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指導外事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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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與緬甸建立外交關系並互派大使的請示上，周恩來就翻譯工作出的批示、

1967年，作者（左一）在周恩來接見外賓時參加合影

　　1965年，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譯處（現為翻譯司）工作，與我同時進入翻譯處的有10多個年輕人。

　　1964年中法建交，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周恩來估計中國的外交將會有大發展，為此要未雨綢繆，准備好干部，指示翻譯處從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挑選一批剛畢業的年輕人，加以培養，應對即將到來的外事活動高潮。我們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進入了外交部。在此后的外事活動中，我們中不少人直接或間接聆聽了周恩來對翻譯工作的指導，業務水平不斷提高，不少人成為了高級外交官。

　　翻譯不是“傳聲的機器”

　　進入翻譯處，我經常聽到老同志講，“總理”怎麼說，“總理”又有指示啦……。那時，外交部的人都把周恩來總理親切地稱為“總理”。周恩來對翻譯工作特別關心，經常在見外賓前后通過口譯或陪同人員對翻譯工作提出要求。

　　周恩來對提高翻譯的外語水平很關心，在日理萬機中還經常想到翻譯。他多次批示，要求我們每天要有3個小時練基本功（聽、說、寫、讀、譯），互相用外語對話。那時國內沒有收短波的收音機，不能聽外國電台的廣播。但是學外語不聽有關國家的廣播，怎麼能提高聽力呢？為此周恩來特批為翻譯處從國外買了幾台有短波的收音機。我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圍著這幾台收音機聽英美的新聞廣播。

　　1969年，我們在廣東潮汕牛田洋軍墾農場勞動時，周恩來還想到了有這麼一批年輕人在“接受再教育”，派出外交部干部司司長張永寬到牛田洋，一個連隊一個連隊地看望我們，向我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每天必須要有兩個小時學外語。”大家聽了很激動：總理是怕我們在農場勞動把外語忘了啊！可是在極“左”思潮橫行的年代，連周恩來的指示都得不到落實，有人甚至認為張永寬的講話是“大毒草”，應予批判。我們學外語的計劃因而付諸東流了。

　　外交文件的翻譯要求所有的專有名詞、引語等都要查清楚。這對我們新入部的同志是很大的考驗，有時翻譯某國總統的名字，明明查了，抄到初稿上，無意中會漏寫或多寫一個字母。定稿人沒時間去核對專名的譯法，往往會放過。所以翻初稿的人粗心大意就會給整篇譯文留下很多“陷阱”。我們幾乎隔三差五都要被“敲打”一下：專名沒寫對，這個譯法查了沒有？打字縮行太短……

　　翻譯室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也是在周恩來的“敲打”下逐漸形成的。聽說，早在1951年，在關於緬甸駐華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緬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頁紙上出現兩種譯法：吳敏敦、吳敏登。周恩來在上面指示：“姓名未統一譯好，請注意！”我佩服周恩來連這麼一個小錯都能發現，我們天天同文字打交道，卻還常出差錯，太不應該了。

　　英美、歐洲等國的人名按照發音翻譯就行。日本人的名字最難譯，他們用的是漢字，如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但發音完全不同，隻能死記硬背。日本領導人有時換得很頻繁，在外事活動中遇到一個不熟悉的日本人名，翻譯連“忽悠”的辦法都沒有。周恩來體諒翻譯的難處，就指示新華社編著《常見日本人名、地名手冊》，發給每位翻譯。

　　在外事活動間隙，周恩來還經常對翻譯人員進行“考試”。冀朝鑄、唐聞生等高翻就碰到過這種“考試”，對我們啟發很大。有一次，聽他們講到周恩來考他們的地理知識，要求他們從東到西順序說出拉美國家的名字。英語翻譯往往對與自己工作有關的國家比較注意。當時拉美國家與我國建交的不多，在外事活動中也難得提到它們，所以我們不太關心拉美國家的情況。冀、唐兩位高翻未能通過周恩來的“考試”，周恩來要他們回來后好好看地圖，以后還要“補考”。

　　在政治會談中，中央領導經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類似“綏靖政策”“閃電戰”“蘇台德區”等，都有固定的外語表述，不能隨便譯。還有一些歷史人物，如克勞塞維茨、梅特涅等，需要了解他們是誰，在歷史上起什麼作用等。這些歷史詞匯和歷史人物也經常是周恩來的“考題”。他還告誡外語干部要懂得外語環境。“現在很多外語不隻限於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你要搞語言，就要懂它（有關地區）的歷史、地理。”

　　有一次過家鼎給周恩來當翻譯，說起趙朴初“居士”，老過不知道什麼是“居士”，周恩來就解釋說：“居士是不出家的信佛的人。”老過譯為“layman Buddhist”,順利通過。另一次，周恩來與一位非洲國家的總統會談，我作為“見習翻譯”，也參加了。周恩來提到木薯澱粉的利用問題，高翻冀朝鑄傻眼了：木薯的英文怎麼說？畢竟是老翻譯，他不慌不忙地想用解釋的辦法“忽悠”過去。“貴國有一種植物含澱粉量很高……”話沒說完，便被我國駐該國的大使打斷了，大使提醒說是“cassava”，把老冀從困境中解救了出來。

　　除了一般的知識面外，周恩來還特別關心翻譯對外交業務是否熟悉，情況是否了解。

　　外交部內各種機密文件，如有關國家的情況調研、駐外使領館的電報、中央領導人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等，都按級別准許閱讀。翻譯處多數是年輕人，級別低，大部分文件都不能看，所以翻譯時對背景、我方立場等往往一知半解。周恩來發現了這一問題，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領導要讓翻譯了解情況，翻譯要結合業務。他還說：“翻譯不只是一個傳聲機器，翻譯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覺性和能動性……”他強調翻譯要熟悉業務。

　　為了讓翻譯熟悉業務，周恩來指示，在地區司准備接待某國領導來訪時，要請有關翻譯參加討論。重要文件的翻譯，要有領導為翻譯答疑。

　　對於口譯，周恩來還特別要求在每場外事活動前，翻譯都要看有關文件。我的丈夫吳建民是法語翻譯，有一次周恩來會見一位非洲國家的總統，他去做翻譯。外賓到達前，周恩來問他：“看文件了嗎？”吳建民老實回答說：“沒有。”周恩來有些不高興：“為什麼不看？”吳說：“翻譯處沒有這樣的文件。”周恩來火了，狠狠批評了在場的主管部領導：“翻譯不了解情況，怎麼翻？不讓翻譯了解情況，是最殘酷的。……翻譯要看文電，不僅是參加口譯的翻譯要看，不參加口譯的翻譯也要看，此事我已經講過多次了。”

　　第二天，翻譯處閱報室桌上多了許多文件，辦公廳按照周恩來指示送來了有關文電和簡報。我們可看的文件比其他單位都多，使我們不僅知道了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還了解了我國與有關國家的關系。在看文件的過程中，我們還相互切磋對有些提法的理解，外文譯法，提高譯文的水平。

　　外交翻譯政治性強，周恩來要求“完整准確，通順易懂”。“完整准確”不等於“對號入座”，他主張吃透講話（或文件）精神才能譯好。前輩翻譯家給我講的一件事，對我印象深刻：1952年，外交部組織外國駐華使節看電影，總理親自選了《梁山伯與祝英台》，還通過秘書打電話到翻譯室，片名不要直譯，建議譯成“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西方家喻戶曉，而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國外鮮有人知，借用莎翁作品的題目，有助於外國觀眾理解。周恩來這一點撥，使我們更懂得“翻譯不是傳聲的機器”，是交流的橋梁，“對號入座”有時不能達到交流的目的，還必須注意使用外國人懂得的語言。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毛澤東思想”怎麼譯成外語？開始我們譯為“MaoTsetung’s Thought（當時還沒用漢語拼音）”，即“毛澤東的思想”。也有人對“思想”的譯法提出了疑義，大家討論得很熱鬧，卻沒抓住要害。最后請示周恩來，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發明創造，而是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譯為MaoTsetung Thought為好。后來，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漢語拼音表述，“毛澤東”3個字改為漢語拼音。

　　那時我們在翻譯處裡感到很幸福，因為周恩來對翻譯很重視，很關心。他一直把翻譯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個來源”，要求翻譯發揮主觀能動性。他說：“在外交談判中，談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譯也重要。翻譯強的可以幫助把邏輯上、詞句上不夠恰當的地方糾正過來。”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譯，周恩來總要詢問翻譯處有什麼意見。翻譯政府工作報告或黨代會的政治報告，他鼓勵翻譯提意見、提問題。翻譯中共九大文件時，周恩來主持了4次同翻譯的座談會，講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譯的問題，並征求對草稿的意見。周恩來這樣做，是有意引導翻譯多關心外交業務，提高政策水平。

　　我是幸運的。在開始外交生涯的關鍵時候，有機會耳濡目染周恩來的教誨，對外交翻譯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識，這是我一生中難得的經歷，終生受用。

　　對年輕翻譯的鼓勵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在外交部食堂吃完晚飯后我在辦公室裡學習，室領導裘克安進來找我，說晚上周恩來要“禮節性”會見美國學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讓我做翻譯，要我好好准備。

　　毛澤東、周恩來見外賓都是臨時通知的，可能因為他們要處理完國家大事后才能安排。1967年正是“十年動亂”期間，白天周恩來要見好幾批“紅衛兵”，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晚上才有時間見外賓。“禮節性”會見意味著沒有實質問題要談，只是友好交談而已，時間不會很長。這次派我去，可能是因為通知老翻譯時間太緊，且會見交談內容不是很難，可讓我鍛煉鍛煉。

　　杜波依斯是美國著名的黑人社會學家，1903年寫了一本《黑人的靈魂》，影響很大，被稱為“黑人力量的啟蒙書”。他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同情中國革命，曾兩次訪華，見過毛澤東、周恩來。杜波依斯晚年加入了加納國籍，1963年在加納去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也是著名的黑人學者、教育家。

　　給周恩來當翻譯？我一方面感到很光榮，一方面又十分緊張。我從來沒有給中央領導做過翻譯，翻“砸”了怎麼辦？緊張於事無補，不能有太多的顧慮。幸好這時唐聞生從外面回來，聽說我要給周恩來做翻譯，便鼓勵我說：“總理對女同志比較客氣，不要怕。”

　　怕也沒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備，准備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我想，禮節性會見不可能十幾分鐘就結束，雙方完全有可能對某些問題交換意見。所以我不能存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圍要寬一些。

　　我開始“臨時抱佛腳”，四處找材料看。其實能看的參考材料少得可憐。接待單位全國友協送來的材料也很簡單。從雪莉?格雷姆抵京后的簡報來看，她對教育改革比較感興趣。於是，我就找出一大摞新華社的電訊稿，專挑關於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記一些關鍵詞匯。我還找了近期周恩來見外賓的談話記錄，將一些重要句段翻譯了一遍。

　　晚上10點前，通知下來了，要我在某時某分到人民大會堂報到。

　　全國友協會長楚圖南和其他陪同人員已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等候了。不一會，廳裡的燈全打開了，這意味著首長到了，我們趕緊站了起來。周恩來步履匆匆，直接進入側廳。此前，周恩來同“紅衛兵小將”談了很長時間的話，沒顧得上吃晚飯。大會堂為他准備了一碗面。吃完后，他還要刮胡子。周恩來很注意形象，他的胡子很濃，每次接待外賓前，他都要刮胡子，他認為這是對客人的尊重。“文革”期間，許多有關外事活動的規定都被打破，著裝隨意，穿一件“的確涼”襯衫，一雙布鞋就可以見外賓。有一次，翻譯處一個翻譯穿著長袖襯衫，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去給周恩來當翻譯。周恩來進來一看見他就說：“把袖子放下來，怎麼？要打架啊？”

　　周恩來從側廳出來，他身穿一套淺灰色中山裝，面容顯得有些疲憊。在我的記憶中，周恩來見外賓時，隻有兩種顏色的中山裝，淺灰和鐵灰。他上衣口袋上別著一枚紅色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章。

　　楚圖南會長向周恩來簡單匯報了接待情況后，外賓到大會堂門口了。周恩來站起來問了一句：“誰做翻譯？”楚會長朝我這邊指了一下，周恩來似乎有些吃驚：“哦？”

　　這時杜波依斯夫人進入了大廳。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裝，胸前別了一枚毛澤東像章，整齊地卷著袖子，腰間束了一條寬皮帶，一副非洲解放戰士的形象。

　　先是合影，周恩來招呼陪同人員都參加，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合影。

　　從我平時的觀察，我領悟到，做口譯，最初的十幾分鐘很重要，譯得好，能讓主賓雙方對譯員產生信心，也能給譯員“降壓”。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暄話都譯了一遍，自覺有了“底氣”。我還總結了自己剛做口譯時的教訓，由於緊張，聲音就很小，在座的人聽不清，都會朝我這邊側身傾聽，室內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自己也更緊張了。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聲地譯了起來。

　　看來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恩來贊許地點點頭，雙方交流比較順暢。我的心跳速度恢復正常，自我感覺良好。聽說周恩來的英文很好，對有些關鍵詞的英譯早已“胸有成竹”，如果譯員用的詞不合他的意，他會糾正。周恩來談了中國教育的問題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關鍵句子上故意停頓一下，“察顏觀色”，看周恩來是否要糾正我，沒有。周恩來點點頭，我更有信心了。

　　大約一個小時左右，談話順利結束。送走外賓后，周恩來回頭問我：“你是哪兒的？”我說：“我是外交部的。”周恩來又問：“什麼地方人啊？”我回答說：“浙江人。”他說：“外交部江浙一帶人很多。你翻得還不錯嘛，將來你再好好努力。”周恩來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將業務干部都定為外交官

　　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外交上的重大勝利，第一批赴紐約參加26屆聯大的代表團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

　　中美之間20多年沒接觸，我們對美國情況不了解，在紐約沒有我們的機構，沒有依托，全靠我們自己去開拓。我們所面臨的安全形勢很復雜。周恩來對代表團的安全問題考慮得非常仔細，組團時專門指示，為了保護自己，代表團中所有業務干部都定為外交官。吳建民是三等秘書，我和其他一些年輕人是隨員，最低級別的外交官。

　　我們被破格提升為外交官的消息震動了外交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駐外機構的外交官基本上是從部隊或地方干部中挑選的，外交部本身的業務干部能當上外交官的是鳳毛麟角。我國外交官的護照封皮是紅色的，俗稱為“紅皮護照”，持“紅皮護照”，可以享受《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中規定的外交官豁免權，包括不受人身侵犯、出入境免檢等。

　　周恩來不僅親自過問參加26屆聯大代表團的組成，而且對代表團到紐約后的工作等都十分關心。11月3日晚上，也就是我們接到派我們去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通知的第二天，外交部辦公廳來電話，要我們立即准備好，周恩來要接見代表團全體成員！

　　會見地點定在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辦公室旁邊的小禮堂。周恩來先問了一些具體問題：打前站的先遣組走了沒有？要同友好國家代表團聯系，請他們幫忙，代表團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還可請我駐加拿大使館幫忙，他們去紐約更方便些﹔到紐約后怎麼跟國內聯系？周恩來問得很細，什麼都想到了。

　　周恩來在對我們的講話中，著重強調了安全問題。他要大家時時提高警惕，互相幫助，懂外語的要主動幫助不懂外語的。他甚至對代表團的著裝也提出了要求。他說，代表們在聯合國開會時，應穿中山裝，體現中國的風格，在其他場合，從安全考慮，可以穿西服。

　　9日下午，代表團從首都機場坐中國民航專機出發，到上海換乘法航班機飛向遠方。毛澤東要求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到機場送行，還要求各部委、各軍種、各人民團體的領導人去機場參加4000名群眾的歡送隊伍。

　　如此隆重的場面歡送一個以外交部副部長為首的代表團，規格之高是空前的，足以說明中央對此事的重視。周恩來帶領全體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與代表團一道繞場一周，歡送的群眾在寒冷的天氣中揮舞著國旗和彩帶，向代表團致意。代表團全體同志深感祖國的信任和責任的重大，大家都十分激動。

　　代表團正副代表開始與周恩來握手告別。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在禮賓司安排下，匆匆從后舷梯上飛機。周恩來眼睛很尖，看見這些年輕人在上飛機，舉著手一指，說：“怎麼走了，我還沒跟你們握手呢，統統下來！”

　　正在舷梯上的和已坐在飛機裡的人全都高高興興地下了飛機，能和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握手道別，是莫大的榮幸。吳建民握著周恩來的手說：“請總理保重身體！”周恩來親切地回答說：“謝謝！”吳建民怎麼也沒想到，這竟是他最后一次與周恩來握手。

　　“過來，過來！一起照相”

　　1975年，我奉調回國，回到翻譯室，仍干我的“本行”。6月底7月初，泰國總理克立·巴莫訪問中國，我是隨團翻譯。7月1日，克立·巴莫總理到305醫院拜會周恩來。

　　305醫院為周恩來接見外賓，專門在一層布置了一間客廳。此時，周恩來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然堅持站在門口迎接客人。他經常穿的淺灰色中山裝，顯得有些肥大了，腳上不再是擦得很干淨的皮鞋，而是一雙黑布鞋，因為他的腳腫得穿不進皮鞋了。會見完畢，他陪著泰國總理到會見廳外的大廳，簽署中泰建交公報。

　　大廳裡擺著簽字的長桌，長桌后是照相階梯，兩國的有關領導早就在階梯上站好，等雙方總理出場。周恩來的眼睛向四周掃了一下，看到我和禮賓司一些工作人員站在桌子對面，就對著我們說：“過來，過來！一起照相！”禮賓司長立即跑過來，讓我們趕快上階梯照相。病魔纏身的周恩來，仍然不忘翻譯和普通工作人員！

　　簽字儀式完畢，泰國總理向周恩來告辭。為了早點讓周恩來回病房休息，我匆匆向外走去。這時，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噯，你！怎麼不握手就走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周恩來總理在叫我。我不好意思地走到周恩來身邊。周恩來握住我的手問：“你回來了？”我不禁一愣，難道周恩來總理還記得我去紐約了？我強忍著淚水輕聲說道：“總理保重！”周恩來回答：“謝謝！”說完，他在工作人員的簇擁下向客廳方向走去。

　　沒想到，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周恩來！

　　1976年1月8日，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當我在廣播中聽到這一噩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1日，周恩來的吊唁儀式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大殿舉行。大殿前排起了長蛇陣，人們在寒風中等著，為的是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做最后的道別。我在大殿負責引領外國駐華使館及其他外國友人進入大殿。我一次又一次地帶他們到周恩來骨灰盒前，向周恩來骨灰盒鞠躬。我覺得周恩來似乎就在我的身邊，對我喊：“過來，過來！一起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