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黨性修養思想初探

　　加強共產黨員的黨性修養，向來是黨的建設這一偉大工程的重要內容。所謂黨性，即一個政黨所固有的最本質的特性，是階級性最高和最集中的體現。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黨性是其靈魂和本質。能否堅持黨性，關系到黨的內在素質和外在形象，關系到黨的事業的興衰。因此，加強黨性修養十分必要。在堅持黨性原則和黨性修養上，周恩來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完美的典范。作為黨的領袖人物，他不僅身體力行黨性原則，並且在自覺地規范自己和教導別人的過程中形成豐富的黨性修養思想。早在青年旅歐期間，他就要求中共旅歐支部黨團員真正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做成勞動的先驅，社會革命的向導”，①以自己鮮明的黨性與其它形形色色的政黨及派別嚴格區分開來。回國后，他一以貫之地重視共產黨員的黨性修養和黨性教育。他一再強調對黨員“要求有高度黨性”，②“從檢查自己的黨性來認識自己的錯誤”，③在黨性修養中保持思想純潔、政治堅定、作風清正。周恩來在黨性修養上給我們留下豐厚的精神遺產，即使在今天看來，周恩來的黨性修養思想仍有十分鮮明的針對性和強烈的現實感，系統地挖掘和總結周恩來的黨性修養思想，對於當今黨性修養和黨風建設具有指導意義。

　　黨性修養的起點：改造思想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每個黨員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實現思想純潔是中國共產黨黨性的內在要求。然而在周恩來看來，在事實上“一個同志一旦入黨，那只是他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不一定完全入黨”。④為了成為成熟的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順利地過“思想關”，每個黨員都面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改造的任務。由於“思想是先驅”，⑤思想“是指導”﹔⑥因此，改造思想成為黨性修養的基礎和起點。

　　怎樣改造思想呢？首先，共產黨員要有改造思想的自覺性。他說：“改造靠自覺。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決定於自覺性。”⑦“自覺改造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規律，黨內外皆然。”⑧這種自覺性來自於對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在周恩來看來，思想改造之必要有二：其一，從橫的周圍環境來看，中國共產黨處在小生產者和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之中，黨員不可能不受周圍環境的影響，為此要經常地進行思想改造以保持黨員思想純潔。他說：“我希望大家承認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認各種關系各種事物都會影響個人的思想。要經常反省，與同志們交換意見，經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會生鏽，就會受到腐蝕。”⑨其二，從縱的時代發展來看，時代是不斷前進的，黨員的思想若要不落伍，跟得上時代的步伐，就必須進行不間斷的思想改造。他說：“事物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因此我們的思想改造也就沒有止境。”10每個黨員從加入共產黨起，就應該有這麼一個認識：准備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個共產黨員如果認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產黨員”。11

　　其次，共產黨員要把握思想改造內涵的准確性。對於思想改造的內容，周恩來早在１９４３年就指出：一個好的領導者首要一點就是“要有確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人生觀。”12后來，他明確指出：“過思想關就是我們常說的思想改造，是解決世界觀和人生觀問題，也就是要樹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或者說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學會運用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和最近講的認識論”。13這裡，周恩來把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及方法論問題作為黨員思想改造的主要內容。周恩來認為，思想改造中的馬克思主義內涵是有其確定的“框子”，我們要准確地把握它，既不能形而上學地擴大它，也不能消極地縮小名或取消它。這裡，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內涵上，涉及到十分嚴肅的馬克思主義學風中的思想路線問題。早在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指出：反科學的主觀主義學風“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因此，在這個學風問題上，周恩來反“左”防右。但比較而言，他更注重反對“左”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學風。他明確指出：“極左思潮形‘左’實有、空洞、極端、形式主義……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14因此，他提倡不唯書、不唯上，反對盲從，主張獨立創新的思考。他說：“對一切問題，要經過自己的思考，不要盲從，思想懶惰訓練不出品質優良、有堅強意志的共產黨員。”15

　　再次，黨員要注重思想改造方式的律己性。周恩來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思想改造的最好方式”。但是，與“批評——自我批評——批評”的一般公式不同，他很早就提出“批評自己——批評別人——接受批評”的公式，把自我批評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思想改造首先是自我批評，第二是互相批評。”16在他看來，如果一個人不能進行自我批評，不能嚴於律己，是沒有資格批評和改造別人的。因此，思想改造方式，首先從我做起，“沒有人是專門改造別人的，自居於領導，自居於改造別人，其實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對這種人大聲疾呼：‘請你自己先改造’”。17思想改造的律己性，除了首先“批評自己”，還要“接受批評”。周恩來要求黨員要勇於虛心接受別人的批評，“如果臉紅脖子粗，不接受批評，就是沒有修養。……所以我們應該重視批評，尤其是青年團員、共產黨員，如果有人批評我們，更應該認真聽取，檢查自己”。18

　　最后，共產黨員要把握思想改造途徑的多樣性。思想改造的根本途徑在於學習，周恩來不僅把“加緊學習”19作為自己的修養守則，而且把“要有學習精神”20作為黨員及其領導者的基本要求，他在號召人們學習毛澤東時，特別強調要學習毛澤東的“學習精神”。21學習是多方面的。其中，“要經常地向三個方面學習：一是要向群眾學習，二是要向書本學習，三是要在實際斗爭中學習”。22在周恩來看來，黨員在思想改造的多樣性學習過程中，至少要處理好以下三種關系：其一，處理好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學習歷史、學習外國的關系。周恩來十分重視黨員的理論修養。在我們黨的領導人中，他最早地從黨的理論基礎方面來分析我黨路線的正誤，並把“加強黨的政治教育，提高黨的理論水平”23作為提高黨員黨性的重要途徑，他的這種主張此后也是一貫的。同時，周恩來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與學習歷史、學習外國結合起來，他說：“讀馬克思列寧的書和毛主席的書是主要的，但也要讀歷史、地理，讀哲學。”24因此，他主張學習歷史，認為“中國人不講歷史總差點勁。毛澤東的著作還有不少篇幅是講歷史的嘛，讀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歷史。”25同時，他也主張學習外國，認為“一個民族和國家之所以能夠存在，總有它一些長處。盡管以往的社會制度一再改變，但人民是永生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人民總是有自己優秀的東西。我們要學習別人的東西，但要防止盲目性。隻有學到了家，才能說是真正吸收。”26他進而指出：要敢於直接面對世界各種思想，因為“思想是沒有國界的。不使人們進行各種思想的比較，怎麼能夠認識正確的主張、正確的意識？”２７其二，要處理好學習政治理論與學習業務知識之間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面臨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任務，這要求我們黨員及其干部更多地懂得經濟和科學文化等方面業務知識。因此，他說：“學習政治我贊成，但要精通業務，不能佔用鑽研業務的時間。”２８周恩來十分重視現代科技的作用，正如英國作家韓素英所指出：“周（恩來）跟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比起來，更多的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技術官員。他懂得技術革命正在改變世界。”29為此，他特別要求我們的黨員和干部重視知識分子，並提高自身的科技素養。他說：“我們黨必須培養出一大批精通科學和文化各部門知識的干部。隻要我們認真地鑽進去，我們就一定可以學會。”３０並且指出：學習政治理論的效果如何，最終落實到業務中去。在大講政治挂帥的“文革”時期，他明確指出：“政治挂帥挂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要挂在業務上。……如果真正考察一個干部，說這個干部運動好，但業務不好，說明還沒有落實。”31其三，要處理好學習書本與學習群眾實踐之間的關系。周恩來認為，思想改造是需要長期的教育和斗爭，“單靠多讀幾本馬列主義的書是不行的，問題在於實踐。”３２“要在實踐斗爭中學習。”３３這種實踐主要是群眾的社會實踐。這是一個如何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風落到實處的重大問題。因為隻有深入到群眾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社會實踐中去學習，才能提高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提高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因此，周恩來告訴我們的黨員和干部，“不僅要教育群眾，還要向群眾學習……面向群眾，汲取群眾經驗，十分必要”。34又說：“隻有深入群眾，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見對不對。……任何問題公之於眾總是有好處的”35

　　黨性修養的關鍵：站穩立場

　　周恩來認為，我們在學習和工作中，先有一個站在什麼立場問題。政治立場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因為“隻要各個階級存在，他們的不同立場就會存在”。36政治立場是一個政黨黨性的重要標志。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無產階級和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它要求我們每個共產黨員不僅要有“民族的立場”、“人民的立場”，而且要升華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以無產階級的立場作為自身黨性的標志。因此，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是黨員黨性修養的關鍵。然而，在周恩來看來，“做了共產黨員，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階級立場和思想呢？不是的，也許我們主觀上覺得是為工人階級了，但有時我們的工作犯了錯誤，實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說明我們還不是真正站穩了工人階級立場。這種情況是常有的”。37因此，每個黨員都要面臨著如何站穩立場問題，面臨著如何過“政治關”問題。

　　怎樣才能站穩無產階級政治立場呢？周恩來指出：“工人階級立場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自己封的，決定的關鍵是實踐，隻有實踐才能証明是否合乎這樣一個立場。”38因此，要站穩工人階級立場需要長期的摸索、學習、鍛煉，需要在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線、政治態度和政治宗旨、政治組織性和政治紀律性、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等方面經受考驗。具體地說：

　　其一，在政治方向和信念上堅持共產主義，是黨性標志的首要點。早在他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第一條就明確規定：入團者必須對於共產主義已有信仰。周恩來指出，共產主義旗幟是需要以鮮血來染她，共產主義前途是不可坐等而來的，要把共產主義遠大方向落實在具體的路線和策略中，而這種路線和策略應當是符合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的具體情況，如他當初旅歐時所強調：“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３９因此，他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對共產主義實現的急躁情緒，把明天的前途當作今天要實行的政策，走上了“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另一種是忘掉了共產主義方向，忘掉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方針，遷就或同化於人家，犯右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在民主革命早期，周恩來就指出：“要知右傾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而‘左’傾也同樣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的。”40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同樣反對兩種傾向，提出了近似當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即：一方面，強調社會主義方向性，指出：“我們是為了社會主義而奮斗，這是清楚的。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一點，麻痺起來，就會發生政治性錯誤，就會失掉這個前途，就會與資產階級混同起來。喪失前途，喪失立場，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險的。”４１因此，忘記了大方向的共產黨員，當然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另一方面，指出社會主義的長期性，“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是個相當長的時期，”有人卻以年月計，實際上“現在不好‘算命’。”42因此，脫離了黨在特定階段下的現實路線的共產黨員，同樣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其二，在政治態度和政治宗旨上，在堅持“愛憎分明”態度的基礎上達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宗旨。周恩來認為，首先要分清敵我友，在此基礎上才能“愛憎分明”，愛人民，恨敵人，如魯迅那樣：“對於反動派，所謂之千夫指，我們是隻有橫眉冷對的，不怕的。我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假如對人民，我們要如對孺子一樣地為他們做牛的。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我們要有所懼，有所怒，有所愛，有所為。”４３這種愛憎分明的政治態度決定了我們黨的政治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即“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４４他經常教導身邊工作人員說：為人民服務就是要像春蠶那樣吐出最后一根絲。１５建國后，他特別反對黨員和干部的蛻化，認為黨員及干部如果蛻化，就必然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從而自己毀掉自己，因此，他強調：“反對任何共產黨員由滿腔熱忱地、勤勤懇懇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卑鄙的個人主義”46，他一再告誡我們的黨員和干部：“我們國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同群眾甘苦，共命運。”４７他指出：“‘黨員’和‘群眾’相對，始終是不合邏輯的。”48其實“黨員也是群眾中的一員，包括領導人在內，不能自居於群眾之上。”49他針砭社會上不良現象說：“黨員有一些政治上特殊﹔不要說高級領導做官當老爺，就是一般的黨員在群眾中間也做成一個小老爺，這怎麼行呢？”５０

　　其三，在政治組織性和政治紀律性上，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早在旅歐期間，就要求黨員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既反對極端民主化，又反對奴隸主義，他說：“共產黨當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論，但共產黨也決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隻知服從的黨員。”５１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強調加強黨員的組織紀律性，在反對家長制形式的同時，反對極端民主化傾向，認為極端民主化“可以把黨的組織打得粉碎，以至於消滅。”52把“要有高度的紀律性”作為黨員及領導者一個基本素質。43新中國建設時期，他要求“堅持民主集中制，反對官僚主義”﹔“堅持無產階級的紀律性，反對自由主義。我們強調高度自覺的合乎黨的利益和紀律性，絲毫不能允許自由主義存在”。34周恩來認為，無論是民主還是紀律，都是以增強黨的團結和維護中央權威為前提，因此，“我們所反對的是那種不利於黨的團結和損害中央威信的言論和行動，我們並不反對干部中間進行有關增強黨的團結和提高中央的威信的意見的醞釀和交換。”55那種山頭主義、派別主義是絕對不符合黨性原則的。

　　其四，在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上，黨員必須要達到很高的程度。在革命戰爭時期，他要求黨員及其領導者“注意大事”、“提高政治警覺性”，“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則的高度，要與政治任務聯系起來。”56在新中國建設時期，他要求黨員要排除庸俗的空氣，要使政治空氣濃厚起來，而“政治空氣首先要求要有高度的黨性，鍛煉同志的思想，一切從原則出發。政治化是多方面的。……平時談生活、談文藝都要注意從原則出發，這樣，庸俗空氣就稀薄了，政治空氣就濃厚了。當然，並不是說二張口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才叫政治空氣濃厚。”５７同時黨員要加強政治鑒別力的鍛煉，特別是我們黨成為執政黨后，就需要注意聽取各種意見，而跟黨外人士接觸，則可以聽到各方面的意見，“對我們共產黨員來說，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見是對的，哪些意見是不對的。這對於我們也是一個鍛煉、教育和學習”。58和平時期建設的艱巨任務要求我們黨員特別是領導者更要加強政治分辨能力，反對那種隻埋頭事務、忽視政治的事務主義者，他說：“如果是個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時方向不大清楚，那還可以諒解。如果是個領導干部，怎麼容許他是個事務主義呢？”59

　　黨性修養的展現：持正作風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立場必然通過黨員的工作上生活上的風格、風尚和風氣反映出來﹔作風正派、講正氣，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性修養的重要體現。由於黨員的作風問題事關黨的生死存亡、事關我們整個社會風氣的正邪，因此，每個黨員都要注意自己的舉止言行中的作風問題。特別在中國，舊的風氣和習俗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周恩來曾說道：“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毒害，在中國的階級社會中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是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的。”80在他看來，盡管我們打倒了封建主義，但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著。脫離群眾，事事在上，生活特殊，講究排場，中國的統治階級過去是這樣的，我們也容易這樣做。因此，每個黨員和干部做到作風上的清正，是一場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那麼，對於一名黨員及其領導者來說，怎樣才能使自己的作風清正起來呢？他曾概括地說：“我們每一個領導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要反對特殊化作風，恢復和發揚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當好人民的勤務員，樹立新風氣。”６１具體地說，清正黨的作風是多方面的，在周恩來看來，黨員在作風上至少要做到以下幾點：

　　其一，在生活上，要艱苦朴素，勤儉節約﹔情趣高尚，氣正志遠。周恩來曾要求我們黨員要過好“生活關”。６２“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質生活方面，要艱苦朴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勝利，黨的工作中心由農村轉向城市之際，周恩來一再告誡道：“我們要繼續保持和發揚長期在農村中建立起來的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我們現在雖然生活在城市裡，但舊衣裳還是要穿，不要向剝削階級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齊，要向我們歷來的艱苦朴素的生活看齊。”６３建國后，他強調：“我們領導干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朴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６４在精神生活方面，周恩來要求黨員：“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６５又說：“人的生活要充實一點，精神更要舒暢一點。文藝生活總是要有的，但是我們的文藝生活是為了活躍人的思想，提高人的修養，把教育寓於文化娛樂之中。我們的文藝節目要有教育意義。那種庸俗低級的、野蠻恐怖的、墮落腐化的東西，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產物，我們應該堅決批判，堅決反對，不能用官僚主義態度對待它，容忍它。”６６

　　其二，在工作上，既講革命熱情，又講實事求是﹔既要不畏困難，又要臨事而懼。在工作態度上，要求我們每個黨員和干部要有革命熱情，他說：“一個干部、一個共產黨員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熱情，要有朝氣，有干勁。革命熱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蛻化了。”６７其中，他所提倡的“敢想敢說敢做”６８即是革命熱情的集中體現。同時，要把這種革命熱情與求實態度結合起來，求實態度即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說是：實事求是”。69特別在經濟工作中強調實事求是，他說道：“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或沒有把握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７０他反對脫離一定的物質條件而片面強調精神力量的做法。指出：“精神估計夠了，還要講物質。隻有精神沒有物質不行，要兩條腿。”７１在工作方式上，要求我們黨員要敢於正視困難，解決困難，“共產黨人就是為了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７２又說：“懵裡懵懂，怕說困難，一聽說困難就泄氣，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就是要認識困難，擺出困難，提出辦法，克服困難。共產黨就是在克服困難中取得勝利的。革命戰爭是這樣，社會主義改造是這樣，社會主義建設也應該是這樣。”73同時，要把這種無畏精神與臨事而懼精神結合起來。在革命戰爭年代，他要求黨的領導者“要‘戒慎恐懼’地工作。”74在新中國建設時期，他認為：“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后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65

　　其三，在社會關系上，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照顧大局，相忍為黨。在個人與他人關系上，周恩來講究團結，嚴己寬人。他在１９４９年４月全國青年團一大會上指出：共產黨青年團在團結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前進的過程中，“對自己應該自勉自勵，應該嚴一點，對人家應該寬一點，‘嚴於律己，寬以待人’。”76以后，他又說：“如果說‘嚴於責己，寬以責人’，對共產黨應該要求嚴些。”７７特別對於黨的干部，更要嚴於要求自己，因為身為領導，“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要影響一大片。”領導者要反對社會關系上的“裙帶作風”，反對“一人作‘官’，全家享福，一個得道，雞犬升天，”78他呼吁領導干部在過好“社會關”、“親屬關”中應該做出一點表率來。79在個體與整體關系上，堅持整體優先，大局為重。在革命戰爭年代，他要求從全局出發，俗守盡職，“無論在那個部門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都要做一個有用的螺絲釘，都要發揮自己的作用。”80為了大局，他要求“領導者在必要時應忘記他所受的侮辱。”81即所謂“照顧大局，相忍為黨。”82在和平建設時期，特別在經濟建設中，更要有整體觀念，“一切隻顧個人不顧社會，隻顧局部不顧全體，隻顧眼前不顧將來，隻顧權利不顧義務，隻顧消費不顧生產的觀念和行為，都是必須反對的。”83

　　當然在周恩來看來，黨性修養中的思想問題、立場問題、作風問題三者之間是相互關聯的，構成周恩來黨性修養思想的有機統一整體。其中，立場問題決定著黨性修養的性質﹔思想問題是立場問題和作風問題的根源，政治問題和作風問題的解決要從思想觀念上挖根﹔作風問題是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証驗和體現。因此，思想問題、立場問題、作風問題如樹之根、干、葉，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探討周恩來的黨性修養思想，對於我們正確理解周恩來完美人格和崇高精神的形成因素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周恩來作為中外現代史上最有光彩的少數人物之一，他在人格和魁力上獲得了人們的真誠敬仰。所有這一切，首先應當歸功於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誠然，深厚的民族傳統的優秀氣質是形成他完美人格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事實上，周恩來把作為中國人的品性和作為共產黨人的品性爐火純青地熔為一體﹔在一定意義上說，周恩來正是在作為共產黨人所應具有的思想純正、立場嚴正、作風清正這些品質的基礎上，才使他作為中國人的民族特有氣質得到了真正的升華和無遺的展現。因此，探尋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風上的黨性修養思想，有助於我們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周恩來完美人格的意識基礎。

　　同時，探討周恩來的黨性修養思想，對於我們當前正在繼續進行的黨的建設這一偉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除非共產黨自己毀掉自己。正如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一２月２１日）》中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要鞏固共產黨的堡壘，當然需要法制和監督，但基礎在於教育，在於黨員自身的黨性觀念和黨性修養，隻有這樣才能標本兼治。加強黨員的黨性意識和黨性修養，刻不容緩，越是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步伐和改進開放的進程，越是對黨性修養和黨風建設不可有絲毫鬆懈。當前，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再次號召我們的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繼續深入進行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教育”。這正是我們黨重視黨性鍛煉和黨性修養的優良傳統的重要體現。講學習，主要是改造思想，使黨員真正以當代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武裝頭腦﹔講政治，關鍵是站穩立場，使黨員在方向明確、組織堅固、能經受風險的基礎上真正為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謀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講正氣，核心是持正作風，使黨員具有艱苦創業精神，擁有一身浩然正氣，敢於同一切歪風邪氣和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從而使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全國人民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２１世紀。當前“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具有鮮明時代特點，但在本質上與周恩來強調的改造思想、站穩立場、持正作風的黨性修養思想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周恩來的黨性思想修養為我們當前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風上加強黨性黨風教育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寶貴的資鑒，周恩來的黨性修養思想至今仍閃耀著光輝。

　　（作者單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注 釋：

　　①、51、82、參引《周恩來和他的事業》第２頁、第５頁、第４５頁。

　　12、19、20、21、２３、34、43、52、53、62、74、76、81、《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１２８頁、第１２５頁、第１２８頁、第３４２頁、第１２頁、第１３１頁、第５２頁、第２４０頁、第９頁、第１２８頁、第３６２頁、第１３２頁、第３２８頁、第２８２頁、第１３２頁。

　　②、③、④、⑤、⑥、⑦、⑨、⑩、11、13、17、24、25、26、28、30、35、36、37、38、41、42、44、46、47、49、54、55、56、５７、58、59、60、61、62、64、６５、66、67、６８、69、70、72、７３、75、77、７８、83、《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９２頁、第１２６頁、第３２７頁、第３３２頁、第３４１頁、第３６８頁、第４２５頁、第４２４頁、第３３５頁、第４２３頁、第３２７頁、第３６８頁、第４７０頁、第１９７頁、第３４３頁、第１８８頁、第３４５頁、第６５頁、第６７頁、第６１頁、第９６頁、第３３５頁、第２４１頁、第１１９頁、第４２１頁、第２６７頁、第９１頁、第１２１頁、第１３０頁、第９２頁、第１０３頁、第４１９頁、第８１頁、第１５３頁、第４２７頁、第４２７頁、第４２７頁、第４２７頁、第４２２頁、第４２３頁、第３５０頁、第１９０頁、第３１４頁、第４０６頁、第４０９頁、第３９４頁、第４２０頁、第４２６頁、第１４５頁。

　　⑧、45、71、《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６９８頁、第７６１頁、第 ６３３頁。

　　14、25、31、４８、50、《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５４２頁、第４９２頁、第５４２頁、第２５７頁、第２６０頁。

　　15、《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５６３頁。

　　16、18、22、32、33、《周恩來論人生》第１５８頁、第６４頁、第１３２頁、第５８頁、第１３２頁。

　　29、（英）韓素音著《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第４１９頁。

　　39、《周恩來書信集》第４０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