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來同志是長征路上最辛勞的領導者

　　大革命后期參加共產黨的人，大多在入黨時就熟悉周恩來這個名字。恩來同志從歐洲勤工儉學回國后，在廣東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擔任過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為黨培育了大批軍事、政治英才，此后又領導了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當時，我們這些年輕共產黨員，都是以十分敬仰的心情，談起恩來同志的。

　　難忘的第一次會見

　　1933年在紅一方面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我第一次見到恩來同志，這次會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民黨反動派從1930年底開始對蘇區進行的四次“圍剿”均遭失敗之后，蔣介石於1933年夏秋親自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大規模“圍剿”，用兵達50萬之多。那時候，我在五軍團十三師任政治委員，師長是陳伯鈞同志。我師奉命同三師、十五師一起向資溪橋、潭頭市發動攻擊，牽制敵人，以配合一、三軍團主力同敵軍決戰。上級命令陳伯鈞和我：為了大局，必要時十三師要准備作出最大的犧牲，甚至全部犧牲，包括你們師長、政委兩個人在內。我師苦戰數日，按期完成了牽制敵人的任務，但部隊傷亡很大。就在此時，我專程從部隊駐地趕到瑞金，向中央軍委請求補充子彈、手榴彈和迫擊炮彈等，恩來同志接見了我。我向他詳細匯報了十三師的作戰情況，並提出了要求補充彈藥的數量。恩來同志耐心地聽完我的匯報之后，向我分析了當時的嚴峻形勢，他說：現在，整個中央蘇區的武器彈藥都很緊張，你們要的數量太多，不可能按你們的要求撥給你們。恩來同志沉思片刻后又說：我記得在這以前已經給十三師補充過幾次了。接著他便具體講了第一次是什麼時候，給了多少﹔第二次是什麼時候，給了多少﹔第三次……。時間和數字都說得十分准確，絲毫不差，我聽后連連點頭。恩來同志驚人的記憶力，把我怔住了。作為中央軍委的副主席，掌管整個紅軍的全局，對於一個師的歷次給養竟記得如此清楚，真令人驚嘆不已。恩來同志這種非凡的記憶力，是他對革命的高度責任感、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與超群智慧的結晶。最后，周副主席還是同意為十三師補充一部分彈藥。我望著恩來同志堅定沉著的神態，親切而又炯炯有神的目光，懷著敬仰和欽佩的心情，離開了他的住處。

　　長征路上最辛勞的領導者

　　在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裡長征途中，我和恩來同志接觸的機會就比較多了。長征開始時，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四所紅軍學校合並組成紅軍干部團，任命陳賡同志為團長，我為政治委員，主要任務是警衛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保衛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並負責儲備、培訓和為部隊輸送於部。陳賡同志在白區時就長期在恩來同志領導下工作，彼此交往甚密。他不時向我講起在恩來同志領導下工作的情景，稱贊恩來同志為人正直，品德高尚，才智過人。干部團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行動，陳賡同志和我經常到恩來同志處匯報情況，接受任務。恩來同志是長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特別是在遵義會議以后，他堅決貫徹執行遵義會議決定的軍事路線，積極協助毛澤東同志組織和指揮紅軍，打破蔣介石幾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經過一天的緊張行軍，部隊到達宿營地以后，大家休息了，恩來同志還要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起聽取匯報，詳細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研究下一步的軍事部署和行動。為此，他經常拖著疲憊的身體，以驚人的毅力，忘我地工作到深夜，有時甚至通宵達旦。陳康同志和我在恩來同志處不止一次地目睹這樣的情景：恩來同志由於長期超負荷工作，實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閱文件或聽匯報時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著了，這時我們不約而同，屏息著呼吸，默默地坐在一邊，不敢發出一點聲響，希望他能夠盡可能多休息一會兒。幾秒鐘或分把鐘后，恩來同志便猛然醒來，繼續同我們談話，交代任務或寫行動命令，至於邊吃飯邊處理公務的情況就更常見不鮮了。

　　遵義會議后，幾乎每一個重大行動都是在毛澤東同志主持下經集體研究作出決策，交由恩來同志具體組織實施的。1935年4月，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作出了搶渡金沙江的決策，以使紅軍跳出數十萬敵軍的包圍圈，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意圖。這一重大行動，就是由恩來同志親自部署和統一指揮的。紅軍干部團受命搶佔位於四川會理縣和雲南元謀縣交界處的絞平渡。記得我們剛剛趕到雲南祿勸縣北部的一個小山村，恩來同志便同劉伯承總參謀長一起來到干部團，非常詳細、具體地部署我團搶佔絞平渡的計劃。恩來同志考慮問題十分周密審慎，他強調了各種有利條件，勉勵我們盡最大努力搶渡成功，同時也指出了種種困難，並估計到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假如在搶佔渡口后，一部分部隊過了江，我軍后續部隊跟不上，渡口又被敵人佔去，那麼渡過江去的先頭部隊就會被切斷，那時你們就要獨立作戰，打一段時間游擊，以后再設法取得聯系。為加強對搶渡金沙江的領導，當即決定劉伯承同志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揮干部團。在干部團搶渡金沙江和奔襲對岸通安州的戰斗勝利以后，恩來同志又同渡江指揮部司令員陳雲同志等一起親臨絞平渡，指揮全軍徹夜搶渡金沙江。

　　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以后，恩來同志同毛澤東等同志一起採取堅決措施，及時糾正了陝北的錯誤肅反，為劉志丹等一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恢復名譽，對志丹等同志給予完全信任，立即分配工作，決定志丹同志擔任由陝北紅軍組成的紅二十八軍軍長。同時，又任命志丹同志為北路軍司令員，下轄二十八軍、由二十六軍改編的七十八師和陝北騎兵團，並給了攻打吳家坡、響水、橫山一帶的戰斗任務。我被派到紅二十八軍和北路軍任政治委員以前，恩來同志親自找我談話，囑咐我到任之后，要充分尊重劉志丹同志，充分尊重地方紅軍，要互相學習，加強團結。並指示我，可以從一方面軍選調少數幾個人到二十八軍工作，但人數一定不要多，主要要依靠原陝北紅軍的同志。我們幾個由中央派去的干部都認真遵照恩來同志的指示辦事，同劉志丹同志和陝北紅軍的同志們相處得很融洽，沒有絲毫芥蒂。恩來同志考慮問題、使用干部的著眼點和出發點，由此清晰可見。他不愧為執行黨的政策的模范，顧全大局的模范，黨內團結的模范。

　　日理萬機，精心治國

　　抗日戰爭時期我受一二九師的委派在冀南革命根據地工作8年，沒有到過延安，解放戰爭時期在第二野戰軍任職，之后在南京和雲南工作，十余年一直沒有機會同恩來同志見面。直到1950年到北京參加七屆三中全會，才見到恩來同志。1954年底，第一次撤銷大區和中央局，我從西南局調到北京任軍委總干部部副部長，從這以后，同恩來同志接觸的時間就多一些了。當時的總干部部，部長是羅榮桓同志，除了日常的軍隊干部任免以外，花很大的精力評軍銜。授銜在我國還是第一次，沒有經驗，遇到重大問題時，經常向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同志，向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常委同志匯報。

　　1956年，毛主席經過調查研究並聽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匯報后，寫了《論十大關系》的文章，提出了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不久，總理對我講，主席下決心要從軍隊抽調干部，最好是中央委員，加強地質部門的工作，讓總干部部提出人選。過了幾天，我便向總理毛遂自薦，表示願意到地質部工作。總理說，此事要請示主席。不久，他告訴我，中央決定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以后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即原子能事業部，讓我當部長，劉杰、劉偉、錢三強、雷榮天同志為副部長，具體負責實施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從此，我作為國務院的一個部長，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三機部從成立之日起，就得到總理的全面關懷，他親自責成有關部門解決選調干部、調集和培養科學技術人員、引進和制造設備以及組織協調等方面的問題，為我們開展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1957年，總理抓住有利時機，派聶榮臻同志為團長、陳賡和我為副團長的代表團赴蘇訪問，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研制核武器的協定。並指示我們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要抓緊對先進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三機部黨組遵照總理指示，積極組織科技人員努力消化吸收先進技術，把先進技術學到手，努力做到“邊干邊學，建成學會”。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關於援助中國研制核武器的協定。同年7月，總理在廬山會議上向我和劉杰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決策：“自己動手，從頭摸起，准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在中央的關懷和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在各部門和各地區的大力支持下，核工業戰線的同志們團結奮戰，有效地克服了各種困難，比較快地實現了自力更生的大轉變，終於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建立和健全了我國獨立的完整的核科技工業體系。1964年10月，比中央的要求提前3年，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總理是我國原子能事業發展的主要決策者和組織者之一。

　　作為一個大國的總理和一個大黨的中央副主席，恩來同志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從黨內到黨外，從內政到外交，工農商學兵，工、青、婦和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以及文藝、體育、衛生、科技等等，凡是重大問題，總理幾乎都親自過問，有些事情還要親自出面協調和解決。我國各條戰線所取得的成就，無不傾注了總理的心血。總理平易近人，不僅能耐心地聽取各種意見，而且能夠體諒下級的困難，我們向他匯報請示工作，他總是給我們以支持，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因此，大家都願意找總理。可是，總理實在太忙了，他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滿滿的。有些同志便趁總理周末跳舞的機會，向他匯報工作，請求指示，總理在每次舞會上都能了解到不少情況，並相機處理一部分公務。陳賡同志同總理特別熟，有時甚至抓住總理入廁的時間談一點問題。總理日理萬機，實在太辛勞了。

　　1960年，中央調我到東北局工作。我在長春召集第一次東北局全體委員會議，會議還沒有開，中央要我們東北局的四名書記馬上到北京開會。會后總理找我談話，指示東北局除抓好農業生產外，一定要把鋼鐵和煤炭搞上去，並讓我立即坐飛機去鞍鋼布置。以后，總理對東北的工作經常有指示。三年困難時期最嚴重的還是農業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當時，除了工作中“左”的錯誤外，又遇上嚴重的自然災害，全國糧食緊缺，不少地方鬧糧荒。為了從產糧省上調糧食，總理操碎了心。在中央召集的會議期間，他找有關省的負責同志一個一個地談，耐心地做工作，有時為從一個省多調幾千萬斤糧食要反復商量多次。在黨中央和毛主席開始糾正工作中“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之后，恩來同志同少奇、陳雲、小平等同志一起，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主持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決策和果斷的措施，使國民經濟從1962年到1966年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擎天的柱石

　　恩來同志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座擎天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愈益顯示了他的這種重要作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對於總理的這一段評價，我有深切的體會。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和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總理就挺身而出，竭盡全力保護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的干部。東北地區許多同志也受到總理的親切關懷和堅決保護。吉林省副省長兼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長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參加革命的優秀少數民族干部，為延邊的建設做出過重要貢獻。1966年8月，他從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回到延邊以后就遭到批斗，地區的局勢陷入混亂，州委已難以控制。總理獲悉后明確表態：朱德海是好同志，並指示我和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同志到延邊去做工作，保護德海同志。我與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省委書記趙林同志一起立即趕到延邊，召開州委常委會議，我說：“我這次是奉周總理的指示專程到延邊來的，中央認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讓他站出來和群眾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並要求領導核心統一認識，掌握好局面。我還建議州委常務副書記多出面，讓德海同志先下去抓生產，免得出面多了造成被動。馬明方、趙林同志也做了許多工作。我走了以后，馬明方同志留在延邊召集群眾代表座談，希望他們尊重朱德海同志的領導。他說：要愛護干部，培養一個干部不容易，特別是培養一個民族干部不容易。9月底，總理親自點名讓朱德海同志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並讓他的名字見了報。同年年底，總理又一次表態：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護他。可是，橫行一時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公然對抗總理的指示，派他們的幫凶到延邊，給德海同志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姚加迫害。德海同志最終未能免遭劫難。1972年，當德海同志病重時，總理指示中央組織部盡快查清問題，恢復德海同志黨的組織生活。馬明方同志遵照周總理的指示，保護了朱德海同志等一批干部，但不久他自己也遭到林彪、“四人幫”的迫害。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后，明方同志才得到徹底平反。

　　東北局第二書記歐陽欽同志，早年赴歐洲參加勤工儉學，是我黨的老黨員。他很有見地，對1958年“大躍進”的一些做法有過某些保留，對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同志的所謂右傾錯誤，歐陽欽同志和東北的其他幾位省委書記態度都比較消極。歐陽欽同志很顧全大局，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主動為國家分憂，盡量從黑龍江多調些糧食出去，而不讓本省居民的糧食定量定得過高。他對當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林彪、“四人幫”一伙唆使造反派批斗歐陽欽同志。他身體不好，態度又強硬，如果再遭批斗，身體很可能支持不住，我們在1966年底秘密地讓他隨我坐飛機到北京，安排在北京飯店。因事先來不及請示總理，到北京后我立即寫信給總理，建議歐陽欽同志留在北京住院治病。總理很快批示同意，歐陽欽同志遂被送進空軍總醫院保護起來。

　　對於我本人，總現也是十分關懷和盡力保護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東北局曾幾次向中央文革小組寫報告，請示運動中的政策界限，但是沒有得到過一個字的答復。於是，我們就直接向總理請示，總理每次都有明確指示，並先后指定李富春同志和陶鑄同志負責同我們聯系。1967年，中央將大區和省市一些靠邊站的領導同志集中到京西賓館住，我被安排在六樓東頭的套間。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唆使下，東北的造反派到京西賓館來抓我，他們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氣勢洶洶地從一樓沖到六樓，有個別人趁機對我進行毆打，並把我拖到陽台，准備用繩子將我從陽台吊下去，強行搶走。此時，傅崇碧同志負責指揮的警衛部隊急速趕到六樓，將我從造反派手中奪回，轉移到安全地點，我才幸免於難。總理對沖擊京西賓館事件很生氣，為了保護一大批老干部，親自指示立即修圍牆。京西賓館現在的圍牆就是在那個時候突擊建成的。1969年，我下放到遼寧的農場勞動，不斷遭到批斗，健康狀況日益惡化，體重下降到不足90斤，腹部疼痛，不壓一點東西不能入睡，我的幾個孩子於1973年聯名寫信給總理，要求讓我到北京檢查身體和治病，總理很快就批准了。這一年的4月，我還沒有被“解放”，總理在一次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把將要出使美國的黃鎮同志和夫人朱霖同志從后排請到前面就座，並在會上大聲問黃鎮同志：你去看過宋任窮同志沒有？黃答還沒有，正准備去。總理說：“好，應該去看看宋任窮同志，你們過去都在一起工作的嘛。”總理以這種形式再一次表達了對我的關懷，意圖很清楚，希望我能夠早日“解放”，出來工作。可見總理慮事之精細，亦見其用心之良苦。可是，“四人幫”一伙盜用中央政治局的名義，令我從北京醫院出院后直接上火車站徑返遼寧，我要求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住幾天，看看熟人，也遭到無理拒絕。

　　在林彪、“四人幫”肆虐的動亂時期，總理要頂著他們這一伙的壓力，繼續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其處境之艱難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總理幾乎每天都要花許多時間接見北京和外地的群眾代表和紅衛兵，耐心地給他們做工作。東北地區的代表來了，有時總理讓我先出面談，然后他再接見。總理一天要工作十幾小時甚至20小時，實在太疲勞了，我目睹他在人民大會堂步履艱難地從這個廳走到另一個廳，兩廳之間的距離並不遠，中途還要坐下來休息一次到兩次。看著這情景，真是使人心痛啊！林彪、“四人幫”一伙挑動和分裂群眾，制造種種事端，處處刁難和折磨總理，到1974年，喪心病狂的“四人幫”居然明目張膽地打著“批體批孔”的旗號批起總理來了。這時，總理已重病纏身，但他仍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排除干擾，以堅強的毅力，抱病堅持工作，在病房接見外賓，處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我1974年被“解放”，雖說名字出現在報上屬“參加的還有……”之列，但總算有機會能在國慶宴會上遠遠地望一望總理。望著他那消瘦的身影，我思緒萬千，憂心如焚。我多麼想去看看敬愛的總理，以表達對他的敬意和慰問，但是又怕干擾他的休息，影響他的健康，同時也為了不給“四人幫”一伙對總理進行刁難的借口，只是通過一位老同志給鄧大姐捎了一封信，請大姐轉達我對總理的崇高敬意和親切慰問。在總理不幸逝世之前，未能親自去看望他，是我終生的一件憾事。1976年1月傳來了令人膽裂腸斷的噩耗：10億人民衷心愛戴的好總理去世了。巨星殞落，人們相告不成聲，欲言淚復垂。最難忘的是向總理遺體告別的日子。那是一個寒冷、肅穆、寧靜的早晨，吊唁的人濤滾滾，淚浪滔滔。我帶領全家向總理的遺體致哀，悲痛欲絕。

　　總理離開我們了，但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總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遠激勵我們前進。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