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1954年印支問題日內瓦會議

　　１９５４年召開的印度支那問題日內瓦會議不僅有蘇、美、英、法等世界大國的參加，也有中、越、老、柬等亞洲國家的參加。通過談判，與會各方成功地解決了亞洲國際關系中一個事關和平與戰爭的重大問題。這兩條都是史無先例的。同時，這次會議也是新中國建立后首次參加的具有重大意義的多邊外交會議。周恩來在會前作了大量的准備工作，到日內瓦后開展了活躍的外交工作，對會議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們的研究表明，這次外交活動是中國多邊外交的成功典范。

　　一

　　印支問題日內瓦會議是在亞洲國際關系處於關鍵時刻召開的。至１９５３年底，在中國的援助下，越南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取得了優勢，在中部和南方也控制了一些地區，法國在印支三國的殖民統治難以維持。出於國內政治壓力，１９５４年初，法國拉尼埃政府不得不要求召國際會議，尋求和平解決印支問題的途徑。此時，東西方正處於冷戰對峙當中。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建立“歐洲防御集團”，以此重新武裝西德。為了爭取法國議會批准“歐洲防御集團”的計劃，美國不得不同意法國的這一要求。

　　在亞洲地區，雖然朝鮮戰爭已經停火，但美國仍想在這裡“推回”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國務卿杜勒斯力圖幫助法國贏得軍事上的勝利，推翻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由於法軍在奠邊府陷於重圍，從１９５４年３月起，杜勒斯不斷向法英兩國施加壓力，要他們接受美國的條件，通過“共同行動”擴大印支戰爭，使這場戰爭“國際化”。出於維護在印支的利益的原因，拉尼埃政府不願冒擴大戰爭的風險，特別是在談判解決的道路尚未堵死前法國更不願這樣做。因此，印度支那三國的何去何從就成為當時國際關系中引人注目的焦點。

　　印支日內瓦會議開幕以后，談判各方的要求相去甚遠。法國由於在戰場上處於不利的地位，所以它一方面讓尚未完全取得獨立地位的老、柬兩國要求“入侵”的越軍撤退。另一方面，法國表示隻談判越南軍事問題，不談判越南的政治解決問題。它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保大政權鞏固地位，阻止越南以后的民族統一。此外，與會各國在監督機構的組成以及國際保証等方面也存在著嚴重分歧。

　　英國保守黨政府認為，西方的軍事干預隻會迫使中國作出同樣反應，印支戰爭可能成為另一場朝鮮戰爭，並可能最終導致新的世界大戰。因此，英國希望談判能取得成功，亞洲地區的形勢能有所緩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是會議的兩主席之一，他在會上擋住了美國的一部分消極作用，但英國並不處於當事人的位置，對會議的直接影響也就很有限。

　　美國政府希望會議失敗，國務卿杜勒斯在會前就確定了阻撓會議成功的方針。美國代表團在日內瓦軟硬兼施，要求法、老、柬及西貢政權採取強硬立場。會議進行了一個來月，有關方面隻在進行法越司令部會談這一程序問題上達成諒解，在所有實質性問題上都沒能取得進展。

　　作為會議兩主席之一的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態度也比較強硬，６月８日他發表了一通講話，全面批評拉尼埃政府的談判立場，而且沒有作任何靈活的表示。艾登對此非常失望，他當天通知美方說，在日內瓦達成協議是不可能的，應作出安排使會議在一周或十天內結束。６月１２日拉尼埃政府垮台，法國陷於政治危機。蘇聯記者向西方透風說，在法國政府危機結束以前會議不會有進展。莫洛托夫還詢問越南外長范文同：如果會議“暫緩”有什麼意見？實際上，蘇聯已准備接受會議的失敗。美國代表團負責人，副國務卿史密斯１４日向杜勒斯報告說，印支問題沒有進展隻有倒退。杜勒斯回電說，會議的終止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次日，朝鮮問題日內瓦會議因美國的破壞而失敗。１６日，杜勒斯說，如果印支問題達不成協議，而法國又有一個得到議會信任的政府，並認為必須堅持斗爭，美國准備迅速作出反應。①艾登和史密斯還准備利用休會去美國參加兩國首腦會談，商討有關亞洲問題的新對策。美國的打算是，利用會議的破裂，對印支進行大規模軍事干預。此時，印支日內瓦會議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在會議上發揮了主導性作用。１３日晚他和莫洛托夫、范文同就形勢及下一段談判方針舉行了商討。１４日，周恩來至電中央說，准備向對方指出，雙方司令部代表會談是初步成果，“應擴大此成果繼續討論下去，說失敗是錯誤的。應該使我方這種堅持積極態度的精神給世界造成印象：我方一向是現在仍然是積極的希望迅速達成協議的，並且是主張根據已有的共同原則繼續討論求得協議的”。②

　　在征得蘇越兩國的同意后，周恩來在６月１６日緊急會見了艾登，１７日又會見了法國外長皮杜爾。周恩來向他們表示，中國不願看到印支會議也發生破裂。“中國願意看到老撾和柬埔寨成為像印度那樣的東南亞型的國家，我們願與之和平共處。”他說，越南民主共和國願意尊重老撾和柬埔寨的獨立、主權和統一。隻要外國軍隊從印度支那撤出，越南軍隊就可以從這兩國撤出。１６日，周恩來在限制性會議上提出新建議，指出印支三國情況確有不同，應有不同方式處理。周還表示已經注意到柬老兩國政府有著自衛的需求，對此可以適當考慮。周恩來的談話實際上提出了老撾和柬埔寨中立化的新建議，這使艾登受到很大的鼓舞。１８日法國方面表示，周的建議中包含著“可以接受的因素”。老撾代表認為，周的建議中有“進一步可以討論的基礎”。柬埔寨代表也“對中國人表現出的妥協精神感到滿意。”就連史密斯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新建議是克制的和合理的。③老柬中立化方案創造了一個兼顧各方利益的新的談判空間，為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１７日，法國議會選出了新總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周恩來在６月２３日趕到伯爾尼同他見面。除了老柬中立化問題之外，周還提出了分兩階段處理越南軍事與政治問題，並表示可以考慮承認西貢政權。在周恩來的推動下，法越雙方開始高級別的秘密會談。６月２１日，周恩來宴請了柬埔寨和老撾代表團，要求他們同越南方面進行直接接觸，老撾外長薩納尼空對中國的調解產生了深刻的印象。④老柬兩國的積極反應表明對方戰線出現了鬆動，這對於談判的深入具有重要意義。

　　但實質性的進展仍然有限。休會三周后，英、蘇、中、法外長回到日內瓦。他們發現與他們離開時相比，局勢沒有顯著的變化。７月１３日，范文同在周恩來敦促下才向法國表示，越方可以接受在１６度線劃界。⑤但是法國堅持以18度線劃界。此外，在越南的大選問題上、在老撾的劃界和老柬兩國的政治解決問題上、在國際監督委員會的組織問題上，與會各方的分歧仍然很大。

　　由於孟戴斯一弗朗斯上任時曾向議會保証，７月２０日以前如果達不成協議，他將辭職。７月１１日，孟戴斯告訴美國大使狄龍，如果不能達成停戰，法國可能反應強烈，唯一的出路就是戰爭的國際化，美軍應迅速投入幫助法國。⑥17日，艾登再次對達成協議的前景表示悲觀。在會場外進行斡旋的印度駐聯合國大使梅農也開始感到悲觀。同一天，美國副國務卿史密斯向國內報告說，“最近三四天共產黨方面，特別是莫洛托夫的態度又強硬了許多”。１８日下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下令電台和電視台在21日預留時間，以便在會議失敗時“向公眾解釋局勢的嚴重性”。同時，杜勒斯加緊策劃建立軍事同盟，試圖在會議失敗后擴大戰爭。⑦

　　會議又一次面臨破裂的局面。為了將談判重新引導到互動反應、相互讓步的局面，周恩來全力投入更緊張的外交活動，１３日他在會見孟戴斯—弗朗斯時指出，有關分界線的分歧必須解決，他要求法方對越方的新建議作出反應，“如果法方肯在原有立場上前進一步，越方是願意以更大的讓步來迎接法方的讓步的”。在周恩來的調解下，法國迅速作出了反應，雙方最后在１９日晚就劃界問題達成妥協。周還派李克農會見英國外交官，要英國向法國轉告，協議中必須確定越南大選的時間表。法國后來在這一問題上作出了讓步。⑧

　　７月１３日，杜勒斯到達巴黎同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商討美國可能採取的政策。很快傳出了西方要加快建立東南亞軍事同盟的消息。由於這一問題涉及中、越未來的國家安全，１７日，周恩來對艾登說，美國正在組織東南亞條約，中國願意參加對柬、老和南越三國獨立與自由的保証，但是如果這三國被納入該組織，那一切情況就改變了。艾登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經過與美國的協商，１９日，他讓英國外交官哈羅德·卡西亞來見張聞天副外長，保証印支三國不會成為東南亞條約的成員。１８日周恩來再次會見艾登，提出了國際監督委員會由印度、加拿大和波蘭三國組成。這個建議突破了莫洛托夫原來拒絕讓北約成員加入的設想，使美國不得不放棄它在該問題上阻撓達成協議的立場，解決了一個久拖不決的重大問題。１７日周恩來還會見了柬埔寨外長泰普潘，要求柬埔寨政府接納抵抗力量。周向他指出，如果讓美國在柬建立軍事基或接受美國軍事教官，其后果將非常嚴重。周的這些話使柬、老兩國對會議破裂的局面有了更清醒的認識。⑨

　　周恩來還積極介入了有關老撾問題的最后談判。７月１７日，越老雙方就老撾的集積區問題進行最后談判，但是未能取得成果。老撾方面抱怨越南想要得到半個老撾。１８日周恩來再次同薩納尼空會談，提出老撾抵抗力量的集積區可在豐沙裡、桑怒兩省及倫不拉邦部分地區。這一建議是符合老撾抵抗部隊現有力量的。１９日周恩來會見孟戴斯—弗朗斯，修改了我方有關行政權力的建議，並同意法國在老撾保留一個基地，條件是法國將這個基地移到南部地區。⑩周恩來的這些建議為老撾問題的解決掃除了障礙。

　　在印支日內瓦會議兩次面臨破裂的關鍵時刻，是周恩來積極主導了會議的進程。在多邊談判中，使沖突降級的主導作用必須通過實施正確的談判戰略表現出來。周恩來在採取行動的時機，挑選談判的對象，選擇可以突破的問題，促使對手作出反應的方式等方面表現得極其出色。正因如此，他才能力挽狂瀾，解決了會議兩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無法應付的難題。

　　二

　　印支日內瓦會議是一次非常獨特的多邊外交會議，參加會議的八國九方分成東西方兩個集團，而在這兩個集團中，各方的利益又有明顯差異。多邊外交的復雜性在於與會各國不僅要維護本國的利益，還要維護集團其他成員的利益和集團共同利益。當然，為了使合作具有空間，還要兼顧對立集團的利益。日內瓦會議的進程典型地體現了現代多邊外交的這種復雜性。

　　中、蘇、越三國具有聯盟關系，他們在會議上同處一個集團。三國雖然在緩和緊張局勢，實現印支停火的基本目標方面有共同利益，但是，在實現停火的迫切性，老柬兩國政治前途，以及一般目標的取舍等方面也有不同的利益。越南在日內瓦會議上的行為實際上表明，它最終將共同利益放在較優先的地位，並對自身利益進行了克制。它作出的這一正確選擇，同周恩來引導越方認清全局，強調維護我方共同利益是分不開的。

　　中共中央對於日內瓦會議非常重視，書記處和政治局多次開會進行討論。１９５４年３月初，中央原則批准了周恩來精心准備的《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和及其准備工作的初步意見》，要求利用這次會議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文件指出，即使美國用一切力量來破壞和平協議的達成，我們仍應盡一切努力務期達成某些協議，甚至是臨時的或個別性的協議，以利於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在印度支那問題上，中央強調“要力爭不使會議開得無結果而散”。可以看出，中國對於和平解決印支問題的願望是十分迫切的。11

　　３月中旬，周恩來致電胡志明和越共中央，提出形勢對越南進行外交斗爭是有利的。關於具體方案，周恩來指出：“如果要停戰，最好有一條比較固定的界限，能夠保持一塊比較完整的地區。”在劃界問題上，周恩來說這條線越往南越好，但是“一方面要對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敵方能否接受”。顯然，中國是把爭取停戰和實現南北分界放在最優先的地位上。１２

　　蘇聯希望印支戰爭不要擴大，但沒有解決問題的緊迫感。赫魯曉夫認為中、朝、越一起參加會議就是勝利，社會主義各國利用這次機會闡明自己的原則立場和方針政策，“對有關事態作些聲明、解釋和澄清，就是一種政治收獲。如果工作進行得順利，能闡明和解決某些問題，那就算有益的收效了”13。

　　蘇聯的低調表明，他們的主要利益和興趣在歐洲。在印度支那，蘇聯並不面對沖突擴大的直接危險，所以它希望通過日內瓦會議影響法國政局，打擊法國的主戰派勢力。談判期間，莫洛托夫一直堅持一些並非很重要的條件，如越南軍事與政治問題不可分階段解決，國際監督委員會必須由東歐和亞洲中立國組成等。６月上旬，莫洛托夫在回了一趟蘇聯后立場更為強硬。史密斯認為，莫洛托夫想對法國的政治危機施加影響，蘇聯真正擔心的是法國可能批准“歐洲防務集團”。莫洛托夫要讓支持“歐洲防務集團”的拉尼埃政府倒台，“減輕蘇聯在歐洲受到的威脅”。由於輕視民族主義國家，莫洛托夫對柬、老兩國在會議上的作用估計不足，對他們提出的意見不予理睬。在周恩來已就老撾、柬埔寨問題提出妥協方案之后，莫洛托夫還在堅持說：“不能同意越南的形勢與老、柬不同，后兩國只是有些特殊性要考慮。”14蘇方的這種民族利己主義態度無助於越南採取較為克制的立場，也使周恩來的處境更為艱難。

　　越南民主共和國是利益最直接的一方。在３月底４月初，胡志明等人先后到北京和莫斯科，就日內瓦會議的准備工作與中蘇兩國舉行會談。由於奠邊府戰斗進行得不順利，越南領導人對於戰爭的結局沒有把握，武元甲也信心不足，說：“損失太嚴重了。”胡志明向周恩來提出，如果越南最后抵擋不住法國的話，希望中國同意越軍在必要時退入中國境內。他還希望中國能派出志願軍到越南同法軍作戰。越方的這種要求顯然是中國難以接受的。而且，這也表明，越方對中國面臨的困難缺乏認識，對於美國軍事干預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沒有足夠的估計。１５

　　越共中央最初定下的方案是南北劃界。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使越南軍事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越南方面的要求也因此抬高，提出了法國撤出所有軍隊、通過選舉實行國家統一等要求。越南認為，印支三國面臨的問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類型上的不同”，他們希望讓越軍繼續留駐在老撾和柬埔寨，以期建立受其支配的“印支聯邦”。越方的一些人還低估了戰爭擴大化與國際化的風險，認為不必向法國作出大的讓步。正如胡志明在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５日對越共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說的那樣：“一些被勝利沖昏頭腦的人想不惜一切代價地打下去……他們贊成軍事行動卻忽視了外交行動……他們向敵人提出了不可接受的過分條件。”16

　　為了確保最重要的共同利益的實現，周恩來全力推動會談向兼顧我方各國利益的方向發展。盡管周認為莫洛托夫態度比較僵硬，“對什麼問題都用一個‘不’字來對付。美國人提一個方案，他說‘不’，英國人出來打圓場，他也說‘不’”。但周恩來還是與莫洛托夫耐心磋商，滿足蘇聯的利益要求，在拉尼埃政府倒台后才提出了老、柬兩國中立化的構想。中越柳州會議后，周恩來再次到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會談。這時蘇方才表示應迅速爭取和平，實現停火，如果在劃分集結區問題上堅持孟戴斯一弗朗斯難以接受的條件，“則易為美國所乘，法國主戰派勢力又會得勢，對解決印支問題不利，對越南不利”１７。當然，這對蘇聯也不利，因為主戰派勢力更傾向於接受西德的重新武裝。

　　多邊外交理論認為，一個有效的領導者必須具有卓越的分析能力，以便找到一種潛在的構想，同時也要有說服能力，使其他人確信應當接受這一構想。18周恩來在日內瓦充分表現出了這種高超的外交能力和藝術。首先，周恩來對越南的立場和要求總是表現出理解和同情，高度尊重他們要求統一的民族感情。他對越方的事務從不越俎代庖，從不替他們同西方談判具體問題。法國大使肖維爾指出，越南在會談中有相當大的自由，只是在越方的要求超過了法國可能接受的限度，中國才會加以干預。19

　　其次，周恩來是以對形勢的准確分析和從越方的根本利益出發來說服對方。在７月上旬舉行的中越柳州會議上，他分析了美國害怕所謂中國的擴張，絕不會允許越南民主共和國取得大規模的勝利的想法。他指出：“如果我們要求過多，印度支那不能達成和平，美國必然干涉。”周恩來的論証使越共中央相信，越南已經到了十字路口，必須和法國搞好，爭取和平。從而與中國形成了共識。

　　其三，對有些方針的調整主動承擔責任。在柳州會議中，周恩來在老柬問題上表示，中方要對沒有在事先搞清楚印度支那的組成情況負責。同時他也指出，印支是由三個國家組成的，實際上都是民族國家，幾千年來都是這樣。這樣做既給了越方面子，又堅持了正確原則，越方也比較易於接受這一立場。20

　　最后，在說服越南作出必要妥協的同時，周恩來也堅定地維護了越方的重大利益。他在會議期間多次強調不允許美國在印支建立軍事基地、不得使用美軍顧問，以及老、柬兩國不得加入軍事同盟等立場。這些問題事關停戰后越中兩國的基本安全利益，老撾和柬埔寨能否保持中立，以及越南以后的統一斗爭。越戰歷史表明，老、柬兩國的中立制約了美國的軍事干涉，每當它破壞這兩國的中立，它就會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並在政治上陷於孤立。

　　三

　　由於多邊外交有較多國家參加，談判進程比較公開。因此，它相對說來具有較高的透明度。這一特點使得參加國在談判中要謹慎行事，但也可以利用新聞媒介、動員國際輿論及別的方式來形成公眾壓力，向其他與會國使加影響。21與雙邊外交相比，多邊外交可能更多地受到國際輿論環境的影響。

　　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非常重視輿論的作用，他不僅在中國代表團中專門安排了新聞發言人，而且還多次指示《人民日報》刊登配合會議的報道。６月上旬，周恩來批評了《人民日報》對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將訪華的消息報道得不及時和不顯著。他指示：“今后關於這類新聞以及日內瓦會議重要報道如何刊登問題，外交部與中宣部應經常聯系與研究，以便密切地配合外交斗爭。”22

　　周恩來還積極地同各國媒體打交道，對他們施加影響。早在４月１日，周恩來在祝賀法國《人道報》創刊５０年時致電該報主編時說：“我們一貫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國際爭端，並主張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各國人民包括中國人民和法國人民在內，應該和平相處。”向法國公眾表示了中國希望和平共處的願望。他在日內瓦也多次發表聲明，表達中國政府謀求和平的積極態度。在日內瓦會議處於關鍵時刻的６月２２日，周恩來會見印度記者說：“希望在最近的三周內，印度支那交戰的雙方……達成光榮的停戰協議，而與會的其他各國的責任，應該是推動和支持，而不是阻撓和破壞雙方停戰協議的達成，同時，我們對於會內、會外某種勢力企圖使印度支那戰爭化的陰謀，不能不提高警惕，而這種陰謀正是科倫坡會議所反對的。”23

　　６月下旬，周恩來在日內瓦進行了大量外交活動，還訪間了印度和緬甸。對此，各國記者進行了跟蹤報道。他們普遍認為，中國正日益獨立地發揮國際作用，中國要求和平的願望是真誠的。法國的《世界報》說，周恩來訪問印度是“亞洲日內瓦會議的延伸”。６月２８日，周恩來在新德裡召開記者招待會，強調了和平共處、各國人民有選擇其國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權利，以及革命是不能輸出的等原則。這次招待會引起了國際輿論界的廣泛反響，使亞洲各國進一步了解了中國的和平共處政策。這也配合了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推動老、柬兩國走中立化道路的活動，加強了亞洲各國要求和平與中立的潮流。２４

　　７月１８日，會談進入最后階段。中國代表團發言人黃華秘密約見美聯社記者托平。黃華指出，美國應對日內瓦會議的協議作出保証。同時，他也透露，西方國家如同意印支三國不參加軍事集團，不在三國建立軍事基地，會議就有可能達成協議。托平據此發出報道說，中國正在施加壓力使美國贊同停戰協議，英法兩國已在原則上表示同意。美國作為會議成員，有義務簽字並保証協議的貫徹，日內瓦會議的成功與否有賴於美國的態度。托平特地指出，他的消息反映了周恩來的觀點。托平的報道使公眾了解了談判最后階段的情況。更重要的是，面對輿論壓力，美國政府很難再阻礙協議的達成。史密斯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說，他感到如果達不成協議，盟國會讓美國來承擔失敗的責任。25

　　周恩來還注重引導會場以外的輿論環境，以此增進各方之間的相互了解。在日內瓦，周恩來會見了許多歐洲國家的政治家，向他們闡述中國的立場。他與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梅農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談判緊張的階段，他們幾乎天天見面。通過梅農，周恩來從英法兩國得到保証，他們將阻止美國在老撾和柬埔寨建立軍事基地。周恩來與艾登建立了較密切的工作關系，這也與周重視發揮印度的作用有關。美國人一直對艾登不滿，認為他受到了尼赫魯的影響，而尼赫魯則受到周恩來的影響。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國代表團成員、一貫持反共親蔣立場的助理國務卿羅伯森認為，他的頂頭上司副國務卿史密斯受到了艾登的影響！２６

　　周恩來訪問印度以后，西方新聞界紛紛猜測，中印之間可能達成了關於科倫坡國家不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的諒解。《紐約時報》在７月２日說，中印之間的默契對建立東南條約組織的設想，以及對英國提出的對印支提供洛加諾公約式的保証來說都是“凶兆”。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蘭德爾認為，周恩來在６月開展的一連串的外交活動，使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吸引力對亞洲各國大為下降。２７

　　四

　　周恩來在印支日內瓦會議上的成功經驗，無論是對於指導實際工作，還是對於研究多邊外交的理論都有重大幫助。多邊外交起源於近代歐洲，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們普遍認為，傳統的多邊外交雖然復雜，但由於與會國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它的成功可能性還相對大一些。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由於情況已發生巨大變化，多邊外交的理論和實踐面臨更大的挑戰。28從周恩來的成功經驗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啟示：

　　第一，在印支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與各國代表團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耐心傾聽與會各方的意見，特別是老撾和柬埔寨兩國的要求，從而發現各方的基本利益和西方集團中的分歧，尋找各國普遍可以接受的共同點。正是在這一系列行動的基礎上，盡管回旋余地有限，周恩來仍然發揮了他的杰出才能，提出了老柬中立化這一具有創造性意義的新建議，從而打擊了美國的干擾破壞，分化了西方集團，將會議從破裂的邊緣導向成功，實現了中央的與會方針。與雙邊外交不同的是，多邊外交中存在著主導權問題。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的行動表明，多邊外交中的主導地位並非是固定不變的，在關鍵時刻積極發揮主導作用是維護本國利益和集團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徑。

　　第二，在日內瓦會議中，中國、蘇聯和越南三國既有集團的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國家利益。三國雖然在會議中密切地進行配合，但在確定各種利益的優先權方面也存在著矛盾。蘇聯的利己主義態度，越南在外交事務方面缺乏經驗，這些因素使矛盾變得更加難以處理。周恩來對蘇越兩國意圖和利益的透徹理解，是他能夠說服集團成員轉變立場，兼顧眼前利益與長期利益的關鍵。這也表明，在多邊外交中，集團成員雖然應當密切配合，但在重大問題上也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並力爭將這種立場轉化為集團的共同認識。

　　第三，１９５４年的印支日內瓦會議對於緩和亞洲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強中國與亞洲各國的相互了解和建立睦鄰關系起了重要作用。周恩來在會議期間重視輿論影響和媒體作用，使我方收到事半功倍之利，使對手受到輿論環境的制約。多邊外交具有較高的透明度，對輿論的成功引導不僅有助於形成有利的談判環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彌補文化背景方面的差異，加強談判各國的互信關系。這些經驗對當代中國外交也具有一定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注 釋：

　　①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Ｕ．Ｓ．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以下簡稱ＦＲＵＳ）１９５２—1９５４，Ｖｏｌ．１６，Ｐ. １１１０，１１１７，１１４６，１１４７，１１６７﹔Ｊａｍｅｓ Ｃａｂlｅ，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１９５４ｏ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８６，Ｐ．９３．曲星：《試論１９５４年日內瓦會議上的周恩來外交》，《研究周恩來》第２５６頁。

　　12、22、②《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８２頁、第３５８頁、第 ３７９頁。

　　③《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８５—３８７頁﹔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 ６５—６７頁﹔ＦＲＵＳ，１９５２一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ｐ．１１８２—１１８３．ｐ. １２０１，１２０７．

　　④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１２３４，１２４０，ｐｐ．１２11—１２１２，p.１２１４．

　　⑤曲星：《試論１９５４年日內瓦會議上的周恩來》，《研究周恩來》第２５８頁。

　　⑥ 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１１３６．

　　⑦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１．１６，ｐ１４２０，１４３６，ｐｐ.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⑧《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９９頁﹔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ｐ. １３６８—１３６９，１３７３—１３７４．

　　⑨Ｊａｍｅｓ Ｃａｂｌｅ，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１９５４ ｏｎ Ｉｎｄｏｃｈi－ｎａ，ｐ．1１９﹔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ｏl．１６，ｐ.１４２０

　　⑩ＦＲU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１．１６，ｐ. １４０５，１４４９，１４６６．

　　11《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５６頁﹔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第５—６頁。

　　13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５３９頁。

　　14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第５３頁﹔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ｏl．１６，ｐ. １１６０，１１６９，１１９３．

　　15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第 ５４頁﹔ＤｏｕｇlａｓＰｉｋｅ，Ｖｅi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Ｂ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７，ｐｐ．３９—４０．

　　16 羅納德·基思：《周恩來的外交生涯》第７４頁。

　　17 夏衍：《永遠難忘的教誨》，《研究周恩來》第２２頁﹔薛謀洪：《當代中國外交》第６６—６７頁。

　　18 Ｐ.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ＨｏＰｍｎｎ，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２６６．

　　19 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Ｉ．１６，ｐ.１３２２．

　　20 李海文：《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對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作用》，（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香港大學，１９９６年）﹔《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９４—３９５頁。

　　21 Ｗｌｎｆｒiｅｄ Ｌａｎｇ，Ｌｅｓｓｏｎｓ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ｐｅｎ Ｃｏｎ－ｖｅｎａｎｔｓ，Ｏｐｅｎｌｙ Ａｒｒｉｖｅｄ，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egｏｔiａｔiｏｎ，ｅｄ．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Ｚａｒｔｍａｎ，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ｘｘ Ｐｕｂlｉｓｈｅｒ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ｌｓｃｏ，１９９４，ｐ.２０—２０２．

　　２３《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５７—５８頁﹔《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二輯，下冊，第１８９４—１８９５頁。

　　24 FRU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１．16，p.１２51﹔《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７１頁。

　　25 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１４２８，ｐｐ.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26 Ｂ.Ｒ.Ｎａｎｄａ，Ｉｎ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ＮｅｈｒｕＹｅａｒ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Ｈａｗａii，１９７６，Ｈｏｕｎｏlｕlｕ，Ｐ．８７—８８﹔FRUＳ，19５２—１９５４，Ｖo１．１６，p.１２81

　　２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ａｎｄlｅ，Ｇｅｎｅｖｅ １９５４，ｔｈｅ Ｓｅｔｔl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Ｗａ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ｒｅiｃｅｔｏｎ，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１９６９，Ｐ.３０９．

　　28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Ｃｒａiｇ ａｎｄ Ａl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Ｇｅｏｒｇｅ，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Ｄiｐlｏｎａｔiｃ

　　Ｐｒｏｂlｅｍｓ

　　ｏｆ

　　Ｏｕｒ

　　ime．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１９８３，ｐ.１６５．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