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南開學校為校刊撰寫評論新聞報道

編者按：周恩來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聖、大智大勇、鞠躬盡瘁。他出身名門，卻是苦難童年﹔從小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求索救國救民真理﹔拒絕蔣介石委任要職，發動組織指揮上海工人運動和南昌起義，實施戰略大轉移，力主毛澤東進黨中央領導核心﹔處置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赴國統區與蔣介石斗智斗勇，艱難推進民主進程﹔開國前夜，秉筆起草《共同綱領》，籌備開國大典，組建政務院，運籌抗美援朝，編制“一五”計劃﹔代表新中國走上國際舞台，打開外交局面，實現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撐危局，殫精竭慮保護干部，千方百計維持經濟運轉，果斷處置林彪事件﹔病魔纏身的晚年歲月，同江青一伙較量，把鄧小平重新推上前台——這些歷史的內情或迷局，生動再現了一代偉人的真情與風採。以下為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來》節選。

南開最好的學生

1914年3月14日下午，敬業樂群會成立大會在南開學校大禮堂舉行。大會先由張瑞峰致開幕詞，指出社團意取“敬重學業，聯絡感情”，宗旨為“以智育為主體，而歸宿於道德，聯絡同學之感情”，“辨難析疑，軼出於課程之外，研究各種學識”，“補教科之不及”。繼而，請張伯苓校長發表演說。校長的話不外是講處世立身之道，由樂群、合群而愛國，層層遞進。接著，宣布了經選舉產生的負責人員名單，張瑞峰為會長，常策歐為副會長，周恩來為智育部長。最后，學校新劇社演出了新劇（即話劇）《五更寒》助興。

敬業樂群會設在校舍東南角的一間平房內，周恩來的課余時間，幾乎都用於會務，要找他，沒准總在敬業樂群會，他成了這個團體的實際主持者和中心人物 ，后來擔任副會長，到第三年才擔任會長。

敬業樂群會會員最初為20多人，后來逐漸發展到280多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會員中不僅有低年級同學，也有許多高年級同學，甚至校外也有它的會員，一些老師也成了會友。校長張伯苓對敬業樂群會一開始就很支持，校方在經濟上也給予資助，為該會的活動開展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智育部利用每星期一、三、四、五4天的課余時間開展各種活動。他曾帶頭一次就捐獻了《大同報》、《立國根本談》、《東方雜志》等16本書刊，發動會員捐獻書籍，辦起了敬業樂群會圖書館。經常邀請老師做專題報告和輔導，有時還邀請校外知名人士來會講演、座談，如吳玉章、黃炎培等就曾到校和會員座談。這些活動大大開闊了會員的眼界，增強了學習興趣，培養了愛好、特長，激發了大家奮起救國的革命熱情，確實起了“補教科之不及”的作用。

該會針對青少年的特點，經常開展各種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文娛活動。如在茶會上，大家歡聚一堂，講趣語，說笑謎，表演相聲、雙簧、幻術，或舞劍，猜燈謎以及開展棋類比賽等。據當年校刊報道，周恩來的趣語和幻術表演很受歡迎，常常引起大家捧腹大笑。

組織會員走向社會，接觸實際生活，是敬業樂群會的另一項重要工作。1915年10月，敬業樂群會由周恩來出面組織了會員參觀團到天津的水產學校、高等工業學校及幾所小學參觀，了解當時的教育情況。參觀后，他們就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的觀點展開討論。1916年5月，該會又組織了一次參觀活動。在周恩來的帶領下，同學們參觀了農業實驗場、工業試驗廠和農事講習所，接觸到了一些近代工業的先進設備和技術。這些活動使周恩來和其他同學了解到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知識，感到收獲很大。

除擔任智育部長外，周恩來還負責經辦一切會務工作，同時主編《敬業》會刊。該刊內容豐富，文字清新，論理精辟，插圖優美，流行亦廣，影響很大。周恩來在該刊上曾以“飛飛”、“翔宇”、“恩來”署名發表了大量的時事、評論、小說、詩歌、譯作等。

1915年1月19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提出中日密約“二十一條”，袁世凱屈從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竟於5月9日答復：“除第5條容后協商外，其余各條完全承認。”袁世凱賣國的消息一經傳出，遭到了全國各界人民的強烈反對。

反袁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在神州大地激蕩，南開校園頓時失去平靜。周恩來為了反對“二十一條”和后來袁世凱稱帝，鼓動同學把南開學校禮堂門楣上用袁世凱的號“慰廷”題的“慰廷堂”的橫匾摘下來砸掉。

6月6日，他在敬業樂群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憤怒聲討日本侵略者和袁世凱的賣國罪行，大聲疾呼：“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的賣國條約！”

當天下午，天津河北公園召開天津“救國儲金”募款的群眾大會。神州淪亡的危機感激起群情振奮，愛國縉紳、商界人士、學界名流，紛紛登台發表演說。當主持演說會的主席宣布“現在請南開學校周恩來君演說”后，年僅17歲的周恩來身穿洗得干干淨淨、已有些泛白的藍色舊長袍，從容鎮定地健步登上講台。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掃視了一下全場的聽眾，聲情並茂地開始了演講：“諸位，此次中日交涉，我政府不得已而承認，推其原因，我愛國人必曰：器械不精，軍務不良，有以致之。然非我經濟界之匱乏，亦必不致有此之大辱。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財政上之不充足，遂不能自立兵工廠，造軍械等。械不精，雖有亟勇之軍人，亦斷不能立足於疆場。故此次之失敗，雖純粹名之曰經濟之失敗可也。設我國之財政非困難如是者，吾恐他人之哀的美敦書未必至，而我國民之熱血亦足可洗今日之羞也。”

“嘩——”仿佛平地卷起一陣風暴，掌聲打斷了周恩來的演說。他受此感染，興奮地環顧四周，掌聲甫停，他繼續演說：“夫因無財而受屈辱，則今后欲圖自強，舍謀經濟界上之活動外無他道也。欲謀經濟之發展，必先圖財政之充足，必先使基本金之有著，然后始可振興實業、立兵工廠、增進軍備、提倡教育。而籌此偌大之基本金，方法不外二道：一則借外債。但此種款，用處須有限制，不能任吾所欲為。況債台多筑一層，吾等人民則多一層擔負，而經濟界尤困難一步。吾知愛國之士，決不願借外債以度日，而為波蘭、埃及之屬也……”

這番演說把經濟發展之途徑、經濟與外交之關系、外人借債於我旨在實行殖民統治之實質一一道破，自然又贏得一片掌聲。他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脅迫袁世凱賣國政府接受所謂“二十一條”的奇恥大辱和袁世凱與英、法、日、德、俄5國銀行團簽訂《善后借款合同》的賣國勾當激憤地表示要奮起圖強，“湔雪”此恥。

演講完畢，周恩來揣著敬業樂群會會員籌集的儲金走向登記處。這些錢是微薄的，可他們已盡其所有，當他在登記簿簽上自己的名字時，他感到少有的欣慰……

“極目青郊外，煙霾布正濃。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蹤。”“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燕子聲聲裡，相思又一年。”這是周恩來最早的詩歌作品，即1914年發表在《敬業》創刊號上的《春日偶成》（二首）。周恩來的詩，以深沉的目力和銳利的眼光，透過春意盎然的大自然景象和祖國美好河山的描述，揭示了祖國的危難，人民的痛苦，抒發了他熱愛祖國和人民，追求進步和光明的熱烈情感。

1915年8月，南開學校校刊更名為《校風》周刊，這是由學生自辦的校刊，每周出一期，公開發行。該刊有工作人員四五十人，分布在各年級各班，每年選一次，編輯部有6名編輯代表，周恩來是1916年和1917年的編輯代表。

1916年1月，周恩來擔任《校風》文苑部部長，3月起兼紀事類編輯，9月擔任紀事類主任和經理部總經理，主要負責財務收入、印刷、校對、廣告、發行等事務。他的工作既繁重又瑣碎，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有時他還要親自到印刷所去檢查印刷質量和保証每期准時出版。除此而外，他還親筆為該刊撰寫很多評論文章和新聞報道。他的文章題材范圍廣，論述方面多，從政治、經濟、文化到地理、風俗，從國際國內大事到球訊往來消息，他都有所評論、記述，這些作品寫得有條理，有內容，有判斷，並有引人入勝的風趣，同學們都爭相傳閱。

在學校裡，周恩來還先后擔任過演說會副會長、國文學會干事、江浙同學會會長、新劇團布景部副部長、暑假樂群會總干事和班中干事。

當時，天津各中等以上學校每年均聯合舉行一次校際辯論講演比賽，由各校派出3名代表參加。根據比賽的題目，各人盡力闡述發揮，互相辯駁，優者為勝。周恩來曾代表南開學校多次參加過這樣的比賽，他特別善於演講，長於雄辯，他的演說總是那麼激動人心，富於感染力，因而使南開學校連續兩次獲得全市中學校際講演比賽第一名。

周恩來杰出的演說能力是下過一番苦功的。他經常勤學苦練，從內容到聲調，從儀容到姿態，廣泛征求同學意見，有時在宿舍裡對著鏡子練。他還苦練即席講演的能力，不打稿，不准備，得到題目后立即發言，出口成章，機智敏捷。

那時，社會風氣沒有大開，男女不能同台演出。由於周恩來身材修長，體態勻稱，儀表英俊，風度瀟洒，同學們一致推舉他來扮演婦角。在學校新劇團裡，周恩來除負責布景外，還在《一元錢》等新劇中多次扮演女主角。周恩來辦什麼事都認真。為了演好戲，他常同擔任《一元錢》男主角的同學李福景一起揣摩劇情，說是要“生活於劇中”。《一元錢》的演出，曾在天津轟動一時，並在1915年暑假中到北京青年會公演，博得好評。

張蓬仙是周恩來在南開時的同學好友，兩人關系甚密。1915年11月，張蓬仙的父親給張蓬仙爭取到一個留日名額。張蓬仙退學回吉林時，周恩來贈詩3首。其一曰：“相逢萍水亦前緣，負笈津門豈偶然。捫虱傾談驚四座，持蟄下酒話當年。險夷不變應嘗膽，道義爭擔敢息肩。待得歸農功滿日，他年預卜買鄰錢。”其二曰：“東風催異客，南浦唱驪歌。轉眼人千裡，消魂夢一柯。星離成恨事，雲散奈愁何。欣喜前塵影，因緣文字多。”其三曰：“同儕爭疾走，居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群鴉戀晚樹，孤雁入寥天。惟有交游舊，臨岐意悵然。”全詩似乎寫的是學友別離之情，然深蘊周恩來為國為民的沖天志向，一腔愛國熱情溢於言表。該組詩曾發表在1916年4月出版的《敬業》第4期上。

張蓬仙臨行前，周恩來又拿出一隻他家祖傳的細瓷硯台送給張蓬仙以作紀念。這隻硯台有52開紙大小，正面是九條龍，硯台的顏色是綠色，龍呈黃色，硯台的背面有 “大明萬歷年制”字樣。1921年，張蓬仙的二妹張世仙結婚時，張蓬仙將硯台作為陪嫁送給妹妹，張世仙一直珍藏到她去世。

1916年6月，北洋軍閥張勛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妄圖復辟封建帝制。南開學校國文教師張皞如獲此消息，異常憤慨，寫下《傷時事》一詩：“太平希望付煙雲，誤國人才何足雲。孤容天涯空涕淚，傷心最怕讀新聞。”憂憤之情，溢於言表，卻又難以自抑和排解，對時局流露了一種無可奈何的低沉情緒。

周恩來讀后感慨萬千，心中如搗，隨即和了一首《次皞如夫子〈傷時事〉原韻》：“茫茫大陸起風雲，舉國昏沉豈足雲。最是傷心秋已到，虫聲唧唧不堪聞。”

這年10月，周恩來以“飛飛”署名，將該詩發表在《敬業》第5期上。正是在這個月，周恩來發表了《中國現時之危機》的演說，其中對張勛等的復辟行徑，予以義正詞嚴的抨擊：“試問督軍何人？徐州何地？乃竟有十三省聯盟之事，自為盟主，干涉憲法，取消國會，改組內閣，排擠總長，甚而至有廢舊約法之議……此而不為違法，天下寧復有違法之事乎！而當局者猶日事敷衍姑息，借緩時機。夫以此種蠻橫之人，僅知固其勢，保其位，焉有所謂國家思想哉！”實際上，斗爭矛頭已不局限於張勛等北洋軍閥，而且，指向了北洋軍閥政府的最高統治者。

在南開學習的4年中，周恩來與老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深得校長張伯苓的器重，每隔幾個星期，他總要在休息日到張校長家去長談。張校長每次總要留他吃飯，有時吃貼餅子，煮稀飯，煎小魚。把他當成自家人，張伯苓常對家人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

校董嚴修也很賞識周恩來的人品和才學，他曾稱譽周恩來“有宰相之才”。他的長子嚴智崇曾從北京寫信向父親提出：“周恩來之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為可以為六妹（嚴智安）議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嚴智安是嚴修最小的女兒，當時在北京貝滿女中讀書。嚴修的家人想促成周恩來和嚴家六小姐的姻緣。對校董的厚愛，周恩來很感激，但婚姻大事絕非兒戲。他在一次散步時對好友張鴻誥說：“我是個窮學生，假如和嚴家結了親，我的前途一定會受嚴家支配，因此辭卻了。”

1917年6月26日晚，南開學校第10次畢業典禮隆重舉行。袁氏政府國務卿徐世昌、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等社會名流應邀出席。

校長張伯苓致畢業典禮辭后，給畢業生頒發畢業文憑。周恩來接過畢業証書一看，上面寫道：“中學部學生周恩來，年19歲，浙江省紹（興）縣人，於中華民國六年六月業將功課肄習完畢，計得畢業分數八十九分七二。”

接著，頒發優秀學証書和獎品。當校方把“國文最佳獎”金質獎章頒發給周恩來時，場內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繼而，周恩來代表全體畢業生致答詞，答謝師長、來賓，致同學之殷殷祝賀，表達了保存南開榮譽於永久之願望。

那天，同學間相互贈言留念，周恩來在同學王朴山的本子上寫下：“浮舟滄海，立馬昆侖。”在《畢業同學錄》裡，對周恩來有這麼幾句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造成斯績。善演說，能文章，工行書。曾代表本班與全校辯論。於全校文試，奪得首席，習字比賽，復列其名，長於數學，往往於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賽速，兩列前茅。畢業成績仍屬最優。”

充實、豐富的中學時代結束了，周恩來在各個方面都得到了鍛煉和提高。周恩來回顧往事時，曾感慨地說，天津是我青年時代的故鄉，“我還是感謝南開中學給我的那些啟蒙的基本知識，它使我有可能尋求新的知識”。1951年2月24日，周恩來重返闊別多年的南開學校，滿懷喜悅之情走上禮堂講台，親切地對師生們說：“這是我的母校，沒有疑問，那時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但我也學了一些知識，鍛煉了辦事能力。以后我參加了革命，思想認識提高了，工作能力增強了，這是共產黨經常教育的結果，也是和我在火熱的斗爭中得到多年艱苦鍛煉分不開的。”

中學時代畫上了句號，周恩來的人生開始掀開新的一頁。