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誠做的這件事受到周恩來的熱情稱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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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誠是“一二九”運動領導者之一，曾任新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皖南事變中被俘后壯烈犧牲。

學生愛國運動的領袖

黃誠生於1914年5月16日，河北省安次縣調河頭村人，沒落地主家庭出身。黃誠6歲喪父，8歲進私塾，14歲時到鄰縣永清存實中學讀初中，1930年隨姐姐黃佩到北平，入第四中學初中三年級作插班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黃誠目睹祖國的危亡，民族的災難，再也壓抑不住滿腔沸騰的熱血，和其他愛國同學一起走上街頭，貼標語，散傳單，向群眾演講，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並中華的野心，組織同學清查、抵制日貨，並串聯各個中小學，籌備成立北平中小學學聯。這些活動引起了校方的注意，校長齊梅閣通過保証人警告黃誠不要誤入“歧途”，但他仍然堅持愛國活動。1932年暑假，學校就把黃誠等幾個進步同學開除了。

這年秋天，黃誠考進了天津北洋工學院預科。這裡的學生運動較之中學更為活躍，黃誠進一步受到了進步思潮的熏陶。1933年初，他和幾個進步同學組織了荒火社讀書會，由本科學生楊戊生（即魏東明）任社長，黃誠任副社長。他們經常在一起閱讀進步書刊，議論國內外形勢，抒發抗日救國的熱忱。黃誠提出：“宣傳民眾為當今救國之要務。”為實踐這一思想，2月間，他又和吳承明等幾個同學開辦了北洋工學院工友補習學校，向校內工友及其子弟講授文化知識，宣傳愛國思想。但隻辦了一個多學期，便被學校當局封閉。黃誠繼續積極參與組織學潮，與反動當局斗爭，並經常用“煌煌”、“成成”等筆名，給校刊《北洋周刊》寫稿。學校成立級代表聯席會（學生會的前身）的時候，黃誠被推選為級會主席。

1933年冬，學校當局為卡家境較差的進步學生，宣布取消給學生的書籍、儀器半費津貼，但同時又給跟校方跑的一些學生發放豐厚津貼。級代表聯席會當即決定發動全體同學罷課，反對學校這一決定，並推選黃誠、楊戊生等為代表與校方交涉。學校反動當局便乘機以“煽動學潮”的罪名，將黃誠等人開除。

黃誠沒有屈服，一面繼續宣傳抗日救亡，一面堅持自修學習。1934年9月，他以優異成績考取了清華大學地學系。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黃誠與楊述等同學組織進步團體東方既白社，編輯《東方既白》雜志、介紹唯物辯証法和社會科學知識，宣傳抗日救國思潮，贏得了廣大同學的信任。

1935年6月，國民黨政府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繼而頒布所謂“睦鄰令”，嚴禁民眾的抗日救亡活動。11月，漢奸殷汝耕在通縣公然打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接著，“華北自治”、“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消息又傳遍北平。愛國有罪，賣國有賞，民族存亡到了極其嚴重的關頭。在北平地下黨和北平學聯的領導下，北平各校於12月相繼成立了抗日救國委員會，黃誠當選為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主席。他所領導的這個救國會，在12月6日付印的刊物《怒吼吧》第一期上，發表了影響很大的《告全國民眾書》，喊出了當時華北學生的共同呼聲：“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和清華大學地下黨組織及救國會其他領導成員一起，積極醞釀、組織同學們參加全市性大規模請願游行示威行動。

在“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中，黃誠是清華大學游行隊伍的總領隊。12月9日一早，市公安局出動大批武裝警察，扣留了全部校車，企圖阻止同學們游行。黃誠等率領隊伍舉著旗幟和標語，沖破警察的重重阻攔，步行進城。9時左右，游行隊伍到達西直門時，城門緊閉，城頭上立滿荷槍實彈的軍警，學生們在朔風雪地裡，雖寒風凍裂了手臉，但熱血溶化了全身。黃誠挺身而出，帶領同學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華北自治”、“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口號。他還以熾烈的感情，懇切的言詞，向站在城頭的軍警宣講國家危急的形勢，和當亡國奴的痛苦，使得一些稍有愛國之心、不願當亡國奴的軍警也不禁潸然淚下。但懾於上命，他們不敢開門。黃誠等見西直門進不去，便留一部分同學在那裡繼續宣傳，又率領大隊向阜成門、西便門、廣安門前進。沿途宣傳民眾，口號聲此起彼伏，震天動地。在12月16日的示威中，黃誠領著同學們用血肉之軀撞開了西便門，趕到天橋參加3萬多人的市民大會。會后繼續游行示威。當時的清華，成了北平學生運動的一個堅強堡壘，黃誠是其中的一名骨干。經過這場革命風暴的洗禮，他於1936年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譜寫了中國革命史上一頁可歌可泣的篇章。以“一二九”運動為開端，全國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1936年2月29日，國民黨當局對愛國學生實行大搜捕。這天拂曉，440多個反動軍警手持黑名單闖進了清華園，包圍學生宿舍。黑名單上的第一名就是黃誠，還特別畫上了紅圈圈。清華救國會立即提出了“護校”和“驅逐反動軍警”的自衛口號。在同學們的掩護下，黃誠等救國會領導人未被搜出，但姚依林和蔣南翔等3位同志被捕。反動軍警正要把他們拖上汽車押走時，救國會發動廣大同學向軍警進行突然的反擊，砸壞了軍警的汽車，把他們搶了回來，並搶到了黑名單。當晚，敵人增派兩個團共5000軍警包圍清華園。黑名單上的人早已分散避開，黃誠和姚依林躲藏在馮友蘭教授家中，度過了緊張、危險的一夜。

同年4月，黃誠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6月間，黃誠在參與組織北平學生“六一三”大示威后，和另外3位同學一起被清華大學反動當局開除。在8月10日出版的《覺報》上，黃誠發表了題為《讓我們做最末一次被開除的學生吧的文章。文中寫道：“我被開除了，這原是我意料中的事情??這在一個從事救亡工作的人，連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的今天，原不算一回事”。“政府口口聲聲是抗日救國，而實際上是國家一天天的淪亡！同樣的，學校口口聲聲是愛護青年，而實際上是屢次對同學的開除與記過！——‘良心’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我們隻看行動，隻看事實，凡是妨害了救亡工作的就是漢奸，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鐵則吧？”“我是被開除了，我不留戀，我不后悔，一切都為了救亡！我要為了救亡而奮斗！”他還寫了《我被開除的前后》、《從學校開除學生說到殖民地教育》等文章，聲討反動當局賣國投降、迫害愛國青年的罪惡行徑，表明自己誓為祖國民族解放事業奮斗到底的堅強決心。

是年9月，在黨組織的幫助和進步教授吳承仕的協助下，黃誠轉入中國大學國文系就讀，同時繼續從事救亡運動。他深得廣大同學的信任和擁護，在10月初全市學生的公開選舉中，被選為北平學聯主席，與玉文彬、孫世實等人一起負責學聯的領導工作。黃誠同時擔任了中共北平學聯黨團書記，直至“七七”事變爆發。

這個時期，黃誠除了負責北平學聯的全面工作以外，還積極參與組織領導了中國大學的救亡活動，其中一次是組織領導“驅王”、“驅祁”運動（當時中國大學校長由國民黨外交部長王正廷兼任，實際掌權的是王正廷的爪牙、總務長祁大鵬）。吳承仕、黃鬆齡，齊燕銘等進步教授支持愛國學生，也直接參加了驅王驅祁運動。經過幾個月的激烈斗爭，終於趕走了王正廷和他的爪牙，基本上取得了進行愛國活動的自由，為北平學聯和全市愛國學生公開活動爭奪了一塊陣地。這時的中國大學，隨之成為北平愛國學生運動的中心。

1937年1月20日，黃誠和北平學聯的其他幾個負責人及中國大學學生會主席史立德等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先是關在偽冀察綏靖主任公署軍法處看守所，后轉押“軍人反省院”獄中，黃誠他們沒有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與敵人進行了機智、英勇的斗爭。起初敵人想把他們送往南京囚禁，黃誠等人設法與獄外的黨組織取得了聯系，得到了獄外廣大學生群眾的支持、配合，迫使反動當局放棄了送交南京的企圖。

黃誠的身體本來就比較差，受牢獄生活的折磨后更為消瘦、虛弱。一天清晨，黃誠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難友們脫下棉衣蓋在他身上，進行人工呼吸，才把他救醒過來。大家要求看守給他卸掉沉重的腳鐐，黃誠掙扎著站起來，對看守說：“你們監獄當局對病人這樣的虐待是慘無人道的，應當立即把所有難友的腳鐐都去掉，如果你們不答應，我要向社會上控訴??至死也要同我的難友們同甘??”話還沒有說完，又昏過去了。過了幾天，直到他病得奄奄一息，監獄當局才雇了一個醫生為他看病，並下掉他的腳鐐。經黨組織和社會上的多方營救，1937年3月16日，敵人不得不釋放黃誠等人。

出獄后，黃誠更加奮不顧身地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指引下，黃誠領導北平學聯及時提出了“救國不忘讀書”、“師生合作，共御外侮”等口號，廣泛團結愛國師生，使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抗日救亡活動蓬勃發展。黃誠還經常代表北平學聯奔走於工農商兵等各界群眾之中，並組織同學去二十九軍勞軍、慰軍，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對二十九軍官兵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年暑假，蔣介石下令全國所有大學二年級學生參加軍訓，企圖以此整肅愛國學生的思想。黃誠認為這正是既可學習軍事知識，又可向國民黨軍隊官兵廣泛深入宣傳抗日救國思想的好機會，於是他通過學聯迅速向各校作了布置、自己也到二十九軍的一個師裡參加軍訓。二十九軍原是個地方軍閥部隊，曾與日寇有過勾結，后在全國反蔣抗日的大勢下，逐漸與我黨發生聯系，並轉而傾向抗戰。這個部隊有個姓曹的連長，一天接到家信，托黃誠代念。信上說他的父親因災荒餓死了，埋葬時借了高利貸250元，家裡打算把他13歲的妹妹賣給人家當童養媳還債，如他不能寄錢回家，妹妹將被人家接走。曹連長聽了泣不成聲，馬上找到營部，可隻借到40元。正當他走投無路時，黃誠發動同學湊齊了250元，使曹連長非常感動，更加相信並擁護我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在黃誠的影響下，其他同學也都認真學習軍事知識，並主動與二十九軍下級軍官交朋友，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這對后來二十九軍參加抗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開始后，中共北平市委決定由蔣南翔（北平市委學委書記）、黃誠（北平市學聯黨團書記）、楊學誠（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負責領導北平流亡學生中黨的工作，組織、率領部分平津學生南下，深入到廣大工農兵群眾中去。8月8日，黃誠乘平津間恢復通車后的第一趟火車離開北平，從此結束了學生時代的生活，投筆從戎，沿著黨所指引的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走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葉挺軍長贊譽他是“我們新四軍的交際家”

黃誠等率部分北平學生南下，9月18日抵達南京，繼又逆長江而上，於10月初到了武漢，與中共中央長江局（當時周恩來在長江局）取得了聯系，被派往第七戰區做川軍的統一戰線工作。

第七戰區在鄭州一帶，司令長官是川軍司令劉湘。當時劉湘還在成都未回，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便安排黃誠、謝雲暉、劉烈文和朱光4位同志以全國救國會代表的名義赴成都會見劉湘，商洽北平南下學生去七戰區工作的問題。劉湘原是個反共老手，但在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后，民族大敵當前，他對共產黨的態度有所改變，當即對黃誠等4位代表表示，歡迎同學們到他的部隊裡去工作。黃誠等人先回武漢，不久劉湘也來到武漢。黃誠的公開身份是七戰區巡視員，負責抗日宣傳工作。他利用劉湘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為七戰區起草了“誰能抗戰到底，誰就是我們的領袖”、“中途妥協是漢奸”等口號。戰區內有人問：“領袖不就是蔣介石麼？”黃誠回答：“不一定，那要著他是真抗戰還是假抗戰，蔣介石不抗戰，也當不成委員長！”

上海失守后，南京國民黨政府亂作一團。川軍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劉之間矛盾很深。蔣介石陰謀借日軍之手消滅川軍，便令劉湘部隊去守衛南京，劉湘不得不將部隊開往前線。黃誠請示長江局，長江局指示隨川軍前往，並由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分配了一個20來人的宣傳隊交黃誠帶去。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在川軍中成立中共特別支部，黃誠任支部書記，謝雲暉和魏今非任支部委員，直接受長江局領導。黃誠他們來到安徽歙縣岩寺一個川軍的兵站，一面做川軍的統戰工作，一面開展地方工作，在岩寺小學舉辦了兩期青年訓練班。黃誠在青訓班上講課，分析國內外形勢，宣傳黨的統戰政策，為抗戰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10月，經過國共兩黨談判，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將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這年底，陳毅率先遣隊先期來到岩寺，次年1月接見了川軍中黨的“特支”成員。1938年春，劉湘病死於武漢，七戰區撤銷，並入三戰區，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下令通緝黃誠等人。黃誠和“特支”的同志以及從武漢帶來的宣傳隊的全體同志，都通過陳毅參加了新四軍。黃誠先在陳毅指揮的一支隊工作，和陳毅朝夕相處，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不久，黃誠調到新四軍軍部，擔任軍政治部秘書長。

在黨領導的新四軍這所大學校裡，黃誠呼吸著自由新鮮的空氣，感到自己比學生時代更年輕了些，更加充滿了青春的活力。他在給姐夫張西堂的幾封信中，欣喜地談到：“此地如一學校，亦如家庭，友朋相處，完全待以至誠”，“有好師傅，尤其有上級及同事之時相督促，弟雖愚純，亦感在此進步甚大。”通過和工農兵群眾的深入接觸，黃誠的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轉變。他從農村到城裡讀書后，染上了一些都市氣息，物質生活比在農村講究，和工農群眾的生活比，他常說自己這種生活太“布”了。這個“布”，是英語“資產階級”的音譯“布爾喬亞”的簡稱。而到皖南之后，他在給姐姐的信中說：“現在正向‘布’學習，這‘布’字與從前的‘布’字大不相同。”這裡的“布”則是“布爾什維克”的“布”了，從“布爾喬亞”的“布”到“布爾什維克”的“布”，這是黃誠思想感情上質的飛躍。

在新四軍軍部，黃誠十分注意學習老同志的豐富經驗和優良作風。他很敬佩、尊重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葉挺，葉挺也很器重他。他善於言辭，長於交際，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因此軍部許多對內對外的聯系事務都由他出面，他也都能出色地做好。葉軍長贊譽他是“我們新四軍的交際家”。秘書長直接領導軍直屬隊、文書班、管理科、運輸班、警衛排等單位，軍部機密材料都由黃誠負責保管，許多重要文件也由黃誠起草。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一次去重慶向周恩來匯報，但材料沒法隨身攜帶，黃誠用密寫的辦法把江南各省抗日武裝情況簡要寫在一本中國地圖冊的背面，到重慶再顯現出來。袁國平贊揚黃誠是他的“好幫手”。黃誠在軍部還常給廣大干部上政治課。在講“新舊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這一課時，他既講了新舊三民主義的區別，又講了共產主義和新三民主義的區別，指出共產主義一定會在中國實現。他講的內容豐富，分析深刻，生動活潑，通俗易懂，深受大家歡迎。

黃誠還很注意做駐地周圍進步青年的團結、教育工作。1939年春，周恩來到皖南視察工作時，曾訪問距軍部20余裡地的劉寅家。當時劉寅是太平縣北鄉小學的校長，他向周恩來匯報說，黃誠給他看《新華日報》，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指引他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這件事，受到周恩來的熱情稱贊。后來，劉寅經黃誠介紹，參加了新四軍。

1941年初，國民黨反動派策劃第二次反共高潮，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以7個師8萬余兵力，對奉命北移途中的新四軍9000人進行包圍襲擊。我軍浴血奮戰了7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太大，且彈盡糧絕，除2000余人突出重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一部分不幸被俘。軍長葉挺下山談判被扣。黃誠在戰斗中受阻，隱蔽山中，在敵人大部隊搜山時，被敵人發現被捕。

陳毅賦詩感懷黃誠，稱贊他“臨難錚錚風骨好”

黃誠被俘之初，和近百名新四軍人員一起關押在108師師部附近的一間大民房內。敵人查問誰是共產黨員，並把新四軍醫生陳延聖拉出來逼問。黃誠為避免敵人傷害更多的同志，挺身而出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並痛斥國民黨頑固派空喊抗日，實際反共，策劃事變，暗算我軍的罪惡行徑，警告他們不要想在共產黨人身上打什麼主意，頭可斷，血可流，革命的氣節決不丟。這一席慷慨激昂的話，既壓下了敵人的囂張氣焰，又鼓舞了同志的斗志。

黃誠等在108師關了3天，便轉押到52師。轉押途中，黃誠秘密地遞給同在軍政治部工作的紀白薇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如果你能出去，請轉告黨，我是決不會叛黨的！”到了52師，黃誠和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李子芳、敵工部部長林植夫關在一起。晚上，敵52師師長劉秉哲把黃誠、李子芳、林植夫3人分別找去談話。劉秉哲早就認識黃誠，兩人多次打過交道。就在皖南事變之前不久，劉秉哲受顧祝同指使，為了制造友好假相，假意邀請新四軍籃球隊進行友誼賽。新四軍領導經過研究，決定由黃誠率軍部籃球隊前往參加，受到劉秉哲異乎尋常的熱情接待。在皖南事變中，作為蔣介石的嫡系的52師最為賣力。這晚，劉秉哲假裝客氣地讓坐倒茶，接著故意歪曲事變真相，誣蔑新四軍“不服從命令”，是“叛軍”。黃誠據理一一駁斥，劉秉哲無詞以對，只是“勸說”黃誠“要識時務，不要執迷不悟”，“希望”他“脫離共產黨”，“歡迎”他“到國民黨方面來共事”。黃誠對此嗤之以鼻。

第二天一早，劉秉哲又假意“請”李子芳、黃誠、林植夫等人吃早飯，說送他們去上饒“受幾個月的訓練”，並說葉挺軍長等人已經先送到長官部去了。飯后，劉派了一名副官和一個班武裝押解，還美其名曰“護送”。當天送到太平縣唐式遵總部。睡到半夜，敵人將黃誠等人五花大綁起來，說是“怕打散的新四軍來搶人”。次日清晨，黃誠等被戴上手銬，推上卡車，改由一個憲兵營長和一個班的憲兵押送，23日晚上到達江西上饒，關押在三戰區長官部駐地皂頭附近的李村監獄。黃誠與李子芳同關在監獄南面一排靠西頭的囚室裡，葉挺也被囚禁在這裡，單獨關在北面東頭房內。兩個囚室中間隔著過道、憲兵住房和院子，彼此無法接觸。

不久，在重慶的周恩來得知葉挺關在上饒，匯來了一筆款子，當時國共兩黨仍維持合作關系，周恩來兼任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職務，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不敢扣押，隻得讓副官將款項轉交葉挺。葉挺用這筆錢買了一些布做單衣，送給黃誠等人每人一套。黨對被囚同志的關懷，軍長對部屬的關心，使黃誠深受感動。

1941年7月，黃誠和李子芳一起被轉押到石底監獄。石底位於上饒集中營大本營周田村的附近，牢房是一幢孤立的民房改的，反動派趕跑了農戶，又在四周筑起了高牆，用一個班的憲兵看守。兩間囚室，關著黃誠、李子芳等10名新四軍干部。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憑著高度的黨性和組織觀念，經過暗地醞釀，建立了黨的秘密支部，李子芳任支部書記，黃誠和徐錦樹任支部委員。10個人劃分為兩個黨小組，李子芳和黃誠分別兼任兩個小組的組長。秘密黨支部經常給大家分析形勢，研究斗爭策略，還組織大家抓緊時間學習。黃誠教同志們學歷史、政治、數學和英語，講課時連看守的憲兵都聽得入了迷。有的憲兵不禁暗中稱贊說：“共產黨、新四軍裡真有人才啊！”有一個憲兵向黃誠學英語，黃誠耐心地教他，並向他宣傳抗日救國思想，改變了他對共產黨、新四軍的錯誤認識。這位憲兵敬佩黃誠的為人和才華，想救黃誠出獄。不料這事被他的上司發現，受到了刑法懲處。后來，這位憲兵乘機逃離了國民黨反動部隊。

有一天，上饒集中營的特務頭子、三戰區政治部情報專員室少將專員張超來到石底，指著李子芳、黃誠等，大放厥詞：“你們都是比較負責的干部，這次新四軍叛亂，你們都要負一定的責任”，要“好好靜思反省”。他還誘騙說，隻要“幡然悔悟自新”，“宣布脫離共產黨”，就可“既往不咎”，而且還會得到“重用”。黃誠首先憤怒地高聲反駁說：“我已經聽夠了你們的這一套。什麼‘叛變’，不服從軍令，完全是歪曲事實。究竟是誰叛變，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的。你們一再制造摩擦，煽動反共，破壞抗戰。我們為顧全抗日救國的大局，按照你們的意見渡江北上，而你們卻悍然發動了皖南事變，暗害我軍，使日本侵略者高興，全國人民悲憤。請向，你們的這種行為，不正是對祖國人民的背叛嗎？”黃誠義正辭嚴的駁斥，氣得張超面紅耳赤，目瞪口呆。黃誠繼續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新四軍是抗日的隊伍，幾年來轉戰大江南北，戰績輝煌，有目共睹。我們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奪百姓，一心隻為抗戰救國，不惜流血犧牲，難道這有什麼罪過嗎？！”李子芳和其他同志也相繼據理反駁，張超無言以對，隻得凶狠地嚷道：“真是頑固不化，不識時務！”

黃誠和李子芳等同志曾討論過集體越獄暴動之事，但由於敵人監管嚴密，有的同志身體虛弱，跑不出去，秘密黨支部便批准身體較好又懂軍事的徐錦樹、廖正文、胡崇德3人個別越獄。一個風雨交加的黃昏，徐錦樹等3人從廚房挖的牆洞裡跑了出去。顧祝同得到消息，大為震驚，馬上派出大量兵力四面追捕。徐錦樹與追捕之敵英勇搏斗，壯烈犧牲。廖正文、胡崇德被敵捕回。敵人把徐錦樹的遺體抬進監獄，張超指著遺體對黃誠、李子芳說：“這都是你們指使的結果！說吧，你們到底想干什麼？”

大家憤然站立。黃誠首先痛斥張超說：“你們是殺害徐錦樹的凶手！問我們想干什麼？告訴你們，我們想早點離開這個黑暗的監牢，奔赴抗日前線！”李子芳接著說：“要不是我們身體差，也會越獄的。如果那樣，又是誰來指使我們的呢？”

敵人給黃誠、李子芳戴上了沉重的腳鐐。因怕他們影響其他“囚犯”，又將同囚的另外5位同志解往周田村關押。黃誠從被捕之日起，就作好了犧牲的准備。他曾經設法托人從獄中帶出一張紙條給楊述，是用一張從練習本上撕下來的紙寫的：“軍敗被拘，生死莫卜。幾年來從事於抗戰，無愧於心。我絕不因斧鉞在前而變初衷。假如就這樣死了，則求仁得仁，夫復何怨。”可見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1942年4月，根據蔣介石、何應欽的旨意，顧祝同下達了秘密處決黃誠、李子芳等人的指令。4月23日上午，張超派了兩名特務到石底監獄，將毒藥投放在飯菜裡。黃誠、李子芳、廖正文、胡崇德4位同志飲食后，頓覺腹痛如絞，昏迷過去。因藥量不足，沒有斷氣。黃昏，張超又增派兩名特務來，用繩子將他們勒死。黃誠等為祖國的民族解放事業，為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1944年9月，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賦詩感懷黃誠，稱贊他“臨難錚錚風骨好”“被俘不屈，志量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