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大智大勇 "逼蔣抗日"與張學良形成共識

編者按：周恩來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聖、大智大勇、鞠躬盡瘁。他出身名門，卻是苦難童年﹔從小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求索救國救民真理﹔拒絕蔣介石委任要職，發動組織指揮上海工人運動和南昌起義，實施戰略大轉移，力主毛澤東進黨中央領導核心﹔處置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赴國統區與蔣介石斗智斗勇，艱難推進民主進程﹔開國前夜，秉筆起草《共同綱領》，籌備開國大典，組建政務院，運籌抗美援朝，編制“一五”計劃﹔代表新中國走上國際舞台，打開外交局面，實現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撐危局，殫精竭慮保護干部，千方百計維持經濟運轉，果斷處置林彪事件﹔病魔纏身的晚年歲月，同江青一伙較量，把鄧小平重新推上前台——這些歷史的內情或迷局，生動再現了一代偉人的真情與風採。以下為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來》節選。

“逼蔣抗日”：與張學良形成共識

1935年12月13日，毛澤東從前線回到瓦窯堡后，中共中央立刻准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17日上午，會議開始舉行，周恩來和毛澤東、洛甫、博古等參加會議。

這次會議討論了形勢及任務，通過《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和《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會議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規定黨的策略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決定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確定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的方針，主張成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決定紅軍東征山西，以便准備對日直接作戰。會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在政治上的關門主義和軍事思想方面的錯誤。瓦窯堡會議上決定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葉劍英為副書記。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討論東征討伐國民黨閻錫山的問題。會議決定中央政治局隨軍行動，在陝北組織有周恩來、博古、鄧發參加的中央局，周恩來為中央局書記，主持后方工作。19日，周恩來與毛澤東、彭德懷簽署西北軍事委員《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同日本直接開火﹔命令陝甘蘇區的抗日紅軍和游擊隊、赤衛軍少先隊，堅決保衛陝甘蘇區，擴大陝甘蘇區這個抗日戰爭的根據地﹔命令黃河兩岸的抗日紅軍、游擊隊和民眾，奮勇過河東去，在河東發展抗日根據地，配合紅軍主力打大勝仗。

毛澤東率軍東征之時，周恩來坐鎮陝北做張學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在去年的9月底至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的指揮下，在陝北消滅了國民黨東北軍3個師，並且生俘東北軍第六一九團團長、張學良的得意門徒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紅軍根據中央優待俘虜的政策，給他治傷，生活上加倍照顧，還經常給他講紅軍北上抗日，打回東北去，收復失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紅軍政治思想工作的影響下，高福源主動要求放他回去，宣傳紅軍抗日的主張，說服張學良和紅軍聯合抗日。他向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談了這個想法。李克農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請求及時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即同意高福源的想法和請求，特意指示李克農，要高福源在蘇區多住幾天，多看看，多聽聽，回去之后多講紅軍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

1936年1月初，高福源離開瓦窯堡回到洛川后，向張學良面報了他這幾個月在蘇區聽到的、見到的情況和紅軍抗日救國主張。他們談了一個整夜。最后，張學良痛快地說：“你談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見。你休息一兩天就趕快回去，請紅軍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來，我們正式商談一下。”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窯堡，要求紅軍派代表去談判。中共中央隨即決定派李克農去洛川同張學良談判。20日，李克農同張學良進行了3小時商談。張表示願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前往談判。李克農臨行前，周恩來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務，叮囑道：“這次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險，你們要有思想准備。不管遇到什麼情況，你們無論如何不能談崩，一定要談好。”

紅軍的東征，按原計劃在2月20日由毛澤東率領進入山西。25日，李克農到洛川，先同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談判，達成5項局部性的口頭協定。3月4日，張學良到洛川。他穿的是一身中式便裝，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鏡，手拄文明棍。李克農一見他這身打扮，不禁笑了起來：“張將軍你這是解甲從商？”

“我是來做大買賣的。”張學良順茬開起玩笑。李克農笑著反問：“是零售還是整銷？”張學良高聲笑道：“當然是整銷！”兩人朗聲大笑。

在同李克農會談時，張學良坦率地說了自己的看法：“現在中國的國家力量幾乎全部掌握在蔣介石手裡，同時蔣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須聯蔣。”最后，雙方商議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權代表，最好是毛澤東或周恩來，到膚施（即延安）同張學良面談。會談結束后，李克農向中共中央報告，並請示行動。當天得到中央復電，同意談判結果。不久，中共中央決定以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膚施同張學良談判。同時，決定派劉鼎作為黨代表常駐西安。劉鼎到達西安后，與張學良開誠布公地就有關方面進行了交談。

這時，另一個好消息傳來。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在西安同楊虎城密談后，來向中央報告。楊虎城是陝西地方實力派的首領，擔任著十七路軍總指揮和西安綏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進步思想，過去同共產黨和一些黨員有過友好關系。

一切都准備停當，周恩來臨出發前，中共中央以毛澤東和彭德懷的名義致電張學良和王以哲軍長，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點和會談內容，電文主要內容是：甲，敝方代表周恩來和李克農於8日赴膚施，與張先生會商救國大計，定7日由瓦窯堡起程，8日下午6時前到達膚施城東20裡之川口，以待張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導入城，關於入城以后之安全，請張先生妥為布置。乙，雙方商談之問題，敝方擬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抵御日帝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具體步驟及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選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丙，張先生有何提議，祈告為盼。

電文發出，當夜就收到了張學良的回電，同意所列的條款和內容，會談地點定在膚施清涼山下橋兒溝天主教堂裡。

4月7日清晨，天下著大雪，周恩來和李克農帶著電台、警衛部隊從瓦窯堡出發。途中要經過蟠龍鎮和拐莫，約有兩天路程，周恩來隻帶20多個騎兵警衛，這一帶蔣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為周恩來的安全擔心。

周恩來一行曉行夜宿，8日下午到達膚施城郊東北的川口村裡。周恩來讓跟隨的電台與張學良聯系，不巧電台發生了故障，一時聯絡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張學良才得到了周恩來到達川口的消息。這時張學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電駐守膚施的一二九師師長周福成准備盛情接待，一面親自駕機帶領王以哲和衛隊長孫銘九等人飛往膚施。

黃昏時分，周恩來、李克農由高福源引路進入膚施，走向談判地點。周恩來剛走到天主教堂門口，張學良就迎上來，緊握住周恩來的手不放，激動地說：“周先生，雖然我們沒有見過面，但我早就認識你了！”周恩來一手拍了拍張學良的肩膀：“我也算早就認識你了！我早年曾是在東北度過，跟少帥也算是半個老鄉了！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啊！”

兩人一見如故，攜手走進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經擺好了一張圓桌，圓桌上擺滿了糕點和水果。一杯杯剛剛斟滿的熱茶，在5支蠟燭的亮光下，飄散著熱氣。

經過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張學良首先爽快地說：“不瞞周先生說，兩年前我從意大利墨索裡尼那裡取回一本經，認為只是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主張中國應該有個領袖，實行法西斯專政，把朝野各黨各派的意志集中起來，把全國各方面力量，統一起來，像希特勒之於德國，墨索裡尼之於意大利那樣，才能夠抗擊日寇，應付國難。但我現在已認識到國民黨貪污腐化黑暗無能，遠非德國的國社黨（納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個沒有什麼希望的大官僚集團，幾年的實際觀察和周圍朋友對我的談話勸告，特別是李克農先生和劉鼎先生對時局透徹分析，我認為我過去的那種想法是錯誤的……”

周恩來目光炯炯地靜心聽著張學良的講述，臉上的表情和善而庄嚴。他對張學良說：“張將軍既是集家仇國難於一身，也是集毀譽於一身的，張先生處心積慮要雪國恥報家仇的心情，隻有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了解你同情你，並會幫助你。可惜張先生把路走錯了。什麼是法西斯，簡單講，法西斯就是軍事獨裁。袁世凱搞過軍事獨裁，失敗了，吳佩孚要武力統一中國，也失敗了，這些張先生都知道，並經歷過。誰想在空前國難中搞獨裁，而不去抗日救國，誰就是歷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敗。中國共產黨人今天呼吁大家停止內戰團結抗日，槍口一致對外。”接著，周恩來坦率地對張學良講了對當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一些看法后，又誠摯地問張學良道：“張先生，你看中國的前途如何？”

張學良說：“中國的前途有兩條，一是走共產黨的路，二是走國民黨的路。我過去總以為法西斯獨裁可以救中國，因此曾提出擁蔣的口號，現在看來，好像不對了。如果中國內戰不停，什麼時候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呢？”周恩來說：“張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話，就一定要實行民主，走人民群眾的路線。搞獨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眾，看不到人民群眾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樹立真正的抗日信心，隻有實行民主，才能調動起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的勝利，把中國引向光明。”

張學良說：“周先生講得極是。對於蔣介石我本人和你們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經和李克農先生講過，意見未能達到一致，所以，特別約周先生親自談一談。”周恩來點了點頭，說：“這很好嘛，多接觸多談，雙方就會多了解多諒解，關於統一戰線的問題，很願意聽聽張先生的意見，以便考慮。”

張學良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麼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他現在實際上還統治著中國。不僅中國的大部分地盤和軍事力量掌握在他手裡，而且財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攬。我們現在想壯大抗日力量，為什麼要把他掌握的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尤其是我們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蔣抗日’，工作起來有實際困難。目前應當設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扭轉過來，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如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他勢必會與我們作對。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義討伐我們，像在張家口對付馮煥章先生那樣。蔣介石的脾氣我是知道的，為了自己他會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來沉思了一下，說：“張先生這個意見很有道理，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我本人同意張先生‘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的主張。如果抗日戰爭爭取不到蔣介石這個集團參加，將是一個大的損失，爭取過來是有好處的。可是，蔣介石目下正像滿清的西太后一樣，‘寧給外人，不給家奴’。對日寇無恥退讓，對愛國群眾殘酷鎮壓，高叫什麼‘攘外必先安內’，其實是依靠出賣中國的主權來維持他的統治。不管他口頭上如何詭辯，他實際上充當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忠實走狗。共產黨過去也不是不願意爭取這個集團的力量抗日的，是考慮到可能性不大。隻有用群眾的力量粉碎他這個反動集團，對抗日救國才有利，現在，為了抗日救國大計，我們可以既往不咎，願意爭取這個力量，但是，光讓步是不行的。讓步太多，會使不知足的人認為我們軟弱可欺。在這方面我們是有血的歷史教訓的。所以，要讓步，還得要斗爭。隻有經過斗爭，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

張學良說：“我同蔣介石的接觸很多，據我了解，隻要我們認真爭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裡來的，問題是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想盡一切辦法爭取。”

周恩來笑了笑，說：“如果能夠把這樣一個力量爭取過來抗日救國，也是我們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獨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眾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麼辦法才能爭取過來呢？張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談一談。”

張學良說：“蔣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給他難堪，他也發過牢騷，心中憤恨。但他有個很錯誤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才能抗日，因為共產黨的一切口號，一切行動，都是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根據。”

聽了張學良這一番話后，周恩來站起身來，憤慨地揭露了蔣介石竊取革命勝利果實、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投降封建軍閥、血腥鎮壓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農和劉鼎都覺得痛快淋漓，張學良也很激動。

周恩來稍稍停了停，說：“這些舊賬，我們不願意再算了。”張學良連忙說：“對，對。抗日是當前迫切的大事啊！”

周恩來說：“我還是這句話：光讓步是不行的，讓步太多，會使不知足的人認為我們是軟弱可欺的。要讓步，還要斗爭，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張學良聽后顯得十分興奮，他說：“周先生說得對，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內外夾擊，一定可以把蔣介石扭轉過來的。”

接下來，雙方針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有關問題進行開誠布公、推心置腹的交談。談判進行了一個通宵，到次日凌晨4點才結束。經過這次會談，雙方達成了以下協議：一、南京政府必須改組，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必須取消，如果做不到，就另組國防政府，領導抗戰。二、停止內戰，先由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組成抗日聯軍，造成抗日的既成局勢。三、紅軍主力取道綏遠開赴抗日前線，張學良把傅作義說通。四、東北軍的五十三軍，現在保定、石家庄一帶，已經派黃顯聲為該軍副軍長，將接替萬福麟為軍長，可以配合冀綏方面的紅軍抗戰。五、張學良已經和新疆取得聯系，不日新疆代表張在善就可到達西安。必要時，與新疆盛世才、甘肅於學忠、寧夏馬鴻逵，在西北形成新、甘、陝、寧4省的抗日大聯合，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

張學良對談判十分滿意，拿出自已的積蓄兩萬塊光洋和20萬法幣，資助紅軍作為抗日經費。分手時，張學良把他帶來的《申報》60年紀念印制的大地圖贈送給周恩來。這本大地圖是當時中國第一本比較精確的高等投影設色地圖，可輔助軍用。交給周恩來時說：“共同保衛中國！”

4月13日，周恩來回到瓦窯堡。留在瓦窯堡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立刻召開會議，聽取周恩來的報告。會議同意談判結果，並派劉鼎繼續去張學良處工作。

4月15日，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東征前線的山西省永和縣趙家溝村召開會議。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於在膚施與張學良會談情況的匯報，批准了膚施會談中雙方達成的各項協議。並對當前形勢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一致認為：“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值得採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政治主張。

紅軍東征后所向披靡。蔣介石派了10萬大軍分兩路開入山西，支援閻錫山。為了顧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規模內戰，趙家溝村會議認為：我軍東征已取得了很大勝利，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打擊了敵人，發動了群眾，擴充了兵員，籌集了款項。為顧全抗日救國的大局，避免大規模的內戰爆發，黨中央斷然決定：將“渡河東証，抗日反蔣”的方針，改變為“回師西渡，逼蔣抗日”。

從4月中旬起，周恩來指揮留守各部保護渡口，准備船隻，並親到延川迎接。

4月22日，周恩來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由劉鼎帶去。3天后，張學良接到周恩來的親筆信拆開一看，隻見寫道：“漢卿先生：坐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並電前方，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惟別后事變益亟，所得情報，蔣氏出兵山西原為接受廣田三原則之具體步驟，而日帝更進一步要求中、日、‘滿’實行軍事協定，同時復以分裂中國與倒蔣為要挾。蔣氏受此挾持，屈服難免，其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准備之也。敝軍在晉，日有進展，眷念河西，頗以與貴軍互消抗日實力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與蔣氏之目前壓迫所致，則又益增其敵愾，決心掃此兩軍間合作之障礙。先生聞之得毋具有同感？茲如約遣劉鼎同志趨前就教，隨留左右，並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寇深禍急，渾忘畛域，率直之處，諸維鑒察。”

周恩來在信中以“快慰”、“咸服”字樣，給予張學良甚高評價，敬佩之情躍然紙上。張學良對周恩來也引為知己，接讀來信后十分激動。

他將信小心裝好，對劉鼎感嘆道：“我和蔣先生處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紅軍后是否抗日。對中共我不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還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強的中國，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

周恩來在信中還通報了時局動向，針對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國內階級關系發生變化，進一步闡明了中共方面的認識，並告知蘇區發展的方向和紅軍主力的戰略行動，重申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的態度，實際是膚施秘密會談內容的進一步深化。此信隨劉鼎作為中共代表赴任時面交，也起到了介紹其擔當紅軍與東北軍之間聯絡重任的作用，使劉鼎贏得張學良的信任，張學良當即十分高興地對劉鼎說：“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劉鼎這位早在德國勤工儉學時即由朱德等介紹加入中共的老資格黨員，遂以“秘書”身份入住西安的張學良公館，為他協助張學良以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東北軍，加強東北軍與紅軍、十七路軍的團結合作，提供了便利。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宣言》中說：“在全中國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向全中國各黨派鄭重宣言：不管我們相互間過去有著怎樣不相同的主張與信仰，不管我們相互間過去有著怎樣的沖突與斗爭，然而我們都是大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們都是中國人，抗日救國是我們的共同要求。為抗日救國而大家聯合起來，為抗日救國而共赴國難，是所有我們中國人的神聖的義務！”《宣言》中提出了共同行動綱領6條和派代表具體進行協商的辦法。

5月5日，紅軍全部回師河西，接著又轉向西征。這時，東北軍在蔣介石嚴令下向北推進。中共中央決定西遷保安，將瓦窯堡讓給東北軍。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指出：“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幡然改悔，以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決定：“恩來留守東線，指揮東面各軍及地方部隊，抗擊進攻敵人，並布置中央及軍委轉移。”

就在張學良收到周恩來的以上來信兩個多月后，他致周恩來的親筆函：

此信由劉鼎返回蘇區參加7月5日召開的安塞會議時面交周恩來。安塞會議的議題是商討對東北軍的工作，順應“抗日反蔣”的兩廣事變，推動張學良“另立局面”，建立“聯共抗日”的西北國防政府，把東北軍和紅軍“合在一起”。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十分重視，都從中央所在地保安趕來安塞出席。張學良在信中表明了東北軍方面的意向，對雙方擬議中的“西北大舉”，提出要“6個月功夫”，一方面是“須准備整理”即整頓東北軍，需要一定時日，另一方面是了解到兩廣和南京等“外間情況”，“大舉”條件尚不具備，但他也再次言明自己的決心，“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后來西安事變的發生即是實証，而且時間恰在“6個月”之內。至於“貴我兩方，屢生誤會”，則是指交界地區雙方駐軍之間發生的摩擦和沖突，東北軍與紅軍之間大體上能夠遵照秘密的口頭協議，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為搪塞蔣介石“剿共”命令，雙方有時要打假仗、放空槍，但遇有通報不及，不悉內情的下層官兵及少數堅決反共者，就要與紅軍接火，張學良特意申明“必須互諒互信而調整之”。

在這封張學良親筆函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稱謂，不僅將直接交往的周恩來、劉鼎稱之為“同志”，而且“代問候諸同志”即中共所有領導，還在信末注明“爾后用‘李毅’”，為自己確定了化名。從此函的稱謂足以可見，張學良與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關系”，稍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致張學良的一封聯名信就稱“李毅”為“同志”，而且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雙方往來電函都時有“同志”互稱。

7月8日，周恩來從安塞到譚家營陝北省委去，途中在百家坪遇到了從北平來蘇區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

這是一間隻有一個哨兵站崗的小屋。斯諾走進去的時候，周恩來正在伏案看電報，斯諾好奇地打量著這間屋子：土炕上挂的一頂蚊帳，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頭放著兩隻鐵制的文件箱，一張木制的小炕桌當作辦公桌。

“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盤腿坐在炕上，用不很熟練的英語說道：“我已經有五六年沒有說英語了。我們知道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系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周恩來抬起臉細細地打量斯諾，他的臉上仍蓄著濃密的胡子，一笑就露出潔白的牙齒。

斯諾問過一些紅軍和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后，把大量話題轉到蔣介石方面：“您認為蔣介石的勢力比前幾年增強了還是削弱了？”周恩來肯定地回答：“1934年蔣介石的勢力發展到頂峰，而現在正迅速衰落。在江西第五次‘圍剿’時，他能夠動員50萬軍隊發起進攻和進行封鎖，那是他勢力最強大的時期。在他粉碎了十九路軍，迫使我們撤退以后，他成了長江流域的霸主。但這一切的取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此他的內戰口號已完全失去了號召力。”斯諾在本子上迅速地記著。

“第二點要記住的是，如果抗日運動發展，蔣幾乎肯定會喪失其獨裁統治。”周恩來接著講：“他的軍隊既不像第五次‘圍剿’時那麼強，那麼集中，也不像那時那麼可靠了。一旦抗戰爆發，抗日力量將取得他的指揮權的一大部分。蔣心裡也明白，抗戰爆發的第一天，就標志著他的獨裁統治的崩潰……”

“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人您對他作何評價？”面對斯諾的直問，周恩來笑了笑：“評價不那麼高。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個拙劣的外行。作為一個戰略家，也許好一些……”

斯諾已經記得很累了，抖抖手腕把記錄念給周恩來聽，糾正或澄清一些地方，去掉一些費解的字眼。看著那長篇的記錄，斯諾如獲至寶。

斯諾回到北平，正在整理上述談話記錄，突然接到周恩來捎來的信，要他不要引用這次談話。斯諾疑惑不解，他不知道西安發生了重大事變。但也隻好服從，把記錄塞進皮箱。這部分材料一鎖就是20年，斯諾才重新整理在海外發表，而國內人看到中譯章節，則又過了28年。

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和紅軍的基本意圖沒有多大改變。在進行國共聯絡的同時，他一刻也沒有停止對紅軍的進攻和對蘇區的封鎖及“圍剿”。但是，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侵入，全國抗日熱潮日漸高漲，國民黨內部的斗爭也越來越激烈。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號，發動了“兩廣事件”。一場內訌使蔣介石顧此失彼，為了全力解決“兩廣事件”，他不得不對西北採取緩和政策，開始考慮國共談判事宜。在他授意下，國民黨CC派頭子陳立夫把與中共談判的工作交由其親信、時任鐵道部政務次長的曾養甫和曾的下屬諶小岑主辦。

諶小岑與曾養甫是天津北洋大學同學，在五四運動時是天津覺悟社成員，與周恩來、鄧穎超相識。陳立夫向他們倆口授了談判的有關條件。諶小岑將陳立夫口授的4項條件轉交負責聯絡的北平中國大學教授、與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保持密切聯系的呂振羽和受周恩來指派負責與曾養甫聯絡的張子華。

5月中旬，張子華到達陝北，向周恩來轉交了國民黨談判的條件。周恩來對國民黨的轉變表示歡迎，並做出積極回應，給諶小岑寫信，邀請曾養甫、諶小岑到陝北來共商國共合作大計。8月，潘漢年回到陝北保安，向周恩來匯報了他在上海、南京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干事張沖會談的情況。潘漢年是在去年長征途中紅軍二佔遵義后，由中央派往白區，同年夏和陳雲、陳潭秋等一起離開上海到莫斯科。年底，蔣介石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和調整對蘇聯外交的需要，委托其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與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命，潘漢年離開莫斯科，途經香港，於7月到南京、上海，同國民黨代表張沖談判。

當時，對與中共談判持積極態度的曾養甫，在調任廣州市長后，決定由武漢電台和陝北建立聯系。張子華帶著和國民黨電台聯系的密碼到陝北，並交了曾養甫希望周恩來到廣州談判的書信。周恩來對這個情況很重視，與中央其他負責人研究后，決定約國民黨的代表到陝北來談判。8月31日，周恩來給曾養甫復信，表示：“茲為促事速成，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但“弟等外出不易”，邀請陳立夫、曾養甫到蘇區或陝西華陰會晤。

9月1日，周恩來又給陳果夫、陳立夫寫信，說：“黃君（即張子華）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指陳果夫、陳立夫）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信中表示：中國共產黨“早已准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做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做負責之商談”。

蔣介石在兩廣事變解決前，對國共談判表現得比較積極﹔當他用收買和分化內部的辦法搞垮陳濟棠、解決了兩廣事變以后，覺得可以騰出手來，又調兵遣將，向陝甘地區增兵，再次企圖依仗武力解決西北問題。

9月22日，周恩來再次致書陳果夫、陳立夫，提出質問：“蔣先生於解決兩廣事變之后，猶抽調胡軍入陝，阻我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豈停止內戰可以施之於西南，獨不可施之西北耶？”指出：“內戰不停，一切抗日准備無從談起。”希望他們“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御強敵，則兩黨之幸，亦國家之幸也”。24日，潘漢年攜帶周恩來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離開陝北，前往上海，繼續商談。

10月7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合。不久，紅二方面軍和紅一方面在將台堡會師。

蔣介石錯誤估計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以為共產黨已處於困難地位，急於同他們妥協。因而採取軍事壓迫和政治解決雙管齊下的辦法：一面繼續調集軍隊“圍剿”紅軍，一面仍由曾養甫出面，再次邀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談判。中共中央表示，為了推動南京政府抗日，周恩來可以飛往廣州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國民黨不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暫停進攻紅軍，立即准備抗戰。由於蔣介石對談判缺乏誠意，並大舉進攻蘇區，在這種情況下，兩黨高級人員的談判無法進行。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暫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漢年作為代表，同國民黨做初步談判。

10月29日，蔣介石飛抵洛陽，為了調兵遣將，秘密籌劃對陝甘蘇區更大規模的“圍剿”。他借過50歲生日之機，以“避壽”為名召開軍事會議，進行新的軍事部署。

張學良和楊虎城按照蔣介石的電召，分別由西安趕往洛陽參加軍事會議，他倆都是想借為蔣介石祝壽之機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然而，他們錯了……

張學良一到洛陽就找機會與蔣介石談話，希望蔣介石能立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要求蔣介石准許東北軍出兵綏遠，以援助傅作義綏東抗戰。蔣介石非但不接受張學良的意見和要求，反而氣急敗壞地斥責道：“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

第二天，蔣介石在洛陽軍官分校“訓話”時旁敲側擊地訓斥張學良，說：“勾結日本者是漢奸，勾結共產黨者也是漢奸！”張學良聽后神色大變，心情極為壓抑，未等蔣介石訓完話便返回西安。

潘漢年於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同陳立夫會見，面交周恩來的書信，並口頭轉達《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8項條件。陳立夫這時的態度也變了。他稱代表蔣介石答復：既然共產黨願開誠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條件了。他宣稱：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紅軍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錄用。潘漢年當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例，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

11月15日，周恩來離開保安，代表中共中央趕往河連灣迎接二、四方面軍。

11月21日，紅軍在山城堡一舉殲敵胡宗南軍一個多旅，顯示了紅軍的力量。隨后，陳立夫又和潘漢年談了兩次，但根本立場沒有改變。

11月23日，周恩來到達山城堡紅四方面軍總部。

在山城堡，周恩來見到了分別一年多的老戰友朱德。緊握住朱德骨瘦如柴的雙手，望著朱德蒼老清癯、充滿悲愴神情的臉膛，周恩來內心一陣酸楚，也說不出話來了。朱德熱淚盈眶，也說不出話來。去年鬆潘一別，至今一年有余，他卻經歷了那麼多的磨難。周恩來擁抱住朱德，不禁淚如泉涌。自張國燾頑固堅持南下，並強行另立“中央”，在紅四方面軍中稱王稱霸以后，他與毛澤東一直都在擔心，怕再也見不到總司令了。

“張國燾的確是個心狠手辣的家伙，但他隻能為難我，還不至於想干掉我的。”對於張國燾的百般折磨侮辱，朱德只是付之一笑。其實，由於他堅持反對張國燾另立“中央”和南下主張，張國燾實際上已對他實行軟禁。周恩來氣憤地說：“張國燾不得人心，所以，盡管他手上兵強馬壯，最后南下還是以失敗告終！”周恩來高聲贊道：“在同張國燾的斗爭中，老總有理有節，肚量如海，是做得對的。要是你公開與張國燾對抗，率一方面軍的同志北上，那后果就不堪設想了。你和一方面軍的同志留在四方面軍中，對張國燾進行有理有節的斗爭，一方面可以團結四方面軍的同志，一方面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也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

朱德緊握住周恩來的手，感激地說：“知我者，恩來也！”周恩來說：“這一切，不僅我了解，澤東、洛甫、博古和中央絕大部分同志都了解。”

見過朱德后，周恩來又去見了張國燾。這時候的張國燾情緒低落。南下失敗了，另立的“臨時中央”前幾天也不得不宣布取消。周恩來淡淡一笑，說：“國燾兄，這次中央委派我來，不是要提舊事，而是要跟你們商量三個方面軍會師后的戰略方針問題。過去了的事情，我們暫時別去提了吧！現在，團結對我們來說，比什麼都重要。”

張國燾被周恩來說服后，即同周恩來、朱德一起率紅軍總部到保安，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會合。在紅軍大學，他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毛澤東緊握住朱德的手，久久不願鬆開。他感慨地說：“朱毛不能分開，這回又應驗了！”朱德點了點頭，連聲說：“朱毛分開，紅軍勢必大禍臨頭啊！我們說什麼也不能再分開了！”

這時，綏遠抗戰的勝利和席卷全國的援綏抗日運動，大大激發了有失土亡家之痛的東北軍士氣，也使張學良深受鼓舞。他一方面積極同紅軍和十七路軍秘密籌組西北抗日援綏聯軍，作出兵抗日的准備，另一方面又懇切地向蔣介石再次請求率部開赴前線。11月2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一封請纓抗敵書，態度之誠摯、心情之焦灼躍然紙上。可是蔣介石回答卻是“時機尚未成熟”。相反，蔣介石派陳誠到綏遠前線，制止綏遠軍民的抗戰活動，要傅作義防止事態擴大，並要他抽出手來協助張學良、楊虎城“圍剿”陝北紅軍。

此前幾天，蔣介石還以莫須有的罪名下令逮捕在上海的全國救國會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李公仆、沙千裡、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制造“七君子事件”。蔣介石倒行逆施的行為激起了全國民眾的憤怒，各方面人士紛紛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展開了聲勢浩大的運動，弄得國民黨當局手足無措，狼狽不堪。12月3日，張學良為了表明心跡，親自駕機第二次飛赴洛陽見蔣介石，向他陳述了東北軍中的抗日情緒已高漲到無法抑制的程度，“剿共”軍事行動因太不得人心而實在難以繼續進行下去，要求無論如何應派東北軍開赴抗日前線。可是蔣介石卻根據陳誠的報告，胡說什麼日本根本無意將當前沖突擴大為全面戰爭，在綏遠前線的晉綏軍和中央軍足以抵擋日偽軍，因此沒有必要再派軍隊前往綏遠，而現在首要的任務是必須全力消滅共產黨。

張學良滿腔憤恨，“砰”地一聲拉開蔣介石的房門，摔門而去……

蔣介石根本無視全國民眾的反對和中共的規勸，也不吸取山城堡慘敗的教訓，一心要把“剿共”戰爭打到底。他在洛陽把一切策劃、部署完畢后，通知所有中央軍的高級將領和部分雜牌軍的將領速到洛陽開軍事會議，進行具體部署。這次與張學良談崩后，他又突然宣布將會議改在西安舉行，且把參加會議的人員范圍縮小，隻包括直接參與“剿共”的中央軍將領和東北軍、十七路軍將領，以防人多泄密。

12月4日，蔣介石躊躇滿志，帶著不可一世的氣焰，乘坐著隴海鐵路專用列車，來到西安。他未與任何人見面，直接乘車前往臨潼，住進了西安東25公裡的唐代御池遺址華清池。

蔣介石為了加快他的“剿共”計劃，將他的嫡系“剿共”干將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立、萬耀煌、陳繼承調集西安“督戰”。數十萬中央軍紛紛臨近潼關，新購置的戰斗機、轟炸機頻繁不斷地在西安機場降落，大規模的內戰烏雲籠罩在西安上空。蔣介石自認為，這是最后一次的“圍剿”，最多不超過一個月就可以“剿滅”全部紅軍，他的所謂“安內”大業就可完成，他就可以凱旋京城了。

對於蔣介石來說，在對陝甘蘇區發動新的“剿共”之前，張學良、楊虎城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是他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因此，他一到臨潼華清池就召見兩軍的軍、師長談話，用請客吃飯、威嚇利誘等手段進行所謂“精神感召”，要他們服從命令，繼續“剿共”。並對張學良、楊虎城宣稱：“無論如何，此時必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的處置。”

12月7日下午，張學良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驅車來到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勸諫，他想以自己的至誠來說服蔣介石。而蔣介石對此卻無動於衷，仍一意孤行。張學良慷慨陳詞、聲淚俱下：“日寇侵略我國，步步進逼，繼東北淪陷后，華北已名存實亡了。最近，綏遠又復告急，國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生死關頭。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內戰，舉國團結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繼續‘剿共’斷非出路。當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紅軍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隻有一致對外，才能安內，一旦抗日，就能統一。”張學良失聲痛哭道：“東北軍是亡省亡家的人，他們的抗日情緒不可再壓制了，我對委員長是一貫忠誠的，面臨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不能不據理力爭，希望委員長能慎重考慮。”

張學良的哭諫絲毫未能打動蔣介石，蔣介石煩惱地把正在看的《曾文正公全集》線裝書丟在桌子上，勃然大怒，厲聲訓斥：“一派胡言，你知道什麼！共產黨的那一套我比你清楚，你是受了共產黨的‘迷惑’，當今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而是共產黨！‘剿共’是既定的國策！”

張學良萬分悲愴地回到西安后，把勸諫蔣介石的情況告訴了楊虎城。他們對蔣介石的勃然大怒和頑劣孤行極表氣憤，認為蔣是不會輕易改變他的“剿共”計劃了，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對蔣實行“兵諫”，用武力逼迫他改變錯誤政策。為了做到仁至義盡，張學良建議楊虎城再去勸蔣一次，以做最后的努力。

12月8日上午，楊虎城步入華清池五間廳前的平台上，向穿著長衫邊看書、邊晒太陽的蔣介石謙恭地表示問候。蔣介石欠了欠身子，請楊虎城坐下，兩人寒暄了幾句后，不等楊虎城把話引入正題，蔣介石就先開了口：“虎城，張漢卿年輕幼稚，容易受人欺騙，你和他一地共事，要多加開導，以免誤入歧路。”

“張副司令年輕有為，思想敏捷，指揮果斷，甚孚眾望，是一位難得的將才，很值得虎城效仿……他主張停止內戰，團結抗日，我認為是有道理的。”楊虎城控制著自己的情緒，盡可能讓語句平緩一些：“委員長請聽虎城進一言，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已經到了危急關頭，隻有抗日才是唯一出路。依我之見，對於紅軍的問題，宜採用和平政治方式解決，而不宜用兵。不然，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不等楊虎城把話說完，蔣介石就連連擺手：“荒謬之論，你也是荒謬之論！對於共產黨唯一的辦法是軍事解決，我有絕對的把握消滅共產黨，他們現在已經是窮途末路，‘剿共’大業指日可待！”

楊虎城原本就料到這次努力難有好的結果，現在果真如此，再談也是白費口舌，於是便起身告辭。

當晚，楊虎城和張學良一起商議“兵諫”扣蔣的具體部署和實施中的具體細節。深夜，一個詳細、周密、全面的“捉蔣”方案形成。

12月11日清晨，蔣介石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兩人向這邊站了10分鐘，頓起疑心，急忙返回廳裡。上午，有幾個東北軍師、營長來約見。晚上，蔣介石在行轅召集張學良、楊虎城、於學忠等將領會餐，商議“進剿”計劃。但楊虎城、於學忠未到。蔣介石詢問張學良，張學良說他們今晚也宴請來陝的中央長官，等這裡散了再請到那邊去。蔣介石見張學良精神恍惚，以為是上次遭斥而不快。

宴畢，張學良親自駕車，把幾位軍政大員送往西京招待所。車過灞橋，張學良說：“你們的命都在我手心裡攥著呢！”眾驚何故，張笑著說：“我的手一偏，汽車就掉在橋下，你們不就都完了嗎？”大家為之一笑。

12月12日零點，中共派駐東北軍聯絡代表劉鼎得到張學良的受命，表示即將採取緊急行動，趕緊向中共中央發報：“我已發動捉蔣，請予支持。”但此時停電了，一時電報無法發出。全城也實行了戒嚴，隻得從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門口電料行敲開門買電池。

凌晨5點半，蔣介石的侄兒蔣孝鎮當夜在蔣的臥室外值班，忽聽到行轅門前有槍聲，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把蔣介石從床上拉了起來。從睡夢中驚醒的蔣介石不知所措，嚇得渾身發抖，摸黑披起睡衣，拖著鞋子，拔腿離開下榻的五間廳。

這時，槍聲正緊。蔣孝鎮拉著蔣介石往后山牆門口跑，見門鎖著，推著蔣介石從牆上跳過去，往驪山上跑。院牆內高外低，蔣介石一落地，脊骨跌壞了，腳也碰破了，鞋也跑丟了。蔣孝鎮脫了自己的鞋給蔣介石穿上，蔣介石說兩個人目標大，分開跑為好。這下，苦了蔣孝鎮，他跑進了一片荊棘地，兩腳扎得鑽心疼，隻好咬牙忍著。

捉蔣的部隊沖進蔣介石的臥室，在蒙蒙曙色中，看見蔣的帽子、皮包、假牙等東西雜亂無章地擺在桌子上，床上的被褥尚有余溫，判斷蔣介石沒有跑遠。負責捉蔣的張學良衛隊營營長孫銘九立即下令搜索全院。忽然，一名衛士跑來報告：“在后山牆下發現一隻鞋。”孫銘九隨即命令開始搜山。

搜山的部隊逐步縮小搜索范圍，果然在亂草叢中的一個洞口裡找到了嚇得縮成一團的蔣介石。蔣介石看了一眼孫銘九，又趕緊避開目光，說：“你打死我吧……”孫銘九說：“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蔣介石臉色蒼白，上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穿一條白睡褲，渾身上下滿是塵土。他一瞥眼，問：“你們是哪裡來的？”孫銘九鏗鏘回應：“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

蔣介石身子一歪坐在地上，發怒道：“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孫銘九勸道：“這裡不安全，請委員長還是趕快下山。你腰痛，我們背你下山。”蔣還是不動，並要馬騎。孫銘九示意左右衛士把蔣從地上架起來，擁推著下山了。來到華清池，蔣又不願意進西安城。孫銘九和幾個衛士連推帶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車……

待劉鼎買電池返回時，得悉蔣介石已被捉到，於是即刻把張學良再次擬好的電報發出去：“東、來兄：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並望紅軍全部速集中環縣，以便共同行動，防胡敵南進。”

周恩來看了西安發來的捉蔣密電后，異常激動，立即走到毛澤東辦公室﹔毛澤東也萬分興奮，他也剛剛看過同一內容的電報。但是，很快，他們平靜下來……

當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

“蔣介石也有今日？”“張學良確實干得不錯！”“現在還有什麼別的好說的，先將那些家伙殺了再說！”……

很多人在最初一瞬的想法，就是把蔣介石交付人民公審，然后槍斃，為人民報仇雪恨。然而，中共首腦們還是很快從狂喜中平靜下來——重要的是下一步。

毛澤東分析西安事變的性質時說：“臨潼兵諫是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我黨抗日主張的結果。因此，事變是為了抗日救國，為了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發動的。這是它的進步性質。但是，事實多少帶有軍事陰謀的方式，扣留了蔣介石等人，使南京與西安處於公開對立的地位，而蔣介石的實力並未受到打擊。因此，如果處理不妥，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規模內戰的危險，妨礙全國抗日力量的團結。”

接著周恩來以他特有的沉著和冷靜，深刻地指出西安事變的兩種發展前途。他說：“由於事變的發動而引起的新的大規模的內戰，使南京的中間派走向親日派，削弱全國抗日力量，推遲全國抗戰的發動，以致日本更順利侵略中國。這是德、意、日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線所歡迎的一種前途。另一種前途，則是由於事變的發動，結束了‘剿共’內戰，使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反而得到早日實現，使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迅速建立起來，這是國際和平陣線和全國人民所竭誠擁護並要使之實現的。”

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早晨，最后決定：全力爭取實現第二種前途，應張學良、楊虎城要求，組成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

恩來同志：

弟此間必須准備整理，在6個月功夫，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

貴我兩方，屢生誤會。必須互諒互信而調整之。

外間情況等等，囑劉同志面達。

特此敬祝

努力

並乞代問候諸同志為盼

張學良 啟（爾后用“李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