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同志從來都是嚴以律己 寬以待人

　　一

　　大革命時期，我就聽到了周恩來同志的名字，知道他1924年從歐洲回國后，就由黨中央派到廣州，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我才在太原第一次見到了這位黨的卓越領導人。

　　那是在1937年，八路軍從延安開赴抗日前線。周恩來同志率領八路軍高級軍政干部徐向前、蕭克、彭雪楓等同志來到太原。當時，黨派我在閻錫山那裡做統戰工作，我是以抗日工作者的名義在山西活動的。閻錫山雖然同我黨有統戰關系，但是，在太原召集群眾大會，由共產黨的領導人公開出面講話，還不大可能。於是，黨組織決定由我出面，組織山西軍政訓練班和民眾運動訓練團的約4000學員，在國民師范大禮堂開會，請周恩來同志作政治報告。這個大禮堂最多隻能容納1500人，而學員就有4000人，還有成千的群眾得到消息也來了。隻見人山人海，禮堂裡和院子裡擠得水泄不通。那天上午，周恩來同志來了，徐向前等同志也來了。周恩來同志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走上講台。當時，周恩來同志隻有30多歲，風華正茂，儀表堂堂。為了讓聽眾能夠聽好這次講話，我們事先准備了一個擴音器放在講台的桌子上。可是，他把擴音器推到一旁，就開始作政治報告。他的聲音高昂、洪亮而清晰，不僅禮堂內的聽眾聽得清清楚楚，院子裡的聽眾也都能聽得清楚。周恩來同志講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講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如何才能取得勝利，講了目前是戰爭的開始階段，敵強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們的抗日戰爭不決定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決定於我們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堅持抗戰到底，隻要能堅持下去，就能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轉化，到頭來，必然是敵弱我強，直到我們反攻，取得最后的勝利。他還號召大家脫下長衫，換上短衣，走上前線，去工作，去戰斗，去打擊敵人。周恩來同志足足講了3個鐘頭。人們被他那既有鼓動性又有說服力的講話征服了，台下鴉雀無聲，不時爆發出一陣陣掌聲，象大海的濤聲，激蕩在5000多聽眾的心頭。

　　為了加強黨和閻錫山的統戰關系，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太和嶺口閻錫山的指揮部，同他進行談判。當時雁北十三縣已經失守，留在敵后的隻有八路軍。在談判中，周恩來同志同閻錫山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給他分析形勢，說明日本帝國主義是可以打敗的，雖然目前是敵強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敵人一天天弱下去，我們一天天強大起來，鼓勵閻錫山堅持抗戰。閻錫山顯然是被說服了，談判后，閻錫山對我說：“周先生對抗戰前途看得非常清楚。”閻錫山還要求周恩來同志給他寫個第二戰區的作戰計劃。周恩來同志僅用一天的時間，就把作戰計劃寫好了，送給了閻錫山。閻錫山看了很吃驚，連說：“寫得這樣好，這樣快！如能這樣打，中國必勝。”他慨嘆“周先生的確是個大人才。國民黨是沒有這樣的人才的！”當時，周恩來同志還提出了一個在淪陷區成立“戰地動員委員會”的條例。這個條例規定，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犧盟會和其他群眾團體參加，共同組成，由共產黨、八路軍領導。閻錫山看到由共產黨、八路軍領導這一條，不大高興，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讓步，如果讓了，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沒有了。關於“戰地動員委員會”的領導問題，周恩來同志估計到閻錫山可能不同意，因此，找我們事先作了研究，如果閻錫山不同意的話，讓我去說服他。我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對閻錫山說：“現在把淪陷區交給共產黨、八路軍領導，是最大的人情，同時還可以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果不讓，共產黨、八路軍一定要堅持，也無可奈何，因為那些地方是共產黨、八路軍從日本人手中奪回來的，怎能不讓？如果不讓，連個人情也落不到。”閻錫山想了想，也隻好如此。周恩來同志在這次談判中考慮周到，工作細致，善於分析問題，說服對方，使談判十分成功，加強了同閻錫山的統戰關系。

　　二

　　周恩來同志在太原逗留的不長時間裡，他的周到細致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來我在延安學習期間，這種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44年，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議上提出了《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在毛主席親自主持、周恩來等同志參與下寫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親自寫的。這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又一個重要歷史文獻，它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當時，毛主席委托周恩來同志征求意見，我也參加了。沒有想到，周恩來同志還到我的面前，詳細詢問我在山西組織新軍的情況和經驗。

　　他和藹地問：“你在山西搞新軍有些什麼經驗？”

　　我說：我不行。我不會打仗，談不上搞新軍的經驗。我隻不過把新軍中閻錫山的舊軍官搞出去，換上我們的人，使這支軍隊成為一支抗日的新軍。開始搞新軍的時候，舊部隊的師、旅、團、營、連、排，還聽說過。我當了政委，連給各級政工人員定個什麼名稱，都搞不清楚。團，就叫政治部主任﹔連，就叫連指導員﹔排，就叫政治工作員﹔班，就叫政治戰士﹔營呢？就叫大指導員吧！

　　聽到這裡，周恩來同志笑了，連聲說：“不錯，不錯，比八路軍還多一點呢！”並且鼓勵我說：“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軍隊，不要讓軍隊落到閻錫山手裡。”

　　我又向周恩來同志報告：“我們還提過一個口號，要做到三個‘一致’：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說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對。”

　　周恩來同志仍然鼓勵我說：“抓得不錯，很好！”

　　我覺得自己在山西搞新軍，隻不過做了一點工作，實在沒有什麼經驗可談，可是，周恩來同志卻很細致地詢問我的工作情況，並且給了很大的鼓勵和親切的教導。他對一個干部的關心和幫助，使我非常感動，終生難忘。

　　三

　　解放后，由於工作的關系，我同周恩來同志接觸得多了，越來 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於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於體現毛澤東思想。他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膽略和氣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站得高，看得遠，在關鍵時刻，能夠提出方針性意見和具體措施，大膽而又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1949年進城后，我在陳雲同志領導下，在中財委做些具體工作，經常跟隨陳雲同志去向周總理匯報工作。周總理對財經工作非常關心。每個階段，每個關鍵時刻，他都給我們指示，支持我們的意見。1950年，七屆三中全會后，開始了三年恢復時期。因為經過長期戰爭，剛剛解放，物價十分混亂。當時，陳雲同志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正確地提出穩定物價的方針和政策，得到周總理的大力支持。這一方針和政策，對三年恢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53年，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以后，在毛主席、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的提議下，分配我主持工業、交通和運輸工作。這時，我仍然是在周總理和陳雲同志領導下工作。從這一年開始，陳雲同志抓第一個五年計劃，特別是蘇聯援助我國的156項骨干工程。當時，陳雲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見，要把156個項目一項一項地摸清楚，一項一項地向中央匯報，我也參加了這個匯報。當時，周總理和陳雲同志都曾經提出，我們應當認真地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但是，蘇聯援建的項目，必須使之適應我國的實際情況，對蘇聯專家提出的建議，也要實事求是，按照我國的具體情況辦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擱置起來，以后再說，絕不要照抄照搬。

　　1956年，毛主席在幾個月裡，聽取了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毛主席從匯報中察覺到一些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綜合起來寫了一篇《論十大關系》。當時，我是帶領工交各部門向毛主席匯報的。周總理很關心這次匯報。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來聽取匯報，但他總是抽空從電話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詳細詢問我們匯報的情況：“你們匯報時，主席有哪些指示？”這個時期，周總理還深刻地總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情況，提出建設工業應當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總理帶我一起去向毛主席匯報。匯報后，毛主席說：“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並且組織工交各部門負責人立即去各地傳達。以后討論時，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個“省”字，向主席報告，主席說：“好，贊成。”后來，在毛主席親自主持下，從南寧會議到成都會議，“多快好省”發展成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我們的經濟怎麼才能恢復起來？當時，陳雲同志主張，基本建設戰線拉得過長，要適當地退下來，要退到適合於我國財力物力的現狀。總理也完全支持陳雲同志的意見，並且指出，要把當時吸收進城搞工業的過多的農民退回農村，加強農業戰線。1961年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總理指示我們，要做填平補齊、成龍配套的工作，為的是休養生息，以利再戰。從此，我們進入了從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恢復時期，我們的國民經濟按照八字方針進行調整，迅速地恢復起來。

　　四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門。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到了周總理，他那時心情也很沉重，緊緊握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一波啊，一定要經得住考驗！……”多少年來，這些話我一直記在心上。

　　1966年8月，竊取“中央文革”領導大權的人，炮制了所謂“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風惡浪。敬愛的周總理挺身而出，堅持原則，對他們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抵制。當他們指使一伙人到處要揪斗我們這些人時，我正好跌傷了，我的秘書給我寫了一個病假條送給周總理，周總理立即批示“擬同意薄休養六個月”，實際上這是想要保護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劉瀾濤同志，西北局請示周總理辦公室，得到電話回答說：總理正起草回電，送毛主席看后即發。當晚得到總理回電：劉瀾濤同志出獄一事，中央是知道的。當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林同志被作為叛徒揪斗一事，電話請示周總理時，總理親自作了同樣明確的回答。周總理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從來都是尊重歷史的真實，光明磊落，實事求是地處理一切問題的。

　　“文化大革命”中，當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黨的老干部時，周總理卻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並且想盡一切辦法予以保護。我在被“監護”期間，因長期受折磨，身體十分衰弱。這時，周總理指示，把我送進醫院，進行治療和保護，使我得以逐漸恢復健康。如果沒有周總理的關懷，我也許早已被林彪、“四人幫”迫害死了，哪裡還能有今天繼續為黨為人民工作的機會呢！可是，周總理卻因積勞和林彪、“四人幫”的迫害與我們永別了！在周總理逝世的時候，我竟無法再見到他一面，這對我來說，是終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五

　　周恩來同志從來都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解放后一進城，有些部門要求蓋樓堂館所，周總理堅決不贊成。他曾經對我們講，連清朝最后一個攝政王載洋辦公的地方也隻有東華廳、西華廳，辦事的大員隻有四五個人，他的衙門總共不過十幾個人。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隻要我當一天總理，我就不蓋政務院大樓。他在中南海的住房總是不讓修。有一次，他出國去了，有人覺得他的住處廁所不太方便，就給改修了。他回國后，對這件事提出嚴厲的批評。

　　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隨時隨地都會得到總理的關心和幫助。周總理做事周到細致，精力充沛，常常不厭其煩地啟發你、幫助你研究問題，弄清情況，解決問題。我是好說長話的，經常晚上打電話向總理匯報情況，有時長達一兩個鐘頭，總理總是十分耐心地聽，如果感到我講得不對，他就問我：“這個問題研究過了沒有？研究清楚了沒有？”總理經常用這樣的話提醒我，使我少犯了許多錯誤。

　　周恩來同志十分關心干部的學習和成長。我的愛人胡明同志在延安時，在周恩來同志和鄧穎超同志身邊工作過。他們都很關心胡明的學習。到北京后，周總理還常對我說：“你要幫助她好好學習。”有一次，胡明從建筑工業部機械局調到第二輕工業部擔任工藝美術局局長，有人提議胡明擔任副部長，征求我的意見，我和胡明同志都沒有同意。這件事傳到周總理那裡，他和鄧大姐見到我談起這件事，都說，你這樣處理很好。並且特意關照說，我們進城后，更要好好學習，好好做工作，不是要升官，胡明同志還很年輕，還要多鍛煉。

　　（原載1979年1月8日《人民日報》，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部分刪節）

　　本文摘自《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