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殫精竭慮為國為民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可以說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的。在革命戰爭期間，我很難得見到周恩來，但工作的指導思想卻多是來自周恩來。通過我個人的體會，我由衷地認識到周恩來同志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他胸懷博大，光明磊落，關心人民，關心干部。

　　1937年抗戰爆發后，周恩來同志曾經對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將軍說，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日，得到國內外人士的贊揚，受到海外華僑的擁護，他們寄錢寄物來支援八路軍新四軍，可是沒有人辦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去，以便接受支援物資，請你通知香港當局。我們不公開挂牌，設秘密辦事處，不會妨礙你們的中立地位。接著中央就派了潘漢年、廖承志同志來，當八路軍、新四軍的代表。辦事機構有兩處，廣州稱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主任是雲廣英﹔香港設不挂牌的辦事處，由我負責，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租了一間小店，挂“粵華公司”的牌子，作為公開的聯系地點。根據恩來同志的指示，我們做了不少接受華僑捐贈物款的工作，還做了不少華僑和東南亞等地兄弟黨的聯絡工作。有不少愛國華僑青年，通過我們到延安，到八路軍、新四軍去，我們還專門發動華僑青年中的汽車司機，到抗日前線去工作。

　　1939年，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在中國和東南亞的利益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脅，他們便與日本侵略者秘密談判，妄圖調和他們之間的矛盾，搞所謂“東方慕尼黑”。香港有“八辦”，雖然不是公開的，但日本人有情報，是瞞不過的，他們便向英國提出“抗議”。港英當局竟然出動偵探封閉了“粵華公司”，把我也拘留起來了。最后經周恩來同志對英國駐華大使提出交涉，才把我放了出來。

　　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時期，特別在皖南事變之后，國內許多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的安全受到威脅，恩來同志就組織他們轉移到華南和香港來工作。但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了，不久，九龍、香港相繼淪陷。就在這前后，我們接到了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特急電報，指示我們與廣東黨組織，想盡一切辦法，把被困留在港九的許多重要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營救出來，轉移到安全地帶。這一來一往，足見周恩來同志關心人民，關心群眾，對革命、對歷史的負責精神，也足見他對中國革命的遠見卓識和信心。根據恩來同志的指示，廣東黨組織和革命部隊艱苦奮戰，不惜犧牲，終於將全部人員救出，還救出英、美、印度等一批國際友人，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好的影響。

　　1946年秋，內戰全面爆發后，周恩來同志曾要我專程到南京中共代表團去匯報工作。大概是九十月間，我同楊琳同志一同來到南京梅園新村，但是沒有看到周恩來同志，即先向董必武同志作了匯報，后來他才告訴我們到上海思南路去見周恩來同志。

　　我向周恩來同志匯報了廣東黨組織在東江游擊隊北撤以后的工作和海外華僑工作情況，並聽取了黨中央在新形勢下的工作指示。恩來同志對我講，中央估計國民黨要大打內戰，不久就會迫使我們代表團離開南京、上海回到延安去。我們在大城市已暴露的干部和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會受到迫害，所以必須將他們轉移到香港去。南方黨組織要充分做好接應的准備工作。這些人中，能教書的就當教員，能辦報的就辦報，能做別的事的，就尋找別的社會職業，要千方百計安置下來……。恩來同志接見我的時候，還讓我同鄧穎超、李維漢、章漢夫、喬冠華、龔澎、張鐵生、肖賢法、郭沫若、沈鈞儒、胡繩同志等見了面。

　　我同楊琳同志在南京、上海兩地一共停了兩個星期左右，便一同返回香港，並立即向方方（香港分局書記）、林乎（副書記）同志傳達了周恩來同志的指示。

　　在這以后，貫徹周恩來同志的有關指示，便成為我們的主要工作。

　　我們先后接待和安置了一大批（約有100多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著名學者、教授的生活和工作。有些人當了“寓公”﹔有些人去辦報，搞宣傳、文化工作﹔有些人到達德學院去當老師。達德學院是香港分局委托民主人士出面興辦的一所培養革命干部的大學，學生多來自華南各省和海外歸來的革命青年。

　　繼民盟委員聞一多和李公朴先生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之后，1947年2月，國民黨又宣布民盟為非法，民盟總部被迫解散，主要領導人紛紛轉移來港，至1947年底，全國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幾乎雲集香港。我們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加緊對他們進行團結、教育工作，幫助他們健全組織，並在生活上給予關懷和幫助。根據黨的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達到新的團結的精神，開展過對所謂“第三條道路”和“中間路線”的批評。

　　當時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促進了“民革”（即：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以譚乎山為首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以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系統為主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與國民黨元老、左派何香凝、柳亞子等團結起來，通過協商，在香港召開了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會議，決定聯合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選舉了李濟深為主席，何香凝、馮玉祥等為常委。

　　我們還協助民盟在香港重建了全國的領導機構﹔此外，對當時在港的民主黨派如黃炎培為首的“中國民主建國會”、馬敘倫為首的“中國民主促進會”、陳其尤為首的“中國致公黨”和章伯鈞、彭澤民為首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等等，我們分別做了許多促進團結的工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這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步調就很一致了。當時就有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銷、譚平山、郭沫若等代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無派，通電全國，熱烈表示“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的決心，並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響應中共中央“五一”時局主張。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致電贊揚他們並邀請他們到解放區共商國是，參加新政協﹔並電示香港分局組織護送工作。周恩來還親派錢之光、劉昂等同志分別到香港、大連等地進行這一專門工作。香港分局是由我來負責這個工作的。我們先后分三批護送他們北上，我是10月底隨第三批走的。記得當時我們所乘的挪威船正駛在黃海，忽然收聽到沈陽解放的消息，我們全船雀躍，十分高興，便從煙台靠岸，直奔西柏坡而去。這以后，我便一直在周恩來同志跟前工作了，忙著籌備新政協，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建國以后，我一直從事統戰和僑務等方面的工作，接觸周總理的機會更多了，所受的教育也更多。1958年，中央為紀念建國10周年，決定在首都北京籌建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等10大建筑。這一系列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宏偉工程的建設，是由周總理親自領導的。國家調動了各方面的力量，特別是北京市的力量來從事這項重大任務。恩來同志指定我代表他作為“甲方代表”，北京市彭真市長指定萬裡同志作為“乙方代表”，共同負責10大建筑各項工作的進行。周恩來同志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對工程的每一步進展都是親自過問的，所有重大的設計和規劃都是親自參加研究並作出決定的。他考慮問題的細致、周到，深謀遠慮，富於歷史遠見，特別在有困難的時候，更是能夠及時地加以果斷的處理和解決。這些，都曾使我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正是由於周恩來同志的正確領導，10年大慶的10大建筑隻用10個月，便全部完滿地落成了。為此，還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表揚。

　　周恩來同志為締造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所作出的豐功偉績，是永垂青史的！

　　（楊村 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