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總理匯報工作時，總是要被問住的”

　　周總理為國計民生，世界大事，夜以繼日，操碎了心。真正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1972年之后，總理以病弱之軀，為國為民，日理萬機，竭盡辛勞。他的偉大不僅表現在如何處理風雲變幻的政治大事方面，也同樣反映在處理國內同志、外國朋友和他本人的醫療問題上。1957年以來，我有幸和其他醫護人員一起，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進行醫療工作，在將近20年的實踐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誨，終生難忘。

　　總理對同志的熱情關懷，無微不至。他不但在中央領導同志、各省市領導同志的健康出現問題時親自過問，就是對普通工人患者也十分關切。卞志強同志和我曾多次被派往一些醫院看望生病的同志，了解病情發展和治療情況，向他匯報。例如，“大慶鐵人”王進喜同志因癌症住院，他對治療方案仔細過問、過目，做過多次指示。即使是一位平日並不知名的傷病員，他在報上看到有關此人受傷或患病的報道，也總是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找我們詢問情況，給予指示。例如：1969年北京市禮花廠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藥爆炸時，為搶救國家財產去拉電閘，以致周身三度燒傷面積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跡在報端披露后，總理立刻派我們去了解治療情況，並指示成立醫療領導小組。總理對我說，我們兩人來抓這個點。我感到總理在高抬我，幫助我在業務上提高認識。當王世芬的休克關、感染關都已度過時，總理告誡說：你們千萬不要以為嚴重問題已經過去，“行百裡，半九十”，不可掉以輕心。總理指出要注意不同時期主要的矛盾轉化問題。諸如，怎樣控制來訪的眾多記者，考慮臥床日久並發其他病症的可能性以及營養不良，結疤后妨礙出汗等等具體問題，都想到了。后來的事實証明，總理的預見十分正確。總理觀察力敏銳，考慮問題周密，掌握的科學知識淵博，不僅是表現在醫學方面。總理對人特別關心，他對所接觸的同志，對戰友，對戰友的遺孤，無不關心。他每逢去醫院探望患病同志時，總要詢問還有哪些同志也在那裡住院治療，並去看望。記得有一次他在某醫院發現電梯開動時噪音很大，就立即要求趕快維修電梯，而且自己下樓時就不再乘電梯，以免影響病人休息。當他聽到病房附近有犬吠聲，知道是實驗用犬，就指示把犬合遷到離病房遠一些的地方。總理對待病人是如此的細心體貼。他若聽說或從報刊上看到對某些病症有了新藥、新的治療方法時，總是主動向我們詢問這種藥物這種治療方法，對某某同志是否適用。總理從不滿足於“不適用”這種籠統的答復，必須講清楚為什麼“不適用”。對於某些復雜的疑難病症，如有國外專家來華訪問時，他就讓我們利用一切機會，多方了解有無新的治療方法。他經常對我們說：醫生最需要辯証法，醫生也最容易懂得辯証法，要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醫生應該把實際情況告訴病人，發揮兩個積極性，醫生和病人一起同疾病作斗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病危時，總理去探望，發現沒有給她輸液。總理立即查問為什麼不輸液。醫護人員說：病人不肯接受輸液。總理聽后很不滿意，嚴肅批評醫務人員：不能把責任推給病人，這是你們工作不到家。他親自向斯特朗說明輸液的必要性，一直看著病人輸上液才放心離去。總理不論走到哪個醫院，總會發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諸如衛生沒搞好、不夠安靜、暖氣不熱、伙食需要改善等等。

　　總理對醫護人員非常關心愛護，從各個方面給予支持，同時又嚴格要求。總理對工作的認真精神是無與倫比的。他的工作如此繁重，還經常放棄休息，抽出一兩個小時聽我們匯報有關同志的醫療情況。時間往往安排到深夜11點、12點。他目光炯炯，邊聽邊想。我切身的感受是即使對於純業務問題，我們要比一個實習醫師向教授匯報時，還更准備得仔細，考慮得周全。我們除了帶上病歷、化驗結果、X線照片之外，總還得帶上看片燈箱、圖譜，甚至模型、顯微鏡和顯微鏡片等有關材料。因為總理不僅要聽對診斷、治療的結論性意見，還會提出一系列問題。不把所作結論的根據闡述清楚，治療方案是不會被批准的。

　　總理對我們醫療匯報的指示，給我們很深刻的教育。他往往在每一份匯報上，用紅筆對每一個標點符號都重新標點一遍，若有用錯的符號就加以改正。假如我們在報告上僅寫某日體溫多少度，總理就會用紅筆在數字之后，加上括號，注明前一天的體溫是多少度。他的細致與記憶力使我們既驚訝又欽佩。以后我們也就懂得一定要加注前一天的體溫數字，以便對比是上升還是下降。

　　當我們解釋醫療問題時，總理常把我們過去所做的解釋拿來比較，並提出疑問：你們說某種抗菌素好，現在為何不用？關於新藥，總理提出的問題更為細致。他有時手持藥品的仿單，問我們那種藥有什麼副作用，你們有什麼實踐經驗？在自己身上試過沒有？等等。

　　根據我自己多年來的經驗，向總理匯報工作時，總是要被問住的。我們隻能實事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決不可敷衍搪塞。在目光敏銳的總理面前，任何人都無法搪塞過去。記得有一次我被派往國外了解那裡醫療上的問題，限定24小時內返回國內匯報。由於時間緊迫，我事先做了充分准備，考慮在自己到達之后，同在那裡的醫療組同志商量，由有關同志分別准備資料，我自己看什麼，了解什麼。回來向總理匯報時，進行得很順利。當說到病人患肺炎問題時，我說：有炎症，病變嚴重，可是X線片拍得不好。總理卻意外地問我是用什麼樣的X線機照的。我說是放在床旁 X線機照的。總理又問：是哪國機器？什麼牌子？你看到機器沒有？我一下子被問住了，我確實不知道，也不曾想到這個問題，隻好老老實實承認未看到機器，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當時總理並沒有責備我，后來才明白總理提出這個問題是很有針對性的。他考慮派我們的技術員前去協助，所以要了解是什麼樣的機器，產品廠家，以便選派熟悉這種類型機器的技術員前去。

　　60年代以來，總理多次派遣我們出國，為外國元首進行診治，要求我們隨時匯報情況。他在我們出發之前所做的指示，有原則，又有具體要求。他告訴我們所要去的國家有什麼特點，歷史上與我們是什麼關系，讓我們掌握方針、政策，應注意什麼問題等。當我們遇到難以應付的局面向總理匯報時，他的指示總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令人折服。

　　總理分析問題，無論有關醫療上的，還是政治性的，對我都是深刻的教育。他從全面到局部，從理論到實踐，層層剝筍，使我們茅塞頓開，從不自覺到比較自覺地把辯証法運用到臨床思維上去。他的言教身教，使我終生受益。他的科學態度與忘我精神，也突出地表現在如何對待本身的醫療問題上。

　　我從60年代起，就參加了對總理的醫療保健工作。總理的態度非常鮮明，一是相信科學，信任醫生，倡導中西醫結合治療﹔二是妥善安排治療時間，不能影響他的工作﹔三是嚴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據我所知，1955年4月，總理出席萬隆會議之前，他抓緊時間做了切除闌尾手術，未等完全康復就飛往印尼。有一次入院進行診治，是剛從慶祝三八婦女節的盛大宴會出來﹔還有一次是剛接見過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記得1964年總理需要住院動小手術，有一條件很好的醫院已經為他做好准備工作，他不去，改住北京醫院，而且堅決不住三樓高干病房，要住二樓。還有一次，總理正在輸血，毛主席要接見外賓，通知總理出席，他也不說自己正在輸血，讓我們立刻拔掉管子，急忙穿好衣服就去了。這就是鞠躬盡瘁的周總理的一貫作風。

　　總理患癌症是1972年檢查出來的，發現得比較早。確診之后，毛主席批示，成立中央領導小組，負責領導醫療組的工作，成員中包括鄧穎超大姐。對總理的病症，如何檢查，如何治療，做不做手術，為什麼要做，手術如何進行等等一系列問題，每一次醫療組都反復討論，取得總理同意后再寫詳細的報告。診治方案要在毛主席批准后，總理才同意進行。總理多次強調，我配合你們的醫療工作﹔你們也要配合我，不影響我的工作。總理的態度是非常冷靜而客觀的。他要看圖譜，手術如何進行，層次和過程都得講清楚。他還要在顯微鏡下觀察切片，了解什麼是正常細胞，什麼是癌變細胞。

　　為總理診治癌症的過程是極其復雜的，因為病情的發展復雜，幾種癌症先后並發。每次會診都集中了各方面專家的意見。大家開誠布公地充分討論。目的隻有一個，要把敬愛的總理的病治好。雖然當時是在十年動亂之中，但我們確實盡了最大的努力，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把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先進的治療方法，最好的藥品用在總理身上。在治療的過程中，每個步驟，每個細節決不能出一點差錯。事實上，醫療組的成員兢兢業業，都做到了。

　　總理深受世界各國人民愛戴，威望之高，也反映在他病中，來自世界各地的慰問信堆積如山。總理的病牽動了千千萬萬人的心，紛紛獻方、獻藥。從前我不知道外國也有這樣多偏方。對國內外來信中推薦的各種藥物和偏方，都由指定的研究機構和醫院進行調查研究，決定取舍。

　　1974年正是“四人幫”猖狂爭權之際，總理拖著重病的身子到外地去見毛主席。他明知這樣奔波辛勞對健康不利，會使病情惡化，但他首先考慮的是政治需要，以國事為重，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這真是一個無私無畏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一個獻身於國家和人民的偉大愛國者的語言和情操。

　　1975年入秋之前，我們雖然知道總理的病況愈來愈重，但總盼望千方百計還有延長他壽命的可能。不料從那年秋夭開始，總理全身免疫力嚴重下降，日益消瘦，病情急轉直下。總理本人心裡非常清楚，他從秋天以后，才不再接見外賓，不參預國務活動。但他躺在床上，仍時刻關心國內外的政治風雲，堅強地配合治療，同疾病作不懈的斗爭。我們知道總理的身體隨時可能出問題，更加小心謹慎，醫療組的同志不分晝夜地輪番守護。但震撼人心的不幸時刻終於來臨，一顆巨星隕落了，敬愛的周總理離開了我們。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教導，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鄧穎超大姐在追悼會開過之后，把總理的親屬和醫療組全體成員找到台灣廳對我們講了一番異常懇切的話。她對親屬們說：她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在這悲痛的時刻，她要告訴大家，醫療組該做的都做到了。他們盡心盡力，我感謝他們，伯伯也感謝他們，他們對伯伯是很有感情的。你們什麼也不要懷疑，不要有什麼錯誤的想法。當時大家都非常感動，也不明白鄧大姐這番肺腑之言的深遠意義，更沒想到十年之后還會有人捕風捉影，對醫療組進行誣蔑，需要中央領導同志、鄧大姐再一次講話來澄清事實。群眾對總理的熱愛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醫療組的成員限於當時的醫學水平，沒能把總理的病治好，我們自己也痛心已極。但我們問心無愧，對得起黨和人民，對得起總理。

　　我不由得想起了總理1956年1月所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說：知識分子的改造通常經過三條道路：一條是經過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一條是經過自己的業務實踐﹔一條是經過一般的理論學習。我正是經過這三條道路，努力反思，在世界觀、人生觀方面得到一些提高，成長為一個共產黨員的。20年來，總理對我的諄諄教誨，刻骨銘心。我深感自己在黨的教育下雖然做了一點工作，但成績很小，隻能說在人生的長途上跋涉了70年。仰望總理的偉大形象，緬懷總理的一言一行，鞭策自己在四化建設中貢獻余生余熱。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