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偉人騰飛夢——周恩來與兩彈一星》全國巡展亮點多 觀眾自發求延展

　　“兩彈一星”元勛程開甲為本次展覽題詞

　　1965年5月30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第一、第二次核試驗有功人員代表，張愛萍宴會前親手將一束從馬蘭機場帶來的馬蘭花交給了總理

　　1966年夏，周恩來視察某導彈試驗基地時接見部隊指戰員

　　這是國內首次以“周恩來與兩彈一星”為主題的大型展覽，策展人在浩繁的史料中挖掘梳理，首度厘清還原了真實的歷史，用珍稀的史料回答了模糊不清的猜測，以展覽這種直觀方式，呈現十幾年的學術研究成果。在北京民族宮首展引起轟動，觀眾上千個要求延展的熱線電話，使北京民族宮不得不毀約后面的展覽，而延長《世紀偉人騰飛夢——周恩來與兩彈一星》展期。截至2018年年底，在全國巡回展出13場，21萬余人次自發參觀，吸引了國內外眾多媒體的關注。

　　2018年，是周恩來總理誕辰120周年。為深切緬懷偉人的卓著功勛和崇高風范，進一步弘揚“兩彈一星”精神，由北京大鸞翔宇慈善基金會發起，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兩彈一星歷史研究分會、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多部門共同主辦的《世紀偉人騰飛夢——周恩來與兩彈一星》全國巡回展在北京、浙江、江蘇、上海、青海、內蒙古、遼寧等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2個城市陸續展出。應觀眾要求，主辦方正策劃今年繼續展覽。

　　展覽籌備之初，策展團隊就明確提出不追求展覽形式，而力求以內容取勝的原則，並為自己設定了“道人所未道，示人所未示”的追求高度。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展覽創新點及亮點為數不少，特別是涵蓋三百名左右幕后英雄的“兩彈一星”群英譜，為國內首次展示，實為一大創舉。

　　首次提出“六份重要報告”

　　到底是誰率先提出研制火箭武器

　　展覽首次清晰地梳理出中國導彈與航天事業從醞釀到決策的“六份重要報告”。1955年初，中共中央作出發展原子能事業、研制原子彈的決策后，國務院、中央軍委即開始研究發展導彈技術的有關問題。將這一過程匯總，先后產生了六份具有開拓意義的重要報告。

　　1955年11月中旬，時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火箭武器教授會主任的任新民與金家駿、周曼殊一起完成了《對我國研制火箭武器和發展火箭技術的建議》的報告，由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呈報中央軍委。這是中國科技專家第一次正式向中央提出研制導彈武器和發展火箭技術的一份重要文獻，引起軍委領導的高度重視。彭德懷、黃克誠責成總參裝備計劃部部長萬毅和剛剛回國的錢學森，詳細分析該報告，並提出建議。

　　1956年1月20日，彭德懷主持第57次中央軍委會議，討論並通過了萬毅根據任新民、金家駿、周曼殊三人的建議研究提出的《關於研究與制造火箭武器的報告》。會議決定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導彈的報告。

　　1956年1月，時任二機部部長、主管軍工生產的趙爾陸也向國務院提出了《關於研制導彈的建議》報告。

　　經周恩來親自斡旋，錢學森於1955年10月8日回到祖國。1956年2月17日，錢學森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提出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

　　1956年3月6日，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關於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報告，正式提出籌建核子武器研究機構的建議。

　　1956年5月10日，聶榮臻向國務院、中央軍委提出了《關於建立中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的報告。

　　1956年5月26日，周恩來主持第71次中央軍委會議，批准了聶榮臻向國務院、中央軍委呈送的《關於建立中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的報告》，代表中共中央作出了成立導彈管理局和導彈研究院，發展導彈武器的決定。這是繼1955年1月15日中央在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決策之后，又一項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開創性歷史決策。從此，“兩彈”事業並駕齊驅，走上共同發展的軌道。

　　原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廣播電視局局長兼東風電視台台長聶少勇前后看過兩次展覽，他對展覽體現出的學術性印象深刻。他認為，過去主流媒體一直稱錢學森給中央的意見書開啟了我國的“兩彈一星”之路，但是展覽卻通過大量的史料，首次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早在錢學森上書中央之前，已經有任新民、萬毅、趙爾陸等人提出了發展我國導彈的建議和意見。且不論意見書誰先誰后有待航天史學家們進一步的考証研究，單就這種不盲從現有結論，勇於研究探索的精神就非常難得，其意義已遠遠超出了展覽本身。

　　鮮為人知的驚險一幕背后故事

　　周恩來“先知”般的預判，讓一次核航彈試爆有驚無險

　　1971年9月8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專委會議，聽取空軍工程外場部部長張開帙關於採用強—5甲型飛機上仰甩投方法空投氫彈引爆彈的匯報。周恩來問道：“如果彈投不掉怎麼辦？”張開帙胸有成竹地說：“不會投不掉。我們為了保証能把彈投掉，專門設計了三條投彈線路。一是正常的投彈線路，二是應急投彈線路，三是超應急投彈線路。並且還在推脫裝置上裝了兩個燃爆彈，是完全可以保証投下的。”周恩來聽了張開帙的回答，又嚴肅地問道：“如果萬一投不掉怎麼辦？！”張開帙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經過一番思考后答道：“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有兩個辦法，一是飛行員在安全區跳傘，把飛機和彈都摔在安全區﹔二是飛行員駕機帶彈著陸。這樣會十分危險，需要在彈鉤上增加一個鎖死裝置，把炸彈鉤開放機鎖死，保証飛機著陸時彈不會掉下來。”周恩來聽到這裡，滿意地笑了，說：“張開帙同志，什麼事都要考慮萬一情況，隻要我們准備了萬一，我們就不會措手不及。”張開帙表示：“總理，我們一定按您指示去做，回去后立即研制鎖死裝置。”事情果然被周恩來言中。

　　1971年12月30日14時40分，彝族飛行員楊國祥駕駛攜帶小型氫彈引爆彈的強—5甲型飛機，從馬蘭機場起飛，直向羅布泊核試驗場飛去。當飛機帶彈進入投彈地域上空后，地面指揮員下達了投彈的命令。楊國祥按動電鈕，但彈體艙底蓋開關打不開，隻能啟動手動系統，也無濟於事，幾次努力都無法奏效。

　　周恩來軍事秘書紀東的回憶錄裡有一節也講到了這驚險一幕。當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通過紀東將這一情況報告總理后，總理放下手中的文件，用命令的口吻說：“告訴羅舜初，由現場指揮員臨機處置，怎麼安全怎麼辦，情況這樣緊急，不能由北京決定了。”紀東通過軍委一號台傳達了總理的命令，並站在總理辦公室的電話機旁等候前方的消息。據紀東講述：

　　總理靜靜地坐在辦公桌前，等著前方的消息。我覺得總理辦公室靜得有些可怕，什麼聲音都沒有，隻有辦公桌上那個小鬧鐘咔咔地運轉著。幾分鐘的時間，顯得那樣的漫長。

　　“叮鈴……”軍委一號台的電話響了起來。羅舜初副主任的聲音激動得有些顫抖：“報告總理，飛機安全著陸，飛行員和彈體安全。”聽到這個消息，我也十分激動，趕緊向總理復述著羅副主任的報告。總理聽后，輕輕地噓了一口氣，嘴角上隱隱露出了一絲微笑，他深情地說：“處置得當，很好！感謝他們。”說完，他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事故發生后，周恩來立即指示對事故原因進行認真調查。當天羅舜初把張開帙叫去詢問氫彈投不掉的原因，並當即把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命令空軍派專機送張開帙到馬蘭現場檢查。第二天一早，張開帙乘飛機趕往馬蘭。經過4天4夜的連續奮戰，最終發現推脫裝置上的燃爆彈的引火帽有微小變化。經過實驗証明，在安裝燃爆彈時，操作手出於好意，把彈架上一個關鍵的小螺絲釘多擰了1/4圈，造成電阻過大，結果使投彈時不能起爆燃爆彈。就是這一次出人意料的微小失誤，造成了三次投彈不成的嚴重后果。這使在場的所有人員想起周恩來在9月8日中央專委會上關於投彈裝置的那番講話，都被周恩來周到細致嚴謹的科學工作作風所感動。

　　事故原因查明后，楊國祥又經過幾次試投彈，結果十分順利。1972年1月7日，楊國祥再次駕駛載有氫彈的強—5甲型飛機升空，隻一次進入靶區，就成功地將氫彈准確地投向了目標。氫彈在空中成功爆炸，使中國的核武器又增加了新的使用手段。

　　聚焦周恩來開創性貢獻

　　周恩來早在1956年1月就率先提出核能和平利用的發展方向

　　該展以大量直觀圖文史料告訴觀眾：周恩來為中國“兩彈一星”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對於年輕的共和國來說，都是拓荒性、突破性和奠基性的，不僅奠定了新中國“兩彈一星”輝煌的歷史基業，也為共和國未來規劃了宏偉藍圖，指明了尖端國防的前進方向。

　　中央研制原子彈決策后，周恩來親自組織實施創建中國原子能工業，並及時作出研制導彈的戰略決定，使中國的“兩彈”走上協調發展軌道。他指示中科院廣泛深入開展原子能科學技術的全民教育﹔建立“兩彈”管理、研究機構和工業體系﹔組織強有力的“兩彈”人才隊伍﹔主持制定以原子彈、導彈等國防尖端科技為優先保障的重點項目科學技術12年發展遠景規劃﹔力爭蘇聯技術援助，簽訂6項涉及核科技、核工業和核武器等的協定﹔大規模展開“兩彈”研制和試驗基地建設﹔靈活應對蘇聯的毀約停援﹔組織攻克原子彈、導彈技術難關等。

　　這些在周恩來卓有成效的推動下取得的開創性、奠基性的工作成果，為20世紀60年代我們共和國的全面收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除了這些重大決策，在“兩彈一星”事業基本工作原則和政策基調方面，周恩來開創性的思路也發揮了巨大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試驗准備期間，周恩來對參加第一次核試驗的工作者提出了“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 十六字方針。這十六個字，成為我國國防尖端武器研制、試驗、生產和戰略導彈部隊至今仍共同遵循的座右銘。

　　1964年10月13日晚，周恩來將新華社社長吳冷西、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召到釣魚台6號樓，親自口授要點，起草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新聞公報》和中共中央通知。該聲明奠定了中國核戰略與核政策基調，一直沿用至今。

　　周恩來早在1956年1月就首先提出核能和平利用的發展方向。在晚年，他更是用了一大部分精力推動中國核電事業的發展，提出了一系列中國核電事業創建和發展方向、方針和原則。

　　1970年2月8日周恩來提出：“從長遠看，解決上海和華東地區用電問題，要靠核電。”之后，中國首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即以這一天的日期，正式定名為“728”工程，並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核電工程研究院——“728”工程研究院。

　　1970年11月7日、12月5日，周恩來連續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聽取關於核電站建設問題的匯報，他強調指出：二機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彈外，還要搞核電站﹔我國發展核電站的方針是：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

　　首次展示“兩彈一星”群英譜

　　以研究者的視角，對參與“兩彈一星”事業並做出重要貢獻的一大批無冕功臣、組織領導者和千萬無名英雄進行宣傳和展示

　　20年前，在舉國慶祝新中國成立50周年前夕，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表彰大會，隆重表彰為新中國“兩彈一星”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並授予他們“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隱姓埋名了幾十年，為共和國創造了“兩彈一星”奇跡的英雄科學家們，終於公開亮相，站在了庄嚴的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

　　這次展覽引起人們特別關注的是：在這2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身后，還呈現出一部閃耀著歷史光輝的群英譜，他們是一大批功勛卓著、隱姓埋名的無冕功臣和千千萬萬個為“兩彈一星”事業默默做出貢獻的無名英雄。

　　本次展覽，“群英譜”部分用大篇幅展示了三百名左右無冕功臣。對於這部分內容上還是不上，在展覽內容編寫過程中組委會內部曾有過不同意見。盡管我們已通過發函、研討會、採訪親歷親聞者等多種形式，盡可能去梳理、完善“群英譜”名單，但囿於資訊、能力所限，依然難免挂一漏萬。經過慎重考慮，我們還是決定將“群英譜”部分保留，這是一個雖需要完善但絕不能缺失的重要內容。

　　聶少勇在談到自己的觀展感受時表示：“雖然展覽的名字叫‘周恩來與兩彈一星’，但是展覽並沒有忘記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和普通人，我特別贊賞展覽的最后，把許多沒有受到中央表彰的科技工作者和眾多組織者以及后勤保障人員列入展覽內容的做法，這是一大創舉，是所有展覽沒有做到的，是一大亮點。”

　　（作者系周恩來與兩彈一星全國巡回展策展、撰稿人、“兩彈一星”歷史研究分會文史項目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