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的遺體告別 江青來得最晚進門就大喊

編者按：《西花廳歲月》給當代中國人展示了一個過去時代的領袖故事，這個故事沒有當今善於炒作的書商們慣用的“獵奇”和“揭密”，打動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親切，從容和真實。領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親情友情，普通人的煩惱和心焦，也會放歌縱酒，也會淚洒人前，這樣的領袖少了仙氣，卻多了人民的愛戴。

本書系趙煒著、泠風執筆、中共文獻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選擇﹔意想不到的調動﹔走進西花廳﹔第一次見到周總理﹔進入周總理辦公室等內容。本文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西花廳歲月》圖書連載節選。

那一年，周總理住院以后我就不回家住了，經過組織同意，正在上學的女兒接回來后也住在西花廳。我告訴女兒，你如果醒來夜裡發現媽媽不在的話不要找，媽媽是陪奶奶去醫院看周爺爺啦。自從周總理做過第四次手術后，西花廳的空氣就變得凝重緊張起來，因為鄧大姐每天要去醫院，很多工作人員都住在西花廳，連司機也不能回家。

　　過了1976年元旦，周總理的病情更重了，我們每天從醫院回來得很晚，夜裡也經常接到電話讓我們再過去，有時甚至人剛回來電話也到了，我們不得不轉身上車又往醫院跑。這一切，都說明周總理的情況十分不好。1月5日，周總理又做了一次大手術，這是他入院19個月以來的第六次大手術，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手術。那天，我陪著鄧大姐直到夜深才從醫院回來，剛進門不久，醫院又來電話叫趕快去，這次是告急的。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周總理在世的時間可能不長了。

　　那些日子，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我心中始終忐忑不安，電話鈴一響，就怕是醫院來的。平時別人一提起醫院，我的心就突突地跳得厲害，我害怕聽到電話那邊說出“總理病危”的字眼。

　　事情說來也巧，自從過了元旦我們每天早上都要去醫院的，但偏偏在1月8日早上，鄧大姐不打算去了。原來，我們7日晚上從醫院回來時周總理的病情還算平穩，那天鄧大姐就打算下午再去醫院。

　　早上8點半，鄧大姐讓我打電話給醫院那邊問問周總理的情況。值班同志告訴我說情況還好，就是昨天晚上你們走后不久，總理也不說什麼，眼睛來回看，就像找什麼似的。問他有什麼事嗎？他不吱聲，搖搖頭﹔讓他休息，也不閉眼睛。我們也都感到奇怪，但看樣子精神還可以，今天早上病情也平穩。我告訴他們鄧大姐說今天上午不去了，等總理找時再過去。

　　放下電話后，我把情況匯報給鄧大姐，她也比較放心。誰知前后不過半小時，我就接到醫院那邊來的電話，高振普說：“快！快！！快來，情況不好，馬上來。”從他的聲音裡我聽出不好，放下電話時腿都軟了，說話聲音也發顫。我馬上叫司機把車開過來，自己就急忙去找鄧大姐。這時，鄧大姐正在衛生間，我站在她的背后從鏡子裡看到自己的臉色蒼白，就盡量鎮靜地說話，不使她覺得有什麼意外。我說：“小高來電話啦，讓馬上去醫院，車已經准備好啦，咱們快點去吧！”鄧大姐說：“剛才打電話還沒讓去。好！馬上走。”說完我們就急急忙忙出來上車。

　　快要到醫院時，我想還得先讓鄧大姐有點思想准備，就說：“小高講了，情況不太好。”鄧大姐聽了緊咬雙唇，沒說一句話。

　　下車后，我扶著大姐急急忙忙往病房走，當走到病房門口時，就看到兩邊站滿了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再仔細看看，整個病房都變樣了，平時放的東西全部被撤掉，病床旁全是搶救用具，醫生在那裡盡力進行搶救，但看樣子是希望渺茫了。

　　雖然還未走到床邊，我已經全明白了。鄧大姐走到周總理的床邊一看：來遲了！

　　鄧大姐一下子倒在周總理的身上，邊哭邊喊：“恩來，恩來。”

　　醫生還在想盡一切辦法搶救，我的兩眼已被淚水模糊了視線。但此時我的重要任務要扶好鄧大姐，我就緊緊拉著她的手，生怕她一下子因悲傷過度而昏倒。

　　1976年1月8日九時五十七分，病房裡的心臟監護儀上劃出了一條直線，周總理真的走了。

　　頓時，病房裡痛哭聲一片。鄧大姐用哆嗦的雙手摸著周總理的面頰，最后用嘴親吻著周總理的額頭。她邊哭邊喊：“恩來！恩來！你走了……”

　　鄧大姐喊著，哭著，悲痛欲絕，病房裡也是一片抽泣聲。

　　護士走過來，把一塊潔白的床單蓋在周總理身上。這時，醫生讓我勸鄧大姐離開床邊。我也意識到她不能留在周總理身邊了──她的心臟不好，多年來一直用藥維護，萬一出點事后果就不堪設想。我趕快扶著鄧大姐往客廳走，想讓她休息一下。鄧大姐也理智地盡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我攙扶著鄧大姐來到客廳，她坐在東邊靠門的一個沙發上，我沒敢坐遠，拿了一個小馬扎坐在她的身后。

　　很快，中央一些領導同志來向周總理的遺體告別，最先來的是鄧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其他人也陸陸續續走進來。江青來得最晚，可她一進門就在走廊裡喊：大姐在哪裡？大姐在哪裡？這時，鄧大姐走出去，江青上來擁抱大姐，嘴裡不知說些什麼，我站在旁邊聽不清楚。事后聽同志們講，江青告別時連看都不看周總理一眼，大家看到這種情景都非常反感。

　　上午11時，中央領導同志到齊了，鄧大姐向在場的中央領導同志轉述了周總理生前提出的三點請求和她個人的意見。

　　鄧大姐說：“一、他十幾年前的意願，請求不保留骨灰，將骨灰撤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二、不要特殊不要超過任何人（這是指對他的后事處理）﹔三、不要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對恩來同志的喪事要從簡，數九寒天，群眾太冷，死者什麼也不知，所有的一切為了給活人看，浪費人力、物力。上述三點請求報告毛主席、黨中央批准。對恩來的喪事一切由組織決定，我個人沒有什麼意見和要求，希望能滿足恩來同志的要求。”

　　鄧大姐說完話，馬上發言的是李先念同志，他說：“對總理不能不搞追悼會，今后如果不搞追悼會，現在也不能拿總理開刀，這是違背民心的事，我們無法向人民群眾交待。”緊接著鄧小平同志說：“我同意先念的意見，追悼會一定要開的。”沒有人提出別的意見，大家的一致看法是，悼念、告別、追悼會都要搞，一切都待請示毛主席最后決定。中央領導人離去后，要將周總理的遺體送往北京醫院，根據安排，鄧大姐就不隨著靈車去了。當時，我心情很矛盾，又想送送總理，又想照顧好鄧大姐。在西花廳工作了那麼多年，如果在這最后時刻不去送送總理，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遺憾之事，我無法抑制自己，終於下決心向鄧大姐說明了自己很想送送總理的心願。我說：“大姐，讓我也去送總理吧！”鄧大姐很理解我的心情，當即同意同時催我快走，因為其他同志已經上車，我再不走就晚了。

　　我馬上向外跑。有人在后面喊：你不要去，在家裡照顧好大姐。我邊跑邊說：“有人照顧，是大姐同意我去的。”

　　當我們把周總理送到北京醫院時，所有的人都放聲大哭，經過再三的勸阻和動員，我們才依依不舍地邊哭邊喊告別了周總理！

　　1976年1月8日的上午，一個我永遠不會忘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