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推動全民族抗戰

　　背景導讀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民主統一戰線

　　（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建立起一個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中國共產黨繼續推進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領導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在土地革命時期，黨緊緊依靠農民這個革命主要同盟軍，建立和鞏固工農民主統一戰線，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當日本侵略者發動侵華戰爭，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之時，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西安事變，特別是全國抗戰的爆發，促進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掀起了全民族抗戰的新高潮。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正當中共中央採取逼蔣抗日方針的時候，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為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在多次“苦諫”“哭諫”蔣介石無效反而遭到斥責后，被迫採取“兵諫”，在西安臨潼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以及陪同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釋放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之政治自由、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和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13日，張、楊宣布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由張、楊擔任正副委員長的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解散國民黨省黨部，成立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等。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張學良（右）與楊虎城（左）

　　事變發生后，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反應強烈。親日派企圖發動所謂討伐戰爭，實質想置蔣介石於死地，以取而代之﹔親英美派則希望和平解決，以維持他們的統治。愛國救亡團體和民主進步人士對事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救亡團體發表通電，竭誠擁護張、楊的救國行動和主張，主張和平解決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當夜，張學良急電中共中央請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計。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肯定這次事變是革命性的，行動、綱領都有積極意義，並指出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並列。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到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商談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問題。在弄清情況后，18日，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大局為重，致電國民黨，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五項條件，即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自陝甘撤退“中央軍”，援助晉綏抗日前線，承認紅軍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釋放一切政治犯﹔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的態度和主張，得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和許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贊同。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分析西安事變的性質和發展前途，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為制止親日派發動內戰，紅軍主力集中到三原、涇陽等縣，准備配合東北軍、西北軍。同時，中共中央致電北方局劉少奇和上海的潘漢年，告知黨的和平解決事變、避免內戰的方針，提出應對措施。

　　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21日，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証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12月23日至24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參加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齡所舉行的談判，並在會談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六項承諾：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証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

　　（6）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但要不採取簽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隨后，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12月25日，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被蔣介石囚禁。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局面，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

　　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第二次國共合作本應早日實現，但蔣介石不僅不履行承諾，而且在抗日問題上態度動搖。中國共產黨繼續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同時推動與國民黨的一系列談判，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后的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實現。

　　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后的指示》，指出：為達到抗日目的，必須“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許諾的條件”，改革國內政治，擴大與鞏固陝甘兩省首先成為抗日根據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即

　　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准備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電文指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願意作出四項保証，即

　　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

　　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

　　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五項要求是積極的、合理的，四項保証是中國共產黨為結束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則的讓步。這種原則的重要表現就是，

　　一是國民黨必須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區和紅軍保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工農已取得的權利﹔

　　三是在國共兩黨關系上必須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的自由。

　　共產黨的主張得到廣大愛國人士的贊同，也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抗日派對親日派的斗爭。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會上，國民黨民主派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斗爭，最終通過了一個實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提議的決議案，表明國民黨的政策已經由內戰轉向抗日，由反共轉向聯共，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為敦促蔣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變中承諾的六項條件，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國民黨代表談判。從1937年2月開始到7月全國抗戰爆發前，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了多次談判。

1937年6月，周恩來等(左三)在廬山。

　　蔣介石在談判中的基本企圖是首先把共產黨、紅軍和陝甘寧邊區置於國民黨控制之下，不許共產黨有獨立性，不許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其真實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產黨的力量。黨中央對蔣介石通過談判來達到收編紅軍、取消陝甘寧邊區政府、溶化共產黨的企圖進行了揭露和斗爭。同時，從大局出發，在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以及邊區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讓步。

　　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1937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舉行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場。

　　在推進國共談判、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政策的同時，黨中央採取一系列重大步驟，帶領全黨把工作重點由工農民主統一戰線轉向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由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先后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兩個報告。

　　毛澤東的講話和會議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進一步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任務，明確了黨在當前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

　　二是闡述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與實行三民主義的關系。

　　毛澤東指出：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形勢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同時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三是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領導權的重要性。

　　毛澤東還提出了實現政治領導的方法：

　　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

　　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

　　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

　　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

　　毛澤東指出，在新形勢下，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斗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為此需要重新學習，既要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作斗爭，又要向尾巴主義作斗爭。

　　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屬地區黨組織負責人。劉少奇、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講話。會議總結了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以來華北地區白區工作的經驗，比較系統地揭露和批評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在報告中闡述了黨與群眾的關系，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系，領導群眾斗爭的策略以及黨的思想轉變等問題。會議著重闡明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新形勢下，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些必須做的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統一了新形勢下黨的政策思想，增強了黨內團結，批判了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傾向，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和斗爭策略，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日戰爭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做了重要准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