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平生最恨“衣錦還鄉”：不讓親友獲特權

心系人民安危，怕影響地方政府的工作

　　1941年春，周恩來在重慶曾作過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說。在演說中，他提到“母親冷落的墳地還在日佔區，自己多麼希望能回家鄉去清掃墳上的落葉啊”！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5月，國民政府由重慶還都南京，周恩來也率領中共代表團從重慶遷到南京的梅園新村。在重慶的送別會上，他對記者說:“36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因為南京到淮安隻有300多華裡，周恩來的思母、思鄉之情倍增。

　　淮安近在咫尺，而且是解放區，但為什麼沒能成行呢？1991年10月25日，周恩來的生前衛士韓福裕對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的秦九鳳揭開了謎底:1950年1月，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為動員干部過好“土改關”所作的報告中，曾坦陳自己的思鄉之情，以及4年前沒能回老家的原因。他說:“那時我就想從南京到淮安去看看，因為淮安還有我兩個母親的墳。”他接著說:“但我考慮再三，終究沒有回去。當時我考慮是下邊三個原因:一、淮安當時雖是解放區，但從我和蔣介石等國民黨要人的多次談判中，我判斷出蔣介石遲早是要打內戰的。如果我當時回去了，淮安的周家、淮陰我外婆的萬家都是名門望族，親友很多，一些因我回去而見過我的親友等人，有的必然會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二、當時我們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所屬的蘇皖邊區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后，周、萬兩家我的親戚中會有部分人因為與我這層關系而給地方土改帶來困難。三、當時時局不穩，我回淮安就必然牽動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地方各級領導，給他們增加安全保衛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煩。所以我終究沒能回到我日思夜想的故鄉淮安去，沒有到我母親的墳前盡兒子的一份孝道。”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之所以沒能如願以償回故鄉，除了擔心給地方領導增添麻煩、帶來負擔，更怕影響地方政府的工作和親友安危，心裡裝的隻有事業與他人，唯獨沒有自己。

　　平生最恨“衣錦還鄉、光宗耀祖”那一套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曾談到，她的爸爸周恩壽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沒能回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時，伯伯不准”。

　　周恩壽因身體原因，按照兄長周恩來的意見提前內退回家。退休以后，他經常叨念:15歲離開老家淮安，轉眼已經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為此，他曾不止一次向周恩來提出回家看看的請求。有一回，周恩壽被周恩來叫到中南海西花廳觀賞盛開的海棠花，周恩壽乘著周恩來興致很高的機會委婉地說:“哥哥，聽爾輝來信說，駙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舊，尤其是你住過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縣委已經說了，要幫著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裡面的幾戶人搬出來。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麼修？”

　　周恩來隨即明確回答說:“不用了。淮安縣委來人，我已經給他們講過了。院裡的住戶不需搬遷，我們的房子，尤其是我住過的房子，要塌就讓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許翻蓋維修，更不允許搞什麼紀念館組織群眾參觀。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義的那一套:衣錦還鄉、光宗耀祖。隻要活著，就不許搞。”

　　即便如此，周恩壽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他感嘆道:“唉，人生苦短。屈指一算，我15歲離開老家，到今天已經快40年了。哥哥你比我早離開8年，沒回故鄉已近50年了，你難道一點不想家嗎？”“故土難離，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怎麼會不想家！那裡還埋著我們的爺爺、奶奶、娘和十一嬸，幾十年沒回去了，也不知道墳頭的那幾棵樹長得多高了？”周恩來深情地說。

周恩壽趁熱打鐵說:“哥哥，那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周恩來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打算！”

周恩壽仍據理力爭:“你是總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個，難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嗎？”

周恩來沒有絲毫退讓之意:“不能，就因為你是周恩來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縣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嗎？明擺著要給地方的同志增加負擔。添麻煩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1965年春節前夕，周恩壽得悉周恩來要平掉淮安祖墳時，再次提出專程回故鄉料理此事，既為哥哥分憂、帶頭移風易俗，又實現自己探望故鄉的願望，一舉兩得。當他提出這個請求時，周恩來還是拒絕了，堅持讓侄兒周爾萃回去辦理此事，還是那個道理:“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來的弟弟。你回去后，省裡、縣裡都要接待你，既影響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費。還是等在西安的爾萃回去辦吧，他母親在淮安，是探家，不會驚動地方領導。”

這一思想，貫穿了周恩來的一生，也是周恩來沒能回老家的主要原因。周恩來不僅自己堅持這樣做，而且他的同胞兄弟也被迫作出情感上的犧牲，在有生之年沒能回淮安老家看看，留下終身遺憾。周恩壽臨終前曾動情地對夫人說:我死以后，你們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后院小時種過菜的地方深埋，讓我回到家鄉去看一看。

不想讓自己的家獲得任何特權或照顧

華裔英籍學者韓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8∼1998)》一書中認為:“周恩來沒有回淮安，因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門親戚馬上會得到地方官員青睞和特殊照顧……這是難以避免的。”“盡管他在那裡的童年生活並不愉快，但是他並不怨恨那裡的房屋，也不討厭淮安。他只是不想讓他家獲得任何特權。”

周秉德曾聽成元功等幾位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人員算過一次，僅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兩年間，前來敲西花廳大門、自稱是周恩來親戚的不少於100人。

1963年7月22日，周恩來在為北京市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所作的報告中，談到過好“五關”時也曾提到:“我參加革命的時候，一個親戚也不來找我。解放后，來到北京，當了總理，都來了，有100多人。”這些人當中，難免有些人是想要得到特殊關照的。正因為如此，1964年6月，周恩來在京劇現代劇座談會上再次談到過“五關”時說:“我常說改造並不是把共產黨除外，而是把我們自己擺在裡面。每個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這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比如:“對親屬問題，建國以后我就下了個決心。我說，我那個家暫時不要回去。為什麼？我是個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見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處吹噓，他說他是總理的什麼人，那個地方就受壓力。”由此可見，周恩來之所以沒有再回故鄉淮安，不是因為對淮安沒有感情，而是不想讓他家乃至家鄉獲得特殊照顧。

事實也確是如此。住在故居的八嬸母一次患病，被縣委送到淮安縣人民醫院治療。周恩來獲悉后，寫信給淮安縣委:“前幾日接到縣人民醫院一信，知我嬸母的病最近又復發。陶華來信說你們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療。謝謝你們親切的關心和照顧。”他在信中還特別提到:“我嬸母的病我知道是無法治療的，今后一切治療還要麻煩你們(請縣人民醫院治療好了)，不要向外地轉治。如果治療無效，一切后事也請你們代為辦理。但要本著節約和簡朴的精神辦理。現寄去200元作為治療和辦理后事的費用。如不夠時，請你們先墊付，事后說明支付情況，我再補錢去。”八嬸母去世后，他再次致信淮安縣委的負責同志，寄去嬸母安葬費、善后費及尾欠墊款25元，並叮囑:“我嬸母家還有陶華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費用均由我這兒接濟，請當地政府對她勿再予以照顧。”

周恩來的11個親屬都安葬在故鄉淮安東郊的一塊普通墳地裡。他考慮到墳地會佔用耕地，影響農業生產，多次提出平掉祖墳，墳地交公。1964年除夕，按照他的囑托，周爾萃奉命組織人把祖墳平掉。春節后，周恩來還給淮安縣城郊公社閘口大隊第五生產隊寄來70元錢，“支付生產隊平墳工資和賠償青苗損失費”。

平時日理萬機，確實難以抽出時間探望故鄉

1958年7月，淮安縣副縣長王汝祥受縣委委托專程去北京見周恩來。其間，當周恩來深情回憶童年在故鄉的趣事時，王汝祥趁機發出邀請:“總理，您老離開家鄉這麼多年，現在家鄉變化不小，請總理回去看看唄！”對故鄉人的邀請，周恩來點了點頭。他感慨地說:“是啊，我何嘗不想回去看看！1946年，有一回，我在南京梅園新村，夢見自己在文渠劃船，醒來后便想，將來全國解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可這些年有多少事情等著我們去做。有時候工作忙，遇到特殊的事情，難遣的煩惱，緊張得連飯都顧不上吃，覺都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約幾位童年時的朋友，爬爬鼓樓(鎮淮樓)，放放風箏……”言至此，周恩來的眼睛濕潤了。

言談間，王汝祥見周恩來面龐憔悴，懇切地說:“總理，工作再忙，您老也要注意休息啊！”周恩來微笑了一下，給王汝祥講了個故事:“有這麼一個擺渡的，他在湍急的河流中，把船劃到河中心。這時，他感到很疲勞，而對岸又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說這個擺渡的該怎麼辦？”是啊，作為操持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總管家”，周恩來實在是太忙了，而他的責任心也太強了。1959年1月，當他獲悉他乘坐的飛機從廣州回北京途經淮安時，請求機長:“快到淮安上空時，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讓我看看老家？”飛臨淮安上空，機長見周恩來在飛機上俯瞰故鄉是那麼急切、專注，便問道:“總理，要不要再盤旋一周，讓您再仔細看看？”周恩來搖了搖頭說:“不用了，那又要多費汽油了。我們還是趕回北京吧。”

1960年春，淮安縣委書記處書記、淮城鎮人民公社黨委書記劉秉衡受縣委委托去北京看望周恩來。其間，周恩來仔細地詢問淮安城裡的東岳廟、三思橋、文渠、駙馬巷，並談及河下、板閘。當周恩來陷入思鄉情景時，劉秉衡再次請周恩來回家鄉看看。周恩來感慨地說:“是啊，我也想回去看看呢！12歲離開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他邊說邊伸出右手比劃著。他接著說:“但有好多事要做，隻有等有時間再說吧！”

而這一等，卻等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面對動亂狀況，周恩來成了“救火隊長”。為保証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他拼命工作，苦撐危局。到1967年，即“文革”第二年，他基本上無法休息了，甚至連短暫的喘息機會都沒有。在身患心臟病的情況下，有時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一般每天隻能睡兩三個小時。他甚至囑咐工作人員，在他休息時每15分鐘提醒一次，以免誤事。面對身心疲憊的總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十分焦慮，不得已採用“文革”中特有的方式給周恩來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辦公室的門上，請求他注意休息。就連國際友人胡志明，也希望他能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著想，每天多睡兩個小時。他雖然表示“誠懇接受”、“盡量做到”，但事實上無法做到。到1972年，他身患癌症之后依然是不顧一切忙於工作。1974年，已經76歲高齡且重病在身，他仍44天連續每天工作18至24個小時，以致多次因缺氧而昏迷。

為了維系共和國這艘載有8億人口的“大船”不致傾覆，進而到達勝利的彼岸，他至死堅守在“擺渡人”的崗位上，哪還有心思顧及他所眷念的“小家”故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