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送別

編者按：《西花廳歲月》給當代中國人展示了一個過去時代的領袖故事，這個故事沒有當今善於炒作的書商們慣用的“獵奇”和“揭密”，打動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親切，從容和真實。領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親情友情，普通人的煩惱和心焦，也會放歌縱酒，也會淚洒人前，這樣的領袖少了仙氣，卻多了人民的愛戴。

本書系趙煒著、泠風執筆、中共文獻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選擇﹔意想不到的調動﹔走進西花廳﹔第一次見到周總理﹔進入周總理辦公室等內容。本文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西花廳歲月》圖書連載節選。

12日上午，釣魚台賓館派人給鄧大姐送來兩盆盛開的水仙花，表示賓館全體同志對周總理的悼念和對鄧大姐的慰問，我們把花收下了。高高水仙花開得十分茂盛，我想家裡熱，水仙花很快就會開敗，不如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放在周總理的骨灰盒兩邊，讓它們陪伴著周總理，同時也寄托釣魚台的同志們對周總理和鄧大姐的一片深情。

　　我把自己想法同鄧大姐講了，她表示同意，並讓我馬上送過去。這時正好是中午12點半，勞動人民文化宮外面還排著很長的吊唁隊伍。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我把水仙花擺放在骨灰盒的兩側，素雅的白花頓時使庄嚴肅穆的靈堂增添了幾許生機。二十年后從一位經辦同志的嘴裡，我才知道由於“四人幫”的干擾，那時每天去勞動人民宮去吊唁總理的人數和時間都要受到限制，但實際上組織者既不去限制也不想阻止，所以來吊唁的人實際是規定人數的兩倍。

　　從勞動人民文化宮出來，我去了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那裡群眾獻的花圈很多，連紀念碑四周的小柏樹上也扎滿了白花，周總理的大幅遺像被挂在紀念碑的正面，很多人還獻上了悼念周總理的詩文。回到西花廳后，我將自己親眼所見的情景告訴了鄧大姐，她從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在三天的吊唁中，西花廳一直很平靜，因為鄧大姐讓我婉言謝絕了所有想來看望她的客人。

　　1月14日晚上，我們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備工作，因為鄧大姐吃完晚飯后要在7點鐘准時到達勞動人民文化宮。第二天將是周總理的追悼大會，我要陪著她將周總理的骨灰送到人民大會堂。

　　我扶著鄧大姐來到周總理的靈堂前，她站在骨灰盒和遺像前三鞠躬，我們在場的所有人也站在兩側隨同鄧大姐一起三鞠躬。隨后，鄧大姐輕輕捧起周總理的骨灰盒，轉身向同志們說：“我現在手捧著周恩來同志的骨灰盒向在場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謝。”聽到鄧大姐這兩句感人至深的答謝，靈堂裡一下子悲聲四起，哀樂被哭聲掩蓋。鄧大姐強忍著悲痛，手捧著周總理的骨灰盒，邁著沉重的腳步，一步一步地在凜冽的寒風中向外走去，我和護士劉新蓮怕她捧著那個沉重的骨灰盒太累，就從兩邊各伸出一隻手幫她托著，后面，那些曾經為周總理守靈的同志們緊緊相隨。

　　在周圍的一片哭聲中，鄧大姐上車了，我們的車緩緩離開了勞動人民文化宮。不知為什麼，那天的夜晚天特別的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但奇怪的是，天安門前面那段路沒亮一盞路燈，整個廣場一片漆黑。這是誰的主意？我們悲痛的心又蒙上了一層氣憤。汽車在黑暗中慢慢地行走，我掀開窗帘向外看看，呀，路兩旁站滿了人。也許，人們想到了今晚會將周總理的骨灰移送到人民大會堂，因此，他們不顧寒冷在這裡等候。這時，鄧大姐囑咐司機說：“慢點開，別碰傷人。”那天晚上天安門前為什麼不開路燈？這是有人預先布置好的還是突然的事故？這在我心中成為一個始終猜不出結果的謎！

　　汽車在大會堂的車門停下來，鄧大姐慢步走上一級級台階，最后親手將周總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台灣廳。隻所以選擇把總理骨灰放在台灣廳是經過一番考慮的，周總理生前一直關心和致力於祖國的統一大業，很多年來他一直在期盼台灣的回歸。讓他骨灰於存在的最后時刻擺放在台灣廳，寓意著他的心永遠和台灣人民在一起，也意味著周總理的遺願就是兩岸人民的統一早日實現。周總理的骨灰在台灣廳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又送到了人民大會堂的西大廳。

　　1月15日下午，周總理的追悼大會要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大姐飯后稍事休息了一會兒，我們就准備前往會場。出發前，鄧大姐對我交待說，追悼會后還能有點時間，將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醫務人員和親屬留下來，我要對他們講幾句話。鄧大姐想講些什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那時也沒時間細問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通知有關同志具體安排。

　　二時十五分，鄧大姐離開西花廳去人民大會堂。下午三時，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響起哀樂，周總理的追悼大會開始了，大廳裡又是哭聲一片，有的人甚至哭得昏倒了。然而，這一刻的鄧大姐特別堅強，她身著一套十幾年前做的黑色舊西裝，一個人堅強地站在家屬的位置上，雖然淚水從她的臉上不停地往下淌，但她沒有哭出一聲，透過悲傷的面孔，表現出的是一個老革命者非同尋常的堅毅。看到無兒無女的鄧大姐一個人站在前面，再看看她的神情和臉上的熱淚，人們的心都要碎了，我更是難過得隻想流淚。那天，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致的悼詞，當時毛主席已經身罹重疾，他已經無法出席周總理的追悼會了。

　　開完追悼會，鄧大姐帶著我們到了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內的北小廳，在那裡，她親手打開骨灰盒，用顫抖的雙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裝在四個塑料袋裡，還不時地拿起一塊遺骨仔細地看看。鄧大姐含著淚水對周總理說：“恩來，我完成了你的意願，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我們永遠跟隨毛主席戰斗。”看到我們流淚，她又說：“要化悲痛為力量。”

　　骨灰裝好后，我們開車去通縣機場。這一天，雖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總理的骨灰什麼時間送走，在什麼地方揚撒，但他們還是早早地站滿了西長安街兩側，每一個人都想最后再送周總理一程。然而，由於鄧大姐一再強調保密，不要再驚動人民群眾，車隊隻好從人民大會堂西北門出來，上了長安街后一直往東開，等到群眾發現時，我們已經走遠了。

　　這一晚，好像老天爺也知道我們要送周總理似的，明月高懸，繁星閃爍，夜空格外清澈。在通縣機場，一架平時撒農藥用的“安二”型飛機正等在那裡，治喪委員會的兩位同志和周總理生前的衛士張樹迎、高振普將代表鄧大姐去撒骨灰。飛機起飛了，鄧大姐、醫生陳士葆、護士劉萬蓮和我一直站在冰冷的土地上靜靜地目送，直到飛機穿入雲端。

　　回家的路上，鄧大姐對我說：“我一塊石頭落地了，恩來的骨灰撒掉了，我很高興，也得到安慰。”我們到家時已經八點多了，在家的同志都在客廳等候鄧大姐回來。我們進門后，鄧大姐在客廳稍稍坐了一會就起身慢步走進總理的臥室，她對著牆上周總理的遺像對我說：“完成了恩來的囑托，恩來的願望實現了。大家都不要哭了，要化悲痛為力量，我們要繼承死者未完成的事業“。撒周總理骨灰的飛機預計夜裡12點才能回到北京，鄧大姐身體不好，我們讓她先休息，由我守在電話機旁等待空軍的報告。這次飛行對於空軍的同志來講是終生難忘但同時也是極為難過的一次任務，空軍司令員張連發親自守在電話機旁，每當得到機組的一點情況就及時打電話向西花廳報告。夜裡12點，負責撒骨灰的四位同志順利完成任務，按原定計劃准時返回北京。

　　第二天，鄧大姐一起來就問我昨晚撒骨灰的情況。我將空軍報告的情況簡單講了一下，鄧大姐馬上說：“等9點鐘老張和小高他們來了就知道全部經過了。”不到九點，鄧大姐已經在客廳的門口等著了，她心裡急於要見到張樹迎和高振普，了解昨晚的每個細節。當老張和小高進來時，鄧大姐上前緊緊抱住他們二位說：“我謝謝你們！也代表恩來謝謝你們！你們倆為恩來同志服務到最后。”

　　張樹迎和高振普向鄧大姐詳細匯報了撒骨灰情況：周總理的骨灰由他倆往下撒，飛機起飛后不久，首先在北京上空撒掉一份﹔第二站是密雲水庫﹔第三站是天津海河﹔第四站是山東黃河入口處。當時，鄧大姐再三交待我們，不管誰問，也不要說出周總理的骨灰撒在什麼地方。在鄧大姐在世的日子，我們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直到她去世后才把周總理骨灰的撒落地點透露出來。

　　聽完匯報后，鄧大姐走到周總理臥室的辦公桌前，對著他老人家遺像下的空骨灰盒對我們說：“現在面對著恩來同志的骨灰盒對你們說，恩來同志生前十幾年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他的骨灰已經撒在祖國的江河和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時候，希望你們今后在不同的崗位上支持我也這樣做。這個骨灰盒可以留給我用，這樣可節省一個。”

　　喪事辦后，秘書們開始清理周總理文件，服務人員也要清理周總理用過的生活用品，沒有周總理的西花廳變得冷清起來。幾個月后，周總理的秘書和衛士們都陸續調到別的部門工作，西花廳隻剩下了女主人鄧大姐、一名司機、一名服務員、一位廚師和我幾個人，我們要慢慢地習慣沒有周總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