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了“李知凡太太”

編者按：《西花廳歲月》給當代中國人展示了一個過去時代的領袖故事，這個故事沒有當今善於炒作的書商們慣用的“獵奇”和“揭密”，打動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親切，從容和真實。領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親情友情，普通人的煩惱和心焦，也會放歌縱酒，也會淚洒人前，這樣的領袖少了仙氣，卻多了人民的愛戴。

本書系趙煒著、泠風執筆、中共文獻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選擇﹔意想不到的調動﹔走進西花廳﹔第一次見到周總理﹔進入周總理辦公室等內容。本文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西花廳歲月》圖書連載節選。

　　在鄧大姐身邊工作，我當然對她過去的經歷知曉一些，但對許多史實的詳情卻不甚了解。比如我曾聽說過鄧大姐抗戰前在北平養過病，但是具體時間、地點、情節卻全然不知，后來，還是鄧大姐促使我全面了解這段歷史的。

　　記得那是1973年的春天，有一天上午，我走進大姐的辦公室發現她坐在沙發上沉思。“大姐，有什麼事嗎？”我悄聲問，以為是出了很重要的問題，當時正是“文革”時期，每天都可能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鄧大姐讓我幫她拿出辦公桌的抽屜鑰匙。

　　“要什麼？”我問。

　　“把我的小筆記本拿出來吧。”鄧大姐說的這個本子我非常熟悉，這是她經常抄錄東西的一個小本子，平時就鎖在抽屜裡。

　　我拿出筆記本，鄧大姐又說：“還有一個牛皮紙的信封，裡面裝的是舊報紙。”我上下翻看了一下，在抽屜最底下發現了那個牛皮紙信封，就抽了出來。我把信封舊報紙拿出一看，裡面有一篇寫有李知凡太太標題的剪報。

　　“是‘李知凡太太’，對吧？”

　　“對。你可以拿去看看，看完了再還我。”鄧大姐說完就沒講什麼，我們打開文件夾開始日常辦公。

　　快到中午，我拿著那個牛皮紙信封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心裡急火火地想讀鄧大姐保留下的那篇文章。以前，我從未見過鄧大姐保存的剪報，那麼，她把這篇文章保留下來一定有某種特別的意義，要不，她為什麼還讓我拿來看呢？

　　我坐下來，急不可待地讀起《李知凡太太》，甚至到食堂打飯菜也是連跑帶顛，飯買回來也顧不上吃，就一口氣先讀完了那篇文章。讀著讀著，我明白了，這位李知凡太太不就是大姐嘛！這篇文章講的是鄧大姐1937年在北平養病時的往事，作者胡杏芬是當年和她同居一室的病友。

　　下午，等鄧大姐起床后，我把紙袋還給她。“大姐，文章看完了。”

　　“喲，你這麼快就看完了？”鄧大姐挺驚訝。

　　“拿回去就看唄，我看完了才吃的飯。”我說著又拿出鑰匙，細心地把牛皮紙袋鎖到抽屜裡。

　　“你看出‘李知凡太太’是怎麼回事嗎？”鄧大姐問。

　　“是寫您的。”

　　鄧大姐點點頭。

　　“寫得太好啦。”我由衷地說。

　　沒等我接著問，鄧大姐就緩緩給我講了起來：“那是1937年初夏的事啦，我的肺病又復發了，經過邢太太（即徐冰同志的夫人張曉梅，地下黨員。）聯系，黨組織決定我到西山的平民療養院療養。那是一所私人療養院，距離城市很遠，地方也偏僻，但是環境很好，靠山，安靜，景色也秀麗。因為收費便宜，那裡的病人大都是學生和教職員工。李知凡是恩來的化名，我當時的化名是李揚逸。胡杏芬是我的同屋室友，我們倆朝夕相處，成為很好的朋友。那時她叫我‘我的太太’”

　　談到胡杏芬，鄧大姐流露出很深厚的懷念之情，“她是一個很有文學才華的青年，為人很好，也很真誠，可是她這個人感情脆弱，性格孤僻，都有是環境造成的。”鄧大姐說，她到重慶后知道胡杏芬又住院了，就馬上去看她，后來她病重時還和恩來一道去醫院看過一次，但那時胡杏芬已經起不來床了。后來，胡杏芬住在歌樂山上，離重慶市比較遠，因為交通不方便，鄧大姐也很久沒去看她。“有一次，我和恩來去沙坪壩看一個同志，恩來想起這裡離胡杏芬家不遠，就說好久不見胡杏芬了，去看看她吧。誰想到我們到她家才知道她已經去世了。當時我們心情很沉重，問清了埋在什麼地方后還到她墓前憑吊了一下。她去世的時候才26歲，死得太早啦，真可惜。”講到胡杏芬的去世，鄧大姐的聲音有些嘶啞，聽得出，她老人家對這位昔日病友的早逝感到十分惋惜。“我和恩來那時工作忙，本來她有什麼話都對我們說的，在她走之前，我和恩來什麼忙也沒幫上，沒有盡到朋友的責任。”說到這兒，鄧大姐的語調中透出些許內疚，這讓我感到十分感動，鄧大姐的工作這麼忙，一個偶然相識的病友還竟讓她在心裡惦記了好幾十年。

　　聽鄧大姐講，胡杏芬之死是因為她結交了一個男友，而且在他身上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但那個人沒有考慮到胡杏芬的身體情況，讓她懷了孕，因而不得不流產，這就導致了她的病情惡化。而在這種時候，那個無情無義的男人又離開了她。戀愛上受到的打擊和病體的折磨，使胡杏芬一下子就垮了。“她最后死得很慘”，大姐有些傷感地說。

　　沉默了一會兒，鄧大姐又緩緩背出四句話：“人本孤獨生，當作孤獨想，嘗盡孤獨味，安然孤獨死。”

　　“這是胡杏芬寫的，她把自己的一生看得很透，真的就這樣孤獨地離開了人間。”大姐說，她和恩來不願意胡杏芬就這樣孤獨地埋在山裡，商量后決定為她立一塊墓碑。回到重慶，他們就選好石料，還請石匠在墓碑上刻了兩行字：“胡杏芬女士之墓，李知凡、李揚逸共立”，碑 刻好后，本來鄧大姐和總理想親自立到墓前的，可由於國民黨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們的行動受到限制，結果這塊已經刻好的碑就一直沒能立成，后來也不知失散到哪裡了，幾十年來，這也成了鄧大姐心中的一件憾事。

　　關於《李知凡太太》，據鄧大姐講，最早是發表於1941年。當時她在重慶不好發表，就讓友人寄到上海的“婦女知識叢書”發表了。后來朋友把剪報寄給她，她就一直珍藏著。這幾年，她怕文章放久了紙會壞，又讓人幫著重抄了一份，“這也算是我和她的偶然相遇的紀念吧。”

　　鄧大姐對胡杏芬的這份友情讓我心動，我問她：“大姐，解放后您去過療養 院嗎？”“沒有”。鄧大姐回答。我想，以后有機會應該陪她到西山走走，也許我們還能找到當年的療養院遺址呢。

　　機會終於來了。夏日的一天，我陪著鄧大姐去西山尋訪她當年療養過的舊地。那天，我們吃完早飯就動身了，到了西山后很快就找到了療養院的故址福壽嶺，巧得是，療養院的那些舊房子也還在。鄧大姐的記憶真好，一看到那排陳舊的平房，她就興奮地指給我說：“這是男病人住的房子，我們女病人住的還得往上走一點，在小山坡中。”我們本來還想往上走去看看鄧大姐住過的病房的，后來遇到一位老太太，告訴我們說上面那排房子已經倒了。鄧大姐上前和老太太聊起來，故地重游她顯得格外高興。說來也奇怪，西山那地方解放后變化很大，可唯獨療養院遺址那塊地沒有什麼變化，這倒讓鄧大姐了卻了她思舊的心願。

　　回來的路上，鄧大姐反復說，沒想到還有舊址，還能見到老房子，我原來以為看不著了。

　　那天從西山回來，鄧大姐一直很興奮，一路上都在講著她在西山療養院如何交朋友，如何去李王墳散步，如何在病人中募捐慰問傷員，最后又是如何離開的療養院，說實在的，我真佩服她的記憶，那時她已經整整70歲，可是講起這些30多年前的事還非常清晰。大姐還遺憾地說，總理曾經1956年在北京飯店遇見過胡杏芬的外甥女，當時回來告訴過她，可后來地址找不到了，而胡杏芬的這個外甥女大概怕打擾鄧大姐，也一直沒來。

　　天地那麼大，可有時熟人相見卻又那麼巧。從西山回來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78年，4月11日，鄧大姐應人民文學出版社韋君宜同志的請求在西花廳見她，和她一起來的另一位同志叫朱盛昌。那天大姐談完工作后又和韋君宜談起抗戰前清華大學的一些往事，朱盛昌在旁邊聽著對鄧大姐記憶力的清晰感到驚奇，忍不住就插了一句話：“鄧大姐，您的記憶力真好，幾十年前的人和事都有記得。那您認不認識清華有一個叫胡杏芬的？”聽朱盛昌這麼一問，鄧大姐立刻說：“認識，怎能麼不認識呢，胡杏芬我熟得很。”接著鄧大姐急忙反問：“你怎麼知道胡杏芬呀？”朱盛昌說：“她是我愛人的三姨。”鄧大姐一聽高興極了，連說總算找到你們啦。接著，鄧大姐應朱盛昌的要求，又一次講了她同胡杏芬的交往及后來為她立碑的事情。后來，鄧大姐讓朱盛昌把地址、電話留下，她說：“恩來生前就想通過你們了解胡杏芬的情況，今天是偶然的收獲。以后，等我有時間，身體好時再找你們談談。”鄧大姐還答應朱盛昌以后把她那份珍藏多年的剪報找出來讓他讀讀。

　　送走了客人，鄧大姐叮囑我這次一定要把地址、電話收好，過了幾個月，她又讓我找出《李知凡太太》和三張胡杏芬的照片送給胡杏芬的外甥女洪濟群和朱盛昌。鄧大姐請洪濟群同志來西花廳作客是1980年12月20日的事兒，那天她詳細了解了洪濟群的家庭和工作情況，也回憶到她和胡杏芬的交往，臨別時，老人家執意要將客人送到大門外。送客回來，鄧大姐一個勁兒對我說：“她真像她三姨，真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李知凡太太》在《嘹望》、《新觀察》、《東西南北》雜志和文匯報先后發表過幾次，也曾作為單行本出版並被翻譯成英文。鄧大姐知道這篇作品被多次發表后感慨地說：“是胡杏芬的文筆好，40多年來后再發表還受到讀者歡迎，這是我沒想到的。胡杏芬是值得紀念的朋友。”鄧大姐還認真讀了這篇重新發表的作品，並給《嘹望》編輯部寫了封信提出一點更正意見，鄧大姐在信裡說：“我看到《嘹望》七月號發表了與我有關的一篇作品《李知凡太太》，我看后覺得你們因原稿太長而刪節了，很好，只是在編者按裡有一點我想核實一下，就是未樹立的石碑，落款的名字是：李知凡，未有‘先生’，（當時住院為李揚逸）沒有‘太太’二字，特向你們說明。”另外，鄧大姐還提出一點意見：“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前面加‘卓越’二字，我實在不敢當，最好什麼形容詞都不要加，否則你們加‘著名’二字也就可以了。”

　　無獨有偶，因為《李知凡太太》的重新發表，鄧大姐又見到了一個她曾經在西山療養院時的病友小陳。小陳叫陳溶，當年在西山時隻有15歲，她看了《李知凡太太》之后寫了一篇《關於西山平民療養院》的文章發表在《北京晚報》上，鄧大姐讀了這篇文章，就讓我派車把她接到西花廳一敘。和小陳離別40多年后的這次重逢令鄧大姐很高興，一見面，她就拉著陳溶同志笑著問：“你看我還像李太太嗎？”拿著小陳帶來的在療養院和病友們的合影，鄧大姐仔細地一一辨認起當年的病友。她的記憶可真好，還能指出很多人並提起一些當年的往事。小陳說：“大姐，我當時就奇怪，您怎麼從來不和我們一起照相。”鄧大姐說：“我的身份不允許隨便暴露呀。”

　　小陳回憶起“七七”事變后曾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同志急匆匆來找過鄧大姐，后來鄧大姐就出院了。她問鄧大姐那人是不是“李知凡先生”？鄧大姐笑了：“恩來同志那時在西安，那次來見我的是南漢宸同志，他通知我必須立即離開北平。”

　　說到“七七”事變，小陳又問鄧大姐，當時她們從療養院撤回城裡時乘坐的是一輛插了美國國旗的大汽車，是不是周總理的關系給搞的？鄧大姐肯定地說：“不是，恩來那時候根本沒有去過北平，怎麼是他的關系呢？”后來鄧大姐回憶起撤離時療養院時她是先乘人力車走的，“你們大家不是還都出來送我嗎。”鄧大姐離開療養院直奔西直門，到那兒已經是中午了，因為城門關著卻進不了城，就找了一個小飯館吃了點飯。“到下午一點鐘，看到一輛汽車過來，上面的確插著一面美國國旗，我一看裡面都是平民療養院的人，就和你們打招呼，你們在車上喊‘上來吧，上來吧，’我馬上就擠上去了。車上沒有美國人，我估計是蘆大夫通過美國紅十字會的關系弄來的。”鄧大姐告訴小陳，她到了北平在張曉梅同志家住了兩天就去了天津，后來又從天津乘船到煙台，再轉道濟南，經蚌埠最后才回到西安。

　　鄧大姐還埋怨小陳沒早和她聯系，小陳說解放后她早就從電影上認出鄧大姐了，只是沒好隨便打擾。鄧大姐認真地說：“我們不是病友嗎？一成朋友，終生之交，怎能說打擾呢？”那次鄧大姐和小陳暢談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分別時還熱情地送她到門口。

　　1992年，鄧大姐去世后，《李知凡太太》由中國婦女出版社又再版了一次，這次是由胡杏芬的外甥女洪濟群同志提議的，以此作為對鄧大姐的一種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