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兩岸關系開路和播種

1954年8月20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上作關於外交政策和台灣問題的報告

對台政策伴隨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發生重大改變

1956年，中共對台政策伴隨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發生重大改變。這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凡是能夠團結的，願意站在我們隊伍裡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麼的，比如台灣，那裡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1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對台方針和政策。他強調：凡是願意回到大陸省親會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陸上來，凡是願意到大陸參觀學習的也都可以到大陸上來，凡是願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少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咎既往。他號召：“台灣同胞和一切從大陸上跑到台灣的人員，站到愛國主義旗幟下來，同祖國人民一起，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斗。”中央關於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並且願意同蔣介石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確起來。此后，對台政策的突出變化是不僅將蔣介石集團包括在團結之列，而且明確了解放台灣的方式要力爭和平解決。這一方針在中共八大上得以肯定。

這年6月，中共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又有新的發展。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提出：“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 他重申了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提出的對台政策。最后，他還表示：“祖國的大門對所有愛國分子都永遠是敞開的。”這是周恩來在公開場合第一次正式表達了中國共產黨願意同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真誠願望。這說明，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工作從一般號召進入具體尋求接觸和協商的階段。

重視做“人”的工作，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這個階段中，周恩來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重視做“人”的工作。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台工作的重點是“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即通過各種線索，採取多種辦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周恩來為此付出大量心血。

為將中共和談的願望傳遞到台灣，1956年3月16日，周恩來會見即將赴台的英國人馬坤，對他說：你是一個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人，我們歡迎你來。你到台灣去，請傳話給蔣介石或其他朋友：“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隻要他贊成和談。”周恩來還強調：“蔣還在台灣，槍也在他手裡，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

中共對台灣的和平呼吁引起台灣方面的注意，當年參與對台工作的童小鵬在回憶錄中寫道：“為了進一步摸清中共對台政策的底，國民黨遂於1957年春派立法委員宋宜山（在押戰犯宋希濂之兄）到北京做實地考察。李維漢和羅青長會見了他。中共提出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統一后，台灣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台灣的政務還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預﹔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務的領導。但外國軍事力量一定要撤離台灣海峽。” 這次會面，周恩來是在幕后。宋宜山事后將有關談話情況寫成長文呈報蔣介石，因蔣本無誠意，派人到大陸不過是為了摸清情況，制定對策，故沒有下文。

中共對台灣的和平呼吁，也得到國內外廣大愛國人士的擁護，許多人主動提出願從中斡旋。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一些朋友時對國共和談問題提出了具體的設想與辦法。1956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會見曹聚仁，毛澤東在談話中表示：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可秘密來。”毛澤東還說：台灣隻要與美斷絕關系，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就這個問題，周恩來還做了具體的說明：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願意做，蔣經國隻好讓一下做副的。周恩來還真誠地表示，如果目前台灣方面有難處我們可以等待，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也拿出誠意來。當場，周恩來指示中央對台辦公室負責同志通知有關方面，對蔣介石、陳誠等人的祖墳加以保護，對其尚在大陸的親屬注意照顧。這些工作，有效地推進了兩岸關系的發展。

到1960年初，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加深了美蔣之間的矛盾，也給中共開展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帶來新的機遇。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周恩來與毛澤東商討后確定對台灣問題的總方針是：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蔣現在過來也有困難，問題是要有這個想法，逐步地創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為推動這項工作的發展，中央提出了更為寬鬆的四點具體意見：台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系由中央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等條件成熟並征得蔣之同意后進行﹔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台重要負責人：“進一步派人到大陸去談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

為把中共的誠意傳遞到台灣，促進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周恩來通過各種渠道，採取各種辦法開展工作。比如，委托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對台灣當權派深有影響的張治中、傅作義多次致信蔣氏父子和陳誠，轉達中共對台的方針和政策。

比如，抓住機會做國民黨元老的工作。1961年4月，周恩來請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的女婿、中共黨員屈武寫信並准備了禮物。周恩來自己也准備了一些高麗參，請人轉交於右任。他還請於右任的摯友邵力子給於右任寫信，並關照統戰部門要照顧好居住在西安的於右任前妻的生活。比如，通過海內外朋友向台灣當局傳話的方式促進相互的了解。他希望與台灣有聯系的朋友多做工作。但接觸中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為重，工作從長計議。此外，周恩來還請有關人士將蔣介石家鄉的照片寄往台灣，照片背后寫著：“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恙”。他還請統戰部門安排住在上海的蔣介石的內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協委員，並要他們照顧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親屬和陳誠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周恩來進行的一系列工作，對台灣方面產生了影響，大陸和台灣的關系有了相當的發展。據有關人士透露，台灣當局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曾表示：他們不再派人到大陸“進行擾亂公共安寧和破壞地方秩序的事”。並說：“進一步派人到大陸去談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

1961年下半年，美國邀請陳誠訪美，企圖在是否從金門、馬祖撤退的問題上離間蔣氏父子和陳誠之間的關系，擴大他們之間的矛盾，實現他們搞“兩個中國” 的目的。周恩來認為，蔣介石和陳誠還是有些民族氣節的，決定以促進他們之間的團結來擊破美國“拉陳抑蔣”的陰謀。周恩來表示：“我們希望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 陳誠赴美前，周恩來請人提醒台灣當局要加強內部團結，即蔣、陳、蔣的團結，把軍隊抓在手裡，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周恩來申明：隻要他們一天能守住台灣，不使它從中國分裂出去，那麼，我們就不改變目前對他們的關系。希望他們不要過這條界。8月，陳誠訪美。美國國務院將1955年以來中美大使級談判的記錄拿給他看，想以此進行拉攏。陳誠看后對人說：“中共拒絕美國一切建議，而堅持美艦隊及武裝力量退出台灣的作法，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陳誠還表示，他們也要向歷史做交代。這說明，周恩來的估計是准確的，對陳誠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鑒於陳誠思想的發展，周恩來進一步抓緊對台和平爭取工作。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與前途。談到對台灣的政策時，信中除重述過去對台灣回歸祖國后的建議外，並做了更具體的說明。概括起來就是毛澤東提出並由周恩來歸納的“一綱四目”。“一綱”，用張治中給台灣方面的信中的話來說，就是：隻要台灣歸還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台灣歸回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等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不久，周恩來又請有關人士轉告陳誠：台灣歸還祖國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利，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均可由台灣朋友自己來管。周恩來表示過去送去的信件雖然是一些朋友個人寫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們個人在政府中擔負的工作可以變更，但對台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時期，周恩來代表中共表達的和談誠意和提出的具體建議對台灣當局深有影響。他們表示：隻要一息尚存，決不會接受“兩個中國”。

1963年7月，周恩來獲悉陳誠提出辭職的消息后，於9日約見張治中、傅作義商議此事。周恩來分析陳誠辭職不外三個原因：美國壓力、內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說：“不管台灣形勢如何，我們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 這年底，周恩來出訪十四國時，專程繞道廣東，以視察海軍艦隊的名義，在一個小島上秘密會見了准備去台的有關人士，希望他轉告陳誠及台灣當局，美國正採取更多的實際行動，要把台灣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單位。而國共兩黨可以在反對“兩個中國”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我們不會因自己強大而不理台灣，也不會因有困難而拿原則做交易。如果單從我們方面看，台灣歸還祖國固然好，既然暫缺那也無損於祖國的強大地位。我們是從民族大義出發，是從祖國統一大業出發。今天祖國的四周邊界問題已解決，唯獨東南一隅尚未完滿，這個統一大業應該共同來完成。周恩來還請這位密使給蔣經國帶了一份禮品。這位密使見到蔣經國后對他說：這是周恩來先生特別囑咐我送給你的，都是多年陳酒。蔣經國很感慨，表示感謝說：周先生還記得我喜歡飲酒。

1965年3月。陳誠病逝。他去世前留下的遺言，既沒有提“反共”，也沒有提“反攻”。他向蔣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台灣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表明，幾年來，對台通氣工作、傳話、傳信的結果是富有成效的。不負周恩來的一片苦心。

陳誠去世后，周恩來繼續堅持不懈地對台進行爭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講道：對台工作急是無用的，今后可能會拖下去，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祖國統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隻要播好種，把路開對了就行。”

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嚴重干擾了對台工作。在那艱難的十年，周恩來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盡著最大的努力。他保護了大批民主人士和朋友，為改革開放后繼續開展對台工作留下了“火種”﹔他不失時機推動中國進入聯合國，促成與美國關系正常化，為進一步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減少了來自國際方面的阻力。1975年9月4日，周恩來看到香港《七十年代》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這篇文章分析了蔣介石去世后台灣的局勢，介紹了蔣經國的經歷及其他情況。周恩來在這篇文章上批示負責對台工作的羅青長和秘書錢嘉東：對蔡省三有關材料“進行分析”，並要他們找王昆侖、屈武弄清真相。批示落款“周恩來，9月4日”。后面接連四個“托”字，筆跡是顫抖的。周恩來對羅青長等說：我平常給你們講的台灣那些老朋友，他們有些人，過去對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們將來千萬不要忘記他們。

（作者為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會長、中央文獻研究室原第三編輯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