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在職干部學習小組如何抓學習

1939年5月，毛澤東親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作動員講話，強調：“組織了學習小組，有的已經開始學習，而且有了相當的成績，這是很好的。”延安時期在職干部學習運動中我們黨創造性地推行學習小組的做法和經驗，於今亦有寶貴的啟示。

依類編組，增強實效

1940年3月，中央書記處首創按“文化水准+理論水准+工作經驗”的標准把在職干部簡要分成四大類，一、二類是文化、理論水准都較高和較低的老干部，三、四類是文化水准較高、理論水准較低和工農出身的新干部，並依類規定了相應的學習內容。在此基礎上就在職干部學習作出“可依類編成學習小組”的原則性規定。中央統一推行依類編組的目的在於因人制宜增強在職干部編組學習的實效，盡量達到組內同步學習共同提高的要求。

隨著干部隊伍的發展壯大和干部人才結構、學習需求的大變化，中央又適應形勢發展改革在職干部分類標准，依類重新規定了相應的學習內容。在此基礎上，規定了因人制宜是否組織學習小組和依類編組的具體情形，明確了依類編組的重點，促使編組學習的實效進一步增強。1941年12月，中央下發《關於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同時亦適用於各地）》，把在職干部重新作了精准分類。第一類是有工作經驗又有較高文化水准的高級及中級老干部，第二類是有相當工作經驗但文化水平很低的（甚至半文盲的）中級及下級工農干部，第三類是工作經驗不夠、但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中級及下級知識分子新干部，第四類是在學術上、技術上有較高造詣的專門人才（哲學家、經濟學家、軍事家、文藝家、科學家、教育家、技術家）。這個決定明確指出，第一類干部一部分參加中央組織的高級學習組，其余不再在部門內組織學習小組，可以組織研究組﹔第二類干部應組織文化補習班，不組織學習小組﹔第三類干部應在各部門內組織學習小組﹔第四類干部不專門組織學習小組，可自願選擇參加本部門第三類干部的學習小組。

此外，為適應秘密環境學習需要，1940年10月下發的《中央宣傳部關於大后方黨的干部教育的指示》專門作了特別規定，“在不妨礙秘密工作規律的條件下使黨的小組會起學習小組的作用”。

明確職責，規范運作

學習運動期間中央下發的一系列相關文件、指示對在職干部學習小組明確了三項主要職責。

第一項職責是統一學習小組成員“自習為主、充分自習”的要求，至少保証自習的基本學時要達到。當時中央發文對在職干部自習作出“必須保証平均每日有兩小時的學習時間，非因作戰或其他緊急事故不可耽擱”的要求，並規定在小組會和大課的前后，必須有充分的自習（預習或復習）。決定也特別要求在職干部養成個人閱讀與自我研究的自習習慣，並指出學習小組討論會隻能起些輔助作用。

第二項職責是定期組織學習小組學習討論會，並要營造好民主和諧的積極討論氛圍。要求“學習小組每月開討論會二次。學習小組的討論會，應採用生動的座談會的方式，相互間採取同志的友誼的討論態度，不可採取‘斗爭’及‘戴大帽子’的方式”。

第三項職責是鼓勵學習小組成員在自習和學習討論過程中提出疑問和爭議，並及時做好解答工作。1940年10月下發的《中央宣傳部關於提高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質量的決定》強調，“及時的解答疑問和爭議，是活躍學習和引導干部到獨立思考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並提出了解答辦法。對學習小組成員提出的問題，組長必須先負責解答，解答不了的，請學習指導員或本機關負責干部及有研究的同志解答，再不能解答的可將問題送中央宣傳部教育科轉交中央學習顧問團解答。

中央直管，抓好關鍵

黨內高級干部是學習運動中的“關鍵少數”，高級干部學習小組是在職干部學習小組中的“關鍵少數”。為了抓好這兩個關鍵，1941年9月中央決定以學習小組的形式，選擇部分黨內高級干部分期組織若干個跨地域跨系統的高級學習組，全國以三百人為限，每個學習組約為二三十人。比如中央南方局成立周恩來任組長的西南高級學習組，中央軍委成立朱德任組長的軍事高級學習組。這些高級學習組都由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的中央學習組直接管理指導。

在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下，為期半年的第一期高級學習組按計劃順利組織起來並開展學習。從高級學習組組織條例的制定到實施，從學習材料、研究內容的選擇到學習步驟的安排，從指導督促各地組織高級學習組到審批組員名單、學習計劃、聽取報告等，不論是宏觀的決策指導，還是具體的組織實施，毛澤東都事必躬親，悉心指導。

根據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精神，中央學習組重點加強各高級學習組的學風建設，確保圓滿完成學習任務，達到預期效果。為了塑造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高級學習組成立伊始就明確規定，“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二十年歷史兩個題目，然后再研究馬恩列斯與中國革命的其他問題，以達克服錯誤思想（主觀主義及形式主義）、發展革命理論的目的”。為此，毛澤東和王稼祥特地擬定了包括10篇馬恩列斯相關材料和70篇黨的六大以來文件的學習目錄。為了塑造認真通讀的學風，中央學習組指出通讀目的在於獲得初步概念，為下一步學習研究打基礎，要求各高級學習組組長必須負責採取適當辦法檢查全體組員是否在規定時間內確實通讀過指定材料。

褒獎模范，榜樣引領

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重點對延安在職干部學習情況進行了三次大的檢查，發現了許多制度健全、方法創新、學習扎實、成效顯著的模范在職干部學習小組。1940年6月，召開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周年總結大會，隆重獎勵和介紹了39個各類在職干部模范學習小組，為廣大在職干部學習小組樹立了對標學習的榜樣，增強了爭建模范學習小組的工作動力。此后，中央宣傳部又緊跟發文再次表揚了模范學習小組，並指出為提高在職干部學習質量，在職干部學習小組應重點學習模范學習小組的創新方法，指明了對標學習榜樣的落腳點和主要路徑。

在模范學習小組中，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任組長的《資本論》學習小組和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任組長的中組部學習小組還受到過毛澤東的褒獎，他們在創新方法提高學習質量方面最為突出。

《資本論》學習小組突出在學習討論方法上進行了創新。據學習小組成員何錫麟回憶：在學習討論會上，規定學習小組的成員輪流對正在學習中的這一章作中心發言，盡量用自己的語言談談讀完這一章后自己的理解和體會。對重要的章、節乃至片斷，要求進行詳細、深入的討論。常常把《資本論》的德文原版與中、英、俄、德、日文的不同譯本，對照起來進行討論分析。小組成員中，王學文研究《資本論》多年，王思華本人就是《資本論》的譯者，張聞天去過日本、美國、蘇聯，對這幾種文字都能掌握，加上別的同志，學習討論可以說是相當深入的。

中組部學習小組突出在指導寫好學習筆記方面進行了方法創新。陳雲和副組長李富春親自批閱小組成員的學習筆記，並在筆記上簽字，提出意見，學習筆記還要在組內傳閱互評互學。據學習小組成員劉淇生回憶：起初我不會寫筆記，寫得詞不達意。陳雲看了我的筆記后沒有批評我，隻在筆記后面批示，“我看了兩遍，看不懂”。在組內傳閱后，同志們笑著說，“淇生寫的筆記是天書，咱們凡人看不懂”。從此我虛心向大家學習怎樣寫學習筆記，讀原著時也更加認真，用心理解，至今我還能清楚地記得《聯共（布）黨史》結束語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