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階平：給晚年周總理治病的親身經歷

　　我跟敬愛的周總理接觸時間很長，越接觸時間長，越覺得跟他接觸就是受教育，我受周總理的教育實在太深了。我想先從看病問題說起。

　　周總理患膀胱腫瘤，是在常規檢查時發現的，不是他有什麼病狀才檢查的。接著，我們就趕緊加強檢查，比較快就得到了証實。后來得到中央批准，要跟他講這個事情。我很明白，周總理是相信科學的，是相信我們的，估計他接受治療不會有什麼大的困難，但是我不知道他還會說什麼。實際上，我跟他說了這個檢查結果，他一點也沒有什麼震動。他說：“我一定配合你們。”這句話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這句話后頭還有一句話：“你們也要配合我”。這句話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完全理解，他這是要醫療、工作兩不誤，醫療工作的安排要不影響他的工作，他是處處以工作為第一的。我馬上就回答：“我們一定這麼做。”可是我有個考慮，盡管膀胱腫瘤還不算是最壞的腫瘤，但畢竟它還是比較嚴重的，實際上最終一定要影響工作的，也就是說根本不能工作的，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所以說到這兒就完了。后來，我們安排治療，差不多都是適應他的時間，他是從工作崗位上抽時間來治療。比如說，1973年3月9日我給他做治療的，為什麼呢？因為他3月8日去參加中聯部、外交部舉辦的慶祝三八婦女節招待會，然后回到醫院，3月9日做治療。他1974年6月1日又開始到醫院治療，為什麼呢？因為他是5月31日剛剛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簽訂了兩國建交問題的協定。可以說沒有一次不是從工作崗位上抽出時間來做治療的。1974年，已經知道他還有一個腸腫瘤的問題，已經決定要治療了。可是那個時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屆人大的安排在即，周總理不得不延緩治療，與王洪文到長沙去見毛主席。回到了醫院后，還繼續工作，不僅看文件，批文件，還要見外賓。我記得，他住院以后，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后一次見的是羅馬尼亞的外賓，其間他見了60多次外賓，不要說內賓了。他接受治療，是以工作為主的，一直到最后離開我們。

　　他辦事非常認真，一切都是從革命的利益出發，從國家的利益出發，認真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說，我們向周總理報告其他人的病況，上至國家領導人，各方面的高級干部，一直到工人、農民，他都是很關心的。他派我們去看王進喜，王進喜患癌症，住進醫院了。我們回來以后給他匯報。我們知道，給周總理匯報工作，按一般的匯報方法是不行的。他完全是一種聽的態度，非常認真，比我們想得細，想得周到。他要問你，你為什麼說他是這個病，問你的根據，很細，他要弄得很清楚的。空手去匯報，那是不行的。我們去匯報那叫一個行列，帶的東西多了，圖譜、標本、X線片、顯微鏡，什麼都得帶。因為你說到哪兒，他就叫你拿出証據來。模型行不行，合不合比例，他處處在動腦子，很快會發現問題。去時都要充分准備，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匯報。匯報我們認為這個病有多大的把握，還應該做什麼檢查，應該怎麼治療，治療前途如何，他一樣一樣地問。問到后來啊，我們都感覺周總理是醫學專家。比如說，這個病是什麼病，應該怎樣治療。他就問：不是誰誰誰也是這個病嘛？你們怎麼說是那樣治療呢？他就要問你為什麼這兩個人治療不同？最根本的是他對人的關懷，對國家事業的關懷，對國家前途的關懷，因此他一絲不苟，非常認真，考慮得細。那麼，會不會被他問倒呢？他問你，你說不出來了，就被問倒了。問倒不要緊，他也不責怪你。我們就知道哪天不被周總理問倒，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問倒我們，並不是吹毛求疵。他想得比我們深，比我們深得多。比如說， 有一次派我們到鄰國去為一個領導人治病，說回來要匯報。當時病人已經病入膏肓，隨時要出問題，生命不可能再挽回了。去那兒坐專機需要24小時，回來就要報告。先說口頭報告，飛機上接到通知，要書面報告。我就要去了解情況，搞清楚了再回來。我事先都得考慮得很周到，怎麼能在短短的時間裡把資料收集完全。為此，我事先通知當地使館，請當地的醫療組帶全資料到那兒等我。到了當地直接去使館，簡單說一下，馬上決定由幾個醫生趕緊整理資料，然后自己看，回來后我就給周總理匯報，我在病報上寫道：“除非出現奇跡，隨時可以發生問題。”他看后就讓我去口頭再匯報。問，按你說就是沒辦法了？我說，隨時就要出問題的。他問，他病在哪兒最主要？當然他知道，是肺部。他問，帶的肺部的X片子上都有什麼變化？我說有什麼什麼變化，同時又說了一句，那片子照得不好。因為我的確自己看的片子。他問，為什麼照得不好？就這一句，比如我回答不出來，也可以說是情理之中的。而我恰恰看了照得不好，當時又問為什麼照得不好。據說那個地方也是極“左”路線，說照得好的技術員政治條件不夠。來照的這個技術員哪，政治條件是好的，但技術差一些。他說：“噢，這麼一回事。”他又問：“什麼機器照的？”這句話完全出我意料。我說：“我不知道。”好！這就把我問住了。他又問：“你看見那機器沒有？”我說：“我沒看見。”這不又問住了。他也沒怪我。因為事實上我是沒看見。他說：“好，你回去休息吧。”幾個鐘頭后他又叫我了。他說，你再去，帶一撥醫療組的人去。到了機場我們碰頭，我一看哪，有個放射科技術員，我也是熟悉的。我一看放射科技術員，就明白周總理為什麼問那句話。你說那兒的技術員不是政治條件好、技術不行嗎？我派個政治條件好技術又好的去。如果這個技術員懂這個設備，知道是個什麼型的機器，知道是要什麼條件的，他就可以准備得更充分。所以他當時問我是什麼機器，不是要問住我，而是要知道派一個懂得這個機器的技術員去。你看這個多深呀！像這種事情可以說常常有。比如說，我們經常按要求去了解病人的病況，寫病報，周總理看完一般都要批示，同意，或閱、已閱等。他每次看病報也是非常感動人的。給周總理的病報並不都是印出來的，有不少手寫的，他就用紅筆逐字逐個標點符號都看一遍，哪個地方錯了，就給你改好。有一次，我在一個病報上寫了一句：病人今日體溫37.8度。我寫病報應該說已經是有鍛煉了。周總理在病報旁邊括了一個括弧，加寫了“昨日37.2 度”一句。這句話對我的教育意義是很大的。因為你說37.8度，這是一個當時的情況，看不出一個趨向，是往好了走，還是往壞了走。他加寫一個“昨日37.2度”，那就說明今天高了。所以我就覺得我這病報沒寫好，我應該寫“昨日37.2度，今日37.8度”。所以凡事都要細想，都要去考慮，不是一讀而過。這是周總理的一貫的主張。

　　他的調查研究很深入，可以說是無與倫比。比如說，周總理召開一些工作會議，我們偶爾也在旁邊。有這麼一種情況：他到了，他就先看，問參加會議的誰誰誰怎麼沒到？有的人呢是有事來晚了，有的是秘書就沒考慮到要找他來。他說，不行，請他馬上來，一定要來。他真是細致啊！這時，他就不急著開會，他很忙，他在那兒先辦別的事情，批文，批這個，批那個，大家等著，可以等上半個鐘頭，等這個人來了才開會。在對一個問題要作決定以前，他一定在關鍵性問題上問一些真正了解情況的人，或者是科學技術上的專家，或者是這方面的專家，他說：哎，你說說什麼意見？那人一說他的意見，我們就明白了，他的確是個關鍵人物。他調查研究不是說我調查研究，而是你們找來個人我調查。他知道誰是最懂得，要是這個人沒來，他一定要等他來。他在病中還時時刻刻關心群眾的一些事情。比如，他聽說雲南個舊這個地方患肺癌的比較多，馬上就把我們腫瘤醫院的院長李冰同志找來，說：“你們知道什麼情況，趕緊去調查研究。”他是一刻都不停留，馬上就過問。他有時進手術室之前，想到什麼事情，馬上就要先把那個事情問清楚，說清楚。那時候國家做腫瘤地區分布的調查，畫一個腫瘤地區分布圖。這個圖也是世界上創造性的工作，國際上很重視。因為咱們國家大，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病，比如說，在北方患食道癌的病人較多，在南方，在廣州、廣西等地患鼻咽癌的人較多，分圖上都表現出來了。這項工作是通過調查800余萬人得出的結果。而參與這個工作的醫務人員，間接的和直接的近200萬人，規模很大，時間很長。周總理很贊許這個事情，立刻要他們做一個沙盤，並把這個沙盤擺到他的病房裡。沙盤上什麼地區有什麼病，一目了然。他對這些事情的關心是無微不至的。

　　周總理患病以后呢，我們有的領導就安排，在301醫院對這個病趕緊做一些研究。當時我們醫療組的同志就定期去看。周總理很清楚，馬上說：“你不要去。”不讓我去，讓其他外地兩個同志去，回來以后我們一起商議。因為我一去就泄了密了。別人會問，怎麼我來看膀胱腫瘤的研究工作呢？他想得非常細，我們都想不到的。他就是從總的方面，從政治上來考慮問題。

　　過了幾個月，醫院裡說發現一個好辦法，用樨樹鹼，是一個抗癌藥，中國有抗癌藥，一種從樨樹木來的，但是這個藥用了以后有很多副作用，包括白血球降低了，包括尿血。周總理也知道這個藥，因為20世紀70年代初期他讓我們去治療過一個病人，是食道癌，用了這種藥，副作用很大，所以他不願意用。我們也知道不是不能用，因為不見得有好處，但是也可以考慮用。周總理說不願用，我們也同意了。后來，葉帥就對我有意見，說我不相信中藥。其實它也不是中藥。中醫當然我也不懂，但是我也接觸很多。后來有一天，周總理把我叫去，當著我面，跟葉帥說：不是吳階平不同意，吳階平是同意的。是我不同意，是我自己不同意。這是來解脫我，不要因為這種事情讓我有思想包袱，他對人的關心是沒法兒說的。

　　我受周總理的教育是很多很多的，有的可以說是周總理給我的一些特殊的教育。比如說，1956年1月14日，周總理在懷仁堂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時間很長。報告說到知識分子思想的改造，是通過三條途徑：一條途徑是社會實踐，一條途徑是業務實踐，一條途徑是理論學習。我是1948年12月從美國回來的，回來以后，很快參加了一個學習班，學習《實踐論》、《矛盾論》，學習了社會發展簡史，引起我思想很大變化。我對周總理說：“您說的是社會實踐，我有體會，您說的理論學習我也有體會，可是我在業務學習裡頭卻沒有……”他馬上頭一抬，說：“噢，那你說說你的業務實踐是怎麼回事？”我就稍微講了講我的醫療工作，說我從美國回來以后，當時國內對我的工作最重要的評價，就是對腎結核病有研究。腎結核病是國內當時一種常見病。我說我怎麼怎麼發現一個什麼問題。周總理聽我說完了就哈哈大笑。他說，你為什麼研究腎結核啊？我說，因為那是個常見病吶，病人最多啊。他說，你們過去作研究是這麼作嗎？我說，過去總是文獻上作什麼研究我們就跟著作，跟著洋人屁股后頭，所以常常從文獻到文獻，文獻裡頭做什麼，我也做點或者補充一點，或者重復一點，根本與自己沒關系，為研究而研究，不是為解決具體問題。他說，那你不是跟你原來作研究不同？他說，所以你是從實際出發的，你是從國家的需要出發的，從病人的利益出發的，那你不是得到了嗎？那你思想上不是有了變化了嗎？這句話實際上就使我開了竅，他說你已經得到了，可你沒有體會。

　　1969年4月召開中共九大之后，周總理說，你是九大代表，我也是九大代表，你知道嗎？八大的時候有個二次會議，所以開完九大你不要以為就沒你的事了，你還得關心群眾的事情，還得密切聯系群眾，還得做這個事情。八大有個二次會議，九大也許還有，有沒有沒關系，可是你還得關心群眾，這麼辦吧，咱們倆來抓個點。這年的5月，北京禮花廠為慶祝“十一”國慶生產禮花時發生大爆炸，青年女工王世芬冒險去拉電閘，避免了一場更大的事故，自己卻被大面積燒傷。周總理看到這個報道。1958年“大躍進”時，上海有個邱財康，燒傷39%，救活了。王世芬燒傷99%，大面積三度燒傷。報道說，休克關、感染關都過了，搶救效果好。他說，你去跑，跑完回來跟我匯報情況，咱倆來分析，然后你再去跑。我想，1969年，“文化大革命”相當緊張，周總理日理萬機，哪有這個時間。但他作了這個指示嘛，我就王世芬燒傷的事去了解情況。回來后我就給他匯報，說明燒傷的嚴重程度等。他說：她現在這麼嚴重，成為新聞人物，新聞記者去誰能擋住？這是頭一條哪，新聞記者老去干擾，她怎麼能夠好好恢復呢？第二條，她營養跟得上跟不上？那時候她的呼吸道、食管上都有燒傷了，燒得太厲害了，營養跟得上跟不上？第三條，那時候是6月，天氣熱了，她怎麼度過這個夏天？他這句話我懂。因為他從搶救邱財康就知道了，等到燒傷厲害的時候，雖然邱財康面積隻有39％，已經就有一個夏天不好過的問題。人在夏天熱的時候就出汗，出汗就是揮發，實際上是揮發熱。人被燒傷以后，尤其是三度燒傷，把皮都燒壞了，就不會出汗了，所以她就不好過。周總理懂得這個道理，那就是說得給她准備空調，這個他都想得非常細致。所以要控制新聞工作者，要保証她營養，要考慮她怎麼度過夏天。然后我再去跑，回來再給他匯報，而匯報呢，也不能細說，他看到的問題比我們醫生看到的醫療問題還准，有的問題准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說，我是泌尿科醫生，那泌尿科問題我應該想得很清楚了，可泌尿科醫生並沒治過這種嚴重燒傷的泌尿問題，還不知道有些什麼問題，我們的思想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觀性。果然他問，王世芬泌尿系統有問題沒有？我說，現在還沒什麼問題。而過了一段時間她泌尿系統出問題了。因為尿撒出來就沉澱了，尿壺裡頭就有尿鹼了。因為她老躺著，尿在身體中也會沉澱，也可能有尿鹼，就更容易得結石，果然她就出了結石。這些問題，使我知道，說是業務問題，可業務是離不開辯証唯物主義的，它總有道理嘛，怎麼來認識？要很好地從全局來考慮，從全身來考慮。這件事使我就感覺到，在“文化大革命”這麼忙的時候，周總理忽然想起讓我去了解王世芬的病情，我想，就是因為當時我問了周總理從業務上怎麼提高思想這個問題，他可能是在幫助我進一步認識這個問題。要不然他那時候不會下功夫來跟我談這個事情。所以說周總理對人的教育呀是有辦法的，一言一行都是教育。

　　周總理是在1976年1月8日去世的。1月7日晚上11點多鐘，彌留之際，他抬起頭看見了我，說了這麼幾句話：“吳大夫，我這沒什麼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這是他最后一句話。這時候，他一心想的還是別人。

　　周總理關心別人，總是想著別人。北京飯店有一位朱師傅，一直為周總理理發。知道周總理病了，就老要給周總理理發、刮刮胡子，周總理就不讓他來。他說，不要讓朱師傅看到我這個樣子，他會太難受的。周總理沒病以前，那大概是20世紀60年代的早期，在北京飯店舊樓，有次周總理去理發，朱師傅不小心一下劃破了一點，朱師傅很緊張。他對朱師傅說：不是你的事，我一咳嗽，這就怪我。朱師傅后來在周總理身后為他刮的臉，當時他真是痛哭流涕呀！周總理一天的生活，尤其到了人民大會堂辦公，到夜裡2點多鐘才回西花廳。回家以后床上有個架子，躺在床上墊著批文件，看材料，又得兩個鐘頭左右，可能到4點鐘左右才睡覺。睡覺起來10點鐘、11點鐘。到衛生間就是辦公，有的事在衛生間就要處理了。

　　膀胱癌的特點就是容易復發。1974年5月，周總理出血很厲害，那樣要輸血了。可他絕不同意，說是毛主席接見外賓需要他去參加的，先打個招呼今天需要什麼治療，能夠調整一下時間。結果有一次正在那輸著血，忽然毛主席在那見外賓了，周總理也不准許我們說正在輸血，拔掉針頭就去參加。所以他考慮自己的身體完全是第二位的問題，工作是第一位的問題。

　　周總理的病一次一次老復發，老復發我們就很擔心，老復發就說明長癌的趨勢在那兒。1975年夏天，他忽然得了帶狀疱疹，俗話叫纏腰龍，一般都半邊，它是根據神經來的。他得了一個頭部的神經的帶狀疱疹，這是很痛苦的。從前以為帶狀疱疹叫作終生免疫，得了一次就不得了，其實這是不對的，得了一次還可能再得的，而且體力健康不好了才得這個病，使健康狀況更加下降。他故去以后多年慢慢研究才知道，得了這個病以后對促進癌的發展是很嚴重的。所以在1975年的夏天以后他情況就不好了，9月那次泌尿科的手術后就不能做了，細胞變了，主要靠放射治療，不能靠手術了。他的身體是全面的崩潰，抵抗力一點都沒有了。身體抵抗力一點都沒有，這當然和他長期工作擔子重、精神上受折磨，尤其是受“四人幫”的折磨都有關系。

　　周總理總是說：把我推上這個歷史舞台，我得用一切精力來把工作做好。所以一輩子都是貫徹這麼一個主導思想，從來沒考慮過自己。有一個材料介紹，周總理故去以后，聯合國那時的秘書長是瓦爾德海姆，奧地利人，馬上就提出下半旗致哀。有的國家就提意見，說過去我們這些國家領導人故去，你們也沒有下半旗，那是不是今后我們國家領導人故去你也下半旗？他說，你們告訴我，以前或者以后，有沒有誰說他身后一分錢沒有，什麼都沒有，一切都為了國家，你們國家要有，我也給你下半旗。沒有人說話了。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著名泌尿科專家吳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