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憶伯父周恩來：共產黨不能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周秉德是周恩來總理三弟的長女，青少年時隨著周恩來夫婦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余年。

“就是要嚴格對待自己的家屬”

“北京解放之后，父親找到了伯父，說自己也應該正式地參加工作。伯父說，好，你的工作不能由我來決定，要由組織上安排，你要去讀書、上學。”

周秉德說，為此，周恩來特地作過交代：職務要盡量地低，待遇要盡量地少，“因為他是我的親弟弟。我們共產黨之所以跟國民黨不一樣，就是我們不能搞裙帶關系，也不能像封建社會那樣，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可以，我們就是要嚴格地對待自己的親屬，不能有任何特權”。

“因此，父親的職位就很低，那時都是根據職務高低安排住房大小，我們家就住了兩間小平房，不通風，夏天晒得很悶。”“人們介紹我，會說我是在總理身邊長大的，這是因為我們家孩子多，那兩間房子恐怕真住不下，伯父就讓我們三個大一點兒的到他那兒去住……他那兒是不是有多大的房子、多豪華的環境?沒有!三個孩子一間房、一張床、一個小椅子而已，就是這樣。”

周秉德的父親職位低、工資也低、孩子又多，負擔很重，周恩來就把自己的工資拿出很大一部分給三弟補貼家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周秉德的父親身體不好，胃潰瘍很嚴重，經常請病假，周恩來知道后，說：“不行，你有病，你不能堅持全天上班，還拿著全工資，那怎麼可以?你應該早點退休。”為此，他多次催促三弟的領導給弟弟辦理提前退休的手續，幾經周折后終於讓弟弟回了家。本就縮水的退休工資因為提前退休又減去很多，而身體不好的弟弟此時更需要增加營養，總理又增加了給弟弟家的補貼，“原來是一百二，后來是兩百塊”。

年幼的周秉德覺得自己的伯伯是個大領導，收入肯定很多，所以對他送到自己家裡的錢不以為意。直到周恩來過世之后，周秉德才從總理衛士的回憶文章裡知道，伯父的工資收入隻有“四百零八毛錢”，就是說他“寧肯把自己工資的將近三分之一、后來是二分之一來補貼弟弟的家用，也不能讓弟弟有高官厚祿”。

了解真相的周秉德又震驚又懊悔：“特別心疼伯伯，他怎麼可以這樣”。

“按說給自己的弟弟安排一個適當的工作不是問題，就是他不去阻攔，由組織上來安排，也不會是這麼低的水平，他都不，他就要堅持這麼做，為什麼?他就是用共產黨員的准則來要求自己的，隻有這樣他才覺得的是共產黨員應該做到的事”。

“這樣的條件讓給別的知識青年好不好?”

周秉德上初中的時代，正逢留蘇的熱潮。然而，她的“偶像”卻是電影裡的蘇聯鄉村女教師“瓦爾瓦拉”。

“這個年輕的、很能干的一個女孩子師范畢業以后坐上那個鐵爬犁，跑了很遠很遠的路到農村去，在農村給孩子們教書，教得非常好。等她滿頭銀發的時候，全國各地的人來給她祝壽，全都是各行各業的人……做老師太崇高了!太偉大了!太有必要了!自個兒就想著一定要去做老師!”

周秉德做了一個充分的思想准備：要艱苦。騎車到20公裡外的郊區之后，村口的公交車、村裡比較平整的道路甚至學校裡的電燈都讓她覺得“非常滿足”——“我的思想准備是要點煤油燈的!”

文革期間，知識青年要“上山下鄉”，當兵成了“香餑餑”。因在插隊期間表現良好，周秉德的五弟秉和、六妹秉建被推薦當了兵。秉建興沖沖回來探親時，伯父周恩來跟她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可不可以脫下軍裝，離開部隊回牧區?”

“我沒有說跟你的特殊關系哎!我就是民兵推薦的，是正正當當的手續去當的兵啊!”

“知青啊，那麼多都想去當兵，這樣的條件干嗎不讓給別人呢?讓給別的知識青年好不好?讓給這些貧窮的牧民的孩子好不好?”

哭哇!想不通啊!為什麼?

在農村條件很艱苦，吃不飽穿不暖，工作強度那麼大，如果那個時候能當兵的話，部隊的條件好得多啊。

妹妹想不通，周秉德的五弟也想不通。但胳膊扭不過大腿，五弟秉和回了延安縣裡、六妹秉建回了內蒙古旗中，在內蒙古生活了整整26年后才重返北京。

“我們沒有覺得他是虧待我們了，他從小給我們的教育讓我感覺到，共產黨就應該如此，我們就應該做這樣的后代”，周秉德說。（田雪喬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