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四年調整時期的重大貢獻

　　一

　　四年調整時期（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４年）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重要時期，也是新中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的重大轉折。周恩來在這關系我國國民經濟盛衰的關鍵時刻，同當時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銘人心的卓越貢獻，為國民經濟經過“大躍進”的挫折而恢復發展，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從１９５８年南寧會議開始的“大躍進”，連續３年對我國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和損失。１９５８年底開始的調整工作因廬山會議而中斷，同時正在掀起的國際反華浪潮又迫使我黨中央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來對付。

　　１９６０年７月，國務院國家計劃委員會鑒於國民經濟嚴重失調，即開始醞釀進行調整，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六字方針。周恩來在討論這個方針時，採納了“鞏固”和“提高”，把“整頓”改為“調整”，還增加一項“充實”，這樣就形成了八個字（“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方針。周恩來在他主持的國務院會議上解釋：“整頓”含義不如“調整”確切，也易於為人接受﹔大躍進中搞了許多大架子、空架子，需要加以“充實”，不只是“鞏固”和“提高”的問題。當時，正值蘇聯宣布毀除同中國簽訂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協議，撤回全部在中國協助工作的專家。中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大問題的爭論也正在激烈進行。中蘇關系處於嚴重惡化之中。因此，在１９６０年夏季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並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按會議要求，周恩來還就歷史上各個時期的中蘇兩黨關系作了一個詳盡的報告。

　　但是，無論如何，作為調整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畢竟在周恩來主持下提出來了。

　　二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召開。這次全會是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全世界八十一黨莫斯科會議就共同聲明達成協議之后舉行的。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析形勢時一致認為，由於莫斯科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后終於達成協議，中蘇關系至少可以緩和一個時期，我黨中央的工作重點，應從國際問題轉移到國內問題。因此，這次全會除了劉少奇和鄧小平匯報八十一黨會議情況和分析外，周恩來在講話中強調：國民經濟嚴重失調已到難以為繼的地步，中央常委已確定集中力量解決國內問題，今年應當是大戰役后大休整的一年，要通盤考慮全面調整，至少今明兩年內要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經濟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應如此。因此這次全會集中討論１９６１年國民經濟計劃，批准了這個計劃和這個計劃中提出的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毛澤東講話時肯定調整方針，並提出１９６１年為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隻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也才能方法對。

　　全會以后，毛澤東親自組織調查組去農村調查研究，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也紛紛下農村，去工廠，進行廣泛、細致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中央多次開會討論，會后形成了調整各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文件草案，《農業 ６０條》、《工業７０條》、商業４０條》、手工業３５條》、高教６０條》、科研１４條》以及根據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意見而后來形成的《文藝８條》等等。

　　但是，中央決定的調整方針和各項政策，貫徹執行中進展緩慢，干擾和阻力很大。主要原因是黨內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情況不明、思想不通、決心不大，總想搞多一點，搞快一點，或者總想少退一些，遲一些再退，拖延觀望。他們對於中央下達的調整文件，有的置之不理，自行其是，或者各取所需，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不傳達、不討論、不執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對於在調查中發現的這種情況十分重視，經幾次討論，決定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央、省、地、縣（團）四級主要負責干部參加，著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以貫徹調整方針。

　　三

　　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於１９６２年１月舉行，參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稱七千人大會。

　　劉少奇在大會上的書面報告和講話，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既肯定了成績又指出了失誤，著重批評妨礙糾正“左”的錯誤、貫徹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分散主義傾向，並代表黨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評，承擔大躍進年之中“左”傾錯誤的主要責任。他明確指出，在中央已經提出糾正這些錯誤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后，全黨當前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中央決定的方針政策，堅決反對妨礙落實這些方針政策的分散主義傾向，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也作自我批評。他聲明：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這３年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主要責任應由他承擔。他著重講了黨內民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批評各級黨組織中缺乏民主，書記說了算，並嚴厲提出他偏要摸那些屁股摸不得的“老虎”。他號召分組召開“出氣會”，對中央和省委提意見，像竹筒倒豆子那樣交心見面。七千人大會出現了坦誠相見、熱烈感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新高潮。因為實際上對中央的意見，討論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時已提得差不多了，這時主要是各縣委對各省委的意見。

　　周恩來在２月７日講話。他首先作自我批評。他說這３年中的錯誤，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委負有很大責任。有關國家計劃和政策的文件，許多是國務院提請黨中央批准的，國務院負有主要責任。他以“四高”、“三多”為例加以說明。“四高”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調出，國務院應負主要責任。“三多”是計劃變動多、基建項目多、權力下放過多，國務院也應負很大責任。至於有些政策性文件，未經中央批准而擅自下達，國務院和有關部委則應負全部責任。

　　周恩來具體舉例說明自己的錯誤。一個例子是他在１９５９年８月人大常委會上匯報政府工作時，說過農業每年增產１０％就是躍進，增產１５％就是大躍進，增產２０％是特大躍進﹔工業每年增產２０％是躍進，增產２５％是大躍進，增產３０％是特大躍進。周恩來說，他提出這樣的增產幅度，本意是想說服那些認為翻一番以至翻幾番才算大躍進的同志，但無論農業或工業，那樣大幅度的增產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來說，美國在過去１００年中，前５０年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２０％，后５０年為１．1％。美國從年產十幾萬噸增加到年產１０００萬噸鋼，用了２８年（１８７２∼１９００），我國隻用了１０年（１９４９∼１９５９，１９５８年產１０７０萬噸不能算數，當年好鋼不到８５０萬噸），已經是很高的速度了。大躍進中“欲速不達”，１９６０年硬要年產１８００萬噸鋼，１９６１年還要生產９００萬噸，結果今年計劃隻有降到７５０萬噸。“以鋼為綱”，結果擠了其他產業，破壞了綜合平衡，也損壞了本身生產設備，難以為繼，結果不得不掉了下來。這是我們違反客觀規律的結果，是對我們的懲罰。

　　周恩來還舉另一個例子說明他自己犯錯誤，那就是權力下放過多。他說他曾號召各省、市、自治區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總值，形成多個工業體系，他親自起草文件，重工業下放７６．５％，輕工業下放８５％，財權也下放許多，造成了很大的惡果。他身為一國總理，困難時連１０００噸鋼也調不到，真是自食其果。

　　周恩來說，由於“四高”、“三多”給許多同志造成很大壓力，傷害了許多同志，我乘此機會向大家道歉。

　　周恩來出自肺腑的自我批評，極大地感動了到會同志。

　　周恩來指出，主要是由於我們自己工作中的失誤，加上自然災害，目前全國經濟困難非常嚴重，農業大大減產，輕工業生產自１９６０年起下降，重工業硬撐到去年也不得不往下掉，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少農村餓死人，城市供應嚴重短缺，浮腫病在蔓延。我們必須全黨動員，盡最大努力克服困難。

　　周恩來在講話最后提出克服困難的八大措施，即：堅決壓縮城鎮人口、爭取農業首先是糧棉油增產、努力增加工業特別是人民生活用品工業的生產、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全面徹底清理倉庫物資、嚴禁走后門和搞好市場供應、堅決償還外債並履行外援合同、建立新秩序和新風氣。其中最關鍵的措施是壓縮城鎮人口，１９６１年壓縮１０００萬人，１９６２年上半年還要壓縮７００萬人。

　　七千人大會總結了３年“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糾正“左”的錯誤的方針政策，盡管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左”傾指導思想，但畢竟是我黨為建設社會主義而斗爭的“長征”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在全黨干部中為繼續調整打下了思想基礎。只是因為當時大家議論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加上當時對困難的估計仍有不足，中央決定的有關調整的方針政策，周恩來講話提出的克服困難的八大措施，沒有具體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

　　四

　　七千人大會之后，中央為了更加深入細致地貫徹調整方針，繼續分別研究各部門的工作。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即通稱的西樓會議）在２月下旬分別聽取財經部門的匯報，發現４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財政收支不是像過去說的那樣收大於支，結余３９億元，而是支大於收，結余是虛假的，實際財政赤字達２７０億元。由此，政治局要求各部、委進一步弄清情況，如實向中央報告。經過緊張而認真的摸情況，擺事實，作比較，終於發現當前的經濟困難比過去估計的要嚴重得多。

　　陳雲根據他縝密的調查研究，首先在他主持的中央財政經濟小組中，繼而在政治局會議上，尖銳地提出：要如實地正視當前經濟困難的嚴重程度和克服這些困難的難度，同時也要看到戰勝困難的有利條件和爭取較快克服這些困難的可能。要考慮到農業恢復需要時間，現在的計劃和擺開的架子要放下來，硬撐著等恢復不是辦法。出路隻能是城鎮減小、全力保証農業增產、保証市場供應、按短線產品安排計劃。

　　周恩來大力支持陳雲的意見，他強調退要退夠，要退到可靠的陣地上，站穩腳跟，著力調整，然后再向前進。因此要對原計劃作大幅度的調整。他將陳雲提出的辦法概括為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

　　周恩來提議，請陳雲和李富春把嚴重經濟困難的實際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向中央黨政軍機關高級干部講清楚，進一步統一大家對形勢的看法，以便首先在中央機關全面落實調整方針，政治局會議同意周恩來的提議。於是有２月２６日在國務院小禮堂舉行中央各機關黨組成員的高干會議，這個會議對陳雲的報告，反應熱烈，掌聲雷動，前所未有。

　　３月間，政治局在聽取中央各部委黨組討論上述３個報告的情況匯報后，對他們提出的意見進行議論。各部委意見中主要有兩個問題爭論較多：一個是目前時期應稱調整時期還是稱恢復時期，這關系到對八字方針的理解和執行﹔另一個是恢復農業究竟需要多少時間，有的認為需要３年到５年，有的認為需要５年到８年，這關系對調整的信心和成效。

　　陳雲本來體弱多病，幾個月來主持調整工作日夜操勞，又病倒了，３月初即赴南方休養。調整工作由周恩來代為主持。周恩來綜合大家意見，提出很有說服力的看法。他說，關於第一個問題，看來以稱調整時期比較適當。因為八字方針領頭兩字就是調整，九中全會決定也是講調整，七千人大會更稱當前為調整時期，沒有必要改稱恢復時期，以免國內外產生誤會。但是這個時期的工作內容，實質上是恢復，關鍵是農業恢復。可以這樣說，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１９６０年農業各項實際產量都比１９５７年下降很多：糧食下降２６％，相當於１９５１年的水平﹔棉花下降３５％，相當１９５１年水平﹔油料下降５０％，為１９４９年水平以下﹔生豬存欄數下降５６％，比１９４９年還差。由於農業減產，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從１９６０年起即連續３年下降。重工業則增長過快，１９６０年比１９５７年增長兩倍多，不僅破壞了工農業生產的平衡，農業養不起工業，也破壞工業內部的平衡，輕工業供應不了過度增長的城鎮人口。我們實際上干的是損農促工，這樣的比例失調是難以持久的。重工業在１９６１年也大幅度下降了，１９６２年鋼產量計劃指標隻好降到８７０萬噸，約等於１９５８年生產的１０７０萬噸中的好鋼。因此要全力支援農業恢復，還要恢復因“以鋼為綱”被擠掉的其他工業部門。當然，不是所有產業行業都是恢復，有的還得減產，短線產品還要增產。所以稱調整時期是適當的，有利於貫徹八字方針。

　　劉少奇贊成周恩來的意見，並認為：我國當前經濟困難嚴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工作搞得不好，也會出現經濟危機。可以說目前我國處於經濟危機之中。這是非常時期，隻有採取非常措施才能克服經濟困難，渡過經濟危機。劉少奇說，看來我們在七千人大會時因情況沒有完全摸清楚，對經濟困難估計不足。現在進一步了解情況，過去的估計可以改變，也應當改變﹔採取的措施也要相應的加強。對情況的分析，估計得嚴重一些，利多弊少﹔估計不足，掉以輕心，麻痺大意，弊多利少。寧可估計得嚴重些，將來實際証明沒有那麼嚴重，豈不更好。現在就怕估計不足，決心不大，措施不力，結果誤了大事。劉少奇說，根據毛主席倡導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過去１年中，我們對情況逐步明了了，應當下更大的決心，採取更有力的措施，抓緊調整工作，不能再耽誤寶貴的時機。

　　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意見，得到在京政治局委員的一致贊成。會后，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一起，於３月中旬起程從北京飛武漢，向在那裡休息的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同意政治局會議的意見，並批發了陳雲和李富春、李先念的３個報告。

　　五

　　根據西樓會議的決定，中央財經小組在周恩來親自主持下重新修改了１９６２年國民經濟計劃，著重解決工農業間和工業內部比例嚴重不平衡的問題，和應當採取的非常措施，以克服當前的經濟困難。

　　劉少奇於５月初起接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方案。會上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和鄧子恢分別作了計劃、財政、工商業和農村工作的專題匯報。謝富治和林楓也分別就公安和文教問題發言。

　　５月１１日，周恩來綜合會議上的發言，作了長篇講話。

　　周恩來說，經過這１年多的實踐，証明毛主席在九中全會提出大搞調查研究，才能做到“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是非常及時、正確的。

　　周恩來說，要做好“情況明”不容易，是逐步認識的。現在可以說，我們對困難發展的趨勢是看清楚了，即在１０年中有５年是調整時期，主要指恢復。這一點在高級干部中絕大多數人看法比較一致，但各人所處的具體情況不同，還不能說完全清楚了，預料不到、估計不夠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把困難說夠，甚至講得過頭一點，沒有什麼壞處。領導者一定要從最壞的情況出發，這是毛主席一貫教導我們的。１９４５年延安七大時毛主席講了十幾條可能出現的困難，叫大家作最壞的思想准備，后來實際上沒有出現那麼多困難，不是很好嗎！我們講困難，不是為了嚇人，而是為了戰勝困難。在困難面前低頭的不是共產黨人，我黨是在不斷克服千難萬苦的戰斗過程中逐漸壯大、堅強，直到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新中國。從我個人體會，對困難估計不足的情況居多，因而工作中經常陷於被動應付。主觀上應努力爭取快點克服困難，但具體工作安排上應准備可能慢一些才能克服。各部門的領導同志要對干部多做思想工作，使他們了解全面，爭取快，准備慢。

　　周恩來又說，領導決心來自情況明，情況明了決心才能大。中央對調整工作的決心是大的，去年九中全會時是大的，去年９月廬山會議時也是大的，今年七千人大會也是大的，現在經過２月西樓會議，決心更大了。拿減少城鎮人口這個問題來說，去年１年減少了１０００萬，今年開始准備上半年減７００萬，３月決定減１３００萬，現在決定減２０００萬人。這是史無前例的，表明中央決心非常大。中央這個決心，要通過各級黨委做思想政治工作，變成為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決心。

　　周恩來還說，現在中央財經小組想了克服困難的一些辦法，提出了若干調整國民經濟的非常措施，但可以說還很不夠，還要依靠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創造性。隻要我們領導者把情況說清楚，廣大干部和群眾會想出許多辦法的。

　　周恩來在講話中回答會議中有些同志提出的問題，主要是七干人大會時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現在又說過去對困難的嚴重程度估計不足，似乎前后有些矛盾，應如何看待，如何解決。

　　周恩來說，一般說最困難時期已經渡過，這是可以的，這主要是指去年１年中，中央下大力進行調整，已重新制訂許多方針政策，以糾正３年大躍進中諸方面的“左”的錯誤。這是爭取經濟情況好轉的基礎。但是當時的確沒有發現還有最近３、４個月中發現的那些嚴重的困難，如４年財政收支不是有３９億元結余，而是有２７０億元赤字，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僅去年就多發了６０億元票子。現在的情況是經濟困難尚未見緩解。

　　一是今年糧食產量能否完成３０００億斤（１９５７年年產３９０0億斤）的指標不容樂觀，因為各地報來的情況已肯定減產３００億斤。

　　二是不少省的災荒造成的后果沒有消除，有些地方仍有餓死人的現象。

　　三是中央今年計劃征購糧食７３６億斤，各省報來的不到７００億斤，差額３０億斤，相當於供應１０００萬城市人口的１年口糧。

　　四是城鎮口糧供應仍然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糧食人均（包括工業用糧隻有３８１斤，經常需要４２３斤），分配到個人，機關干部每月人均隻有２．４斤左右。城市中浮腫病在增加。

　　五是去年進口糧食不足以補充挖空了的庫存，今年進口主要用於救災。

　　六是棉花生產預計不會增產很快，因為糧田擠了棉田。城鎮每人棉布定量供應隻能保持３尺。

　　七是城市豬肉供應，已從過去每年３０億斤降到１０億斤，隻能維持目前的低水平供應。

　　周恩來說，以上主要是從農業方面來說的困難，而農業是基礎，農業困難沒有緩解，其他困難，尤其在城市、在工礦區，就難以好轉。從這些方面說，不能認為最困難時期已經渡過。

　　周恩來強調說：當前時機是緊迫的，條件是成熟的，我們再也不能猶豫不決，該退的一定要退夠。最緊迫的措施，關鍵是堅決減少城鎮人口。中央決定減少２０００萬人口。這是釜底抽薪。大批基本建設項目要下馬，工礦企業要關閉一批、停產一批、合並一批、轉業一批，即使傷筋動骨，也在所不惜，為的是全力支援農業恢復，否則沒有出路，不可能渡過困難，不可能爭取好轉。

　　劉少奇贊成周恩來的意見，他說減少城鎮人口兩千萬是很大的決心，兩千萬人減下去了，最困難時期也就渡過了。

　　就這樣，５月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進一步調整的方案。

　　六

　　１９６２年夏天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是毛澤東建議召開的。這個會議沒有開全體大會，隻開小組會議，但主要問題在中心小組討論，中心小組由毛澤東主持，除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外，還有各大區書記、中央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參加。這次會議本來的議題是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工業支援農業等問題，但為了落實調整方案（包括減少城鎮人口、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和關停並轉一大批工廠企業等），中央工作會議還套了一個城市工作會議。

　　但是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在中心小組接連發表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多次講話，會議逐漸就轉到以反對“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為主要內容。這次會議（７月２５日至８月２４日）以及其后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２３日在北京舉行）和十中全會（９月２４日至９月２７日）都是沿著這條路線發展的。周恩來參加中心小組的會議，中心小組不開會時就主持城市工作會議。

　　北戴河會議大批“單干風”，主要是批評鄧子恢主張推廣安徽實行“五統一”下的“責任田”制度（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批評田家英去湖南、浙江調查后認為“包產到戶”在特別困難的地方不失為渡過困難的有效辦法，也批我主持的新華社《內部參考》刊出介紹“包產到戶”的材料過多。

　　所謂“翻案風”，是指彭德懷在６月間給中央的申訴信，信中認為中央在廬山會議上對他的批判和結論是不符合事實的，要求重新審查，作出正確的結論。經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提出，會議對彭德懷大加批評，其后在十中全會及其預備會議上尤其激烈。

　　至於所謂“黑暗風”，按毛澤東的說法，是指對形勢的估計，說當時有一股隻許講形勢一片黑暗，不許講形勢有一點光明，喪失信心，前途悲觀。工作會議各組大批“黑暗風”，自然影響城市工作會議落實調整措施。我和田家英除參加中心小組外，也參加城市工作會議，因為周恩來要我們去聽聽各方面的意見。

　　根據中央已經批准的方案，城市工作會議要具體落實到每個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方案主要是：

　　（１）城鎮人口減少 ２０００萬人。

　　（２）基本建設項目，投資從１９６０年的３８４億元減到１９６２年的６７億元，開工項目從１９６0年的１８００項壓縮到１９６２年的１０００項。

　　（３）絕大多數重工業生產指標，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６１年降低５％∼２０％。現有６萬多個工廠企業，保住一批，縮小一批，合並一批，轉業一批，關閉一批。

　　上述主要方案，在當時北戴河刮起的大批“黑暗風”的浪潮下，受到很大沖擊。城市工作會議上，不少同志認為中央在２月會議和５月會議上對形勢估計過於嚴重，把困難說得過多，因而提出的措施過多。許多地方和部門紛紛要求城鎮人口少減一些，基建項目少下馬一些，工廠企業少關停並轉一些。有些同志認為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非常措施對我國國民經濟“傷筋動骨”、“大傷元氣”，有的甚至不指名地責備主持調整工作的周恩來。

　　周恩來在會上反復解釋中央為什麼採取這些非常措施。

　　他指出，３年大躍進中我們（包括中央在內）隻想快些多些，沒想好些、省些，長期不覺悟，問題積累越來越重，以致非下最大決心調整不可。

　　基本建設戰線確實太長了。１９５７年基建投資隻有１００億元左右，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基建投資共達1112億元，年均２７８億元。

　　施工項目，１９５７年隻有９００多項，１９６０年達１８１５項。

　　工廠企業增加太多，職工人數３年內增加 ３０００多萬人。

　　許多企業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勞動生產率下降３０％。城鎮人口，１９５７年隻有９９００萬人，１９６０年增加到１．３億人。周恩來指出，過去幾年，工業大踏步向前發展了，而農業卻大踏步向后退了。以糧食為例，１９５７年產糧３９００億斤，１９６１年隻有２８００億斤。今年計劃糧食產量為２９００億斤，即使完成計劃，也不足供養１．２億城鎮人口，甚至即使恢復到１９５７年的糧食產量，也負擔不了目前城鎮人口的正常供應。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嚴酷現實。

　　周恩來說，中央決定上述３項措施，確是非同尋常。有同志說是“傷筋動骨”，實際上確是“傷筋動骨”，因為整個架子太大了，我國的物力、財力承受不了，隻能卸架子，隻能“傷筋動骨”。砍那麼多基建項目，關停那麼多工廠、企業，豈止是“傷筋動骨”，每砍一刀都是血淋淋的呀，因為這些都是用人民的血汗錢建設起來的呀！你說中央就那麼忍心，就那麼狠心？這是從全局著想，迫不得已的呀！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被壓垮，我國將會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地衰敗下去。不調整，不採取非常措施，猶豫拖延，就會坐失時機，拖垮我們的國家，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周恩來在城市工作會議中，堅持原則，維護中央決策，有若中流砥柱，堅如磐石而又耐心說服，理情兼備，令人十分感動。

　　在北戴河，我和田家英在旁聽城市工作會議時，耳聞目睹各種不同議論。對中央決策，尤其是減少城市人口、基建項目下馬、關停並轉相當部分工礦企業，有贊成的，有懷疑的，也有反對的。特別是有關本城市、本部門的，好些同志是討價還價，最差的甚至斷然拒絕﹔有的甚至乘反對所謂“黑暗風”之機，責備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替陳雲主持中央財經小組工作的周恩來，隻差沒有公開點名，但人們一聽便知是針對誰的。我和田家英深感有些同志對中央態度不正確，對總理極不公平，很是憤慨，但在會上不便發言。有一天晚飯后，我同田家英（還有梅行）議論此事時有如鯁骨在喉，不吐難受。於是打電話給總理秘書許明，要求面見總理。周恩來剛在白天參加意見紛紜的會議，夜裡還有許多事情要處理，但很快就把我們叫去了。我們向他訴說城市工作會議上空氣不好，有些同志發言極不正常，不顧大局，特別是有的同志在２月西樓會議和５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是贊同中央決策的，現在又反悔埋怨，甚至影射周總理，說話非常難聽。我們說著說著就流淚，擔心中央決定的非常措施落實不了。我們認為這些同志對國家大事如此輕妄，怎麼得了。

　　周恩來一面安慰我們不要激動，一面又嚴肅地對我們說，非常措施是中央會議決定並經毛主席同意的，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執行這些措施涉及各方面的實際利益，難度很大，有同志一時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這要耐心說服，穩妥幫助。他深有感慨地說，１９５９年春調整時，我身為一國總理，竟然連調 １０００噸鋼也做不到。現在又遇到這麼大的阻力，可見實行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不容易。現在証明七千人大會十分必要，但隻靠一次大會，雖然開了一個多月，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很激動地對我們說，過去指揮千軍萬馬，有時為了全局的勝利，不惜犧牲局部，軍令如山倒，成千成萬的戰士，視死如歸，慷慨捐軀，沒有遇到像現在和平建設時期做調整工作這樣困難。但是，你們可以相信，中央是堅持原則的，議而有決，決則必行。我已同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談過，抓階級斗爭不能影響調整工作，毛主席也表示贊成。

　　這次談話一直到深夜，我們在門口向總理告別時，田家英還熱淚盈眶。

　　一兩天以后，周恩來８月１７日在中心小組發言時，一般表示同意毛澤東講的階級、形勢、矛盾的意見，著重談了對形勢的看法。他說，關於形勢，有一個時期把困難現象，說過了，但主觀上是積極想方設法克服困難，客觀上可能影響一些同志把形勢看成漆黑一團。當然，許多同志仍然是信心十足，鼓足干勁的。這一點可以從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形勢的宣傳要點后絕大多數同志反映很好來証明。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沒有泄氣，想方設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務，而且措施得力，見效也快，效果比預期的好。

　　毛澤東在周恩來發言過程中插話說，調整工作是見效的，大家是有信心的。

　　劉少奇也插話說，據最近統計，今年上半年減少城鎮人口的任務已經完成，減輕了糧食供應的很大負擔。過去強調困難嚴重，因此大家才下決心減人。

　　七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７月２５日至８月２４日）后，接著就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和它的預備會議。

　　預備會議歷時近一個月（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２３日），批判“三風”比在北戴河有過之無不及，也繼續修改《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等文件。在這期間，周恩來會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分別跟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商量，逐一落實中央決定的非常措施，其中反復商議較多的是商業問題（主要是糧食、棉花、油料、肉食的購銷、征調以及日用品的供銷等問題）。

　　到了八屆十中全會正式會議(９月２４日至９月２７日），毛澤東在講完全會議程后又一次更系統地講了階級、形勢、矛盾三大問題。其中關於形勢問題中，他講了抓階級斗爭和抓調整工作的關系。因為在北戴河會議將結束時，劉少奇提出：階級斗爭問題是否不要聯系那麼密，有些問題可以就事論事，不上綱上線。當時沒有定論。

　　在這次全會開幕時的講話中，毛澤東說，切不可以因階級斗爭妨礙調整工作，請各地區、各部門務必注意。要記取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的教訓。當時抓了黨內斗爭而拋開了工作，反右而不反“左”。這次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平行，但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現在已成立兩個專案小組審查兩個“翻案”（即彭德懷和習仲勛兩冤案）的問題，不要使階級斗爭干擾我們的工作。我們要大部分時間放在工作上，指定專人對付階級斗爭，如公安部門。階級觀點很重要，但要抓工作，而且要抓緊。廬山會議本來不應當受干擾。當時及其后，我們還受帝、修、反的干擾。其實我們應當不受任何干擾，無論黨內外、國內外的干擾都不要影響我們的工作。要努力做好調整工作，爭取明后兩年恢復農業。全黨要團結起來，要團結包括犯過錯誤的所有同志。犯過錯誤的同志要改正，站到馬列主義方面來，中央路線方面來，我們就好合作。

　　劉少奇在講話中著重講了對待困難的三種態度：一是堅決克服困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二是被困難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三是利用困難向黨進攻，這是反動的。劉少奇還說，今年５月會議，對困難估計多一些。如果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估計困難多一些不要緊。如果動搖，就很不好。現在看來，困難有多大，不過如此。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形勢已經好轉了。在劉少奇講話過程中，毛澤東插話說，被困難嚇倒，暫時動搖，提過建議的是思想認識問題，不能說是搞修正主義。至於未經中央同意就到處宣傳包產到戶，那是違反紀律問題。不是到處宣傳，隻在黨內提出意見或建議，這是允許的。毛澤東這段插話，我當時理解，毛澤東把在北戴河會議中心小組內被他點名批評的田家英，同鄧子恢加以區別。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有過這樣或那樣的意見，那就更不在話下了。后來毛澤東並沒有要田家英作檢討，田家英也沒有主動作檢討。當然，即使這樣，批判鄧子恢搞“單干風”也是錯誤的。

　　周恩來在９月２５日下午講話，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講話和即將提交全會通過的文件和決定。他談到形勢時說，５月會議對困難估計過了一點，但工作還是積極的，信心十足、干勁十足的。強調困難不是否定工作中的成績，這兩年，特別是七千人大會之后，做了大量的調整工作，而且收效很快。因此，我認為應當明確四點：（１）階級斗爭，如彭、習兩案，已有專案組審理，調整工作不要受干擾﹔（２）反右必須防“左”，不要搞到一般干部和群眾中去，不要搞運動，這是廬山會議的教訓﹔（３）要加強階級教育，團結全黨﹔（４）還有大量調整工作要做，要抓緊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周恩來這番話，簡明扼要，針對性很強。可以說，在大刮反“三風”的那個時候，能這樣直言不諱，實事求是的風格，深得大家稱贊。

　　八屆十中全會及其以前的北戴河會議，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和大批所謂“三風”，反映了黨內“左”傾指導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與４年之后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密切相關。但是從當時的形勢及其以后總的情況看，這對調整工作並沒有構成重大干擾，中央領導同志的主要精力，還是集中抓調整工作。只是１９６３年開始的四清運動（后來稱之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或多或少地影響各地的經濟調整工作，加上１９６４年開始的“學術、文藝批判”，也為爾后的“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准備了條件。但是，無論如何，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周恩來，堅持調整的方針，做了大量工作，使國民經濟較快地得到恢復和發展，１９６３年開始好轉，１９６４年全面好轉。

　　八

　　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日）上，作“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政府工作報告時宣告：“現在，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產已全面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並且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周恩來從農業、工業、財政貿易、文化教育這４個主要方面，概括地列舉４年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巨大成就。

　　在農業方面，糧食、棉花、烤煙、甘蔗、豬、羊等主要農牧業產品的產量，都超過１９５７年的水平。１９６４年全國擁有的拖拉機數比１９５７年增長４倍，排灌機械馬力增長１２倍，農村用電增長２２倍，化肥增長兩倍多，農田水利建設成績很大。

　　工業方面，１９６４年工業總產值比１９５７年有很大增加。４年來主要工業產品品種增加了２４０００多種，產品質量普遍提高，有些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成本顯著降低，勞動生產率逐年提高。

　　商品供應狀況顯著改善，物價穩定，財政收支平衡，城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１９５７年相比，１９６４年供應的豬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長３０％以上，機制紙、鋁制品、搪瓷制品、自行車、收音機等主要日用品，都增長５０％以上。

　　文化、教育、衛生、體育事業也有了新發展。

　　周恩來指出，今后１０年，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１０年，我們要建設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還要在更長的時期內，進一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總的來說，在４年調整時期，周恩來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在３年“大躍進”造成國民經濟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在關系我國是衰敗下去還是中興起來的重大戰略問題上，堅持調整方針，不辭辛苦，全心全力，任勞任怨，既堅持原則，又耐心說服，措施果斷又步驟穩妥，歷盡艱難險阻，不折不撓，對國民經濟調整任務的勝利完成，對國民經濟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起了關鍵性的重大作用。我們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周恩來的這一偉大貢獻。

　　（作者６０年代曾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