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難忘的接見

　　周恩來總理一貫重視機械制造行業的發展，對我國機械工業如何更好地發揮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給予了極大的關懷。1966年我國即將進入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為了保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順利進行，曾開了兩個關於改進設計工作的全國性的討論會。其一是屬於基本建設方面的，討論的中心為“正確的設計從哪裡來？”旨在改進基本建設設計﹔其二是為適應基本建設需要的，關於“機械產品設計革命，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討論。尤其是1965年11月第二個討論會期間，周總理接見與會部分代表時，對科技工作者的諄諄教誨，我一直銘記心中。

　　當時建國已15個年頭。我國機械設計的發展，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要新建一個工廠，首先必須有正確的基本建設設計文件，然后有工藝用的成套機械裝備，這二者又必須協調一致。先進的工業必須有先進的工藝裝備﹔先進的工藝裝備又需要有研究、試驗、設計、制造、安裝、使用、維修一大套程序才能完成。當時我們許多同志不了解這種相互關系，一味強求先進，出現了基建部門要求提得晚，要得急，變得多，以致使制造部門窮於應付，陷於被動、彼此抱怨、相互“將軍”。

　　1964年11月，毛澤東同志發出開展群眾性設計革命運動的號召，《人民日報》開辟“正確的設計從哪裡來？”的專欄，在全國展開了對設計革命的討論。同時機械設備制造部門，也迫切地提出改進設計的要求。在國家經委領導主持下，成立了“機械產品設計革命委員會”，經過半年的籌備，到1965年11月正式召開了全國機械產品設計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來自機械、農機、冶金、化工、石油、煤炭、鐵道、紡織、農業、林業、輕工等系統的代表800人。會上廣泛地交流了經驗，熱烈響應毛主席對設計革命的號召，學習了周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報告中提出的“要採用先進技術，必須發揮我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大搞科學試驗”的指示精神，進一步理解“下樓出院，依靠群眾”，實行四個到現場等方法，樹立新的規章的現實意義，正確理解自力更生與學習世界先進經驗的辯証關系。

　　11月24日，全國機械產品設計工作會議將結束時，周總理約有關部委負責人接見了參加會議的部分代表，這是一次難忘的接見。

　　接見那天由高揚文和我率部分代表，有各大廠的廠長、總工程師和各地經委負責人共80人參加。

　　當周總理聽我介紹說，今天到會的隻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工程師時，說：工人少了就不能代表三結合，我開了四次棉花會議都請棉農來。你們是第一次，沒想到也難怪，但這是個缺點。

　　接著我把我國主要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外國對比差距作了介紹。其中提到：

　　鋼，世界先進水平是每個工人的年產量100~150噸，我國是30噸﹔重型機械，世界先進水平是每人年產7-20噸，我國是1噸多一些﹔汽車，世界先進水平是每人年產6-12台，我國是1台多一些﹔拖拉機，世界先進水平是每人年產10-28台，我國是1台。……

　　向周總理匯報時，我說明，這些勞動生產率，並不可能完全可比，還有其他許多因素，而機械設備的落后，也是個重要因素。

　　周總理說，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比較，所以我們要樹立信心，立壯志，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原子彈我們也造出來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當匯報到我們的大工廠的設計人員太少，隻佔職工總數的2％，同世界先進國家相比，他們約佔5－7％。而且我們的統計，把設計人員放在非生產人員一起，有的廠還把設計人員作為精簡的對象時，周總理說：設計人員，不能算非生產人員，沒有設計研究人員，怎能拿出新產品來呢？這是第一道工序，拿人家的成品來解剖，分析、研究，然后仿造改進再創造。這樣就可以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說設計人員是非生產人員，這個分類法不當，要通知勞動部和統計局，我們在這裡定了：設計人員應當是生產人員，要他們跟著改。接著又著重談了設計要從實際出發，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性。並對我說：沈鴻，你那水壓機，一個人能搞出來嗎？還不是要找其他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一起搞。不要隻算專職設計人員，要包括熟練工人（包括年輕的和老的工人），他們可能講不出道理來，但積累了經驗，能找出毛病在哪裡，有竅門，能解決問題。從這裡可以大量產生設計人員。但也不要我一號召，來個響應，就一下子把指標提高到5％或7％，把許多老工人放到研究所設計科，結果沒事情做，坐冷板凳，那就苦死了。智慧是從勞動中來的，以他們為主有好處，這樣可以不脫離實際。不是要把老工人帶到科室去，而是倒過來，要把技術人員帶到現場去。陳永康是水稻專家，離開了稻田就搞不成了。要承認老工人有設計能力，一切智慧來之於群眾。毛主席說過善於領導的人，就是把群眾智慧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智慧是勞動的結果。理論要聯系實際，好的技術人員就不能脫離勞動實踐，做到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工程師要真正搞出東西來，非參加勞動實踐與工人相結合不可。我們都是知識分子，要認識這個真理可真不容易。

　　當唐山車輛廠同志詳細匯報他們吸收了老工人、工具員、定額員參加設計時，周總理說：你們隻有7個設計人員，但參加設計的30多人，多好幾倍，我們的設計就應當這樣做。要動員全部員工的力量，發揮他們的智慧，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按你們那個20％的數字，大學生一年能分配到幾個？這樣10年、20年也趕不上。按唐山廠這樣計算，15年就可以了，到1980年就可以培養出大量的設計人員來，使機械產品設計面貌改觀。

　　當匯報到我們大量翻譯和採用蘇聯的設計時，周總理說：蘇聯的東西，有些也是陳舊的，對我們不是都適用，都照搬設計科就變成翻譯科了。我過去碰到一些研究院的人，大學畢業十幾年，還沒有到現場去，不是畫就是抄。他接著說：先下去也好，要造成一種風氣，以不下去為恥，以不下去為落后，不下去就不好過。你要設計產品，又不下現場去怎麼能行呢？

　　當匯報到規章制度時，周總理說：煩瑣哲學來源於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學了蘇聯的教條主義。但我們也有自己的一套，不能都怪蘇聯。我們的公文這一套，就不是學蘇聯的，發一個文要五六個部長畫了圈，才能出去。學習蘇聯主要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就少了。我們過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封建社會有許多繁文縟節也影響了我們，還有習慣勢力，不敢改，沒有革命精神。規章制度完全沒有也是不行的，要創造，要因地制宜，實事求是，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搞起來，需要幾條就搞幾條，不要求全。

　　接著周總理談到設計革命的成敗，關鍵在領導。他說，領導要革命，要以身作則。領導不革命就不負責任。部長、局長直到科長都是長。“首”就是頭腦，顧名思義就是要用頭腦，要思想領導，要帶頭實踐。隻說不做不行，要自己抓，自己要首先向群眾請教，當個長是不容易的，第一要學習毛澤東思想，第二要參加實踐，向群眾請教，第三要有自我批評精神，有錯帶頭查，把大家的積極性帶動起來。為什麼設計人員關門不出來呢？這是跟你們（指在座的部委負責人）學的，不能怪設計人員。要怪你們這些長。我們國務院過去沒有提倡，也得檢討。領導看到了要敢講，要敢於否定錯的東西，希望部長們都這樣辦。請秋裡代表國務院、代表我，首先承認錯誤，過去沒有抓，沒有把大家的智慧發揮出來，然后提出要求。

　　最后，周總理鼓勵大家說：這次會議開完了，設計革命發展了，新東西搞出來了，明年開一個新產品展覽會，再推動一下。你們回去一定要發動群眾討論，要通過實踐和群眾結合，走群眾路線。在這個基礎上搞三結合，搞產品設計革命大有可為，在不大長的時間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到底多長時間，要看你們的努力。

　　在周總理接見以后，代表們受到了極大鼓舞，認為今后機械產品的設計工作，在思想上、方法上、組織上更加明確了。時隔半年，正當機械戰線廣大科技人員為我國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作出努力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許多有成就的科技人員和有經驗的老技工，被戴上“白專道路”、“技術挂帥”的帽子，剛剛興起的設計革命夭折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如果沒有這種干擾，讓群眾參加技術革命繼續發展下去，三年五載總結一次，就可能由漸變達到突變，那麼我國的機械設計的成就，就遠遠不是今天的水平了。即使如此，我國機械工業的廣大科技人員沒有辜負周總理的殷切期望，即使是在動輒得咎的十年浩劫中，他們依然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和社會主義大協作的原則，為實現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