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周恩來是中流砥柱 力挽狂瀾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千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

　　我作為“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周總理親切保護和教育的過來人，作為當時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的國務院業務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員，身臨其境，對於周總理在當時非常困難的處境下，如何以驚人的毅力，高超的斗爭藝術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作斗爭，盡可能減少國民經濟的損失，使全國人民吃、穿、用得以基本保証，並使生產建設稍有前進，都是親眼所見和直接感受的，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終生難忘的。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戰線進行的，但很快就波及到經濟戰線。紅衛兵大串連，使正常的交通運輸秩序被打亂了﹔“停產鬧革命”，使一大批生產企業處於停產半停產的狀態﹔由於很多部長遭批斗、靠邊站，國務院各經濟部門的工作也運轉不靈，面臨癱瘓半癱瘓局面。林彪、江青一伙打著“革命”的旗號，費盡心機要把整個經濟搞亂，以便實現他們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面對這種嚴峻的復雜的斗爭形勢，周總理與林彪、江青一伙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斗爭。當時，他一方面要應付紅衛兵大串連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親自安排鐵路的運輸調度，應付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門造反派的種種糾纏﹔一方面不分晝夜地了解和處理經濟工作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這一年的9月初，由李富春同志建議，經毛主席批准，中央決定我和谷牧同志協助國務院領導同志抓經濟工作。記得有一次周總理對我們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周總理這些深謀遠慮、憂國憂民而又語重心長的話，使我深為感動。

　　林彪、江青一伙是隻管“抓革命”的，把經濟搞亂，卻不負任何責任，可是，作為人民的總理、全國當家人的周恩來同志，要始終對人民對國家高度負責。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總理是無法抵制這場災難性的“革命”的，他當時有可能做到的，是盡可能使生產建設事業遭到較少的破壞，盡量保持國民經濟能夠繼續運行，不要完全癱瘓。不然，中國人民經過近百年前赴后繼、英勇斗爭所建立起來的新中國這座大廈，就可能塌陷了。十年內亂中我國的國民經濟之所以還沒有完全崩潰，工農業生產還有一些增長，經濟建設還有一些緩慢的發展，不能不首先歸功於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他發揮了中流眼柱、力挽狂瀾的偉大作用。

　　下面，根據我的親身感受講幾件突出的事情。

　　一

　　1966年上半年，全國的經濟形勢還是好的，工農業生產也是增長的，但到了下半年特別是第四季度，情況開始惡化。這一年的10月，林彪關於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組后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的批件轉發以后，全國到處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業的領導班子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生產下降，建設停滯。這種情況使周總理十分焦慮，他一再對我們講：工農業生產絕對不能中斷，經濟建設一定要盡可能設法進行下去，否則，后果不堪設想。他反復強調，工交企業要業余鬧革命，要堅持八小時工作制，要保証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他除了在各種會議、各種場合闡明這個觀點以外，還親自主持討論修改了《人民日報》11月10日《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社論一開頭就講：“抓革命，促生產，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針，一再強調的方針。這個方針，不論在城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裡面，在一切科學研究和設計部門裡面，在農村裡面，都是完全適用的，沒有例外的，必須堅決遵守、時刻遵守的。”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公社絕對不能停止生產，“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工業生產是一個整體，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隻要某一部門脫節，就可能影響全局。這是常識范圍的事情，誰都會懂得的。因此，在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裡搞文化革命，必須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利用業余時間進行，而不能佔用生產的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這篇社論闡述了周總理的觀點，實際上也批駁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停產鬧革命”的謬論。正因為如此，他們攻擊這篇社論把工人鬧革命的高潮壓制下去了，誣蔑周總理是“救火隊長”。后來，成本禹等人甚至惡毒地攻擊說：“文革中存在著新文革和舊政府的矛盾”，明目張膽地把攻擊的矛頭對著周總理，狂妄地叫囂要打倒舊政府。面對這群小丑的狂叫，周總理如同泰山的青鬆一樣，巋然屹立，為維護整個國民經濟這部機器的正常運轉，為使工農業生產能繼續下去，與林彪、江青一伙進行著多種形式的斗爭。

　　這裡特別應該提到的是，1966年11月中下旬在京西賓館召開的那次全國計劃和工交工作會議期間的一場斗爭。當年8、9、1三個月的紅衛兵大串連，嚴重地打亂了全國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正常秩序，幾乎天天都接到告急電報，不是這裡鐵路中斷，就是那裡生產癱瘓。總理焦急萬分，多次指示我們：“無論多麼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連與生產建設的關系。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需的貨運力量，然后，安排好客運計劃，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余力以應付學生串連之需。總之，無論如何不能讓生產受到影響。”林彪、江青一伙極力煽動“要掃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絆腳石”，胡說什麼“革命抓好了，生產自然會好”。周總理針鋒相對，多次在不同場合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產就會自然上去。”據此，他找我和谷牧同志兩個人談話，要我抓緊准備召開計劃會議，力求把1967年的計劃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同志組織幾個人研究在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盡可能使工業生產減少損失。

　　這時，一向善於投機的陳伯達，得知毛主席支持周總理的意見，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停產鬧革命，不能影響正常的生產秩序。於是，他就以“文革小組”的名義起草了一份關於工交系統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並於11月13日中午通知我和谷牧同志到他那裡去談這件事，並要我們在一周之內提出意見退給他。14日上午，總理召開各口碰頭會，谷牧同志把陳伯達找我們去的情況作了匯報，總理當即決定把“文革小組”的文稿拿到17日在京西賓館召開的全國計劃和工交工作會議上討論，聽取大家的意見。會議開始以后，各地同志對陳伯達搞的那個稿子提了許多不同意見，谷牧同志集中起來搞了一個修改稿，由原來的12條增改為15條。修改稿根據總理多次講話的精神，首先肯定了17年來工交戰線基本上是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時明確提出工礦企業的“文革”要分期分批進行，要業余鬧革命，要堅持八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以免影響正常的生產秩序。這個修改稿使陳伯達極為惱火，他11月21日下午要我和谷牧同志到他那裡去，一見面沒說幾句話，他就大發雷霆，說了很多諷刺挖苦我們的話。總理聽說后，即於22日中午在他和陶鑄、富春同志參加的碰頭會上聽取了谷牧同志關於修改稿的匯報。當晚，總理和富春同志親自向毛主席作了匯報，得到了主席的肯定。主席指示：（1）工礦企業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文革”﹔（2）八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隻能在業余時間鬧革命﹔（3）文件提出后，讓谷牧帶個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陽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繼續進行修改，爭取12月份發出。毛主席既已作了明確指示，意見似乎應該統一起來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尖銳的斗爭仍在繼續進行著。

　　12月4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匯報時，林、江、康、陳一伙攻擊工交系統“右傾”，說工交系統的問題比文教系統還要嚴重，非要發動群眾大批判一下不可。這次會后，由陳伯達一伙搞了一個《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通知》，用中央的名義於12月9日發出，通知中作了工人群眾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可以串連等雄誤規定。與此同時，他們大造反革命輿論，煽動大亂。當年12月26日，陳伯達要《人民日報》發表了《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論，一開頭就說：“千百萬工人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勢所趨，好得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的。”還說什麼“在工礦企業內部進行文化大革命，是要經過嚴重斗爭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少數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口口聲聲也講抓生產，其實，他們是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抓生產是假的，壓革命是真的”。社論還號召工人階級應當歡迎革命學生到工廠來串連，革命學生也應當歡迎本市的工人到學校去串連。他們唯恐天下不亂。

　　二

　　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風暴”，很快就蔓延到全國各地和中央各部門，掀起了一股“奪權”風。隨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蓄意制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所謂“二月逆流”事件，使一大批各級領導干部被打倒，總理身邊的助手也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揪斗。這時，周總理的處境更加困難。

　　1967年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這一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是在1966年1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和工交工作會議上討論擬訂，並經周總理審查同意后上報中央的。可是由於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擾，中央一直沒有批准下達。為了使當年的生產建設工作不至於中斷，國家計委提出分地區、分行業，甚至一個廠、一個廠地先把任務布置下去。即使這樣，整個經濟工作仍然處於無政府狀態，到處打派仗、搞武斗，生產節節下降。從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煤炭生產和鐵路運輸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形勢嚴重到什麼程度。當時煤炭部直屬礦務局的日產量計劃為53萬噸，1月份實際日產量隻有45萬噸，平均每天欠產8萬噸，比上一年同期日產量減少5萬噸。2月份以后，情況更加不妙，2月上旬日產量減到40．3萬噸，中旬再減少到38．8萬噸。6月開始對部直屬68個礦務局實行軍管，但生產下降的局面仍然控制不住。8月15日這一天，日產量隻有22．8萬噸。直到12月，每天的日產量仍隻及正常水平的50％左右。煤炭產量大幅度下降，不但使整個工業生產和鐵路運輸難於運轉，而且連人民生活用煤也保証不了。面對這種危急情況，為了保証北京、上海、遼寧等重點地區和一些重點企業的生產得以維持，周總理指示我們要燒一些油。1968年全國燒油515萬噸，比1966年增加了1．2倍（燒油最多的1975年，全國燒油達3020萬噸）。這是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應急措施。當時，鐵路運輸的情況也很糟，1月份的運煤量比計劃要求少運了380萬噸﹔2月份的平均日裝車數隻有3萬多車，比計劃要求將近少1萬車。4月份以后的日裝車量更是直線下降，最少時還不到2萬車。這種情況，使周總理優心如焚。5月31日他親自向毛主席匯報，說明鐵路輪船關系到全國交通命脈，決不能中斷。毛主席支持總理的意見。下午，總理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肖華、楊成武、谷牧等同志和我開會討論此事，決定發布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的命令。盡管總理想盡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制止生產下降，甚至自己親自擬電文、打電話，直接抓生產、運輸調度工作，但終因動亂的全局無法扭轉，致使他的良好願望還是落空了。1967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1382億元，比上年下降了14％﹔煤炭產量減少4600萬噸，下降將近20%﹔發電量減少51億度，下降6．2％﹔鋼產量減少503萬噸，下降32，8％﹔化肥產量減少76．8噸，下降32％﹔原油產量減少67噸，下降4．6％﹔其他主要輕、重工業產品的產量也是下降的。這一年的全國貨運量比上一年減少2億多噸，其中鐵路貨運量減少1．8億噸，下降20％以上。當年的財政收入也比1966年減少139億元，下降25 ％。

　　進入1968年，經濟形勢更加嚴峻，工農業生產繼續全面下降。如果說1967年還有一個不起多大作用的全國計劃，那麼1968年連制訂計劃的條件也不具備了。這一年無法召開計劃會議訂出一個計劃，是“一五”計劃以來唯一沒有國民經濟年度計劃的一年。到了年底，周總理考慮，如果下一年還沒有一個計劃總是不行的，於是批准在12月初召開全國計劃會議。由國家計委、建委軍管會的同志負責召集，參加會議的有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軍管會的同志和群眾組織的代表。可是會議期間，很少討論計劃問題，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會議結束時，也沒有訂出一個1969年的計劃。12月25日晚，周總理接見會議代表，我也參加了。原來打算通過總理接見，能把計劃的盤子定下來，但接見一開始，一些地區的代表就要求本地區生產的物資少調出，而對調入的物資又要求多調入，爭爭吵吵，互不相讓，直到凌晨也沒有談出個結果。總理感到這樣談下去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於是就站起來說：“今天是12月26日，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生日，我請大家吃一碗壽面，上午大家都要趕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好不好？”大家齊聲說：“好！”吃過壽面，我回家時已是凌晨兩點多了，剛進家門總理就親自打電話叫我去。我到總理處已是凌晨3點。總理疲憊至極，面帶憂慮地對我說：“今年隻有5天了，明年計劃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裡生產，往哪裡調運，沒有個計劃怎麼行呢！”我說，我找幾個人先搞一個明年第一季度的計劃，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總理說：“好！你趕快回去搞吧。”我回來后顧不得休息，就找了幾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個第一季度計劃安排方案，隻提出了幾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指標，立即報給了總理，總理審查同意后即報請毛主席審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這個計劃。這樣，1969年一開頭，總算有了一個可供遵循的計劃。這件事，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總理那種憂國憂民、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高度負責的偉大精神，這種精神永遠值得自己學習。

　　1969年第一季度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召開了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討論年度計劃綱要。綱要草稿印出后，總理親自審查修改。記得在醫療衛生工作方面，總理親自加上了這樣一句話： “要以上海為中心重新組織南方12個省市消滅血吸虫病的預防和醫療工作。”這說明總理時刻關心人民的疾苦，在這種時候仍然不忘對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的防治工作。3月24日，周總理又親自到會作報告。他在報告中全面地闡述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強調了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重要性，嚴肅批評了許多地方鋪張浪費的錯誤思想。這裡，特別值得說到的是，總理針對林彪、江青一伙為了迷惑群眾大搞形式主義那一套所造成的浪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城裡有些人有上百個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這不是浪費嗎？”“現在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鋁材用得很多，物資部一發就是5000噸，現在收回沒有？應由物資部下命令收回。”“今年計劃出版的主席語錄，可以考慮少出一些，節省一些原料轉產別的東西，如節約紙張就能節約一些鹼搞肥皂。”他還強調：“做計劃要實事求是，把困難擺出來，讓工人討淪………有缺口，要千方百計地清倉庫，搞挖潛。”總理的這篇講話，對我們的計劃工作是極大的支持，也是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種斗爭。

　　三

　　周總理領導經濟工作，從來都重視抓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即使在十年動亂中，他也從未放鬆對農業的領導。

　　1966年2月，正當林彪、江青一伙在上海進行陰謀活動，以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名義進行反革命輿論准備的時候，周總理在北京主持召開北方抗旱會議，研究如何緩解當時北方面臨的嚴重旱情，保持農業的穩定增長。會后，總理接著就召開國務院會議，指出：北方抗旱是長期的任務，要做長期打算，要持續不斷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以抗旱推動整個農業的發展，解決北方的糧食問題，逐步扭轉“南糧北調”的局面。為了落實會議的精神，總理提出要組織幾個抗旱工作組，分頭下去調查研究，督促檢查，並具體建議李富春同志任遼寧組組長，李先念同志任河南組組長，譚震林同志任山西組組長，林乎加同志任山東組組長，要我去陝西，總理自己則親自擔任北京和河北（當時天津市屬河北省）兩組的組長。3月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成立北方8省（市、區）農業小組的通知》，確定把山西、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內蒙古、遼寧、北京8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業作為農業戰線上的一個戰略主攻方向。同時，決定成立中央北方8省、市、自治區農業小組，周總理親自擔任組長，副組長為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李雪峰、薄一波同志，我也被指定任副組長。3月8日邢台發生大地震，總理親赴地震現場慰問受災群眾，布置救災工作，同時視察了河北的旱情。總理萬萬沒有想到，正當他親自抓華北抗旱救災工作的時候，一場災難性的動亂爆發了，他的工作部署完全被打亂了。

　　人民要吃飯，農業要上去，這是周總理時時刻刻挂念的問題。他多次對我們講：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抓農業是不能一日放鬆的。我們搞計劃，一定要把農業這個口子管起來。這是個基礎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那樣日理萬機，又要疲於應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制造的一個個事件的情況下，也始終沒有放鬆抓農業。他一方面及時糾正一度出現的農村“平調”現象，穩定當時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擠出時間親自召開北方農業會議、全國棉花生產會議等一系列會議，部署農業生產，落實各項支援農業的措施。1968年，在周總理親自主持下，國務院全面部署了華北地區打機井的工作，並把這件事當作改變華北地區農業落后面貌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來對待。此后，不管局勢多麼混亂，周總理和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一有機會就要講支援農業的問題，指示國家計委每年在計劃中必須作出支農的具體安排，在資金、物資上支持逐步改變農業的生產條件。總理1968年3月24日在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上的報告中，再次明確指出：不管材料多麼緊張，“給農業的160萬噸鋼材一定要照撥”，“水利建設不能放鬆”。1968年以后，華北地區打機井的工作，每年以30多萬眼的速度持續前進。這項宏大的農田基本建設工程，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現在華北大地上已有近200萬眼機電井，1億多畝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變了歷史上十年九旱的生產條件。“飲水不忘掘井人”，全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周總理對改變我國農業生產條件所做的巨大貢獻。

　　周總理對黃河、淮河、海河、長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一直十分關心，許多重要興利除弊水利工程的建設，都是總理親自過問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開工興建的葛洲壩工程，從項目的審定到設計方案的重大修改等關鍵問題，都是總理親自召開會議討論決定的。記得1972年11月21日總理在聽取葛洲壩工程中存在的問題的匯報時曾說：“解放后20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指導彈、衛星）。”

　　周總理在抓興修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的同時，還用了很多心血抓化肥、農業機械等支農工業的建設。1971年，總理提出，我們要從很有限的外匯中盡一切可能擠出一部分，抓緊進口一批國外的大化肥技術設備，發展自己的先進化肥工業。國家計委1972年1月提出進口計劃方案，經李先念副總理審查同意后即報請周總理批准，先后從國外引進13套大化肥技術設備。這3套大化肥設備建成投產后，每年可以生產標准化肥1300多萬噸。與此同時，總理還親自布置上海市制造上百套的小化肥設備，支持發展各地的小化肥工業。可以說，我國化肥工業的生產建設能取得今天這樣的巨大成就，是浸透了周總理的心血的。

　　周總理時時處處都在關心農業。這裡我再講一件使我受到深刻教育的事情。總理1973年5月14日看到《參考消息》刊登的世界氣象變化的報道后，當天就給李先念等同志和我寫了如下一封親筆信：“請你們好好讀一下五月十四日的《參考消息》（五二五一期）四版下欄關於世界氣象變化的兩篇報道，並要氣象局好好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今年我們可能還會遇到南澇北旱的局面，請告農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堅持實行防澇抗旱的措施，不要絲毫鬆懈。”

　　“文革”1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前前后后施展了無數的陰謀詭計，進行了大量的破壞活動，妄圖把農村也搞得大亂，以便於他們篡黨奪權。但是，由於廣大農民和農村干部進行了多方面的抵制，由於周總理與他們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斗爭，全國農業生產雖然受到了嚴重干擾，但還是緩慢地發展，維持了城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

　　四

　　1971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9·13” 事件發生以后，周總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情況開始有了轉機。當時，周總理集中主要精力抓批判極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抓解放干部的工作﹔同時，著手整頓經濟秩序。全國的經濟在1967、1968兩年連續下降以后，1969年開始回升，1970、1971年也是增長的，但這種增長包含著很多不正常的因素，潛伏著危機。由於當時對國際形勢估計的錯誤，在計劃安排中林彪一伙一再宣揚“什麼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不顧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軍工項目，不斷擴大基本建設規模。1969年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201億元，1970年猛增到313億元，增加了112億元，增長55．6％﹔1971年又在1970年的基礎上增加28億元，總規模達到341億元，從而使國民收入使用中的積累率由1969年的23．2％猛增到1971年的34．1％。由於基建規模膨脹，職工人數也急劇增加，1970、1971兩年，原計劃全民所有制單位增加職工306萬人，實際卻增加了983萬人，突破計劃2倍多。職工人數猛增，就使全國工資總額和糧食銷售量也控制不住，都大大突破了原訂的計劃。上述情況，使1971年出現了“三個突破”，即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總額突破300億元，糧食銷售量突破800億斤。

　　“三個突破”是周總理首先發現的，他在1972年初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講話中指出：“‘三個突破’對國民經濟各方面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不注意解決，就會犯錯誤。”根據總理的指示，1972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對解決“三個突破”的問題作了安排，但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還有發展。這一年，職工人數又增加了292萬人，工資總額增加了38億元，糧食銷售量增加了43億斤。總理對經濟工作中的這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無政府狀態，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在准備召開1973年全國計劃會議的時候，總理指示我們：“要按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的規律辦事，不能想干什麼就干什麼，想怎麼干就怎麼干。”“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離開統一計劃，離開各級綜合平衡，積極性就變成盲目性，就會把事情搞亂。”為了克服當時經濟工作中的混亂現象，總理要我們抓緊起草一個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若干規定，以利於統一思想，下發各地執行。國家計委遵照總理的指示，擬訂了1973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草案，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的草稿。這個草稿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經濟的統一計劃，搞好綜合平衡﹔基本建設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提高投資效果﹔嚴格控制增加職工，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強資金管理，嚴格財金紀律﹔搞好企業管理，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堅持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全面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等十條規定。總理於1973年3月26日親自聽取了我們關於這個十條規定草稿的匯報，並作了重要指示，他說：“1969年以后，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鎮陶瓷窯也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壞到‘9·13’，影響到1973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應把九大以來林彪一伙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后果消除掉。”“國民經濟要按比例發展，但現在根本沒有比例！”“到處搞獨立經濟體系是不行的”。又說：“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三項都突破了計劃數字。去年我講了這個問題，但沒有抓。確實沒有‘王法’了。”“不隻‘三個突破’，貨幣發行也突破了。這不是那麼舒服的。”“林彪一伙破壞經濟所造成的惡果這兩年表現出來了。票子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三個突破’不如這一個突破。你們管財政、銀行的也不叫，要隨時提醒，這是個寒暑表嘛！”匯報中總理還指示我們：“基本建設要經常檢查，全年抓。1970年基本建設大膨脹，1972年沒有抓，鑒於這個教訓，以后要全年抓。該停的停，停得不合適的再建。”此外，總理還講了要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批評了當時存在的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會干不會干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干難干易一個樣等平均主義傾向。

　　周總理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各方面遵照總理的指示，抓經濟整頓工作，調整比例關系，解決“三個突破”，嚴格控制基本建設規模，緊縮通貨，控制貨幣投放等工作都取得了明顯成效。1973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的結果，各項主要指標都完成或超額完成了。這一年同 1972年比較，農業增長8．4％，工業增長9．5％，工業與農業的關系開始趨向協調。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增長情況是：糧食增長489億斤，棉花增長1208萬擔，煤炭增長700萬噸，發電量增長144億度，原油增長794萬噸，鋼增長184萬噸，化肥增長89萬噸，棉紗增長8．1萬噸，布增長3．6億米。這一年的財政情況也是好的，收支平衡，略有結余。

　　五

　　周總理一向強調發展我國經濟要有長遠打算，要作中長期計劃，不能走一步說一步。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每一個五年計劃都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親自過問下制訂的。

　　1966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是在“文革”初期國民經濟遭到很大破壞的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執行的。1967、1968兩年全國經濟連續下降，1969年剛剛開始有所回升，周總理就指示我們要抓緊研究制訂第四個五年計劃，以期早作准備，使全國經濟走上正常軌道。他指示我們，提“四五”計劃的奮斗目標一定要考慮全面，不僅要考慮工業，而且要考慮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要全國一盤棋，搞好綜合平衡，不然就會互相擠”﹔在方針任務的提法上，要與“三五”計劃所提任務相銜接，明確寫上：“初步建立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考慮到當時的具體情況，制訂詳細的“四五”計劃的條件還不具備，總理提出可先搞出一個計劃綱要，以利指導經濟的發展和防止盲目性。我們在1970年8月份以前提出了一個“四五”計劃綱要草案，周總理親自主持討論了好多次，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見，並決定將綱要草案提交9月份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討論。廬山會議開始以后，林彪、陳伯達就跳出來干擾破壞，把原定的會議日程打亂了，結果“四五”計劃綱要未能討論，隻作為會議參考文件印發了。

　　前面說到，這個計劃綱要在擬訂過程中，由於受林彪鼓吹的“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影響，過分突出建立重工業，特別是三線的軍事工業，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有些生產指標也定高了。“9·13”事件以后，周總理在抓經濟整頓、調整的工作中及時指示我們，要根據新的情況對“四五”計劃綱要進行必要的修改，壓縮過大的基本建設投資規模，調整投資結構，降低一部分過高的生產指標﹔同時努力發展對外貿易，抓緊國際有利時機，在已經逐步打開的對西方國家的貿易中抓緊進行成套設備和新技術的引進工作。這裡特別應該提到的是，1972年根據周總理和李先念副總理的指示擬定的並由總理親自審批的“四三”引進方案，即用43億美金在三五年內引進一批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設備，4套大化纖設備，3套石油化工設備，1個烷基苯廠，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綱的1．7米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等的制造技術。這個方案，國家計委於1973年1月2日正式上報國務院，很快即由李先念副總理和周總理審查同意，並報毛主席批准了。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批大規模的引進（第一批大規模引進是“一五”計劃期間的156項），也是打破多年來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封鎖、禁運局面，發展我國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的重大突破。

　　1971年10月，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從而結束了20多年來我國被剝奪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極不公正、極不合理的現象。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中美雙方發表了上海聯合公報，確定了發展兩國關系的基本原則，開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訪華，中日兩國政府發表了聯合聲明，宣告兩國正式恢復邦交，開始了兩國關系史上的新篇章。這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制定的我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偉大勝利。根據國際關系的這種新形勢、新變化，周總理高瞻遠矚，及時指示我們要採取積極措施，擴大出口，換取外匯，引進技術，推進四化。在周總理直接領導和親切關懷下，“四五”計劃期間我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有了突破性的發展，進出口貿易總額由1970年的45.9億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147．5億美元，五年中增長了2．2倍。為了擴大新的出口貨源，總理指示我們要利用當時國際貿易的有利形勢和我國已開發的石油資源，多出口一些石油，使石油的年出口量由1970年的38．5萬噸，增加到1975年的1197．9萬噸，五年中增長了30倍，為國家賺取了很大一筆外匯。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我國的港口設施能力和遠洋運輸能力明顯不相適應的矛盾突出出來。為此，周總理在“9·13”事件以后不久，就及時指示我們要抓港口建設，提出港口建設計劃。1973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聽取國民經濟計劃匯報時，又專門討論了港口建設問題，總理指出：“交通是先行，是基礎工業，必須採取非常措施，很快把它搞上去。”並發出了“三年改變港口面貌”的號召。同一期間，總理還提出要在積極發展自己造船工業的同時，利用中國銀行的貸款，在有利的條件下，適當購買一批外國貨船，包括仍可行駛的舊船，組成自己的遠洋船隊，力爭在1975年基本改變主要依靠租用外輪的局面。應當說，我國能有現在的250多個萬噸級以上的深水碼頭泊位和現代化裝卸設施，能有一支將近2000萬噸的遠洋運輸船隊，是同當時周總理的遠見卓識、正確決策分不開的。

　　出口貿易的擴大，外匯收入的增加，不但還清了當時的外債，而且使我們有可能拿出相當數量的外匯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推進我國工業的現代化。由周總理指示和親自審定的上述“四三”引進方案，就是在這種國際國內的有利條件下，排除“四人幫”的干擾而提出和實施的。通過引進這一批成套的先進技術設備，我們興建了26個大型骨干項目，不但增強了我國基礎工業的力量，增添了新的工業門類，提高了現代化技術水平，填補了一些缺門產品，而且培養了一批能掌握現代化先進技術的工人和管理人才。這是周總理為實現“初步建立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四五”計劃任務所做的巨大貢獻。

　　這裡還應當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建設起來的勝利油田、大港油田、焦枝線鐵路、成昆線鐵路、劉家峽水電站、丹江口水電站、望亭電廠等許多重點工程，以及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等重大科學技術成就，也無一不是同林彪、“四人幫”斗爭的結果，無一不浸透了周總理的心血。

　　六

　　周總理親自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團罪行的斗爭正在全國范圍內深入展開的時候，結成反黨聯盟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甚為恐懼，深知這樣下去，他們的罪責勢難逃脫。於是他們在1973年下半年掀起了一股所謂“反右傾復辟”的逆流。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大造反革命輿論，把周總理主持中央工作所採取的各項正確政策、措施，誣蔑為“修正主義的黑線回潮”，堅持要批“極右”，反對批極左。到了1974年初，“四人幫”又喪心病狂地發起了“批林批孔”運動。他們不批林、假批孔，卻在大批“周公”、“宰相”和所謂的“現代大儒”，把罪惡的斗爭矛頭直接指向全國人民愛戴的周總理。這股逆流，使剛剛趨於穩定的全國局勢又動亂起來，剛剛開始好轉的全國經濟又急劇惡化。

　　毛主席很快察覺了江青一伙借機進行篡權的陰謀活動，多次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1974年7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警告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小宗派”。鑒於周總理病情嚴重，10月4日毛主席提議鄧小平同志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對“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是一個嚴重障礙。他們更加瘋狂地攻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中央在10月11日發出的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中轉達了毛主席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毛主席又指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是，“四人幫”一意孤行，根本不聽毛主席的意見，不接受毛主席的警告、批評，加緊進行篡權組閣活動。10月17日，江青一伙在政治局會議上，蓄意制造了“風慶輪事件”* [風慶輪是國產的一條萬噸級貨輪。1974年，交通部派兩名干部到風慶輪協助首次遠航歐洲的工作。他們嚴詞批駁了“四人幫”黨羽強迫批判所謂買船是“崇洋迷外”的謬論。江青一伙以此誣蔑他們是“假洋鬼子”，誣蔑交通部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專政”。當風慶輪返航抵達上海后，他們被扣在上海挨批斗，並定為“反動的政治事件”，把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誣蔑周總理、鄧小平同志搞“賣國主義”，“洋奴哲學”。鄧小平同志針鋒相對，對他們進行了嚴厲駁斥。

　　1975年 1月 8日至10日，周總理親自主持召開了黨的十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上，選舉鄧小平同志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時通過了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這使“四人幫”組閣奪權的陰謀受到沉重打擊。1月13日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總理抱病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重申了在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宏偉目標：“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次會議，任命鄧小平同志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2月1日，周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講了各位副總理的分工問題﹔接著又主持召開了有各部部長參加的全體會議。總理在常務會議上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后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次面……。”我聽到這裡，再看看總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裡非常難過，衷心盼望他老人家能夠康復。

　　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國務院的工作，他按照毛主席關於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精神，堅定地大刀闊斧地抓各方面的整頓工作，與“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使全國的局勢迅速扭轉，國民經濟又開始回升，贏得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

　　1975年2月1日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以后，周總理的健康狀況更加令人擔憂，我雖然不可能再直接聆聽總理的指示、教誨，但仍能從鄧小平、李先念副總理那裡聽到總理的一些指不。

　　1976年初我在廣州，1月7日接到主震同志的電話，告訴我總理病危，要我趕快回來見老人家一面。當天夜裡我怎麼也睡不著，隻想趕快找到飛機飛回北京。1月8日我乘飛機回北京，原想從飛機場直接去醫院看望周總理，但一下飛機就聽到了周總理不幸逝世的消息。此時此刻，我滿含悲痛的淚水，說不出一句話，只是想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磨難，全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絕不會這樣早地離開他一生所依靠並為之服務的十億中國人民。

　　他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無私奉獻﹔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為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和他的崇高品德，將永遠留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