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員憶周恩來：到哪兒去參觀都不許封園閉店

　　吳慶彤（原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一生兩袖清風，從來不收任何形式的禮物。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1961年春節前后，天津市靜海縣縣委書記和縣長帶著3萬斤魚到北京，當時國務院辦公廳的人接待了他們。他們說明來意：現在國家經濟困難，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吃不上魚，他們那裡產魚，帶來了3萬斤，送給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這個事我無權決定，就報告了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習仲勛請示總理，總理指示了兩條：第一條，告訴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在困難時期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應當與群眾同甘共苦，不能搞特殊﹔第二條，請北京市商業局收購這3萬斤魚，然后投放市場，賣給群眾。

　　趙行杰（周恩來衛士）：總理到地方上考察時，總是首先交代地方的陪同同志，生活上一定不要浪費，不要搞什麼大魚大肉，雞蛋也不要搞。記得有一年去杭州，當地農場裡種有當時北方吃不到的荷蘭豆。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硬塞給我們大概四五斤荷蘭豆，我拒絕了，說：這絕對不行，現在給我放車上，回去我沒法交代。結果到北京以后，發現這些荷蘭豆還是給送到飛機上了。到家后，趁總理正面對窗戶吃飯，我悄悄地從沙發后邊把它送到廚房。我從廚房回來時被總理叫住了，他說：過來過來，你剛才拿的什麼東西？我吞吞吐吐，也不敢說瞎話，就講了講事情的過程。他生氣了，說：過去跟你們講過，不准收人家任何東西，你們不聽。你去把那東西稱一稱，到市場上打問打問價錢，照價把錢付回去。最后我們還是按價把錢給杭州匯去了。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記得有一年總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杭州訪問，蓬皮杜住在比較好的賓館裡，總理住普通招待所，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中午總理請我們在樓外樓飯店吃飯。吃完飯后，飯店的經理不要錢。我說：那不行，這是總理的習慣。經理就沒怎麼算賬，讓會計收了10.1元。總理一聽太少，就又交了10元錢。下樓時，我有意識地往后退了一步，問一個年輕服務員：這桌飯大概要多少錢？他說30元錢差不多。回駐地的路上，總理說：你看他們這個作風就不好，怎麼能不收錢呢？等於幫倒忙。我把仍少交10元錢的實情告訴總理后，他馬上要我補上。我就拿10元錢交給接待處的同志，請他們轉給樓外樓飯店。回到北京后，過了一個多月，收到樓外樓飯店寫來的一封信，打開一看是給總理的，后面還附著賬單，說總理能夠這樣嚴格要求自己，他們非常受教育。我跟總理匯報這件事時，他摘下眼鏡，很認真地聽，然后說了一句話：這就對了，不要搞特殊。

　　趙煒（周恩來、鄧穎超秘書）：總理辦公室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定，比如不許領導迎送、不許陪餐宴請、不許吃高級菜、不許擺煙酒水果，等等。茶是他們自備的。到哪兒參觀，不許封園閉店。凡是黨中央、國務院規定的，總理都以身作則，嚴格執行，沒有特殊和例外。

　　周秉德（周恩來侄女）：新中國成立以后，周家留下來的長輩就兩個人，一個是伯伯的八嬸，我們叫八奶奶﹔還有一個是伯伯的六叔，我們叫六爺爺。六爺爺1952年過世。八奶奶生病的時候，因為算烈屬，政府也給補助，但是伯伯說：她的費用由我來出。咱們淮安老家還是很貧困的，不要給縣裡增加負擔。他一直贍養著八奶奶，在她住院的時候還專門寄錢過去。我12歲見到伯伯時，他說：你們現在是普通學生，以后工作了就是普通勞動者。不能因為我是總理，就想有點個人好處。在外面也不要講和我的關系，要嚴格地對待自己、要求自己、鍛煉自己。記得有一年放假，到了第二天還沒有人來接我和哥哥秉鈞、妹妹秉宜。秉鈞跟老師要了信封和紙，給我們稱為“七媽”的伯母寫信。信封上寫的是“中南海鄧穎超收”，信上寫著：七媽，我們放假了，因為有行李，請派車來接。下午，七媽派人找了兩輛三輪車，把我們連人帶行李拉回西花廳。七媽帶著歉意說：“我們工作忙，把你們放假的日子給疏忽了，以后還真得記著點。”然后轉過臉又批評道：“你口氣還不小，讓派汽車去接。那個汽車是給伯伯辦公用的，你們是普通學生，怎麼可以隨便用？”

　　趙煒（周恩來、鄧穎超秘書）：他的想法是，不論是工作人員還是親屬，辦所有的事情要想到跟他的職務聯系起來，不能造成任何不好的影響。總理的嬸母和弟媳在淮安，生病住院的費用都是他拿工資支付。他講得很清楚，親屬要是病重，按照普通人來治，不要搞特殊，不要浪費，一切費用由他來出。不給政府添麻煩，不讓政府浪費錢，這是他一貫的思想。

　　周秉宜（周恩來侄女）：伯伯有一次去一零一中學，跟一些干部子弟說，不要做八旗子弟，應該向工農子弟學習，向勞動人民學習，要艱苦朴素，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他要求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普通老百姓，用伯母的話說就是夾著尾巴做人。伯伯還說過：出去不要說我是你們的伯伯，如果有人問起來，就說是很遠的親戚。他要求我們，凡事要服從國家利益。總理的親屬，聽起來很好聽，名聲很響亮，實際上必須承擔作為親屬的義務和責任。

　　據《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