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不讓中央革命博物館挂他自己照片

　　我和周恩來同志早在大革命時期就相識了。當時我們都在廣州，他任中共粵區軍事委員會書記，我在中山大學任黨總支書記和粵區學生運動委員會委員。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我從廣州轉移到上海，在中央軍委工作，恩來同志是中央軍委書記。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恩來同志出席“六大”回國后，到天津主持中共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傳達“六大”會議精神，整頓北方黨的工作。我被派去為這次擴大會議作籌備，以后又留在天津工作。

　　1928年10月，我正在上海“預備留蘇學生支部學習班”准備去莫斯科學習。陳潭秋同志作為北方黨的負責人，從天津回上海匯報工作。他找到我，希望我同他一道去天津工作。我沒有立即回答。當時，李立三同志已經從莫斯科回國，在上海臨時主持中央的工作。潭秋向李立三提出，北方黨經過幾次大破壞，干部很缺，希望中央增派干部並提到了我。立三當即表示同意。后來，潭秋帶我去見李立三（他住在上海先施公司樓上大中酒店），立三對我說：“你不要去莫斯科學習了，和陳潭秋一起去天津工作吧！明天就走。”我當時對他那種命令式的口吻有點反感，但還是同意了。立三對我們說：“北方黨現在比較亂，需要整頓，中央在莫斯科開會時已經研究了，決定由周恩來去天津主持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傳達‘六大’精神，整頓北方黨的組織。現在，‘六大’已經結束，周恩來正在回國途中，不久就可到達上海，你們可先去籌備，為會議做好准備工作。”

　　10月10日左右，我和潭秋從上海乘船出發，同行的有潭秋的愛人徐全直和幼兒，還有詹大權的愛人田杏梅。在船上，潭秋同我談論了很多問題，諸如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看法等等，而談論最多的是關於北方黨的情況。據他說，北方黨歷史遺留下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復雜，主要是大革命失敗后北方黨的領導人彭述之等犯了錯誤又不能正確對待，互相之間鬧意氣，以至領導機構被解散，多數基層組織陷於癱瘓狀態。另外，黨員中非無產階級思想泛濫，自由主義、極端民主化等等相當普遍。由於當時黨的經費來源發生了恐慌，有些黨組織就要求平分黨的經費，鬧經濟問題也很突出。總之，北方黨從思想到組織，都比較混亂。為此，黨中央已經派陳潭秋、劉少奇和韓連會為特派員，專門去處理順直的問題了。

　　船抵天津的第二天，我們見到了劉少奇同志，向他轉達了李立三說的關於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傳達“六大”會議精神的意見。這時，北方局已經撤銷，以“潭少連”（即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三人名字各取中間一字的合稱）名義代行北方局的職責，所轄范圍包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熱河、察哈爾等。因為北方局已經撤銷，組織部和宣傳部亦不存在，機關裡隻有一個秘書處，下設辦公室和油印科等辦事機構。領導分工是：韓連會為書記，劉少奇管組織，陳潭秋管宣傳，詹大權負責秘書處。我分配在秘書處工作，同郭宗鑒同志住在一起。

　　會議的籌備工作很快就開始了，根據潭秋的意見，我們從了解情況入手，先閱讀材料，然后再到基層去作實地調查。這期間，我們看了很多材料，有特委的，縣委的，也有中心縣委的，都是給北方局的報告。其中有些報告寫得很好，如保南、保北、直南、京東等黨組織的報告，寫得很有水平，給我印象較深。從那些報告來看，大革命時期北方黨的工作確實是很有成績的，雖然有些地方黨組織后來多次遭受破壞，但各地保存下來的黨組織仍然比較好，如河北省的保定南特委、保定北特委，北平市委，唐山市委和山東的淄博、濟南特委，以及遵化縣委、豐潤縣委等。另外，陝西、西安、山西、熱河、察哈爾等地，也有黨的組織，煙台地區的軍隊裡也已有了黨的工作。

　　我們看了一段時間的材料之后，分四路到基層去調查：潭秋去平漢線保南、保北地區﹔少奇去京東唐山、玉田、豐潤等縣﹔韓連會去津浦線滄州、大名府等地﹔我去平綏線北平、張家口等地。半個月以后，大家陸續回到天津，進行會議的具體准備。我們一面著手會議文件的起草，一面進行代表人選等組織准備。起草的文件有政治任務、黨務問題、農民運動、職工運動、青年工作、濟難會問題等方面的決議案草稿。這項工作由潭秋負責，我協助。關於政治決議案問題，我們隻搞了一個提綱，因為要等恩來同志來了以后才能正式起草。有關組織准備工作，由少奇同志負責，詹大權協助。

　　1928年12月中旬，陳潭秋接到上海黨中央發來的秘密電報。電報說周恩來已經乘船來天津，並告訴了化裝情況，要我們派一位和恩來認識的同志去碼頭迎接。因為我認識恩來同志，潭秋派我去接。當天下午3點多鐘，我去碼頭等候。約4點半鐘，一艘從塘沽開來的船，緩緩地靠近了海河碼頭。在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商人，留著八字胡，頭戴禮帽，身穿長袍馬褂，我一眼就認出他是周恩來。他也很快認出了我。一見面，他親切地說：“是你在這兒，什麼時候來的？”我說：“剛來不久，比你先到兩個月”。我看時候不早了，提議到附近飯館先吃飯。飯后，我陪他先到長春旅社（現濱江道 117號）稍事休息。當時這裡是黨的秘密交通機關，已經有不少准備出席擴大會議的代表住在這裡了。休息后，我送恩來同志到日租界一家高級賓館住下。這是一幢三層樓房，恩來同志住二層一個有套間的大房間裡。第二天上午，潭秋、少奇、韓連會、張昆弟、郭宗鑒和我一起去見周恩來同志，向他匯報了北方黨的工作和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的籌備情況。當即決定，大會的政治報告由恩來同志自己起草。在研究代表名單時，少奇和潭秋都提了一些人，恩來同志意見，凡出席“六大”回來的華北地區的中央委員都可以參加，代表名額不宜太多。經反復研究，由50多人壓縮為40余人。

　　為了統一思想，把會議的籌備工作搞得更好些，我們針對順直黨存在的問題，編印了一個黨內刊物《出路》，意即北方黨的出路。第一期於1928年11月16日出刊。劉少奇同志寫的發刊詞。這是一個戰斗性比較強的小冊子，是油印的。主要內容，一是對順直黨的出路和如何整頓進行討論，統一認識﹔二是論述黨的組織原則，向黨員進行組織紀律和黨的基礎知識教育。此外，也還刊登一些有關中國革命前途、共產主義事業和黨的方針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就在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即將召開之前，《出路》第二期印出。第一篇文章是中央給順直省委的一封信，題目是“中央對順直黨改造的路線”。在這一期《出路》上，周恩來同志還署名伍豪，寫了一篇《改造順直黨的過程中幾個問題的回答》。這是恩來同志剛到天津，同一部分同志談話之后，為了解答大家對整頓順直黨組織的一些疑問，在《出路》付印之前趕寫出來的。在《出路》上，少奇同志化名趙啟也寫過《職運須知》等文章，潭秋也有文章，我也寫過一篇。這是個不定期的刊物，到1929年8月才停刊。全國解放后，我一直在找這個刊物，沒有找著。“文革”期間，天津大學的學生向我調查時，我從他們手裡看到了《出路》第二期，說是從保定地區倒塌房屋的牆壁中發現的。他們讓我鑒定真偽，我一看就知道是真的，是技術科武徑（竟）天刻寫的。

　　1928年12月底，中共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在天津正式召開。大會會場是由郭宗鑒和詹大權負責安排的。地點在法租界內張庄大橋興義裡附近的兩排平房內。這是上海地產公司新蓋的房子，尚未住人。附近有個澡堂，不遠處還有個小教堂。參加會議的代表，除了出席“六大”回來的華北地區的中央委員和北方黨領導機關的負責人以外，來自地方黨的代表有：直南的都清玉、張兆豐（曾是馮玉祥部下的一位師長），保屬閻廷弼，京東的李運昌，還有唐山的三老：老鞠懷、王德政和李靜。王德政是從蘇聯回來的華工，是唐山的代表﹔李靜是唐家庄煤礦的代表﹔老鞠懷去過法國，是唐山、天津的交通員。老鞠懷和李靜后來都叛變了。

　　會議開始，首先由周恩來同志作政治報告，他詳細地傳達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勢，講述了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性質，指出當前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高潮已經過去，新的高潮還沒有到來，黨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爭取群眾，開展斗爭，迎接革命的新高潮。並說，這是目前決定一切的准繩，全體同志都必須有深刻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確地運用。這個報告比較長，恩來同志較多地分析了黨員中存在的不正確觀念。指出，這些不正確的觀念，都是沒有了解六次大會決議的正確意義，都是妨礙我們目前爭取群眾的總任務的。他對順直黨內存在的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評。他說，要使黨布爾什維克化，要加強無產階級的基礎，同時繼續改造黨的組織，尤其要堅決地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意識﹔要全面地貫徹“六大”精神，執行“六大”路線，就必須肅清過去“左”的或右的傾向，因為它是與“六大”的精神和路線絕對不相容的。

　　在周恩來同志報告之后，劉少奇同志和陳潭秋同志都分別作了報告。少奇同志主要談代表資格的審查和北方黨的一些情況。潭秋主要談整頓北方黨的方針。會上，大家對北方黨的看法有分歧。有些人認為北方黨的舊基礎已經落伍了，糟得不象樣子了，但潭秋認為北方黨的基礎還是比較好的，同南方相比，白色恐怖的摧殘和破壞並不十分嚴重，問題是上層領導不團結，糾紛不斷，需要整頓。他對北方黨的看法比較全面。我記得恩來同志是支持潭秋的看法的。

　　會議根據“六大”決議精神，結合順直黨的具體情況，經過討論，通過了一些決議案。其中有《順直黨的政治任務決議案》、《順直省委黨務問題決議案》、《順直省委職工問題決議案》、《順直省委農民問題決議案》、《順直省委青年運動決議案》以及《順直省委婦女運動決議案》等。這些決議案，事先都經恩來同志審閱過的。最后，會議通過選舉，正式產生了中共順直省委。同時成立的，還有順直軍事委員會，張兆豐為書記﹔順直職工運動委員會，張昆弟為書記﹔順直農民運動委員會，郝清玉為書記﹔順直婦女運動委員會，秦蘭英（張昆弟的愛人）為書記。

　　1929年1月10日或11日晚上7點多鐘，恩來同志在天津佛照樓主持召開了順直省委第一次常委會議。參加的人不多。我也列席了。會上研究了分工：韓連會任書記﹔陳潭秋任宣傳部長，我協助﹔張慕陶任組織部長﹔郭宗鑒為省委秘書長。張慕陶當時正在從莫斯科回國途中，關於他任組織部長問題，會上發生很大爭論，有幾位代表堅決不同意，說這個人愛吹牛，假積極，作風不正派，經恩來同志（時任中央組織部長）作了一些解釋和說服工作，最后決定“維持原案”。

　　原計劃要恢復天津市委的，后來根據恩來同志傳達中央關於省委要集中注意產業中心區域工作的指示，決定暫不恢復市委而先建立若干區委，由順直省委直接領導。據此，天津建立5個區委，即下邊區（以小劉庄裕源紗廠為主）、河北區（以恆源紗廠為主）、河西區（以西樓五村為主），另兩個區的名字我記不准了，大概一個叫租界區（以市區租界為主），一個叫河東區（以佟家樓裕大紗廠為主）。

　　1月底，恩來同志完成了在天津的任務回上海去了。是郭宗鑒同志送的。他回上海后，仍然關心著順直黨的工作。記得在他離開天津時，我曾對他提起，我們沒有印刷設備，刊物隻能用手刻的困難，他答應回上海后立即想辦法。不久，原任黨的出版部經理的毛澤民同志來了，他就是根據恩來同志的意見，率領人員帶著機器由上海來天津的，也是我去接的。和毛澤民同志一起來的還有他的愛人錢希鈞（細君）和孩子，以及專門搞印刷的毛主席的侄兒毛遠躍等。他們來后，我領他們同省委技術科的負責人紀廷樣接上了關系，在英租界小白樓一帶租到一所房子，辦起了一個印刷廠。這個廠對外稱“華新印刷公司”，也承接一些印廣告之類的外活，實際上是省委的地下印刷廠。省委后來出的刊物《北方紅旗》和在天津翻印的《布爾什維克》等，就都是他們印的。這個地下印刷廠，在印刷省委的機關刊物和秘密文件方面曾起過很大的作用。

　　在順直省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同志曾代表組織號召青年知識分子黨員到基層去，到工廠去，到產業工人中去開展工作、接受鍛煉。我就是響應這一號召，經省委批准，到下邊區任區委書記並到工廠做職工運動的。

　　我一生中多次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工作，得到他親切的教誨和關懷。1952年他讓我去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工作，一再囑咐我要好好宣傳黨的歷史和革命先烈的事跡，卻不讓挂他自己的照片。他就是這樣一位對人民作出極大貢獻而又十分謙虛的偉人。

　　（朱家謨、劉杏芬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