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爭取156項大型建設項目所開展的對蘇聯外交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均很嚴峻。國際上，是尖銳對立的冷戰局面。美國對華採取極端敵視的政策：在外交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政治上顛覆。朝鮮戰爭爆發之后，中國人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邊抗美援朝，邊恢復經濟。到１９５２年初，鑒於朝鮮戰爭一時還難以結束，中共中央便及時確定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根據這個決策，１９５２年間，周恩來便著手主持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關鍵，是蘇聯援建的一批大型工業企業項目。

　　從爭取這批項目立項到實施落實，周恩來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果。本文擬就爭取１５６項大型建設項目，周恩來所開展的對蘇外交工作展開闡述。

　　１９５２年8月訪蘇商談對華援建問題

　　舊中國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是一個典型的落后的農業大國。建國后，雖然３年經濟恢復醫治了戰爭的創傷，但工業生產落后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尤其是重工業“煤、電、油等能源供應緊張，鋼鐵、有色金屬、基本化學、建筑材料等產品，數量不足，品種不夠，規格不多、質量不高，機械工業尚處在由修配到獨立制造的轉變過程中，還談不到以最新技術裝備國民經濟各部門的任務。”①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我國原有的工業畢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②面對著這種困難局面，周恩來強調：“為了實現我國的工業化，就必須主要地依靠新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建設。”③基於這種認識，周恩來開始了爭取蘇聯援建１５６項大型企業項目的外交活動，決定率政府代表團赴蘇力爭以政府間的正式協議來給予保証。

　　為了保証這次訪蘇的圓滿成功，從１９５２年３月起，周恩來便著手進行准備。他有所為有所不為，同年７月初，先后辭去多項兼職，並致函毛澤東：“我擬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和外交工作方面，其它工作當盡量推開。”又說：“對五年計劃當著重於綜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盤意見並准備交涉材料。”④８月

　　１１日周恩來主持起草的文件《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脫稿。該文件強調，這５年建設的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以鞏固國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並保証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前進。該文件的第５部分就是商請蘇聯援助事項。⑤這一文件及時譯成俄文，以便和蘇聯進行談判時，提交給蘇方。正是這段緊張的工作，損害了周恩來的健康，他鼻血不止和心律不齊。⑥

　　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７日周恩來率大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的熱烈歡迎。美國駐蘇大使凱南立刻向其政府報告了此事。周恩來此行的目的，除了就一些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外，主要是尋求蘇聯政府的經濟援助。希望蘇聯政府協助解決地質勘探、工業設計，工礦裝備、器材定貨、技術援助（包括專家、留學生、實習生、藍圖等）。並爭取中國五年計劃裝備訂貨中的貨款差額由蘇聯政府貸款。⑦

　　８月２０日和９月３日周恩來與斯大林兩次會談。

　　在８月２０日的會談中，“周恩來就１５１個工業企業的設計與施工，就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派蘇聯專家，就蘇聯培養中國經濟、技術、科研等部門所需人才等項，向斯大林提出了請求。他說，以前派往中國的蘇聯專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在培養中國工人干部和專家方面。周恩來請求擴大人才方面的援助。為此目的請求挖掘潛力再向中國派８００名蘇聯專家，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派中國青年前往蘇聯學校學習，派中國實習生前往蘇聯工業企業實習。周恩來還請求通過提供技術資料給予中國科技援助。斯大林同意滿足所有這些請求”。⑧９月３日斯大林與周恩來舉行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幾乎都在討論蘇中兩國經濟關系，確切地說，在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和蘇聯在這方面給予援助的問題。”⑨周恩來強調，中國建設“一五”計劃的實現“要取決於中國人民的努力和中國期望從蘇聯那裡得到的援助。”⑩周恩來談到了中國“一五”計劃建設的規模，“初步擬定建設１５１個工廠，而航空工業企業、坦克制造和船舶制造企業除外。現在已將１５１個工廠壓縮為１４７個工廠。”11 9月１５日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報。２２日周恩來、陳雲等１７人回國，指定李富春代理團長之職，繼續留在蘇聯全權領導以后的談判工作。

　　１９５３年訪蘇促成“５．１５協議書”簽訂

　　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１９５３年的偉大任務》，宣布：我國經濟恢復時期已經結束，今年將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年初，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周恩來又秘密地來到莫斯科。他銜毛澤東之命會見斯大林，並再次要求蘇聯為中國工業化提供廣泛援助。蘇方在葉卡德琳娜宮為周恩來舉辦了一個小型午宴，蘇方約有１２人參加。這時斯大林的氣色已很不好。午宴上，斯大林強調，蘇聯人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在中蘇關系的發展上袖手旁觀。會見中，周恩來回顧了剛剛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強調這個條約顯示了歷史所証明的蘇中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他還談到了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粉碎日本關東軍對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談到關鍵處，周恩來再次通報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情況，指出該計劃的核心是工業化問題。周恩來表示，中國的工業化必須有蘇聯方面的廣泛援助才能實現。接著，周恩來非常具體地談出了中國方面的要求。斯大林答應蘇方將繼續與李富春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談判這些問題。同時，斯大林表示，這對蘇聯的壓力並不輕。因為蘇聯目前也正面臨著衛國戰爭之后大規模的國民經濟恢復工作。他舉例說，比如，為了保証中國年產１３００萬噸鋼，僅冶金工業一項就得在中國援建３∼４個蘇聯馬格尼托戈爾斯克冶金聯合企業那樣規模的工廠。12

　　同年３月斯大林去世。周恩來率黨政代表團專程吊唁。同時，與蘇聯新領導談援建問題。后，仍留下李富春繼續談判。

　　４月４日，米高揚向李富春通報了蘇共中央，蘇國家經委對我國“一五”計劃的意見。４月３０日，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致李富春的電文，就雙方談判進程及其結果的中方立場給予了明確指示。電文稱：“請向米高揚表示：（１）中共中央、中國政府與毛澤東完全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關於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等八個文件，並完全滿意和感謝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給予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這樣巨大的全面的長期援助。（２）授權李富春為全權代表簽訂這些文件。” ５月 １５日雙方簽署《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等８個文件。協定規定：１９５３∼１９５９年蘇聯將援助中國興建９１個工業企業項目，加上１９５０年簽約援助的５０個，共計１４１個。斯大林逝世后兩個月，雙方就簽訂了這個協議，這是周恩來全力推動的結果。

　　１９５４年再訪莫斯科同年１５６項全部立項

　　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４年間，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在張聞天的主持下，陸續向國內報送了１１８篇調研報告。報告內容主要是追蹤蘇共中央新領導對斯大林及其政策的態度變化。13這些報告引起了周恩來的充分注意。於是，他再次加快了對談判進程的推動，為了把握住談判的時機。

　　１９５４年上半年，在從歐洲返回北京途中，周恩來在莫斯科做了短暫停留並會見了尼·赫魯曉夫。會見時，周恩來指出，以李富春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已經和蘇聯有關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從政治方面考慮，重要的還是要加快籌備簽署一項協議。因為１９５４年９月３０日中國要慶祝建國５周年，擬邀請許多國家的首腦率代表團參加，首先是蘇聯代表團前來共慶中國人民這個隆重的節日。在這些代表團到來時或稍前，雙方簽署一項由高層次簽署的經濟協議，同時簽署將大連、旅順口和中長鐵路移交給中國政府的協議，在政治上極為重要。14在與赫魯曉夫單獨會談時，周恩來經過認真的分析，使赫魯曉夫形成一種看法，即雙方的談判已不存在原則問題，現在需要解決的只是具體細節問題。周恩來離開莫斯科時帶走了赫魯曉夫的承諾。緊接著，周恩來便安排加強和充實中國駐蘇使館商務處的力量，以適應雙方具體談判的需要。

　　周恩來回國后，赫魯曉夫立即聽取蘇方參加談判的人員的匯報，指示盡快與中國達成協議。負責談判工作的米高揚認真分析了援建的任務和蘇方的實際能力之后，提出一個中蘇雙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作為盡快締約的一種條件，把部分設備的供貨時間拖到１９６０年之后，如在包頭援建的大型鋼鐵公司等，但應以不減弱雙方經濟協議的意義，不影響中國已草擬好的工業化計劃為前提。對此，赫魯曉夫表示同意，經與李富春會談，也獲得中方認可。但這一雙方將要簽署的文件，卻遭到伏羅希洛夫的反對。伏氏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如此沉重的負擔，不是蘇聯人民力所能及的事。15為此，蘇共中央主席團又專門舉行會議討論，最后，主席團還是在中蘇結盟戰略意義的高度上統一了認識，通過了該項協議草案。１６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北京和莫斯科同時發表了《關於中蘇舉行會談的公報》，公布《中國政府與蘇聯政府聯合宣言》、《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關於對日本關系的聯合宣言》等文件。並簽訂了《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中蘇關於蘇聯政府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５億２千萬盧布長期貸款的協定》和《中蘇關於蘇聯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建１５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協定規定的１４１項企業設備的供應范圍的議定書》。１７至此，蘇聯援建的１５６項大型企業項目，以政府間協議的形式確立下來了。

　　關於《中蘇貿易協定》和《中蘇關於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條件的協定》

　　與１５６項援建項目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中蘇貿易協定》。關於中蘇貿易問題，早在１９５０年１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時就曾提及。在那次談判中，中方提出“需要解決貿易問題，特別是蘇聯與新疆之間的貿易問題”。18以及中國用商品支付貸款問題。蘇方則提出與滿洲貿易及政府給予保証問題。19這表明雙方簽署一貿易協定的條件已成熟。在周恩來的推動下，１９５０年４月中蘇雙方在莫斯科簽署了兩國政府間貿易協定。中方全權代表為外貿部長葉季壯。該協定共１３條。其中規定雙方政府將根據貿易議定書“保証貨物之供應”，20雙方貿易貨物的價格“皆按世界市場價格之基礎規定以盧布計算之。”21根據該協定，所供應貨物之付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將由中國人民銀行，蘇聯將由蘇聯國家銀行執行之。”22從此，這個條約便成為中蘇之間經貿交流的基礎文件，這個文件同時也保証了蘇聯援建中國１５６項大型工業企業項目的償付問題，並使中蘇雙方的經貿交流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進行。１９５２年８∼９月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時，周恩來提出償還蘇聯債務“有三種辦法”，23其中之一便是根據雙方貿易協定，“擴大中國對蘇聯的出口”24。斯大林答道：“也許三種辦法均可以採用。”25就是在這次會談中，斯大林向周恩來提出：蘇聯非常需要錯、鎢、錫、銻。希望中國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蘇聯還可以購買中國的檸檬、橙子、菠蘿。26正是通過兩國間正式的貿易渠道，才使兩國在交換方面達到大致平衡，從而實現平等互利的目的，保証了１５６項工程的順利實施。在這中間也曾有過種種不愉快的事件27，但畢竟不是主流。中蘇政府間的貿易協定是蘇聯援建１５６項工程的基本保証之一。

　　對蘇聯援建的１５６項工程的另一基本保証，則是雙方關於派遣蘇聯專家來華問題協議。這個問題也是在周恩來的直接推動下解決的。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之后，１９５０年３月６日，周恩來即致電李富春、王稼祥，希望盡快簽署專家協定。３月１８日他又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權電，指出：“關於中蘇專家協定條文，不必再爭，即照蘇聯政府所提條件辦理。我們由此取得經驗，加緊學習，謹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簡專家，亦甚有利。”28周恩來深知“中國不僅經濟落后，文化也落后”，拿文化水平、技術水平來說，“我們的技術、文化水平是低的。”２９各類建設人才匱乏。比如，鞍鋼當時的制造部包括現在的機修總廠、中板廠，軋輥廠和鑄管廠等，隻有“一名工程師和兩三名技術員”，“技術人員少得可憐。”30從全國范圍看，“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比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小得多，同時在質量上也要低得多。”３１為適應我國建設的急需，所以周恩來一再催促盡快就派遣專家問題同蘇聯達成政府間協議。

　　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７日中蘇雙方在莫斯科簽署了《關於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條件的協定》，使派遣專家的工作從雙方原則同意到切實可以操作施行。中方全權代表是王稼祥大使。該協定共９條，對蘇聯向中國派遣專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均給予周到的規定。根據這個協定，中國政府將根據蘇聯專家之程度，“交付蘇聯政府每個專家每月１５００∼３０００盧布，以補償蘇聯機關或企業由於派遣自己的專家出國而受到的損失。”３２這也就是后來周恩來有“為著花錢學乖，學本事”３３一語的由來。實際上，這接近於國際上通行的購買智力資源的做法。

　　周恩來一直認真履行雙方簽署的專家協議。他總是盡力給蘇聯專家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以使其安心在中國工作，把科技知識傳授給中國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１９５０年蘇聯專家組來華后，其總負責人阿爾希波夫等曾就在華蘇聯專家的待遇問題提出過具體意見。該意見通過蘇聯駐華使館送達我外交部蘇歐司。蘇歐司對此有一復照，題目是《關於蘇聯專家待遇問題》。周恩來仔細審閱后，批示“照發”。34這樣，中國方面給來華蘇聯專家的照顧更加周到，使蘇聯方面很滿意。

　　為了讓來華蘇聯專家對當時中國國內的方方面面情況有所了解，以便他們更好地工作，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９日周恩來批准《關於加強專家工作的幾項具體辦法》。其中規定：（一）每月由周恩來等分別向專家作一次關於中國政治情況和各項政策問題的報告。（二）將政府的各種政策性文件，編譯成俄文供專家參考。（三）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專家工作匯報會。35在周恩來的關心下，國務院成立了外國專家局，蘇聯援建的１５６項大型工業企業都成立了專家辦公室，妥善地協調處理各方面的關系。正由於此，蘇聯專家和中國技術人員，工人之間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為我國經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根據長春汽車制造廠、沈陽機床廠、鞍山鋼鐵公司等大型企業所存的專家檔案材料可以看出，蘇聯專家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他們的建議得到了充分重視，並認真加以落實。查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至１２月末的原始記錄，鞍山鋼鐵公司２０多位蘇聯專家提出了兩百多條建議，內容涉及選礦、化工、煉鐵、動力、中央試驗室等各個方面。從原始記錄看，大部分建議都得到了落實。36

　　“在中央建筑工程部直屬公司，從１９５４年１∼８月，蘇聯專家共提出各項建議１４００件。從挖土工程到屋面工程和各種安裝工程，每個工序都得到了專家的及時指導”，“由於蘇聯專家的熱情幫助，”使建設“能夠按國家的全面要求進行”。３７

　　利用大批蘇聯專家在華工作的特殊機會，周恩來嚴肅地要求中國工程技術人員抓緊時機向專家學習。他提出：“有計劃地組織大批科學工作人員和技術人員向現在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學習，把他們當作導師來利用，而不要當作普通工作人員來利用。在蘇聯援助我國建設的１５６項企業的建設和生產過程中，有系統地組織大批技術人員研究和掌握其中的新的技術原理，並且加以迅速的傳授”３８

　　１９５２年８∼９月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時，周恩來對蘇聯來華專家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向斯大林說，蘇聯專家給中國“帶來了很大好處”。39同時還表明了增派專家的願望。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９年蘇聯專家來華情況如下：

　　年 度

　　經濟專家 科教文衛專家 總 計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 ５２５

　　１９６

　　７２１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１０１９

　　２３３

　　１２５２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１９７３

　　４３４

　　２４０７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３９７４

　　７８０

　　４７５４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２２８６

　　３７２

　　２６５８

　　從上表可以看出，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來華專家最多，而這時，１５６項的實施也正緊。

　　蘇聯專家來華問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限於篇幅在此不再展開。

　　綜上所述，周恩來在“一五”計劃建設時期，在為爭取蘇聯援建１５６項大型企業項目的外交活動中向后人昭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這主要是：

　　（一）打開國門求發展的發展觀

　　對外開放，在與外界的交流中求國家的發展。這是現代國家走向進步強盛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也是周恩來的一貫主張。新中國誕生后，５０年代，周恩來就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引進１５６項大型工業企業項目的方案（這當中自然包括中共中央集體決定的意見），並從開展對蘇聯外交工作開始，積極組織落實。在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方面做了奠基式的工作。這是對外開放打開國門求發展的具體實踐。不過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嚴重對抗的冷戰環境下，當時的開放還隻能是對蘇聯和東歐開放。正如１９８４年 １０月 ２２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所說：“我們建國以后，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是對外開放，隻不過是對蘇聯東歐開放。”周恩來關於打開國門求發展的思想對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它為鄧小平所繼承和發展，成為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今天國際形勢已出現新的變化，由兩極對抗走向多極化，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這為我們擴大開放在與外界交流中求發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我們應當進一步發揚周恩來這一思想，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２１世紀。

　　（二）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觀

　　在１５６項大型企業項目立項簽約及后來實施落實的過程中，周恩來始終堅持平等互利的外交對等原則。堅決主張 １５６項弓引進的過程，是中蘇兩國之間互相支持，友好互利的過程，決不是單方面的援助，保持國家的獨立自主原則不被損害。為此，他推動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用我國的農產品和稀有金屬礦來交換蘇聯先進的工礦企業設備或償還貸款。雙方交換的價格則完全根據當時世界市場的價格。

　　在爭取１５６項大型企業項目立項談判的階段，我們隊伍內部曾出現一種有害的糊涂觀念。這些同志認為：“現在，我們革命勝利了。如果說我們的兄弟國家重工業有基礎，讓他們搞重工業，我們搞輕工業。”40周恩來狠狠地批評了這種既天真又糊涂的有害觀點。他指出：“發展重工業，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工業化。”４１他反復強調，實現中國國家工業化，“這是不可動搖的。”42他強烈地反對上述糊涂觀念中所隱含著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際分工論”。周恩來認為，即使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國家之間也應遵循獨立自主地發展的原則。“那種以為不必建立我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專門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43事實証明，周恩來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觀是完全正確的，對於我們今天的工作有著重要的意義。

　　１５６項大型工業企業項目談判成功，是建國初期周恩來對蘇聯外交的光輝一頁，它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５０年代初，周恩來對此曾作過這樣的說明：“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新建和改造的重大工業建設項目約有６００個，大家知道的蘇聯協助我國建設的１４１個（后來增至１５６項——引者）項目就是其中的骨干。在這些項目中，有現代化的鋼鐵聯合企業，有色冶金企業、煤礦企業、石油企業，各類重型機械制造廠、汽車制造廠、拖拉機制造廠、飛機制造廠、電力站、化學工廠等。這些建設項目的完成將使我國的工業生產水平和技術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們可以自己生產冶金設備、發電設備、採油設備、鍛壓設備，自己生產汽車、火車頭、拖拉機、飛機，並且將使我們有新的工業區域和工業基地，使我國目前工業分布上的不合理狀態開始發生變化。”４４的確，１５６項大型企業項目的完成所起的奠基作用，影響是深遠的。周恩來在與此相關的外交活動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及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人們永遠不會忘記。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

　　注 釋：

　　①參見薄一波《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２９２頁。

　　②、③、29、 31、 38、 40、 41、 42、 43、 44《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１８０頁、第１８０頁、第１６０頁、第２３３頁、第２３８頁、第１５８——１５９頁、第１５８一１５９、２８８—２８９頁、第１５８—１５９、２８８—２８９頁、第１５８—１５９、２８８一２８９頁、第１８０—１８１頁。

　　④、⑤、⑦、28、 35《周恩來年譜》１9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２４７、２５４、２５５頁、第２４７、２５４、２５５頁、第２５６頁、第２９頁、第１０４頁。

　　⑥、27《周恩來與他的世紀（１８９８—１９９８》第２９８頁、第２９９頁。

　　⑧、⑨、⑩、11、 23、 24、 25、 26、 39 俄羅斯《近代史》雜志，１９９７年第２期，阿·列多夫斯基《１９５2年８—９月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速記記錄）（中共黨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12、 14、 15、 16 康·伊·科瓦爾《１９５３年斯大林與周恩來在莫斯科，１９５４年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北京的會談》，蘇《近現代史》雜志１９８９年第５期。科瓦爾曾經任蘇聯外經貿委主席。據該文披露，周恩來還向斯大林提出援建兩個露天煤礦，建設發電量為４７０萬千瓦電廠等項目。

　　13 劉英《憶張聞天出使莫斯科》（《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二輯）。

　　17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 １２日《人民日報》第１版。

　　18、 19《斯大林同中國領導人的會談》馬貴凡譯《黨史研究資料》１９９７年第７期﹔原文見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編輯出版的《國際冷戰史研究通訊》１９９５年一１９９６年，第６—７期。

　　20、 21、 22《中蘇兩國政府間貿易協定》原文，藏外交部檔案館。

　　30 元東洙《鞍鋼人的回憶》第９０、１４８頁。

　　32《關於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條件的協定》第４條。原件藏外交部檔案館。

　　33 見周恩來《認真向專家學本事》一文。

　　34 原件藏外交部檔案館。

　　36《蘇聯專家建議登記表》鞍山鋼鐵公司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一１２月。鞍鋼檔案館藏檔案號９０７—２.１—６０。

　　37《在施工中應認真貫徹蘇聯專家的建議》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５日《吉林日報》社論。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