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恩來的優秀品德繼承他的遺願

　　周恩來同志是現代史上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留法勤工儉學時期起，我們就一起共事。1988年3月，是他90周年誕辰，特以本文寄托我的緬懷之情。

　　（一）

　　本世紀20年代，中國青年學生中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涌現了一批著名的共產黨人，恩來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1920年12月，恩來到達法國。他在勤工儉學生中有很大影響，我早聞其名。1923年2月，在巴黎舉行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上，我們第一次接觸。他待人親切，講話精辟，思路敏捷，朝氣蓬勃，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年夏天，我在德國柏林又會到了他。不久，我放棄在比利時沙洛瓦勞動大學的學習，回巴黎以主要精力從事團的訓練工作，經常與他接觸，了解就更多了。

　　恩來到法國后，沒有做過工，主要是考察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以記者身份給天津《益世報》寫通信，靠稿費作為革命活動的經費。他可以說是位職業革命家。早在國內，他就參加了“五四”運動和其它進步學生運動，已經成為有強烈社會革命願望的青年領袖。所以他到歐洲后，與一般勤工儉學生不一樣。他對我說，不進工廠做工，可以擴大接觸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問題。恩來以記者身份出現，行動方便。在法國、德國、英國、比利時，他可以到處活動，與華工、勤工儉學生、外國工人、學生等廣為接觸，了解了許多情況，這對他共產主義信念的形成，大有好處。

　　據資料記載，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他給國內寫了50多篇通信，共20多萬字。這些通信，詳盡報道了歐洲的政治形勢，工人運動狀況，留法勤工儉學生和華工的生活、斗爭等情況，在讀者中產生了重大影響。

　　1922年3月以后，恩來與趙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於建黨建團活動。他是位講求實際的人，對任何事情決不盲從，在歐洲一年多的時間裡，對各種社會思潮作了反復比較。開始，他曾密切注意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動向，對這派學生浪漫主義的革命熱情，有過某種同情，以后逐漸認識到，無政府主義想拋棄一切束縛，要求“徹底的自由解放”，這在階級社會中，純屬空想。經過比較，覺得隻有以蘇聯十月革命為榜樣，才能解決人類和中國求解放的問題。1921年，他確定了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春天，他在德國與幾位同志商量，勤工儉學生絕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許多人革命熱情很高，有建立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基礎，從團結教育青年方面講，也有這個必要。於是，他們就寫信給趙世炎同志，請他出面籌備。在世炎、恩來等努力下，1922年6月，召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即后來的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1922年8月我加入“少共”組織。不久，劉伯堅同志告訴我，恩來等倡議，需要籌集一筆錢作路費，趕緊派人回國，與團中央取得聯系，接受領導，以加強團的活動。雖然大家當時生活上都很拮據，還是湊了一筆款子，李維漢同志帶信回到國內，終於與團中央取得了聯系。此時，陳獨秀正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他來信說，不宜叫“少年共產黨”，應改稱青年團。我們建議，“少共”改稱“共產主義青年團”附屬於國內青年團，獲得團中央批准。當恩來在1923年2月“少共”臨時代表大會上宣布與國內取得聯系的喜訊時，大家都非常高興。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選舉趙世炎為書記，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1923年2月，由於世炎要去莫斯科學習，恩來接替他任書記。從此，他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四旅歐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旅歐勤工儉學生和華工中的黨團活動，是我黨初期建黨建團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恩來在這方面是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的。

　　1000多名勤工儉學生，都是些熱血青年，受著各種思潮的影響，政治上可以說沒有一個“白丁”，他們不是屬於共產黨或青年團，就是屬於無政府主義派、國家主義派、社會民主黨、國民黨左派或右派。為了擴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恩來領導黨團員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作了堅決斗爭。因為我們組織得好，人數較多，又握有真理，這些斗爭都以我們的勝利而告終。

　　1922年8月，旅歐“少共”創辦了《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恩來是主要領導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筆鋒犀利，說服力強，論戰中常使對方無言以對。

　　因為無政府主義在青年中影響比較大，所以，我們第一個論戰的目標，就對准了無政府主義派。恩來在《共產主義與中國》等文章中，都著重批判了無政府主義。他說，離開了階級斗爭，高唱真善美，要求絕對自由，反對一切組織和紀律等，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思潮，根本行不通，對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須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除了寫文章而外，他還經常作為團組織的代表，與無政府主義派進行面對面的辯論。恩來立場堅定，才思過人，口才雄辯，說理透徹。我多次見到他把對方批駁得啞口無言，甚至有的還為他的演說鼓掌。由於恩來的領導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們終於瓦解了無政府主義派，其中一部分人還轉到了馬克思主義方面，象陳延年、陳喬年同志的轉變，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無政府主義派以后，恩來緊接著領導我們向以曾琦、李璜為首的國家主義派展開進攻。國家主義派是勤工儉學生中的主要右派，他們以“愛國主義”為幌子，極力鼓吹反蘇反共，反對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統一戰線和國際統一戰線，污蔑我們搞統一戰線是假，要吞並國民黨赤化全中國是真。針對國家主義派的謬論，恩來在文章中，在說理斗爭中，反復舉例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是支持各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是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他說，我們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義，“打破私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問題，象人走路一樣，沒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恩來的上述論點，駁得國家主義派理屈詞窮，其中有些人有所覺悟，改變了立場。但曾琦、李璜之流很頑固，組織了“中國青年黨”與我們對抗，而且后來把這種論戰帶到了國內。當然，中國革命的進程，給他們作了歷史結論。

　　社會民主黨與國民黨右派，當時人數很少，影響也不大，沒有成為我們論戰的重點。

　　恩來在法國的生活十分刻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街17號一家小旅館裡，真可謂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間住房不到10平方米。這裡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們辦刊物和進行黨團活動的中心。人多了，實在裝不下，就隻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館活動。每當我到恩來那裡，總見他不是在找人談話，就是在伏案奮筆疾書。吃飯常常是幾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時連蔬菜也沒有，隻有面包就著開水吃。

　　當我們確定了共產主義信念以后，都更加關心國內的政治形勢，日夜思念著在黑暗中痛苦掙扎的祖國人民，向往能盡快回國參加革命斗爭。1924年6月，恩來接到黨的通知，要他回國工作，他高興極了。我們幾個人在我的住處為他送行。我弄了些葡萄酒，開懷暢飲，由於高興，恩來和大家居然都喝得有些醉意。

　　（二）

　　大革命時期，我與恩來在廣州、上海、武漢等地一起工作。

　　1925年9月，我由蘇聯回國，經上海到達廣州，在廣東區黨委見到了恩來和陳延年同志。當時延年是區黨委書記，恩來是區黨委軍事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兼一師黨代表。闊別一年，戰友重逢，倍感親切。恩來告訴我，他從2月份起進行東征，率部討伐陳炯明，打了幾個月仗，把陳炯明的軍隊趕出了東江地區。6月，為討伐軍閥劉震寰、楊希閔叛亂，又回師廣州。因為黃埔學生軍覺悟高，紀律好，所到之處，各界群眾熱誠歡迎，大力支持，所以東征和鎮壓劉、楊叛亂的作戰，都很順利。他為此高興。但廖仲愷被刺，國民黨右派極力阻撓革命，使革命陣線不能同心協力，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他又憂心忡忡。恩來說，陳炯明趁東征軍回師之機，又卷土重來，霸佔東江，因此正忙於組織第二次東征。10月初，他又揮師東征了。東征軍的主力，仍然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其中有大批黃埔學生參加，所以，黃埔師生人人都在關心著第二次東征的動向，我也一樣。由於恩來組織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東征軍仍然所向披靡。10月中旬的惠州之役，陳炯明以精銳部隊憑堅固守，兩天未能攻克，蔣介石產生了動搖，想放棄攻城。由於恩來堅持，並直接參與指揮，在東征軍特別是黃埔學生前仆后繼的浴血奮戰下，終於攻克惠州，殲滅了陳炯明主力，為第二次東征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到11且中旬，第二次東征勝利結束。下旬，恩來被任命為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在那裡建立政權，革新政治，組織群眾團體等，同樣成績卓著。我聽了這些喜訊，真為他高業

　　兩次東征，恩來都作出了重大貢獻，再次表現了他出類拔萃的組織領導才能。

　　我到黃埔軍校，被任命為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恩來指示我，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機會，積極開展黨團活動。他說，蔣介石要限制我們，我們要教育黨團員，開展各種活動，爭取進步青年，以反對他的限制。黃埔有我們黨的黨團領導小組，由魯易同志（當時是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負責，以后由熊雄同志負責。我去后，恩來要我作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配合魯易同志在學生中發展黨團員，壯大左派力量，削弱右派勢力。他還向我介紹了左派“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右派“孫文主義學會”的斗爭情況，要我們積極指導“青年軍人聯合會”。我和魯易、熊雄等同志根據恩來的指示精神工作。由於指導思想明確，又有恩來過去在黃埔的工作基礎和重要影響，所以我們的工作比較順利，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績。蔣介石是極端看重軍權的。在他看來，我們所進行的工作，是在挖他的牆腳，所以對我們非常仇視。

　　當時的黃埔軍校，為北伐培養了大批軍官。這其中，恩來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對我們黨施展了第一個大陰謀，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這一天，我和其他一些共產黨員，被突然扣留在中山艦上，恩來被軟禁在造幣廠。經過我們黨的交涉，蔣介石自感羽毛未豐，懾於左派勢力強大，不得不於當天釋放了我們。我來到區黨委，陸續會到了延年、恩來、黃錦輝等同志。大家在一起議論，都非常氣憤，一致主張給蔣介石以反擊。恩來作了具體分析。他說，二月份蔣介石驅逐了一名左派師長，就有反共苗頭，他曾向組織報告過，但沒有引起重視。現在的情況是，國民革命軍6個軍中，隻有第一軍是直屬蔣介石指揮的，其他5個軍都不會聽他的，有的還想乘機搞掉蔣介石。而在第一軍的3個師中，有兩個師的黨代表是共產黨員，9個團的黨代表，我們佔了7個，團長中有金佛庄、郭俊是共產黨員，營以下各級主官和部隊中的共產黨員也不少，至於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軍又是黃埔軍校教導團的底子，黨的傳統影響很大，我們是完全有能力反擊蔣介石的。我們都同意恩來的分析。同時，大家也議論，把蔣介石搞下台，其他幾個軍長同樣是些軍閥，隻要革命侵犯到他們的利益，他們也是會反共反人民的。恩來說，究竟怎麼處理，要由黨中央決定。我們在緊張中等待黨中央的決策。過了幾天，恩來向軍委的幾個同志傳達，說陳獨秀決定向蔣介石讓步。於是，我們被迫接受了蔣介石的條件，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

　　“中山艦事件”，無疑是我們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恩來在這一事件中的頭腦是清醒的，立場是正確的，如果按他的意見辦，那當時的中國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種局面。

　　“中山艦事件”后，恩來被免去了在第一軍的職務，我被免去了在黃埔軍校的職務，在恩來領導下，專門從事區黨委軍委的工作。不久，軍委以主要精力為北伐戰爭作准備。1926年5月，葉挺獨立團為進行北伐途經廣州，恩來要我跟他一起去獨立團，召開了連以上黨員干部會議。會上，恩來講話，分析了形勢，指明了任務，他要求共產黨員應身先士卒，使獨立團完成好北伐先鋒的光榮使命，並且用“飲馬長江”的豪言壯語鼓勵大家。葉挺同志領導的獨立團，后來在北伐中作出了特殊貢獻，被譽為“鐵軍”。這期間，恩來還常召集各部隊的共產黨員布置北伐任務。他作為區黨委軍委負責人，協助蘇聯軍事顧問加侖將軍制定了北伐藍圖。7月，北伐正式開始。恩來通知我，區黨委決定我任軍委特派員，到北伐軍中從事聯絡工作，溝通區黨委、各地黨組織與北伐軍中黨員之間的聯系。原定我由陸路北上，但當時粵北、湘南霍亂流行，恩來決定我改道上海、武漢、岳陽經水路秘密趕赴長沙，與北伐軍會合，要我經過上海時向中央軍委匯報一下北伐藍圖。

　　恩來沒有直接參加北伐，但他為北伐做了大量准備工作，對北伐的勝利，同樣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

　　1927年3月，恩來與趙世炎、羅亦農同志等一起，成功地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不久，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血腥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中央命我和李立三同志緊急趕到上海，了解情況，幫助處理善后事宜。我們到上海后，在趙世炎同志家中碰頭開了會。會上，恩來沉著冷靜地分析了形勢，提出了應變措施。我向他轉達了中央意圖，要我幫他整理工人赤衛隊，以減少損失。他表示同意。於是，我們共同擬定了計劃，將工人赤衛隊迅速轉入秘密狀態，把槍支彈藥隱蔽了起來。針對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恩來起草了致中央的意見書，建議中央推動武漢國民政府令北伐軍東征討蔣。當時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仍然不多，在全國許多地方進行的大屠殺，引起了共產黨員、左派人士和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如能按恩來意見，慎密組織，採取行動，當能給蔣介石以致命打擊。可惜這個意見未被有關各方重視，中國革命再次失去了勝利的機會。

　　（三）

　　1927年5月，我與恩來由上海同赴武漢。7月上旬，汪精衛、蔣介石合作反共的陰謀已經十分明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到了再也混不下去的地步。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陳獨秀被停職，組成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恩來是5名常委之一。7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常委會議后，恩來回軍委連夜召集我們開會。他說，共產國際指示，我們黨要組織一支5萬人的軍隊，要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據此，結合當前的形勢，中央已經決定組織武裝起義。恩來說，為使起義能順利進行，做好准備工作很重要，決定由賀昌、顏昌頤同志和我組成前敵軍委，我為書記，先到九江做起義的准備工作，通知部隊中連以上黨員干部，做好起義的思想和行動准備。什麼時候行動，要等中央最后通知。他說話時態度嚴肅，語調堅定，給人以強烈的緊迫感。

　　根據指示，我們迅速趕到九江，先向葉挺、賀龍同志部隊中的連以上黨員干部作了傳達，他們隨即開赴南昌。我們又向其他有關的黨員干部作了傳達。7月26日，恩來到達九江，對我說，中央已經決定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由他任前敵委員會書記，負起義總責。他交代我設法在馬回嶺地區把第25師部隊拉出來參加起義，他本人則先到南昌，以葉、賀兩部為骨干組織起義。因為當時很難溝通電訊聯系，他約定，事成后從南昌立即發一列空車皮來，我們就把拉出來的部隊和輜重裝上，開赴南昌。在恩來等領導下，8月1日南昌起義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帶領第25師的73、75兩個團和74團偵察連，按計劃於8月2日趕到南昌。我們把第25師的基本部隊拉了出來，恩來是滿意的。他說，你們的行動很成功，原來沒有想到會這樣順利。

　　南昌起義部隊按原定計劃南下廣東，一路上與錢大鈞、黃紹竑、薛岳等軍閥部隊打了幾仗，其中最激烈的是第一次會昌戰斗和后來的湯坑戰斗，敵我傷亡都很大。南下途中的三河壩分兵，把戰斗力最強的部隊之一第25師留在三河壩，分散了兵力，使起義軍在潮汕地區遭受了嚴重挫折。后來，24師余部由董朗同志率領轉到了東江，25師余部由朱德、陳毅同志率領，經閩南、粵北轉戰到了湘南。湯坑受挫后，我和葉挺趕到流沙，找到革命委員會，見到了恩來。他當時正在發高燒，昏迷中，仍在高喊“沖啊！沖啊！”他那高昂的革命精神實在感人。我們正在開會，敵人沖來，把革命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沖散了。恩來病重，我和葉挺兩人隻有一支手槍，緊緊護衛著他。我們不會講當地話，又不熟悉情況，我找到楊石魂同志，要他一定負責，護送我們去香港。楊石魂找來一付擔架抬恩來，先把我們隱蔽在老鄉家裡，后來又找到一條小船，恩來、葉挺和我，就由楊石魂護送到了香港。

　　南昌起義最后失敗了，這裡面有歷史的和主客觀條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恩來在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起義中，有堅定的武裝斗爭思想，向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政策，勇敢地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這是很寶貴的。南下途中某些指揮上的失誤和三河壩分兵，主要的責任不在他，事后他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評，表示要負主要責任，這種精神同樣是十分可貴的。

　　（四）

　　1928年到1931年，我從事了4年艱險異常的白區斗爭，又數度在恩來領導下工作，有幾件事給我印象很深。

　　1928年初，總結廣州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李立三同志錯誤地處分了大批參加起義領導工作的同志，引起大家強烈不滿。三四月間，恩來代表中央到香港重新作結論，實事求是地從主客觀方面總結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李立三的錯誤做法，得到同志們擁護，我也是衷心贊同的。他在香港時，我給他看了一張剪報，上面有周文雍、陳鐵軍同志在敵人屠刀面前，舉行“刑場上的婚禮”，然后英勇就義的消息和照片。恩來深情地說，他跟我有同感，他與兩位烈士也熟悉，烈士的事跡確實催人淚下，他們是共產黨人為革命視死如歸的典范。對烈士的哀思，使我們相對默默。4月間，我和張瑞華結婚，恩來專程到我們住所表示祝賀。

　　1930年初，我由香港調天津順直省委任組織部長，途經上海受領任務，又見到了恩來，他當時是中央軍委書記。恩來告訴我，順直省委書記張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決定以調動工作的方式，免除張的職務，所以，你和賀昌去后的主要任務是奪他的權，但要注意不動聲色，以免打草驚蛇。我們遵照指示，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1930年5月，我調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恩來當時正在蘇聯。8月，他回到上海，立即為准備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而緊張地工作。不久，我又調軍委作恩來的助手。9月下旬，他與瞿秋白同志一起，主持了六屆三中全會。會議作出決議，批評了李立三要組織全國總起義，以及集中紅軍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我列席了這次會議。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作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志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欽佩。

　　1931年4月，發生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嚴重事件。我得悉錢壯飛同志報告的消息后，深知問題的極端嚴重性。特科是黨中央的安全保衛機關，顧順章幾乎知道中央機關和負責人住址等全部情況。他的叛變，使中央領導機關面臨遭受毀滅性破壞的威脅。恩來是顧順章要加害的首要目標，於是我火速奔赴恩來住處，想向他報告和商定對策。恩來不在，我見到了鄧穎超同志，把情況告訴了她，要她帶上必須帶而又能夠帶的東西，立即離開住處，越快越好，我到別處繼續找恩來。當天，恩來與陳雲同志商定了對策，就領導軍委和特科的陳賡、李克農、李強等幾位同志，分工負責，在兩三天的時間裡，把顧順章知道的所有機關和負責同志的住處都搬了家。這兩三天裡真是緊張極了，恩來和我們都沒有合眼，終於搶在敵人前面，完成了任務。顧順章指引特務來上海搜捕時，一一補空。陳賡同志是特科反間諜工作的負責人，平時就是恩來的得力助手，這次在處理顧順章叛變事件中，作出了突出貢獻。處理顧順章事件，再次表現了恩來沉著鎮靜，臨危不懼的品德和非凡的組織領導才能。

　　1931年春天，我們陸續發現各蘇區程度不同地出現了肅反擴大化的傾向，到處在抓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等所謂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階級敵人。大家議論，各地紅軍在不斷打勝仗，如果內部真有那麼多反革命分子，這些勝利的取得，就不可想象，也是不合邏輯的。1931年夏天，歐陽欽同志到中央蘇區了解情況，回來匯報了那裡肅反擴大化的事例，大家更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我們向恩來作了匯報。他同意大家的看法，並向中央寫信，建議予以糾正。中央接受了恩來的意見，通知各蘇區注意。此后，各地逐步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1932年1月，恩來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對中央蘇區在這方面的錯誤，再次提出了批評。恩來善於聽取意見，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精神，由此可見。

　　在我黨歷史性轉折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恩來和王稼祥同志，堅決支持毛澤東，起了恙鍵性作用。會后，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為副主席，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小組。此后，在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恩來善於把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具體化為周密的軍事部署，成為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

　　戰爭年代，我又數度在恩來領導下工作。全國解放后，我抓科學技術，抓突破“兩彈”的工作。這方面，在毛澤東同志的決策下，恩來直接領導，他堅決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國的導彈、原子彈，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所以能夠迅速研制出來，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恩來的一生，是偉大的一生。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人民公認，他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軍事家。50多年來，我耳聞目睹，恩來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無限忠於革命事業，幾十年如一日，總是夜以繼日，不顧疲勞，不顧安危，兢兢業業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功蓋日月，但從不居功自傲，從來沒有個人野心，總是謙虛豁達，從善如流。十年動亂中，他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斗爭，既講策略，原則又十分堅定。恩來精明強干，才華出眾，無論國際國內，許許多多復雜棘手的重大問題，艱險異常的困難環境，他都能應付自如，處理得恰到好處，深受國內外政界領袖人物的好評，甚至連許多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黨軍政要人，也對他的才華贊嘆不已。他善於團結同志，熱情關懷，從不粗暴待人，與他接觸，大家都倍感親切，受到衷心擁戴，成為黨內最有威望的領袖之一。

　　恩來這許多難能可貴的優秀品德，實堪為人師表。我們紀念恩來誕辰90周年，最主要的是要學習他的優秀品德，繼承他的遺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強國而奮斗！

　　本文摘自《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