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外交隊伍是“文裝解放軍”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我們黨、軍隊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也是當代中國和世界杰出的外交家。建國前，他為創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建國后，他出任總理兼外長，為建立和發展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項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各個方面的豐功偉績，都將彪炳青史，與日月同輝！

　　我願在這裡就學習和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作一發言。

　　周恩來同志早在建國前就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的外事工作。周恩來同志長時期來是我黨對外的主要代表和發言人。他親自領導和開創了我黨最初的外事活動，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封鎖，在抗日大后方廣交朋友，宣傳黨的全民團結抗日和民主建國的主張，擴大了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並在國際上擴大了我黨的影響。建國后他以政府總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長達9年，以后不兼外交部長的職務后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后達26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以決策人、指揮者和實踐家三位一體的身份，以驚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為新中國外交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的外交實踐可說是新中國外交史的縮影。

　　建國前夕和初期，周恩來與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針。1949年前后，他兩次為黨中央起草了《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為新中國的外交奠定了基礎。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我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和重大政策。1952年在第一次使節會議上，他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另起爐灶”、“一邊倒”和“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三大決策和新中國初期外交工作的經驗，對我國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闡述。新中國就是在上述方針和政策指導下徹底埋葬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創立和發展了我國新型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毛主席一起領導了這場關系中朝人民命運的軍事較量和外交談判交織的復雜斗爭。這一時期，他親自起草和批發的指示文、電就逾千份。談判期間，他直接指導我方貫徹“爭取和、不怕戰、准備拖”和“談要耐心、打要堅決，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戰”的方針，始終駕馭著局勢的發展，直到停戰的實現。

　　朝鮮停戰后，國際上出現了緩和的趨勢。周恩來同志敏銳地抓住有利時機，經中央決策，積極推行爭取和平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政策，迅速打開了我國外交的新局面。他創造性地提出指導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同印度、緬甸兩國總理共同倡議把這些原則作為國際關系的普遍准則載入史冊。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他領導中國代表團為和平解決朝鮮和印支問題作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國家對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使會議在和平解決印支問題上達成協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出現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崇高的聲譽。

　　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同志以“求同存異”的戰略思想促進了亞非國家的團結合作，使中國同亞、非新獨立國家的關系得到穩定發展。在他的正確指導下，中國政府按照互諒互讓的精神先后解決了歷史遺留的中緬、中尼、中巴等國邊界問題，極大地改善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訪亞、非28國，堅決支持它們爭取和維護政治、經濟獨立的斗爭，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與它們的友好合作關系，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領導和推動下，中法實現建交，開始了西方大國與中國建交的進程。對美國政府，周恩來同志強調要反對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時一再表示願意與它坐下來談判，以解決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后，周恩來同志一直是這場馬拉鬆式斗爭的直接指揮者，他為揭露美國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時又保持中美雙方這種聯系和對話的獨特渠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五十年代中蘇友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鞏固和發展雙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蘇分歧逐漸擴大，他一面耐心維護中蘇關系的大局，一面同蘇聯干涉和控制中國的圖謀進行不妥協的斗爭，顯示了中國徹底的獨立自主立場。

　　從1953年朝鮮停戰到1965年，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中國外交工作得到全面發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建國初期的18個增加到49個，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提高。新中國外交的偉大成果是同周恩來同志身體力行分不開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周恩來同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對“四人幫”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抵制，並極力設法保護受到“四人幫”迫害的干部，維護了外交工作的運行。

　　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毛主席和周總理審時度勢，及時接過了美國作出的和解姿態，作出了打開中美關系的決策，導致了尼克鬆訪華和中美關系的解凍。中美關系的這一重大發展震動了世界，迎來了世界格局的大變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國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來同志逝世前，與中國建交國家由49個增至107個，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復。

　　周恩來同志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他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與外交風格。深入研究和學習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不但對我們全面理解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對指導當前的外交斗爭也具有重大意義。

　　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內涵豐富，簡要說來最主要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獨立自主是決定我國外交政策、處理國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這一原則適用於我國同各種類型國家的關系，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也不例外﹔

　　——戰爭與和平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和干涉，維護我國安全與世界和平是新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立新型的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普遍准則，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制度相同的國家，都應和平相處，共同發展﹔

　　——外交是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主要對象是各國政府及其當權者，各國人民在交往中有義務支持被壓迫人民的正義斗爭，但革命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輸出，要正確處理外交與革命兩者的關系﹔

　　——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官民並舉﹔

　　——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打擊極少數反動勢力，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

　　——實行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原則，既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大小國家一律平等﹔

　　——自力更生與國際合作相結合，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加強國際合作，互通有無，學習一切國家的長處和優點﹔

　　——在國際關系中提倡“求同存異”，作為處理各種矛盾和分歧的指導思想，不強求一致或強加於人。

　　周恩來同志善於從中國的傳統哲學和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智慧中吸取營養，並根據他自己的外交實踐和工作經驗，加以總結、提高，形成了一整套充滿辯証法的獨特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包括外交斗爭要“針鋒相對”，但又要作出必要的妥協﹔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令行禁止”，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外交行動要“后發制人”，“決不開第一槍”，但又要“見機而動”，“來而不往非禮也”﹔等等。他在這方面的精辟論點和有益教誨很多，在這裡不一一敘述了。

　　對於周恩來同志留給我們的所有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都應該認真學習和掌握，這對指導我們的工作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國的外交工作任重而道遠，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去完成。更重要的是，時代在前進，形勢在變化，新的問題，新的困難層出不窮，要我們去解決，去克服。新的任務，新的挑戰要我們去完成，去應付。因此，必須認真學習和研究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認真學習周恩來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精神遺產，把我們的工作和能力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要從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和所要解決的根本任務出發。周恩來同志一貫倡導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他重視調查研究，尊重事實，全面掌握情況，因而能正確制定對策，解決面臨的問題。比如對“一邊倒”的決策，不能離開當時兩大陣營嚴重對立的客觀現實，也不能離開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現實威脅來理解。周恩來同志當時就指出，“一邊倒”並非倒向某一國，也不是依賴人家，而是指外交上採取的基本立場，贊成什麼，反對什麼。“一邊倒”與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並不矛盾，當時周恩來同志主持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明文規定“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新中國的外交從“一邊倒”、反對美蘇兩霸，到執行全方位外交有一個適應不同形勢的變化發展過程，這是我們看問題應注意到的。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要與學習和運用鄧小平外交思想相結合，兩者是一脈相承的。在國際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是當代的兩大主題的情況下，中國外交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在毛澤東、周恩來外交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國新時期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在學習周恩來外交思想時，又要著眼於今天的現實，結合當前形勢和任務，加深理解和更好掌握鄧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好地開拓創新，以開創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要與學習他的外交藝術、外交風格相結合，因為他的外交思想與外交藝術和風格是一個整體。我們外交人員在外交場合待人接物，言談舉止，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對外交涉要立場堅定，態度鮮明，擺明事實，以理服人﹔對待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不搞霸權主義，以實際行動充分表現新中國外交人員自尊、自信而又謙虛自處的形象﹔對外表態實事求是，說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說話算數。這些外交風格對貫徹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起著相輔相成的作用。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要與學習他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相結合。他無限忠於黨、忠於人民、熱愛祖國、獻身人類進步事業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和情操是我們學習的典范。他以身垂范，公而忘私，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善於學習，不恥下問，勇於探索，創造性地解決面臨的復雜問題，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他以身作則，遵守紀律，廉潔奉公，謙虛謹慎，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的這些崇高思想和品德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也是我們今后培養和教育年輕一代外交人員的方向。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要與學習他關於外交和外事隊伍建設的一系列教導相結合。他關於外交隊伍是“文裝解放軍”的教導，關於外交干部要“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的教導，關於勤儉辦外交的教導，關於“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做外交工作要多請示，不可自以為是”的教導，關於遵守外事紀律、宣傳紀律、保密紀律、財務紀律的教導，關於在對外交往中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教導，等等，為我們國家培養了一代特別能戰斗的、鋼鐵般的外交隊伍。今天，我們要永遠銘記這些教導，以它來培育一代新人，讓它世代相傳。

　　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與實踐是一座極其豐富的寶庫，值得我們從事外交工作的新、老同志作深入的研究和發掘。周恩來同志在其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宣傳、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都留下了內容豐富的教誨，大家都應深入研究和學習，並結合當前需要加以發揚光大。讓我們共同努力，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為完成黨的十五大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為振興中華和促進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繼續開拓前進，爭取更大的勝利！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