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對外貿工作的關懷和指導

　　1951年，我調到中央外貿部工作。由於周總理對外貿工作極為重視，親自抓，抓得很緊，使我同他的接觸多了。我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做了一些工作，我深深感到我國的外貿工作凝聚了他的很多心血。他對發展外貿事業的指導思想、工作作風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教育。

　　（一）

　　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當時處於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和不少受美國影響或控制的西方國家，同我國幾乎沒有直接貿易關系。為了打破美國的封鎖禁運政策，開展我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周總理十分注意從貿易上尋找突破口，通過貿易，特別是對西方國家的貿易，喚起各國的輿論，調動工商界的積極性，造成“以民促官”的態勢，促使某些西方國家政府放寬貿易限制，打破“封鎖”，逐步向邦交正常化方向發展。對外貿易部和貿促會等機構在50年代開展的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活動，就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進行的。其中，打開中日民間貿易的通道，經過20多年不懈的努力，終於導致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事例。周總理曾經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1952年4月，為了促進東西方貿易，蘇聯在莫斯科舉辦了國際經濟會議。周總理向外貿部門作了部署，積極參加籌備這一次會議，認為這樣的經濟會議，對我打開西方貿易關系，打破美國對我們的封鎖禁運政策是一次很重要的機會。於是決定派遣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同志為首的大型代表團出席會議。並邀請了黨外知名人士章乃器（著名經濟學家，后來曾任糧食部部長）、李燭塵（天津工商界著名的鹽業專家，后來曾任輕工業部的部長）、吳蘊祁（上海著名實業家）、陳維稷等參加。周總理親自研究確定了代表團成員名單，並接見代表團成員，審閱修改代表團的講話稿。隨后，周總理又指派我為副團長參加會議。當時，我正在外貿部領導三反五反運動。他對我說：參加這樣的國際經濟會議，機會難得，不能放棄。在那裡，我們同外國代表團交往的面要寬一些，廣一些。他的意思是，在對外貿易上，我們不能全倒在蘇聯、東歐這個攤子上，應該而且隻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同西方國家打交道。他說道：你們小伙子去沖一沖，爭取打開我們同西方國家貿易往來的局面。如果美國人願意同你往來，你也要敢於同他往來。會議期間，我們中國代表團同四十多個國家的貿易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交換發展貿易的意見，結識了許多朋友。根據這次會議的倡議，一些與會國家代表團回國后成立了促進東西方貿易的民間團體。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就是在1952年5月成立的，由南漢宸同志擔任主席、冀朝鼎同志任秘書長，隨后又增補我和李燭塵為副主席。

　　根據周總理的安排，南漢宸同志曾在會前向一些日本經濟界人士，如村田省藏、石橋湛山等人發出函電，通報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的重要意義，邀請他們與會，共商促進國際貿易大計。村田等人很想出席，但因受到美日當局阻撓，沒有成行，只是在東京舉行了座談會，表示贊成這個會議的召開和它的宗旨。當時，有三位日本國會議員在歐洲訪問，他們和國內取得聯系並獲悉國內意圖后，便先后前往莫斯科。這三位議員是社會黨眾議員機足計、日本參議院綠風會議員高良富（女），改進黨眾議員宮腰喜助。雖然機足和宮腰到莫斯科時，會議已經閉幕，我們卻尋找機會同他們進行交談，探討打開中日民間貿易通道問題。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們邀請這三位議員和他們的秘書訪問中國。他們接受邀請，來中國訪問。高良富等人成為戰后日本第一批訪問中國的客人，並成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他們這次來中國就簽訂一項民間貿易協議事進行了談判。這次談判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進行的。貿易協定於1952年6月1日簽訂，這是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立即引起日本很大的反響。高良富等人回國后在全國各地舉行訪華報告會，介紹新中國的情況，聽眾成千上萬，景象十分熱烈。日本人民由此掀起了一個持續不斷的促進日中貿易和恢復邦交的群眾性運動。日本政府不得不從1953年開始放寬對中國的“禁運”措施，並且允許日本人士訪問中國。隨著中日民間貿易的恢復和發展，周總理又部署了遣送日本僑民回國，釋放悔罪較好的日本戰犯，締結中日民間漁業協定，同日本各界人士開展友好交流活動等項工作。以廖承志同志為主的幾個同志，在周總理、陳雲、陳毅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之后，日本的貿促運動日益擴展，把許多國會議員和地方議員也動員起來了。同年9月，由日本各黨派議員組成的代表團應貿促會邀請來我國進行參觀訪問並參加我國的國慶觀禮，周總理及時抓住這個機會，再次指示貿促會同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談判締結第二次中日貿易協議。由於這個代表團包括了執政黨的議員，對促進中日貿易明顯地加強了“以民促官”的勢頭。周總理會見了日本和平運動領導人大山郁夫教授，就中日關系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闡明了我國的基本立場和方針政策。周總理強調指出：中日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有些日本人認為“中國工業化了，中日貿易就沒有前途。”必須指出，這是完全不對的。隻有中國工業化了，才能徹底改變過去那種所謂“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的經濟關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貿易關系。中國逐步實現工業化，中國國家和人民的生產和需要就會愈加擴大，就愈需要發展國際間的貿易關系。而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中國和日本貿易的發展和經濟的交流，是完全有廣闊前途的。

　　為了表明對第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的支持，周總理還請郭沫若同志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和廖承志等同志一起，同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進行了長時間座談。郭沫若同志提出，如果日本斷絕與台灣的關系，擺脫美國侵略主義的附庸國和追隨者的地位，成為和乎獨立的國家，那麼中日正常關系不但可以建立和發展，而且進一步的合作也是可以考慮的。

　　日內瓦會議期間，實現了中國貿易代表團首次訪問英國，把美國的封鎖禁運打開了一個口子。這對其他西方國家，特別是日本影響很大。日本在野黨、工商界以及執政黨的一些有識之士，莫不要求日本政府在中日貿易問題上不可落在英國等西方國家后面，反對封鎖禁運政策的呼聲進一步高漲。這年9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等團體成立，加強了促進中日貿易運動的力量。11月，李德全和廖承志率領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日本，開展大量的友好活動。這是新中國首次訪日的代表團，影響很大、很好。12月，鳩山一郎內閣成立，表示要同中國和蘇聯建立正常關系。日本貿促運動於是又向恢復邦交運動方向發展，成立了“日蘇、日中邦交恢復國民會議”等聯絡各界力量的組織。日本國會還通過了促進日中貿易和邀請中國貿易代表團訪日的決議。周總理密切注視日本形勢的變化，進一步部署了對日工作，其中，在貿易方面，指示我們對日簽訂具有半官方性質的貿易協定，並通過兩國相互舉辦展覽會等活動，以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

　　1955年1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首任會長村田省藏訪華，正式邀請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日本，商談簽訂新的貿易協定。周總理同村田會長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縱論國際形勢，闡明我國對日本政策，並且對村田提出的一些疑問作了說明。原來，村田在出面從事日中貿易工作時，曾取得吉田茂首相等人的諒解。吉田內閣採取不承認中國的政策，但是也需要同中國建立通話的渠道，因此曾對村田表示，日本政府不好出面同中共打交道，有關中國的問題就請村田先生承擔。村田在會見周總理時曾經直截了當提出：日本同中國來往，最擔心的是中蘇聯合起來顛覆日本政府、指揮日共鬧革命，改變日本社會制度，從而支配日本。針對日本方面的這一疑慮，周總理耐心地反復說明革命不能輸出的道理，表明各國共產黨隻能根據本國人民的意願來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中國信守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中國也從未派過一兵一卒去侵佔別國的領土，說中國要侵略日本，不僅是帝國主義者的惡意中傷，而且是一種煙幕，用來掩蓋自己的侵略。村田曾感嘆地說，他訪華的最大目的是拜會周總理，直接聽取中國的方針政策，這次達到了目的。村田對周恩來總理極為敬佩。

　　我當時任外貿部常務副部長兼貿促會副主席，協助葉季壯部長和南漢宸主席開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工作。由於南漢宸主席有病正在休養，根據周總理的決定，1955年3月，我以外貿部副部長和貿促會副主席的雙重身份率領中國貿易代表團訪日，總理指示我，訪問期間除了同日本民間團體和企業界進行談判外，也主動做日本官方的工作。5月在東京簽訂的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其中特別規定：雙方要促進兩國政府談判簽訂政府間的貿易協定，兩國國家銀行簽訂支付協定並實現雙方互設常駐商務機構。當時鳩山首相曾表示對這個協定給予支持和協助。我們曾一度爭取到日方安排鳩山首相接見代表團，后來由於受到反對派的壓力，鳩山借口在外地休養而失約。在同一期間，周總理率團出席萬隆會議時，曾主動會見了日本政府代表團團長高碕達之助，暢談了中國對外政策，增進了相互了解，結成朋友，遂有高碕先生在1960年10月親自率領代表團來華訪問，並同廖承志簽訂備忘錄，促進了日中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根據在東京簽訂的第三次日中民間貿易協定，雙方貿促團體首次互辦商品展覽會，獲得很大成功。1955年我國在東京、大阪舉辦展覽會。展前，周總理曾親自審查預展，對展覽工作以及展品內容都作了明確而具體的指示。1956年日本展覽會在北京和上海開幕，周總理又親自檢查我們的工作，對接待、展出、觀眾以及小賣品等工作都作了仔細的研究。周總理還同意了村田提出在展覽會懸挂日本國旗的要求，並指示說：要讓日本展覽會懸挂本國國旗，還要派人加以保護。國內如有群眾對此不理解，對過去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還有仇恨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向他們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把廣大日本人民同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區別開來，使他們了解做好中日友好工作，對於維護遠東和世界的和平，有著重要的意義。周總理高瞻遠矚和豁達大度，使日本朋友及人民深受感動和教育。尤其是與1958年5月在日本發生的侮辱中國國旗事件，成了鮮明的對比，愈顯示出中國人民的高大形象。

　　村田省藏為了主持日本展覽工作，曾再度訪問中國，對中國允許日本展覽會懸挂日本國旗一再表示感激。毛主席和周總理等領導人都分別會見村田，並且參觀了日展。周總理請村田會長轉告鳩山首相：北京的機場隨時為日本首相開放著，歡迎鳩山首相訪問中國，共同商談兩國關系問題。當時，鳩山內閣已實現了日蘇建交，沒有來得及解決中日關系正常化問題，就由岸信介接替組閣，中日關系遇到了重大挫折。

　　1957年日本三個貿易團體的負責人組成通商使節團來北京，同貿促會商簽第四次中日貿易協定，其中最大的障礙是互設常駐商務機構。由於岸信介政府敵視中國，設置了重重障礙，使雙方談判長達一個多月未能達成協議。當時我是中方代表團團長，周總理很關心談判的進展情況，指示廖承志等同志幫助外貿部和貿促會研究談判對策。最后周總理分析了談判僵局，指示我們採取分兩步走的方針。第一步，把雙方已經同意或接近的條款，列入協定正文，予以通過﹔第二步，把雙方還有分歧的問題，即互設商務機構的政治待遇問題列入備忘錄，作為協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日方進一步向其政府做工作。經過多次談判，於1958年3月簽訂了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通過了備忘錄。

　　1958年，周總理為了開辟對日貿易通道，指示外貿部組織有關公司同日本鋼鐵界權威人士稻山嘉寬在這一年2月簽訂了一個為期5年的鋼鐵貿易協定，雙方出口總額各為一億英鎊。這個協議在當時看來，是一宗大規模交易，對日本和國際上都有很大影響。稻山嘉寬帶了高碕達之助的介紹信，拜會了周總理，雙方進行了長時間的誠懇坦率的交談。周總理從大局著眼，解決了雙方在價格問題上的爭執，並且從世界形勢的發展趨勢，著重向稻山闡述，發展鋼鐵工業與維護世界和平的關系。一席談話，使稻山十分感動。在事隔十幾年之后，稻山再次出面從事日中貿易工作時，他從一個小筆記本中翻出當時周總理同他談話的內容，逐句誦讀出來，並且深為感嘆地說：十幾年來形勢的發展，完全象周總理當年所說的那樣。

　　第四次貿易協定后來受到岸信介政府的破壞。岸信介本人到台灣、美國等地活動，多次公開攻擊我國，甚至揚言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1958年5月，終因在長崎舉辦的“中國郵票剪紙展覽會”上，發生日本暴徒撕毀中國國旗，侮辱中國的嚴重政治事件，使中日貿易一度陷於中斷。

　　在貿易中斷期間，周總理仍然關心對日工作，他從日本社會黨和總評議會領導人那裡得悉，日本某些依靠中國產品為生的中小企業，例如漆器行業，糖炒栗子零售商等，由於不能進口中國商品，生活十分窘迫，熱望中國給予照顧。周總理於是指示中華全國總工會出面，以“照顧物資”方式，向日本中小企業進行適量供應。這充分表現了周總理對日貿易“斷而不斷”的斗爭策略。

　　岸信介政府由於強行通過日美安全條約，遭到日本人民的強烈反對，終於下台，由池田內閣取代。周總理根據當時新的形勢，考慮到日本人民要求恢復日中貿易，發展日中友好往來的要求，在1960年3月發表了重要談話，提出了著名的對日“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和“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這是對50年代中日關系的總結，並為60年代開展對日民間貿易打下了堅固的政治基礎。在周總理的保護和關懷下，“文革”前期，中日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得以順利進行，並且有所發展。經過兩國人民的長期共同努力，1972年9月終於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二）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封鎖禁運，周總理從國際國內形勢的全局出發，指導我們將發展外貿，作為發展我國對外關系的重要環節，將發展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平等互利的貿易往來，作為逐步打破帝國主義妄圖孤立我國的政策的重要手段，取得了很大成功。

　　一、50年代，我國一直重視打開同西方國家的貿易大門

　　1954年4月，我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首席顧問隨周總理前往瑞士參加第一次日內瓦會議。會議期間，周總理對我國爭取同西方國家建立經濟貿易關系的工作十分重視。鑒於在會上英國代表團團長艾登的態度友好，當時英國的工黨領袖威爾遜、保守黨議員戴維·勒拉及英國一些貿易界人士都在日內瓦，周總理指示我多找關系同他們接觸，以英國為突破口，沖破巴黎統籌委員會對我國實行的封鎖禁運政策，打開英國市場。根根總理的指示精神，我主動同英國貿易界人士接觸，表示中國希望同英國做生意的願望，並且說明，隻要英國方面邀請，我就派代表團去英國訪問。隨后，由英國（工黨）威爾遜帶頭，向我們發出了邀請。我們很快就組織貿易代表團去英國訪問。這是我國派往西歐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這對西方國家，特別是對日本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此，我國開始了同西方國家的經濟貿易往來。

　　二、以經濟貿易關系的建立和開展為先導，逐步促成外交關系的建立

　　在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對我國採取敵視態度的情況下，周總理提出以貿易為觸角，先開展貿易關系，進一步發展外交關系。

　　1958年，總理派我去北非摩洛哥等國訪問，就是首先建立了貿易關系，接著就建立了外交關系。我們到摩洛哥后，同他們的貿易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經過幾個月的友好談判，簽訂了中摩政府間的貿易協定，接著摩洛哥政府就同意中摩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互派大使級代表並就此簽署了公報。

　　1964年，中央決定派廖承志、趙毅敏訪問意大利，同意共和意大利社會黨探討建立關系的問題。周總理要我也參加這個代表團，目的是要我通過與意方貿易界朋友接觸，發展兩國政府間貿易關系，以促進早日建立外交關系。經過十天的努力，我用國際貿促會副主席的名義同意大利商會會長簽定了互設有外交豁免權的常駐貿易機構。過渡到1970年11月正式建館互派了大使。

　　三、大力發展同亞非國家的貿易關系，促進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1952年九十月間，周總理指導外貿部同錫蘭（現斯裡蘭卡）的貿易談判，簽訂了用大米換橡膠的長期貿易協定。本著互利的原則，周總理指示我們：賣給錫蘭的大米以國際市場價格售出﹔從錫蘭進口橡膠則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百分之五至十買入。這樣做，既打破了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和禁運，使我國和蘇聯、東歐國家獲得了急需的物資，同時也幫助錫蘭政府以優惠價格得以解決國內急需的大米，增強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從這時開始，中錫兩國建立起了良好的貿易關系，對亞非國家產生了很大影響，使它們都有了同我國建立經濟貿易關系的要求。

　　1955年，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我們同埃及簽訂貿易協定，解決埃及面臨的棉花出口和糧食進口的問題，兩國建立了有外交豁免權的商務代表處。不久就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互派大使。在這前后幾年中，我國先后同尼泊爾、敘利亞、阿拉伯也門共和國、柬埔寨等一大批亞非國家建立了經濟貿易關系和外交關系。

　　四、對外貿易工作要堅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則

　　1956年初，中央領導同志為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曾用了一個多月時間聽取國務院各工業、經濟部門的匯報。外貿部的匯報因葉季壯部長在蘇聯談判，就由李哲人同志和我一道匯報的。匯報中，談到對外貿易額，一位領導同志說，我們這個國家出口貿易應該達到百把億美元（當時我國出口貿易包括香港才十四五億美元）。匯報結束后周總理一再叮囑我們，擴大出口的指示是很重要的戰略思想，你們必須努力去做，同時一定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件事說明周總理最重實際，實事求是。對外貿出口額能搞到多少億美元，他心中是有數的。

　　五、簽訂合同時，要十分慎重，要重合同，守信用

　　1958年“大躍進”，大家腦子都膨脹發熱，周總理及時提醒我們：腦子不要發熱。簽合同要慎重，一經簽約，就一定要履行。這不僅是外貿部的信譽問題，也關系到國家的信譽。7月，外貿部在上海召開全國外貿工作會議，適逢周總理到上海視察工作。這時“大躍進”熱潮已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來了，各地區各部門都在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標。外貿部的領導中，也有受了“大躍進”思想的影響。周總理很擔心外貿工作出亂子，提出要向參加全國外貿工作會議的全體同志談談外貿工作問題。在這次談話中，周總理強調：外貿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強調要“重合同，守信用”。當時上海正在演出昆劇《十五貫》，周總理以劇中人物況鐘實事求是和注重調查研究的故事為例，針對我國外貿合同執行率比較差的現狀，強調指出：你們部長、各省市廳局長、司局長、經理一定要象況鐘那樣，下筆千斤重，不能隨便大筆一揮簽合同。合同一旦簽訂，就要保証履行合同。由於周總理再一次強調了“重合同，守信用”的方針，防止了在“大躍進”氣氛影響下，不顧國內的實際情況和外匯的支付能力，對外輕率地簽訂合同。周總理及時向我們敲了警鐘，使外貿部的工作才沒有鬧出亂子來。

　　六、進口也要從實際出發，注重調查研究

　　由於3年“大躍進“所造成的惡果，1960年就出現了全國糧食供應極端困難的局面，京、津、滬、沈等大城市糧食庫存隻夠供應幾天。甚至有的城市發出告急，市民隻有一天的用糧了。在這種形勢面前，經周總理、陳雲同志建議，黨中央決定進口一定數量的糧食以渡危機。這年12月底，我隨周總理前往緬甸訪問，行前，在飛機場，周總理、陳雲、葉季壯同志還在商量進口多少糧食的問題。當時確定的進口糧食數量是150萬噸。我們到昆明后，外貿部給我打來電話，說中央決定進口250萬噸了。我當即把這一情況報告總理，他說，這件事我不知道。隨后，周總理馬上打電話問陳雲同志，陳雲同志說糧食太緊張了，要進口這麼多才能渡過難關。周總理了解一向精細穩重的陳雲同志都主張增加糧食進口數量，足以說明國內糧食緊張的程度，心裡非常著急，很久沒有說話。在訪緬期間還多次研究進口糧食問題。在訪問結束前一天周總理對我說，訪問結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確實搞清三個問題：一是能不能買到糧？二是運輸問題能不能解決？三是中國銀行能不能解決外匯支付問題？因為當時台灣海峽局勢比較緊張，美蔣對我實行海上封鎖。這樣運輸和資金顯得特別重要。我到香港召集華潤公司、中國銀行等單位經過了解情況，進行研究，一致認為貨源、運輸、外匯問題可以解決。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總理匯報了上述情況后，總理表現出喜悅而又懷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許多反面的問題，經答復后，他的心裡似乎才踏實了。

　　在貨源、運輸、外匯問題基本解決后，我們立即開始了購糧、運輸工作。在大城市糧食供應狀況仍在惡化的情況下，周總理為解決糧食問題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匯報糧食訂購、運輸到貨情況，船隻航行的情況等等。周總理為了解決進口糧食問題真是日夜操勞，嘔心瀝血。

　　（熊華源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