不打斷我的話，也沒有強迫我執行命令，而是耐心地聽我講完，然后循循善誘地與我談，要樹立全局觀念，服從大局。黑龍江有困難，但其他省份更困難，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國家要拿出糧食來幫助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過難關。每一個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一定要顧全大局，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堅決支持和執行中央的統一部署。總理的一席話，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確實是考慮本地區的利益多了，想整體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動上我堅決執行了中央的調糧計劃，想辦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與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調糧30億斤的任務。

　　還有一次，那是關於大豆貿易問題。黑龍江是國家大豆主要產地，省裡每年用大豆與蘇聯進行邊境貿易，為省財政創收一些外匯，這對黑龍江的經濟發展很重要。但當時國家經濟很困難，國家更需要創匯以支持經濟發展。中央要求黑龍江增加調撥給國家的大豆數量，用以增加出口創匯，這自然就影響了黑龍江的外貿收入。在這件事上，我又和總理頂過一次“牛”，但在總理的教育下，我還是服從了大局，執行了中央的決定。象這種情況還有幾次，總理都是十分耐心地曉之以理，最后我都接受了總理的意見，完成了中央交給的任務。

　　當前，我國在改革的過程中，總的經濟形勢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也不少。要渡過難關，全面深化改革，我想，當年總理要求干部要顧全大局的教導，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並特別強調提出了要維護黨中央、國務院權威。這確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總理當年就十分重視，並經常教育我們要有全局觀念，要支持中央的工作，維護中央的權威。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始終是我們的政治優勢，同心同德，團結奮斗的優良傳統在任何時候都是克服困難、爭取勝利的法寶，這個政治優勢和法寶是千萬不能丟掉的。

　　二

　　周總理非常關心和愛護干部，這是總理的一大美德。在我同總理的接觸中，也有深切的感受。記得就是1962年在遼寧開會時，總理開始住在遼寧賓館的三樓，歐陽欽同志住在他的樓下。總理日理萬機，工作非常辛苦和緊張，每天都有很多人來談話，匯報工作。當總理得知歐陽欽住在樓下后，幾次提出自己要換一個地方住。大家不了解是怎麼回事，總理解釋說，歐陽欽是老同志，又患有神經衰弱症，大家到我這裡來進進出出談事情，會影響他的休息。這雖是一件小事，但於細微處見精神，總理這種關心和愛護干部，時時為他人著想的高尚品德，使我們深受感動，十分敬佩。“文化大革命”時，總理在那種人妖顛倒、人人自危的情況下，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想盡一切辦法，保護了大批干部。要知道，在那個年代裡，保護一名干部是多麼不容易啊！直至今天，許多老同志談起這些，常常是潸然淚下，激動不已。我當時不在中央工作，但是作為一個地方干部，也同樣得到了總理的關懷和保護。正是總理對我的深情關懷，給了我無窮的力量，激勵著我從逆境中奮起，也對我此后的思想、工作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對這些，我銘心刻骨，永志難忘。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黑龍江省遭受嚴重破壞，一大批為黨的事業奮戰多年的領導干部被揪斗、關押。我也遭到嚴重迫害，三進三出，幾經反復。在這期間，總理對解決我的問題多次作過指示，支持我出來工作。如果沒有總理的保護，我肯定會遭受更加嚴重的迫害。

　　1966年9月，奉行極左路線的當時黑龍江省主要領導人，為了達到攬權的目的，制造事端，分裂省委，迫害同他持不同意見的其他省委領導同志。我被扣上“挑動工人斗學生”，“給文化大革命潑冷水，把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壓下去”等罪名，被造反派關押起來。在遭毒打、戴高帽、游斗12天后，一個造反派頭頭宣布我被解放了。我開始時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后來才知道，是總理了解到我的處境，保護了我。總理在一次有當時省委主要負責人和三派造反派頭頭參加的會上說，楊易辰是干工作的，是顧全大局的，困難時期支持中央，應該讓他出來抓生產。我知道這個情況后，對總理的感激之情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10月初，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這是一次打通思想的會，要求各省來兩名領導干部參加，一名是支持“文革”的，一名是對“文革”不理解的。我自然是不理解的代表，也是參加這次工作會議的人中最早戴高帽、游街的領導干部。當時的形勢很亂，全國一片狂熱，各色各樣的造反派組織蜂擁而起，紅衛兵到處揪斗所謂的“走資派”。象我這樣公開表示對“文革”不理解的干部更是在劫難逃。總理知道我心直口快，不說違心的話，對我尤為關切，關心我在這種混亂局勢下的遭遇。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又能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呢？一次大會散后，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在門口遞給我一張條子，上面是總理親筆寫的幾個字：“易辰同志，散會后你留一下，我有事情和你談。”一會兒，總理就來了，陶鑄和李先念同志也參加了這次談話。總理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黑龍江的國防地位很重要，千萬不能亂。×××才到黑龍江不久，你是老省委的人，要支持他的工作，不要把關系搞得太緊張了，不能眼看著生產垮下來。現在黑龍江抓生產的人很少，你應該出來抓工作，不要因為在對“文革”的態度上想不通而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要創造條件，集中精力抓好生產。總理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為了穩定黑龍江省的局勢，不使生產垮下來，盡可能減少“文革”造成的損失﹔同時也是為了保護我，要我振奮精神，不悲觀失望，學會在當時那種特殊情況下，保住為黨和人民工作的機會。從感情上說，我對總理的話是深信不疑的，但也有一種不滿足的感覺。特別是對總理要我支持執行極左路線的×××的工作有些想不通，覺得總理應該更加旗幟鮮明地對“文革”進行抵制。只是到了后來，通過對“文化大革命”形勢的冷靜思考和觀察，我才真正理解到總理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高超的斗爭藝術。我當時的想法可謂是感情深，認識淺。總理才真是想得深，看得遠，他無時無事不在為我們的黨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著想啊！十年動亂中，在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紛紛被打倒的嚴峻形勢下，正是周總理利用自己起作用的地位，忍辱負重，力撐危局，同林彪、“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進行了特殊形式的斗爭，保護了一大批黨、國家和軍隊的重要干部，盡力減少了“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的損失。我當時對“文革”的復雜性和斗爭的艱巨性，確實認識不足。現在看來，可以說是有勇無謀。如果當時總理也象我那樣，恐怕早就被打倒了，也就難以起到保護干部、穩定局勢的作用了。小平同志在談到總理時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話，是非常實事求是的，是十分正確的。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對總理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覺得在思想感情上同周總理貼得更近了。在我心目中，總理的崇高威望和我對總理的衷心擁戴從來沒有動搖過。

　　1966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以后，在總理的一再過問下，當時的黑龍江主要領導人隻得讓我出來工作。但由於我對他奉行的極左路線極為不滿，對“文革”也沒有真正地“理解”，經常與他發生頂撞。他便處心積慮地對我進行排擠、打擊。1967年成立省“文革”核心組時，他將我甩在一旁，靠邊站了。一次，他找我們幾個省委的老同志談話，將我們訓了一通，話不投機，我一氣之下，拂袖而去。不久，造反派就把我第二次關進“牛棚”。過了一段時間，我又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進行勞動改造。總理對黑龍江省的形勢和我的問題一直十分關注。1971年5月，中央召開會議討論黑龍江省的問題，總理在會上嚴厲批評了那位領導人的錯誤做法，總理說：現在黑龍江都被你搞亂了，你還容不得對你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楊易辰是支持你工作的，但是你把他甩開了，群眾能服嗎？楊易辰這個人比較爽快，有什麼想法就公開講出來，不背后搞鬼，爭論起問題來，在我面前也敢吵，但中央定了以后，他是堅決照辦的，這種干部你不喜歡，你就喜歡說你好話的人。在總理的直接干預下，這次會議后不久，我第二次被“解放”，結束了“勞動改造”。但是在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得到徹底糾正的情況下，我仍然不能出來工作。不久，有人要我在一份犯了“走資派”錯誤的結論上簽字，並且表示如果簽字，馬上就可以進省委領導班子做原來的工作，如果不簽字就再回去接受改造。對此，我十分憤慨，堅決拒絕簽字。我覺得自己為黨和人民工作了幾十年，缺點錯誤肯定是有的，但是說我犯了“走資派”的錯誤，我不能承認，不能接受，我不能為了一介官職而喪失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特別是總理如此關懷我，信任我，保護我出來工作，我更要立得穩，行得正，決不辜負總理的期望和重托。由於我堅持拒不簽字，很快被發配到哈爾濱的一個工廠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直到1976年，我才第三次被“解放”。

　　也就是在這一年的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離開了我們。噩耗傳來，我和家人悲痛欲絕，茶飯不思，整天守著電視機，想多看一眼總理的遺容，且每看必哭。在家裡挂上了總理的遺像，全家人一起動手，精心做了一個小花圈，擺在遺像前。全家人都換上素裝，兩歲的外孫女沒有素裝，老伴臨時找來塊藍布趕做了一件給她穿上。28歲的兒子原定在1月份結婚，也因為總理逝世推遲了半年婚期。當時，“四人幫”一伙不讓追悼總理，不許戴白花、黑紗。在總理追悼會那天，省委常委都集中到常委會議室，我和任仲夷同志提議，每人都應戴上白花，並給總理的遺像披上黑紗。但是，當時省委的主要負責人堅決反對這樣做。我們的心情十分沉痛，有的滿含淚水，有的失聲痛哭。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對總理的感情是任何人也禁錮不了的。在北京，十裡長街淚落傾盆雨，紀念碑前白花成海洋。當時，哈爾濱市最繁華的第七百貨商店門前也出現了從報紙上剪下來的總理遺像，遺像前擺著一個小白花圈，成為轟動一時的“小白花事件”。在追查這件事時，盡管搞這件事的人所在單位派性嚴重，情況比較復雜，有人知道是誰干的，但沒有一個人說出去，可見人心所向。正是周總理的偉大形象和崇高品德，把當時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們聯在一起，共同抗爭“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在家中，我和家人把白花縫在內衣上，黑紗帶在內衣袖上。在那個年代裡，我們全家隻能用這些無聲的語言，表達對總理的無限熱愛和崇敬之情，寄托對總理不盡的哀思。

　　敬愛的周總理離開我們了，但人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他，總理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永存人心。這些年來，總理對我的教育和關懷一直在激勵我奮發工作，不敢懈怠。現在，我已經離開了工作第一線，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要以總理為榜樣，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貢獻自己的余生和余熱。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