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渡日本求學 周恩來接觸馬克思主義

編者按：周恩來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聖、大智大勇、鞠躬盡瘁。他出身名門，卻是苦難童年﹔從小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求索救國救民真理﹔拒絕蔣介石委任要職，發動組織指揮上海工人運動和南昌起義，實施戰略大轉移，力主毛澤東進黨中央領導核心﹔處置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赴國統區與蔣介石斗智斗勇，艱難推進民主進程﹔開國前夜，秉筆起草《共同綱領》，籌備開國大典，組建政務院，運籌抗美援朝，編制“一五”計劃﹔代表新中國走上國際舞台，打開外交局面，實現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撐危局，殫精竭慮保護干部，千方百計維持經濟運轉，果斷處置林彪事件﹔病魔纏身的晚年歲月，同江青一伙較量，把鄧小平重新推上前台——這些歷史的內情或迷局，生動再現了一代偉人的真情與風採。以下為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來》節選。

東渡日本求學

4年的南開學習生活結束后，每個南開學子都在為自己的去向做打算，周恩來還年輕，他有著遠大的抱負，希望能繼續求學，但他的家境卻那麼貧寒，難以給他多少支持。一些友人得知他的打算后，借給一筆路費，幫助他去日本求學。那時，中日兩國之間有一個由日本政府指定學校為中國代培留學生的協定。協定中規定：中國學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專學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費待遇，直到學成返國為止。如能得到這個待遇，他在日本求學的費用問題就解決了。所以他很想試試，到日本去報考官費留學。

在周恩來畢業的前一年，伯父周貽賡已被調任奉天全省清丈總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員。周恩來對他伯父幾年來的撫養很感激，出國前決定先到東北探望伯父，並回沈陽母校同師友話別。

1917年8月，他又回到了闊別4年多的沈陽，與伯父和母校的師友們依依惜別。8月30日，他給同學寫下了這樣的臨別贈言：“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

就要渡海而去，離開祖國。一個19歲的青年，在這樣的時候怎麼能不心情激動呢？他佇立在屋中，憑窗遙望，思潮起伏，俯身到桌前，寫下了一首氣勢磅礡的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這首膾炙人口的七絕詩后被周恩來在旅日期間多次抄寫過，並曾將其中的“難酬”改過“不酬”。他旅日期間寫的學校日記扉頁上就抄寫有這首詩。日記本上的這首詩旁，周恩來全文抄錄了蘇軾的“大江東去”詞，似乎明確詮注，“大江歌罷”就是指吟罷蘇軾的這首詞，並非如有的人所推測的那樣，是“泛指氣勢豪邁的歌曲”。在這本日記的首頁上，周恩來寫道：“我今年19歲了，想起從小兒到今，真是一無所成，光陰白過。既無臉見死去的父母於地下，又對不起現在愛我教我照顧我的幾位伯父、師長、朋友﹔若大著說，什麼國家、社會，更是沒有盡一點力了。俗語說得好：‘人要有志氣’。我如今按著這句話，立個報恩的志氣，做一番事業。”

這年9月，他由天津登輪東渡。南開學校畢業生在日本留學的很多，不少人原是周恩來的好友。他的同班同學王朴山隻比他早到東京3天。南開創辦人嚴修的兒子嚴智開（季沖）正在東京美術學校學習，即將畢業。其他同學還有童啟顏（冠賢）、陳鋼（鐵卿）、張鴻誥、張瑞峰、高仁山、吳瀚濤、劉東美、楊伯安等。在東京，一些先期到達的同學，在東京組織了南開同學會，總干事是童啟顏，周恩來去后不久被選為評議員。

由於住處緊張，周恩來在東京神田區一家家具店的二樓，同一個早住在這裡的姓陳的中國留學生擠住在一個“貸間”（日本有些房主將多余的住房出租，並承辦租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稱為“貸間”）裡。以后為了尋找房租便宜的地方，又多次移居。由於經濟拮據，吳瀚濤和其他幾位南開的老同學商定每月給周恩來捐助10塊銀元。

初到日本，周恩來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語言關。這不僅因為日文是他在日本生活和求學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是日本大專學校入學考試的重要科目，而且還因為他在南開學校所學的數學、物理、化學等科使用的教材和詞匯都是英文的，如果日文不過關，對其他科目的考試也會帶來很大的困難。為此，到日本不久，即10月間，他進入神田區仲猿樂街7號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大學考試的課目，主要是學習日文，也復習一些其他課程，為報考日本大專學校做准備。他和南開同學張鴻誥都准備報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可以得到官費學習的待遇。

在那富麗豪華的東京，周恩來保持著艱苦朴素的本色。平時，穿著日本式的一般學生服去上課。飲食上，他總是吃些最便宜的飯菜，如青菜和豆腐之類的食品，很少吃肉食。為了節省開支，他堅持“每日自作飲食”，“廢止朝食，不食葷食兩主義”。盡管生活艱難，他不但沒有降低自己的求學熱望，相反更堅定了自己努力學習、探求真理的決心。

11月，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震撼了世界。日本廣泛報道了這一事件，他到報亭去買報紙，細心閱讀，開始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勝利實踐對日本的社會調查和在國內的切身體驗進行反復的對照、比較和分析。

考期越來越臨近，家裡的景況一天比一天困難，使周恩來憂心如焚。他在1918年1月的日記裡寫道：“我現在惟有將家裡這樣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時時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費，那時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個報恩的日子。如今我搬到這個貸間來，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靜，正好是我埋頭用功的日子。”同月的日記裡還寫道：“我想我現在已經來了4個多月了，日文日語一點兒長進還沒有，眼見著高師考試快到了，要再不加緊用功，不要（說）沒有絲毫取的望，就是下場的望恐怕也沒了。”“我一個人，除了念書，還有什麼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時候不再給我留了。”

在准備考試的同時，周恩來並不一味地死讀書。他利用一切機會觀察和了解日本社會，從周圍的實際生活中去學習。他總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日本是中國的近鄰，過去也蒙受外國列強的欺凌，為何明治維新后卻一天天強盛起來。中國的路該怎樣走？他到日本后曾給南開學校同班同學沈天民寫了一封長信，並附寄一本英文版的《日本時代精神》。他同在東京的南開同學往還密切，經常到中華青年會去看報，注意觀察日本社會。他在日記中寫道：“無處不可以求學問，又何必終日守著課本兒叫做求學呢？我自從來日本之后，覺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學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一切的行事，我們留學的人都應該注意。我每天看報的時刻總要用一點多鐘。雖說是光陰可貴，然而他們的國情，總是應該知道的。”“梁任公有一句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我是很贊成的。蓋現在的人總要有個志向，平常的人不過是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

周恩來苦苦思索著中國的出路，再加上個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況，他到日本后有一段時間苦悶幾乎達到極點。在異國的孤寂之感，使周恩來萌生了這樣的怪念頭：能不能用當時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思想來擺脫自己內心難以忍受的痛苦。經過一段時間的理性思考和思想斗爭，他很快拋棄了“無生主義”的想法。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為孤單獨處的緣故，看著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繞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如排棄萬有，走那‘無生’的道兒，較著像少事的。鬧了多少日子，總破不開情關，與人類總斷不絕關系。雖不能像釋迦所說‘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麼大﹔然而叫我將與我有緣的一一斷絕，我就不能，那能夠再學達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這個苦處擾我到今年1月裡才漸漸的打消了。”

最艱難的日子終於過去。春天來臨，日本的秀麗景色使他的心情逐漸開朗。1918年2月11日，是農歷戊午年的春節。周恩來在這天的日記裡是這樣寫的：“我平生最煩惡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為便於言行一致，他把自己在新的一年裡應做的方針定為：“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

這期間，周恩來思想的穩定和認識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新青年》雜志對他的影響。當周恩來在南開學校讀書的時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雖在書鋪裡買來看過，但不過是隨便瀏覽一下，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他在旅日日記中記述這件事說：“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裡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志沒有什麼特別的去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裡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在周恩來從天津動身赴日本求學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給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號。他將這本雜志帶在身邊，赴日途中開始閱讀，漸漸對它喜歡起來。到東京后，又從嚴智開那裡見到《新青年》第3卷的全份，借回去看，受到一些啟發，覺得“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到了極端苦悶時，他又把《新青年》第3卷重新找出來，重新閱讀。他在日記中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於其中所持排孔、獨身、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其中宣傳的新思想強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頓時感到眼前變得豁然開朗。

這以后幾個星期，周恩來集中精力投入東京高等師范的入學考試。考試是在3月4日至6日進行的，共考日語、數學、地理、歷史、英語、物理、化學、博物8科，還進行了口試，結果沒有被錄取。這對他自然是個不小的打擊，但他精神上並沒有沮喪，較能平靜地對待，似乎這在預料之中。盡管未能考取，但經歷了這番考試，對於日本官立學校考試的內情稍為明白了點，題目也知道怎麼出、怎麼答了，有了這種經驗，7月間再考第一高等學校心裡覺得有點門路了。如此一想，雖然為這次考試忙了許多天，也不算白費勁，到底是功夫沒有白用的。

跟周恩來同時報考高師的張鴻誥被錄取了該校物理科，他為張鴻誥慶幸和祝賀。但張鴻誥卻另有想法，希望進第一高等學校，他的願望是學工科。可是，如報考一高，則必須從高師退學，退學並不復雜，但退學后能否一定考取一高呢？張鴻誥沒有把握，他躊躇不決，找到周恩來商量。

“你不能隻顧一時的得失，動搖多年的志願，”周恩來說，“應該根據國家的需要與個人在哪一方面能發揮更大作用來決定取舍。你既然能考上高師，為何怕考不上一高呢？” 張鴻誥應道：“對，我不能去學自己所不願學的東西。”在周恩來的鼓勵下，張鴻誥毅然退掉了高師學籍，努力准備，與周恩來一起迎接7月間一高的考試。

周恩來深知一高比高師難考，他在3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我自從考完了師范后，心裡頭非常的著急，以為7月裡考第一高等，功課若不預備好了，定然沒有取上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從現在起起首用功，斷然沒有把握。”他定了計劃：每天讀書13小時半，休息和其他事3小時半，睡眠7小時。

4月中旬，南開學校的兩位奠基人嚴修和張伯苓在赴美考察教育途中抵達東京，透露南開將組建一所全日制正規大學，許多經費來自於美國。在東京學習的南開學生設宴款待這兩位師長。周恩來出席了晚宴，后來又去看望嚴修，兩人做了長時間的談話。期間，嚴修對周恩來學業成績不佳感到有些失望。

大約從4月初開始，陸續傳出消息說：日本政府准備同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以鎮壓俄國革命。這個消息給了中國留日學生很大的震動。周恩來非常關注這件事。他在日記上記道：“閱英文報，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條要求於中國矣。”又記道：“早起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憒憒，奈何！”

5月初，消息越傳越緊了。周恩來5月2日的日記記道：“觀報多時，國事益壞矣。”這時，第一高等學校的中國留學生首先發動起來，主張全體留學生離日歸國以示抗議。他們派代表四處游說，並且發布傳單征求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的意見。其他學校的學生也紛紛集會響應。有些激烈的學生破指寫下血書。

5月5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會議“以外患緊急，祖國危殆，群議組織團體，共圖挽救之法”，決議成立“大中華民國救國團”。6日，救國團成員40多人在神田區的中國飯店維新號樓上召開秘密會議。日本警官和偵探數十人突然持刀沖入，拳打腳踢，並將與會學生全部雙手反縛，送往西神田警署。中國留學生滿懷悲痛。10日，傳來消息：著名報人彭翼仲本月2日從輪船上蹈海而死。周恩來在當天日記中錄下他的絕命詩中的兩句：“霹靂一聲中日約，亡奴何必更貪生？”這件事對他是強烈的刺激。

16日，段祺瑞反人民之道而行之，悍然同日本政府秘密簽訂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這使留日學生更加憤慨。許多留日學生罷學歸國，先后達400人。21日，十數校學生在北京舉行示威游行，並派代表到上海，組成學生愛國會（后改稱學生救國會）。

愛國的波瀾，沖擊並改變了周恩來的生活。民族危亡的嚴酷現實使他的滿腔熱血沸騰起來，無法再沉下心來埋頭准備考試。5月間，他的日記內容幾乎全部是記載這次留日學生愛國運動的情況。他參加各種集會，散發愛國傳單。5月19日，又參加了留日學生中的愛國團體——新中學會。

新中學會以聯絡感情、砥礪品行、闡明學術、運用科學方法刷新中國為宗旨，規定以“赤心”為會徽，表示赤膽忠心為國為民，同時也含有熱烈、勇敢和會員間赤誠相見的意思。新中學會在東京早稻田租定一處會址，有十七八間房子，題為“新中寄廬”。每星期日上午，舉行會員座談會，或談論國家大事，或交流個人學習心得。

新中學會組織學生舉行各種集會，抗議中國軍閥無恥賣國。學生們舉行游行，周恩來與新中學會成員中的約100名學生一起前往中國領事館，遭到警察的阻止，周恩來對警長說，他們的游行並非騷動，僅是要遞交一份請願書。他既彬彬有禮，又義正詞嚴。警長不得不撤走警察，並稱贊他們秩序井然。當晚，周恩來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分析中國衰弱的原因，“全是因為不能圖新，又不能保舊，又不能改良”的緣故。他接著說：“我們來到外洋求真學問，就應該造成一種新東西的民族樣子去主宰我們自己的民族，豈不叫比著外人強萬倍不止了麼？所以我剛入這會，見著這個‘新’字，心裡頭非常著痛快，望諸同志人人心中存著這‘新’字，中國才有望呢！”

7月2日至3日，周恩來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由於積極地投入愛國運動，考試成績不夠好，沒有被錄取。周恩來的心情非常懊喪。他在日記中寫道：“昨前兩日試驗失敗，心中難堪異常。”“這叫做自暴自棄，還救什麼國呢？愛什麼家呢？不考官立學校，此羞終不可洗。”

7月28日，他離東京回國探親。7月29日，在東京函館商業學校任教師的元木省吾，因事從東京乘坐到下關的快車前往香川縣。上車廂后，在他前面坐著一位中國青年留學生，說是要回天津去的。他們在車上結識后就交談起來，話題涉及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方面。車到岡山縣車站，元木省吾要下車了，兩人便交換了名片。元木省吾仔細一看，名片上面有石印楷書“周恩來”3個字，名片下角有“翔宇”兩個字。互相告別時，周恩來親手用鋼筆在名片上補寫上校名“東京神田區高等預備學校”。

當天，元木省吾在日記中寫道：“我和坐在對面的那個留學生周恩來敘談了日本文學和支那文學的情況，他是來日本留學的青年，他日語講得很好，也有不懂的地方。他問我能用英文談嗎？我想這也是測度自己英語講到什麼程度的好機會，就同意了。使我吃驚的是，自己連一些日常用的單詞都忘了，成了不會語法的英語。后來我們終於在紙上用寫漢字的方法，進行了交談。他很能講，雖然是浙江人。我們交談的面很廣，有幾段是談天津學習的事情、中國有名的作品、中國的字典以及日中友好等等。尤其是我稱贊了中國之后，他顯得非常自豪。最后他給我留下了姓名，並希望經常給他寫信，我也把自己的姓名留給了他。”

元木省吾把這張名片珍藏了50多年，1972年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以后，元木省吾和夫人芳子非常高興，他們凝視著這張發黃的珍貴名片，多麼想到北京看看這位已經成了中國總理的周恩來呀。可是元木省吾不久病重，不能成行了，他在逝世之前多次囑咐夫人芳子，一定要保存好這張名片，“將來有機會務必交給周恩來”。芳子從此一直在等待這一天的到來，但是周恩來竟過早地逝世了。噩耗傳來，芳子噙著眼淚說：“沒有想到名片還沒交到周恩來先生的手裡，他就離開了我們。”從此，她更加珍視周恩來當年交換的這張名片，視為“傳家寶”，視為兩國人民友誼的見証。

再說，當年周恩來乘船渡海，到朝鮮釜山改搭火車回國。8月1日，回到天津。7日，回到母校，探望了師友們。3日后，又到北京住了一個星期，去看他的生父。9月4日，重新回到東京。

在他歸國的這段時間內，日本發生了席卷全國的米騷動。這次騷動的直接導因，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后在國內大量收購軍米，造成米價高漲，嚴重影響人民生計的維持，接連發生襲擊米店事件。9月中旬，日本軍隊開槍鎮壓礦工，打死13人。

周恩來原來同許多留日學生一樣，把日本看作中國學習的榜樣，想從中找到救中國的出路。現在，在日本突然發生這樣巨大的事變，強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的視野擴展到日益尖銳的社會問題上來。既然日本社會的發展道路並不是那樣完美無缺，中國在考慮自己的未來前景時，自然也必須對社會問題給予嚴重的關注。

由於親眼看到米騷動中暴露出來的嚴重社會問題，使他對這個問題有了更多的關心。他在10月的日記上寫道：“二十年華識真理，於今雖晚尚非遲。”他的思想，已經逐漸傾向俄國式的社會主義。

重回日本后，周恩來寄住在東京神田區三崎町南開同學王朴山家的樓上。當時周恩來給人的印象是：沉著，冷靜，不愛說笑話。每當談論問題時，總是講些國家的大事，民族的前途，青年一代應該怎樣學習。另一個印象是：生活朴素，學習刻苦，博覽群書，知識淵博，記憶力強，條理清晰。每次外出散步，他從來不在馬路上溜達，而是走得很快，去書店翻書閱讀。

周恩來利用當時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躍，介紹各種社會學說的書籍較多，自己又能夠閱讀英文和日文書籍的有利條件，讀到了不少宣傳介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著作。1919年1月，河上肇主編的《社會問題研究》創刊。該刊第1冊到第3冊連載了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介紹了《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第4冊上登載了河上肇譯的馬克思《雇佣勞動與資本》全文。周恩來是這個刊物的熱心讀者，他細心閱讀，認真思考，將其與其他各種學說進行比較，思想上開始越來越多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到日本留學，周恩來原本是想通過親身考察和學習，仿效日本社會的發展道路來尋求拯救中國的方案。然而，日本國內階級壓迫的嚴酷現實使他對日本社會越來越感到失望，加之十月革命開辟的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對他的影響，使他繼續留日的打算漸漸有了改變。1919年3月，周恩來再次得知母校南開學校要創辦大學部的消息，毅然下決心放棄留日深造，准備回國學習。

3月間，周恩來離開東京。臨行，他的好友、南開學校的同學張鴻誥等人設宴為他餞行。張鴻誥與周恩來在日本期間保持著密切的交往和友誼，這時，他已經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好友即將分別，他請周恩來題詩留念。周恩來欣然提筆，將他第一次東渡時所寫“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抄贈，並在詩后附言：“返國圖他興，整裝待發，行別諸友，輪扉兄以舊游邀來共酌並伴以子魚，慕天，醉罷此書，留為再別紀念。”周恩來還將自己十分喜愛的梁啟超《自勵》一詩，書贈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的南開同學王朴山：“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4月，周恩來回國途中在京都停留了一段時間，住在就讀於第三高等學校的南開同學吳瀚濤那裡，並看望了在京都讀書的南開同學。在此期間，他還游覽了京都著名的嵐山和圓山公園。他看到櫻花開時，滿樹吐蕊，芳香四溢，淡紅嬌嫩的櫻花如雲似海。人們像潮水一般涌到中野、上野觀賞櫻花，男女老少在櫻花樹下載歌載舞，盡情歡樂。櫻花的花期很短，一場春風或一場春雨襲來，盛開的櫻花片片散落，輕輕飄揚，繼而像鵝毛大雪奔瀉而下，既像凱旋，又像視死如歸，是那麼壯觀，那麼豪邁。周恩來為之驚嘆、為之折服，先后寫下了《雨中嵐山——日本京都》、《雨后嵐山》、《游日本京都圓山公園》、《四次游圓山公園》等4首白話詩，詩中蘊含著復雜的思想感情。其中，《雨中嵐山》一詩寫道：“雨中二次游嵐山，兩岸蒼鬆，夾著幾株櫻。到盡處突見一山高，流出泉水綠如許，繞石照人。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周恩來告別了櫻花盛開的日本，由神戶乘輪船返回生他養他的親愛而又充滿苦難的祖國。在他隨身的行李中，還帶有河上肇寫的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刊。

輪船停靠大連港。周恩來先去沈陽看望伯父，后又到哈爾濱東華學校做客。學校已開辦3年，周恩來對東華刻意效仿南開頗贊賞，但他以為南開也有不足之處，不能全部照搬。對東華現狀，他也提出了不少改進建議。未料，校長鄧潔民向周恩來提出，請他留下執教，教員張西曼也在一旁勸說。執教，固然可走“教育救國”之路，但事實上這條路走不通。何況，周恩來要回天津“圖他興”，他有自己的宏遠抱負，便婉謝了鄧潔民的邀請。

4月底，周恩來返抵天津，回到了他的第二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